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哲学家约瑟夫·劳斯是科学哲学实践转向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有学者认为，“就其狭义而言”，科学实践哲学“以劳斯为代表”^[1]。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劳斯就成为美国科学哲学界最具争议也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在《涉入科学——如何从哲学上理解科学实践》^{[2, 3]}一书中对20世纪后半叶的科学哲学发展进行了批判性评估，并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实践哲学的纲领，对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传统科学哲学的现代性叙事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对科学哲学的现状感到失望。科学哲学变得越来越学院化和繁琐化，日益远离实际的科学活动，逐渐变成少数人孤芳自赏的神秘活动。^①美国思想史家约翰·赞姆托把1960年至1992年的科学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发展视为不断失败的历史^[4]。作为科学哲学家，劳斯承认，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哲学的发展确实让人沮丧。他看到，科学哲学家们一直纠缠于种种无效的争论之中，如科学是否以及为什么是“合理的”，科学是否表象以及如何表象了实在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即便是那些参与争论的人，也都越来越对科学哲学的现状感到不满。

①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斯蒂芬·温伯格在《终极理论之梦》一书中有“反对哲学”一章。他说：“对物理学家来说没用的东西似乎就是哲学了。”关于科学哲学，他引用哲学家乔治·盖尔的结论：“这些近乎经院哲学的神秘论证只能引起极少数科学家的兴趣。”参见斯蒂芬·温伯格. 终极理论之梦. 李泳译.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134.

针对这一困境，《涉入科学》试图提供诊断和出路。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劳斯对整个现代科学哲学运动的发展及其如何走入僵局提供了独特而深刻的看法。他指出，过去科学哲学的发展一直受到另外一个问题的影响，即国家和文化变得“现代”意味着什么？在种种不同的现代性叙事中，科学技术总是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从一开始，科学哲学运动就与现代性政治学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劳斯看来，前后相继的几个核心的科学哲学传统，从逻辑经验论、后经验论历史主义到趋同实在论，尽管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差异，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更加让人惊讶。这些共同点包括：(1)“三个传统都提供了一个统一化的叙事结构”；(2)“三个传统都假定，关于科学的三个基本的方法论概念(解释、确证和还原/翻译)，在不同的科学学科及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意义在一些重要方面都是保持不变的”；(3)“在理论和观察或实验之间存在一种统一的、有等级的关系”；以及最后最重要的(4)“一种普遍性的意义理论或/和指称理论是必不可少的”。^[3]39显然这些基本假定与流行的现代性叙事存在着根本性的共鸣。^①

① 美国哲学家迈克尔·威廉斯也把传统科学哲学的特点总结为：(1)致力于评估我们关于世界知识的总体性；(2)从某个超然立场出发进行判断；(3)对我们声称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进行裁决。而这些同样也是现代性合法化元叙事的基本要素。参见Willians M. Unnatural doubts: epistemological realism and the basis of sceptic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91:22.

美国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皮特·盖里森最早将科学哲学传统与现代性叙事联系在一起。他注意到，《维也纳宣言》中强有力的国际主义和反传统主义与包豪斯主义和意大利未来主义有明显的共鸣。尽管对于各种现代性叙事来说，自然科学及对自然科学的解释占据着中心地位，而且多数科学哲学都与各种现代性叙事存在着真实的共鸣，但让人吃惊的是，人们却鲜少关注科学哲学对现代性叙事的重要性。因此，盖里森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只是，在劳斯看来，盖里森错误地解读了后实证论从经验转向理论的意义，并忽视了后实证论在何种程度上求助于高度抽象的、普遍性的理论概念等“现代性的叙事框架”，而这与实证论求助于形式方法并无根本上的不同。

至于以传统科学哲学的激进批判者自居的社会建构论，也以为自己提出了一种免于现代主义浸染的科学形象，但也只是一种假象。劳斯敏锐地指出：“建构论常常不自如地摇摆于对理性主义迷信的超现代主义批评和一种反现代主义之间，它的反现代主义太容易从相反的方向重演现代主义叙事。”^[3]49建构论者尽管拒绝了科学进步的现代主义叙事，但实际上只是把这一叙事换成了一个非理性的、意识形态主导的故事。决定科学叙事的因果力量由内部自主换成了外部决定。最终，建构论者们并不否认科学自主性和文化权威性需要某种合法化说明，他们不同意的，只是进步的、客观的、内在的科学图景。

这样一来，如果从现代性运动的视角看，从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高潮时起，现代科学哲学就与现代性叙事紧密纠缠在一起，其自身就构成了这股强劲潮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逻辑实证主义不仅想澄清科学的基本结构，还试图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图景，并发展成一个广泛的文化批判计划。其目标是将那些可被理性重建的话语合法化，而那些非认知的、非经验的探问形式则被抛弃。逻辑实证主义之后的实在论、后实证论乃至社会建构论虽然表面上拒绝了实证主义的形式主义纲领及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但仍然坚持为某种成功的科学进行辩护和解释。他们都假定了这一合法化方案的现代主义叙事的必要性，他们提供的不过是对立的、但依然是整体性的叙事。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库恩、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后实证论者，还是激进的建构论者，都属于传统科学哲学的阵容。

