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未来20年既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机遇期，也是危险期。中国失去了前两次科学革命机遇，如果再失掉第三次科学革命的机遇，后果会不堪设想。解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本文将尝试在大量吸收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新的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 学术自由是学术的生命

当下中国已经挣脱了思想上的枷锁，但现实的科学研究领域的制度设计还存在着限制学术自由的诸多因素，如：我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过多地被各种社会生活和经济利益所影响，日益教条和近乎粗暴的科研绩效评价体系，过多的行政权力干预，等等。

学术自由对于学术的重要性人所共知。科学对于古典希腊人而言，是保证人之成为人的“优雅之艺”，希腊人的人文理想就是“自由”，希腊人的人文精神就是自由精神。而正是在对“自由”的追求之中，蕴藏着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一书中把自由作为科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他认为知识是自足的，它不以别的目的而存在，而纯粹是为了自身而存在; 它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它要求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发表意见，不受他种目的和利益的支配。爱因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科学需要三种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 包括发表论著、表达思想和从事教学活动的自由。其次, 每个人在必要的劳动之外, 还要有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自由。这两种自由, 被称之为外在的自由。此外, 还需要一种内心的自由。这就是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 要有自由地独立思考精神。(《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 1979)

科学作为理性的事业，并不等于是严格决定论、严格的因果性和逻辑性，它表现出内在的随机性，这就是自由的一种表现方式。科学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它内在地具有摆脱限制和束缚的力量，科学创造着新的自由形式，使人类获得解放，将人的生存状态导向自由。科学精神渗透着自由精神，传播着自由的理念。科学精神具有崇实、尚理、臻美的价值取向，以严谨的怀疑和批判为鲜明标识，自由的因子渗透其中，指引着人类到达自由的彼岸。科学具有自由的品格，科学和自由在本质上有着惊人的一致。科学自由是实现科学繁荣的条件, 也是科学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其实现有赖于社会的自由价值观念和制度环境两方面的统一。科学发展史已经多次证明，自然科学史中众多重大突破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从物理学上牛顿力学的建立，化学上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再到生物学上细胞的发现都是自由探索的结果。

保障学术自由的基本条件有政治待遇、经济条件和职业安全的保障。19世纪后期，科学研究逐步确立为美国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为学术自由的产生提供了现实的需求。为了维护学术自由，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1915年成立，明确提出保护学术自由的原则。此后，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相继通过1940年、1958年等一系列保护学术自由与终身聘任制原则的声明。这些举措从思想层面为保证基本学术自由奠定了思想和道德准则。在制度层面上美国的学术自由主要体现在：以独立决策的学校(或研究机构)董事会为基本决策模式，以开放流动的全球青年精英人才政策为保障，以终身教授制度为核心，以严格设计的同行评议为资源分配依据。所有这些，使得美国的科学研究具有较多的学术自由，能够比较独立于科技资源分配以及宗教、经济和政治因素之外。

二、 好奇心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199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Ahmed Zewail说：“在现代科学中，通过好奇心驱使而产生研究想法似乎越来越过时而不被人看好了。一些人更倾向于严格管理和规划研究--好像他们已经知道研究预期结果了似的，而这种在我看来是错误的想法甚至对科研经费的资助也产生了影响：人们太过重视应用型研究。”

好奇心是什么？好奇心是人受到未知的、新奇的事物刺激时所产生的注视和探索该事物的愿望或意向。好奇心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一旦失去了好奇心，我们的知识就会陷入停滞的危险。”(〔英〕冈布里奇《艺术与幻觉·导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好奇心是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英国著名科学家贝弗里奇说：“也许，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最基本的两个品格是对科学的热爱和难以满足的好奇心。”科学是以“好奇取向”而非“实用取向”，即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纯粹是好奇心的驱动，并无功利性。对真理的渴求、执著和热爱，永远是科学探索、科学创新和科学发展中的本源。

牛顿在中、小学时代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很强；爱迪生则因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成为世界著名的发明家；达尔文青少年时期对动、植物的好奇心直接引发了他的求知欲，在不断创造的基础上，终于写成了《人类的由来》；孟德尔在青少年时代就表现了鲜明的个性，喜欢大自然，对动植物有强烈的兴趣和无限的好奇心，中国化学家徐光宪自幼好奇心强，遇事爱问为什么，追根究底。爱因斯坦说：“我没有别的天赋，我只有强烈的好奇心；我没有什么别的才能，不过喜欢寻根究底地追究问题罢了。”物理学家玻恩认为，如果没有哲学家的原始好奇心，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能完成。

如果说人类对科学技术中绝大部分学科和领域的热爱和追求是部分出于适应实践需要的功利目的的话，那么人类对其中某些远离功利功能的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和探讨就无法再用实践需要之类的动机加以解释。在那里，人们所能看到的是一个纯粹由事实、逻辑和想象堆积而成的枯燥文字或数字链条，蜿蜒伸向一条布满荆棘、灰暗而幽长但又不知是否能够通行的崎岖小径，功利的人从来就不肯也不屑在那里停留或驻足，没有恒心或害怕失败的人也不愿久留，只有为那里的奇特情景所吸引并迫切想探明哲学问题究竟的人才置身其中，苦苦追寻、流连忘返，而促使这些人留下来做下去的就是蕴藏在人内心深处超越于功利之上的好奇心，或者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兴趣。《忏悔录》的作者A.奥古斯丁认为：“无拘无束的好奇心比讨厌的强制更有力量”。

