朱光亚先生是我国“两弹一星”的著名元勋，是“两弹”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也是我国核科学教育事业的奠基人。我这辈子因有幸成为他的学生而感到幸福和自豪。光亚老师毕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奉献科教、淡泊名利、服务人民的优秀品格向人们展示了他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他对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高度责任感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我国科教领域的光辉典范。

朱老师早年曾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后成为当年联大最年轻的助教。1945年，美国爆炸的两颗原子弹唤起了中国人研制原子弹的想法。当年吴大猷教授受委托推荐两名物理专业的优秀青年去美国学习原子弹，一位是光亚老师，另一位是李政道先生。出国前，吴大猷先生特意为他们开了量子力学课。1946年秋，朱老师进入吴大猷先生母校攻读实验原子核物理，1950年获密执安大学博士学位。从那时起，热爱祖国、献身事业、报效人民就成为贯穿光亚老师毕生事业的一条红线。他曾是密执安大学的中国留美学生会主席，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后，他带头把抗战时“打倒列强”的歌，填上“赶快回国”的词，推动留学生回家报国。接着他又在1950年3月为全美《留学生通讯》牵头起草并发表了一封长信，其中写道“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在这封信上签名的有他和侯祥麟等52位留美学子。据说在他们的带动下，1950-1955年间，由海外回国的学子有上千人。1950年4月，年仅25岁的光亚老师，拒绝了美国有关当局的资助，带着在国外采购的有关物理实验的材料回国任教，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物理系最年轻的副教授。来北大以后，他立即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第一线，同时讲授光学和普通物理课程。他认真、精心地准备好每一堂课。许多看似枯燥的物理概念，经他深入浅出的一讲就变得生动有趣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针对美国威胁说要在朝鲜半岛使用原子弹，朱老师写了题为《原子弹与原子武器》的文章，说明原子弹的原理和防御方法，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反对原子战争。1951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在此基础上撰写的专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这是我国系统介绍和论述这方面专业知识的早期学术著作之一，也是朱老师回国后首次用所学专业知识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使用核武器的正义事业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1952年，光亚老师奉调去朝鲜板门店，作为翻译参加停战谈判。在这场艰难的谈判桌上，他又一次利用他的专业知识，与美国的核讹诈做了坚决的斗争。在与对手的较量中，为祖国立下了功勋！年底回国后，他又被作为骨干力量从北京大学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今为吉林大学)参加物理系创建工作。同年，我正好因院系调整由大连理工大学转入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习，从而在1953年赶上了光亚老师给我们开的原子物理课。

那时同学们听说他是从北京大学来的原子核物理专家、是系里最年轻的教授，又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代表团中，参加过举世瞩目的板门店谈判，为国家立下了功勋，所以在我们的眼里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是我们一心想学习的又红又专的榜样。同学们都怀着十分尊敬和诚挚的心情来聆听他给我们开设的原子物理课程。

光亚老师热爱教育、热爱学生。当时的物理系因处于初创期，老师们的教学工作都十分繁重。尤其是光亚老师，不仅要给我们讲原子物理课，同时还担任着一年级的力学和热学课的全套教学任务以及副系主任等行政工作。面对这么繁重的任务，他夜以继日忘我工作，全付精力倾注教育。他虽然在科学上已有很高的造诣，但是为了给我们讲好每一堂课，每周总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心编写讲义、精心备课。所以每一堂课，他都讲得那么透彻精彩，板书又写得那么工整飘洒，听他的课程真是一种享受！例如他给我们讲量子论时，不是简单的讲述量子论的内容和相关的数学关系式，而是从一些历史背景娓娓道来，引导学生跟着他思考历史上提出过的种种问题，包括什么是黑体辐射，原有理论和实验上出现了哪些矛盾，当时提出的那些假设，普朗克是如何考虑的，他提出的量子论是怎样解决理论和实验矛盾的，当时又曾遭到哪些反对等等。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建立量子论的物理图像，掌握相关的数学方法。这种引导式的教学使课堂上高潮迭起，学生们都听得入神了!光亚老师不仅课讲得好，而且对于学生对课程的掌握也有很高的要求。每周课后他总要亲自到班上来进行辅导，检查同学们的学习情况，鼓励同学们提问。他对学生提的每一个问题，都听得十分认真，有时还用符号把学生提问的要点记在黑板的边上，然后逐一讲解。我记得为了启发我把握科学思维的方式，往往根据我所提的问题的症结，逐一反问我，直到把我问懂为止；有时他也通过评点我的提问，帮助我把握正确的思路和学习方法。总之，光亚老师非常注重在向我们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教我们怎么学习，怎么建立科学、周密的思维方式。平时如此，期末考试时要求就更严了。在口试中，他总是多方面检查你对课程掌握的程度，容不得你在答题中有半点含糊。我有幸留下了一张他对我进行口试的照片，一直珍藏至今，因为他的课给我的教益太大、太深刻了，真是影响深远，受用一辈子！