二、 科学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现代性科学哲学致力于从整体上说明科学的合法性，所以埋头于探究理论与经验、表象与实在、主观与客观等方面的问题。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经验论者和理性论者、建构论者和内在论者都各执一端，相互批评，逐渐远离科学的现实活动和具体情景，并一步步走向僵局。劳斯指出，要想走出僵局，“作为合理性、进步或寻求真理的科学史宏大合法化叙事必须要靠边站”，这是因为，“科学实践和信仰的合法化常常是不全面的、发生于特别的语境中、为了特别的目的，大尺度的合法化几乎与此毫无关系。”^[3]60

劳斯提出，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在于它的后现代转向。现代性科学哲学试图从整体上说明科学理论的合理性，而后现代科学哲学则抛弃了这一认识论方式，转向具体的、多样化的科学实践。按照劳斯的标准，那些坚持科学整体合法化宏大叙事的科学哲学和社会学家，诸如库恩、费耶阿本德乃至社会建构论者属于现代性科学哲学传统，而拒绝合法化元叙事的亚瑟·法因、彼特·盖里森、伊安·哈金等人是真正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显然，就科学哲学来说，劳斯所谓的后现代转向，同样可以称之为实践转向。

劳斯集中讨论了亚瑟·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将之视为后现代科学哲学拒绝整体性合法化叙事的典范。法因不仅批评科学实在论，还对那些试图替代实在论的各种反实在论哲学方案，包括建构经验论、社会建构论、新实用主义等，进行了攻击。在劳斯看来，法因提出的自然本体论态度(Natural Ontology Attitude,NOA)“排除了任何对科学进行统一合法化解释的需要”^[3]65。法因认为我们应该按照科学自身的方式来接受科学主张，不需要为之提供任何进一步的解释或说明。诸如真理、实在等概念，在科学哲学那里，是整体性的、本质主义的，而在科学本身的话语中是实地的、实际的。因此，对科学自身来说，这些概念的讨论要结合科学对这些概念的实际的、实地的运用，并考虑到运用的语境。这样一来，NOA势必拒绝对科学的总体性解释，而仅仅关注具体的科学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斯把法因视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①

①劳斯在后文中又认为法因和哈金等人的哲学可以“被理解为推广了的实证论传统，而不是试图去取代它”，参见^[3]94。

实际上，劳斯在他本人更早但同样影响广泛的著作《知识与权力》^[5]中，试图通过对科学实践的考察，来构建一门科学的政治哲学，探究科学实践影响世界及人类自身的方式。但这门科学的政治哲学仅仅是科学实践哲学的一个分支，劳斯尚未尝试提出系统的科学实践哲学方案，也没有明确认识到传统科学哲学的现代性本质以及科学实践哲学的后现代意义。在《涉入科学》的第二部分，劳斯开始从科学实践出发来重建科学哲学。

劳斯详细地区分了几种不同的实践概念及他本人使用的实践概念。彼得·温奇受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把实践视为由规则统治的活动；对于赛拉斯和布兰德来说，实践是辩护和解释的领域；德里弗斯则强调缘身技艺在实践中的基础作用。劳斯受到后二者的影响，但扬弃了他们对自然和实践进行区分的二元论。他把自己的实践概念概括为十个论点，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他的科学实践哲学。这十个论点为：(1)实践由时间上延伸的事件或过程构成；(2)实践可以被确认为与世界不断联系的模式，但这些模式仅仅存在于其不断重复和连续中；(3)这些模式只通过“规范”的确立和强化而得到维系；(4)实践因此只在反对抵抗和差别中得到维系并因此总是联系着力量；(5)实践不会固定下来；(6)实践重要；(7)“实践”范畴比“主体”或“行动者”更基本；(8)实践不仅是行动的模式，而且是对世界的构造；(9)实践同时是物质的和话语的；(10)实践是自发开放的。^[3]123-124

上述十个论点突出了实践的实时性、物质性、话语性、流动性、构造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如此看来，科学实践就是一连串连续的、不断发生或重复的事件或过程，是行动者与世界不断联系的模式；科学实践持续的动力来自行动者、世界等各种要素之间的差别、抵抗和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世界乃至环境都不断重新构造着自身。

如何看待科学理论或科学知识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这是科学实践哲学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尽管劳斯强调实践优位，而不是理论优位，但他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科学理论的作用，或者简单地将理论与实践区分开来，而是将实践视为理论、行动者和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和重叠。科学实践的动态性、开放性、实时性和构造性同时也是科学理论的动态性、开放性、实时性和构造性。因此，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强调科学认识的动态性，即“理解科学而不固化科学”。科学实践不只是科学知识活动的背景，因为科学认知本身就构成科学实践的内在部分。^[3]164