在我国延续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是轻视、忽视甚至扼杀好奇的，科学理性、科学精神没有得到重视和发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科学缺乏起码的社会条件，好奇也就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即使时至今日，在传统思想观念影响下，我国学者满腹经纶却循规蹈矩者众，而思想活跃又勇于创新者寡。其重要原因就是好奇心被扼杀、窒息。江泽民同志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中提出：中国政府支持科学家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的结合上开展基础研究，尊重科学家独特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这是对“好奇”在科学事业发展过程中特殊作用的肯定，为我们进一步营造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社会环境提供了思想依据和方法。

三、 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是我国科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

何兆武先生曾指出：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我一直觉得比较遗憾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存在着过分的实用主义。科学是一视同仁的，应该是为古今中外一切服务，而不是单独为谁服务，这看上去完全没有考虑到科学的普世性。改革开放后，直到现在，也一样有这个问题。(何兆武：自由在心中)

吴海江曾在《中国现代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的确立及其对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一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科学价值观的主流无疑是功利主义的科学价值观。在科学功利主义的推动下，科学本身获得了飞速发展。然而，它也给中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限制了中国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阻碍了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步伐。其主要表现为：

1.缺乏“为真而求真”的科学精神，重视技术而忽视科学。吴大猷先生在《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中指出：“一般言之，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是技术而不是科学。中国科学落后西方者，不是个案的技术发明，而是科学探索的动机、视野和方法。这一状况，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2.将“科学”与“技术”笼统地合称为“科技”，便把功利的原则推移到“科学”之上。吴大猷先生在《近几百年我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一文中写道：“很不幸的，我们在现代创用了‘科技’这个名词，代表‘科学’与‘技术’两个(不是一个)观念。”由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巨大差异被人所忽视，人们常常把功利的原则，推移到“科学”之上而成为所谓“科学的原则”：将科学研究的目标和内容定位于近期，恨不能“立竿见影”。实际上，这些都是“技术原则”，而非科学原则。

3.国家的科学政策对基础性探索研究重视不够，偏重于应用性规划研究。科学的发展有其内部规律，即它各个部分的发展有一定的比例和先后顺序。但科学功利主义打乱了这种规律，导致科学技术各个部分发展比例失调。例如前几年颁布的中国《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强调落实的主要是十六个专项。李慎之先生感慨道：“我真希望，中国不要别出心裁拿一个‘科技’来混淆两者的区别。”

如今，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又与“工具理性”相结合，使得功利主义思想更为强烈，并转化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实，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以“实用理性”为主导精神的文化。所谓“实用理性”就是缺乏对超验价值的追求。只关注现实的、此岸的价值。其优点是：不偏激，不偏执，注重适度，也只有适度才能制造工具，改正错误，生存发展。而缺点是很明显：只有现实事务，只知道“识时务”，而没有抽象思维的发展，终究使得科学没有发展出来。无理数、相对论这种纯粹思维的创造在传统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李泽厚认为：中国实用理性主要与中国四大实用文化即兵、农、医、艺有密切关系。中国兵书之所以出现得那么早那么成熟，是因为极其频繁复杂的战争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中国农学在汉代便已相当发达，它保证了农业的精耕细作。中国医学自成体系，延续几千年，至今有效。中国的技术科学较为发达，在近代之前独领风骚。兵、农、医、艺与天文、历数、制造、炼丹等等有所不同，它们涉及极为广泛的社会民众性和生死攸关的严重实用性。

即使在五四运动时期喊出了欢迎“赛先生”的口号，但那多是出于“船坚炮利”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其精神真谛，因此科学知识的普及并没有带来科学理性的昌明。如：中国留美学生创办的、颇具影响的《科学》杂志在发刊词中把科学的社会功能归结为：①“科学之有造于物质”，即科学可用于增加物质财富；②“科学之有造于人生”，即科学可用于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③“科学之有造于知识”，即科学可用于破除封建迷信，教育青年；④“科学有助于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即科学通过物质财富间接影响道德。可见五四以来的中国学者仍然没有摆脱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传统思维定势，支配人们研究和思考问题的仍然是“经世致用”的科学价值观。由此可见一斑。

“科学”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种意义的科学指人类理解、解释世界的认识活动，它以认识真理为最高目的；第二种意义的科学指人类征服、改造世界的技术活动，它以实用为最终权衡标准。前者可称为理论科学或纯粹科学，其主导精神是理论理性(纯粹理性)，它关心的是人类如何建立起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后者可称为实用科学或技术，其主导精神是技术理性(实用理性)，它关心的是如何使人类关于世界的知识转化为改造世界的技术过程。历史上由此形成了“为求真理而认识”和“为求实果而认识”两种科学价值观。(吴海江：中国现代功利主义科学价值观的确立及其对科学发展的负面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在历史上曾经形成了一个怪圈：重视实用理性→技术发达→科学落后→技术落后→重视工具理性→技术相对发达→。而欧美发达国家所形成的是一个良性的路径：重视价值理性→科学发达→技术落后→既重视科学精神也重视技术精神→科学发达、技术发达。我国如果要走出怪圈，就要吸收西方科学的观念、方法和体制，完成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培植以求真为核心特征的科学精神，即确立一种非功利的学术价值观。