1954年，光亚老师成为指导我做毕业论文的导师，带我做题为《薄窗型盖格-缪勒粒子计数管研制》的毕业论文。在做论文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光亚老师治学的严谨和细致，以及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记得在阅读文献的阶段，他不仅要求我每周向他报告阅读心得和进展，还要把阅读文献的笔记交上去，由他审阅批改。他对我的笔记看得非常认真细致，在不少我错误理解文献意思或写错符号的地方，他都划上红线，帮助我纠正过来。在他面前，容不得有半点差错。进入论文实验阶段，他更是常来检查有关实验的状况和实验记录数据，还不时的来仔细看我的操作。在他面前，任何差错和疏漏都逃不过他那双锐利的目光，我也常常因而看到自己的许多不足而更加努力的学习。正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在学习如何治学的道路上得到了较大的进步。在计数管研制中需要使用当时国内还没有的一些材料，如很细而有足够机械强度的钨丝和特殊的真空封胶等。为了保证我能做好论文，他就把从美国带回来的许多很珍稀的材料，统统都拿来给了我。这种无私奉献教育事业的精神也是我一辈子所不能忘怀的。正是在他的精心培养下，我通过大学毕业论文完成了我国第一只能检测软贝塔(β)粒子射线的核子计数管的研制。

光亚老师虽然看上去表情很严肃，但他为人十分和蔼。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习，还关心他们的思想进步和成长。我们班上或系里团总支组织的一些活动如学习劳动模范王崇伦或抗美援朝的英雄等，只要请他，他总是有求必应。活动中他有说有笑地和我们打成一片，风趣地用他自己亲身的阅历和故事为我们指点做人的迷津。

1955年5月初，他因国家建设原子能教育基地的需要，调入北京大学参加我国第一个原子核科学技术教育基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即后来的技术物理系，今天的“北京大学核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的创建工作。同年6月，在他的建议下，我也调入北大，工作至今。

我到北大后，他交给我的头两项任务就是招生和负责筹建核物理教学实验室，并要求我在8个月的时间之内，带领几位刚从大学本科毕业的助教，为将于1956年毕业的第一届学生，开出第一套我们自己都从未做过的核物理实验，任务异常艰巨！我有幸再次得到光亚老师的精心指导和不倦教诲。在物研室的初创时期，尽管他作为副主任，还要讲一门“原子核能谱学”的课程，工作负担十分繁重，但他还是经常挤出时间到实验室来对各项工作进展进行检查指导。记得在一个“核子计数管工作性能”的实验中，我经过多次失败和改进之后，终于在示波器上清晰地显示出自制计数管失效的“死时间”的波形。正当我高兴地凝视着波形，暗自欣赏自己辛劳付出所换来的成果时，蓦然听到身后光亚老师的声音“图形很漂亮嘛！”，原来他早就不声不响站地在我身后多时了。他的一句话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在他的耐心帮助和指导下，我们教学实验组终于按期漂亮地完成了任务。