这样一种动态的科学实践概念自然会拒斥传统科学哲学的表象论，并支持一个动态的意义理论。劳斯认为，戴维森语义学为此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戴维森拒绝固化语言，也不认为语言、表象或经验自身可以直接显现其意义。一个噪音不能被视为一个语句或一个行动步骤，除非它们属于一个更大的言辞或活动模式，只有在这个更大的模式中它们才是可以理解的，有意义的。不存在独立于言说活动之外的意义，也没有意义与事实的区分。在言说和行动中，意义被制造出来。语言既不在我们和世界之间，也不在世界之外成为一个领域，其中它指称的客体可以被再次表象。这意味着，理解意义和文化实践不能脱离理解这些实践发生于其中的环境，反之亦然。^[3]217

劳斯认为，戴维森主义的上述观点严重削弱了表象主义认识论和合法化方案的合理性，并为科学实践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尤其重要的是，它支持一个建设性的纲领，即批判性地涉入(engage)科学实践。这样我们就回到这本书的标题，“涉入科学”(engaging science ^①)，即劳斯极力倡导的新科学哲学的基本立场。传统科学哲学为了论证或否定科学整体性的合法化和真理性，把科学视为对世界的表象，与之相应，科学哲学家也仅仅从外部观察或研究科学活动，提供某种哲学性的说明或解释。科学实践哲学认为科学实践是动态的、开放的过程，是科学家与世界的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和构建。与之相适应，科学哲学也应该从内部文化语境涉入科学实践，进行批判性检查，并在此过程中与科学乃至世界进行不断的联系和互动，从而成为科学自身的内在组成部分。

①有的学者将“engage”一词译为“参与”或“介入”。笔者在翻译时曾与劳斯教授专门讨论过这个词的含义。劳斯是想建议科学哲学家直接接触科学实践，在科学实践中与科学发生互动。所以翻译成“参与”或“介入”也可。但是“参与”常让人想起“participate in”，“介入”又容易与“intervene”相混淆。最接近的是“involve in”。所以，思虑再三，我把它译为“涉入”。

劳斯提出的“涉入科学”蕴含着两个重要主题：首先，“涉入科学”要求密切和直接地接触具体的科学活动，而不是通过哲学或其他什么理论透镜来理解科学；其次，任何一方并不单一地决定涉入的结果，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塑造。

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实质上就是“科学的文化研究”。他列举了科学的文化研究的6个要点：(1)关于科学的反本质主义；(2)非解释性地涉入科学实践；(3)强调科学实践的地域性和物质性；(4)尤其强调科学在文化上的开放性；(5)颠覆而不是反对科学实在论或认为是价值中立的观点；(6)致力于从科学文化内部对科学进行认识论和政治学的批判。^[3]222-223

“科学文化”既包括思想文化，也包括物质文化，既包括实验实践，也包括语言行为和政治斗争等多方面的因素。在这一视野中，科学实践的差异性、多样性、物质性、动态性和开放性得到保证。表象与实在、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等僵化的区分消失了，一切都不断地产生于科学实践的持续过程之中。“科学的文化研究”则投入到这一过程之中，与科学乃至世界进行互动，而不是消极地为科学提供解释或说明。

三、 科学的文化研究：新的综合

对于具有科学哲学背景的读者来说，劳斯在这本书中展现的关于20世纪科学哲学发展史的渊博而精湛的学识，一定让人印象深刻。在书中，他讨论了像库恩、汉森、夏皮尔、赫西及劳丹这样的后实证主义者，也讨论了赛拉斯、普特南和伯德这样的实在论者。对于爱丁堡学派“强纲领”、行动者网络理论以及建构经验论，他也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与讨论。至于像海德格尔、法因、哈金、卡特莱特以及戴维森这样的哲学家，更是成为劳斯构建新哲学纲领的基础。他在书中对这些哲学家的讨论，无疑可以成为读者了解这些哲学家的颇有帮助的指导性介绍。

对于从事关于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的学者来说，《涉入科学》则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①劳斯试图用科学实践哲学将科学人类学、常人方法论、科学女性主义、科学政治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的文化批评等诸多领域统摄起来。正如史蒂夫·福勒所指出的，劳斯的这一方案是“近来与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相关的所有科学哲学进路的一个综合”。^[6]

总的来说，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不仅试图颠覆以往理论优位的科学观，也试图颠覆作为科学旁观者的科学哲学的传统形象。因此，《涉入科学》可谓是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事实上，最近十多年来，劳斯的著作在北美科学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他提倡的“科学的文化研究”尚未真正把科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女性主义统一起来，但他在书中提出的很多批判性和建设性意见已经引起科学哲学界的普遍注意和响应。对此，劳斯有足够的理由“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