四、 没有怀疑就没有创新

中国的学术界(科技界也不例外)普遍缺乏怀疑精神，国际上什么最热就研究什么，权威说的都是对的，洋人的理论水平就是高，名著中所写的都是金科玉律。这些观念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创新，更阻碍了中国科研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学贵有疑，早在古代就有人提出了怀疑精神的重要性。苏格拉底也说过：“问题是接生婆，它能帮助新思想的诞生。”培根说：如果你从肯定开始，必将以问题告终，如果从问题开始，则将以肯定结束。古希腊的名言“我思故我在” (I think, I am.)到了笛卡儿那里就发展成：“我怀疑，故我在。”爱因斯坦认为：“在科学研究中，发现问题要比解决问题难得多，意义也大。解决问题只是实验手段的问题，提出问题则需要改变思维方法，有创造能力才行。”文学家巴尔扎克说：“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异议是问号，我们大部分伟大发现应归功于‘为什么’，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逢事都问个为什么。”美国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 1934-1996)在所著《魔鬼出没的世界》中说:“怀疑的思维方法……是一个可以识别谬论和谎言的方法”; “怀疑的、提问式的和采用实验方法的科学……全都来自古希腊。”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缺乏怀疑精神呢？中国人真的是缺乏怀疑精神还是缺乏允许怀疑精神存在的土壤？说到知识观上的怀疑精神，似乎在中国古已有之。《论语·为政》载：“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孔子提倡“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乃意味着他主张对由闻见得来的知识应当持谨慎态度，未可全信以为真。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有一种接近于科学实证精神的怀疑精神。《墨子·小取》有云：“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这里把“决嫌疑”作为“辩”的内容之一，这表明墨家在知识观上具有并且提倡怀疑精神。汉代王充在知识领域也决不迷信权威。他说：“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此皆虚也。”(《论衡·实知篇》)王充更认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 (《论衡·实知篇》)南宋学者陆九渊提倡怀疑精神，他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而问题其实不在于中国有没有怀疑精神，而在于这种怀疑精神有没有普世化，有没有通过启蒙流淌到大众的思想里，尤其是学者(包括科学家)的意识与行为中。

为什么怀疑精神没有普世化，这还得从历史讲起。中国社会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民众受儒学理论学说的熏染，精神麻木，缺乏个性化独立思考，不敢跃雷池半步，循规蹈矩，习惯于盲目机械地听从朝廷的指挥，或盲目麻木机械地跟随大众潮流。受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影响，已形成惰力惯性思维习惯模式，尽管“五·四运动”打起了反封建的大旗，然而，必须承认，我国的反封建的革命并不是很彻底的，封建文化的影响和余毒还很深，它还很有基础。(邵道生：《丑陋的人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文)

在这种社会里，怀疑被压抑，它只能是一种零散、隐蔽私人化情绪。而怀疑精神稀缺，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对怀疑精神自我压抑和不宽容造成，过分强调思想一致，将质疑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技术、体制都看成是大逆不道异端加以贬斥，从而使任何可能富有创造性思想都无法存活，在萌芽状态就被扼杀而胎死腹中。人们普遍存在着认知上自卑情结，自我禁锢，任何有异于社会公认思想与怀疑，在尚未遭到社会封杀之前，就已在内心自行将其泯灭，从而也使社会创造潜力日益枯竭。

这种无怀疑精神的盲从在当代也曾经屡次出现，如批判“资产阶级科学”的运动、全民灭“四害”、“大炼钢铁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等等，只要“上边”一发话，舆论一引导，就什么都信，就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了，一点都不顾后果。对这种缺乏怀疑精神的盲从，社会学家把它比喻为“头羊现象”：一大群羊，不加思索地，紧紧跟随领头羊奔跑，那怕前面是万丈深渊！

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国民的文化素质还是比较的低，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占相当的比重，这就决定了在整个国民的社会行为中还远远不能摆脱无知、愚昧的束缚，不会独立分析，不辨是非，对突发性事件，亦无自己的主见。但是作为普遍受过高等教育的甚至留过学的人为何也如此缺乏怀疑精神呢？这就不得不从鲁迅所说的“国民性”上思考。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心理学研究表明，怀疑最能够引起定向探究反射，有了这种反射，思考也就应运而生。怀疑精神是科学探索内在应求和必应品质。而最好创新方法，就是保持经常怀疑，怀疑把思想引向研究，研究使思想发现真理。对一切理论、技术体制、绝对完美性、正确性、合理性、终极性怀疑，是防止社会思想僵化、停滞、狭隘、片面，保持思想内在活力催化剂。

让我们记住胡适先生的话: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