1957年后朱老师奉调离开北大。先去中国原子能研究院领导反应堆和中子物理的研究，后来又经钱三强先生的推荐，担任“两弹”的研制科学技术领导人。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研制工作。在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被称为“纲领性文件”的《原子弹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及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都是朱老师亲自主持编写完成的。在文件中，他集中了大家的意见，经过科学稳妥和精细周到的思考，慎重地向中央建议争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核弹的奋斗目标，并明确提出试验要分两步走，先以塔爆方式进行，再进行空投试验。这个建议经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的中央专委会的审议、批准，正式付诸实施。尽管当时的条件异常艰难，但朱老师认真贯彻周总理“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方针，团结诸多科学家和全体试验人员奋力拼搏，终于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10月16日炸响了。当时我正在英国卢瑟福国家实验室访问学习。这一炸轰动了全世界。我记得那时消息传来，英国的电视立即终止了所有有关大选的广播，插播了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一时间我也成了实验室同行间议论的中心，他们一方面钦佩中国的伟大成就，同时也都想向我了解中国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朱老师和两弹元勋们的伟大成就，使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只有祖国的强大，才能使中国人在发达国家的人民中得到真正的尊重！

尽管朱老师在“两弹”研制之后紧接着又为原子航弹、导弹核弹头和氢弹头的研制呕心沥血地拼搏奋斗，但他在百忙中从没有忘记我这个学生，更关心着他所热爱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每一次他见到我时，总是像以往一样地热情地关心着我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询问他参与创建的北大原子核教育基地的发展情况，还亲笔为我们题写“核科学家摇篮”，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为国家培养核科学方面的高素质人才而献身。为了让我在核心价值观上更深刻的接受两弹研制过程的教育，他两次安排我去马兰试验基地参观学习。在科教事业上，从我从事的加速器研究到承担的863项目，从被选为北大校长到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的工作都不断的得到他的关怀、指导和帮助。有一次我参加863的会，他见我着装不整，还亲切地帮助我整理衣着，扣好领扣，让我感动不已。这种师生之间连绵不断的深切关爱和情谊，是推动我不断进取向上的重要力量。

记得在2003年，国务院决定制订新世纪《科学与技术中长期规划》的时候，规划领导小组分配我承担关于我国基础科学发展的专题战略研究。这是一项有关提高我国科学与技术长远发展和提高我国原创能力的重要任务。我深感肩负任务之重，因此领了题目之后立即找朱老师请教。那时尽管他已年近八旬，而且还承担着总装科技委主任的职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还是答应了我的请求，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和科技委的几位领导一起于2003年8月末，正式接见我和专题研究组的领导成员，和我们进行深入讨论。最后他还有准备的做了总结讲话。他回顾了周总理领导下制订“十二年科技规划”的过程以及“两弹一星”研制中的经验教训，指出基础研究非常重要，是当代高新技术发展的源泉与基石，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是增强全社会的创新意识，提升原创能力的重要基础。最后，他还指出，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应该沿着“学科前沿发展推动与国家需求牵引相结合”的道路发展。专题组的同志们听了之后，大家都感到他的讲话太重要了！这一席高瞻远瞩的讲话既是对我国基础研究的一个深刻总结，为我们指明了规划基础研究的要领和方向，更为我们战略研究报告的总体思路奠定了重要基础!事后朱老师又让他的秘书，把他的讲话整理成文，经他亲自修改后发给我，再一次体现他为人做事的深思熟虑和周到细致。正是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有关基础研究规划的战略研究报告，在国务院的汇报会上得到了温家宝总理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光亚老师80寿诞时，我和中学时的老同学钱绍钧将军一起到老师家祝寿。绍钧也是朱老师教过的学生，而且作为总装科技委的委员，时常工作在光亚老师身边。他看到我们俩人在一起时十分高兴，对着我们说，每次看到一个胖的(指钱委员)就想到还有一个瘦的(指我)，说明光亚老师心中总是关爱着他的学生。2004年7月，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邀我拍摄UP CLOSE (走近科学)的节目。主持人曾问我王大珩和朱光亚等老师对我有什么样的印象，正在我茫然不知所答时，现场的屏幕上突然先后放出了两位老师面对着观众各自说出了一段语重心长的对我鼓励的话，真使我感到师恩如山，毕生难报！

光亚老师在治学、为人、处事等方方面面所表现的对党和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与对国家和人民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为我们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学习他的精神，踏着他的足迹为建设创新型的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