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生物技术的发展，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食品危机”、“食品恐慌”等词相继进入人们的视野。2012年4月19—20日，由国际食品科技联盟(IUFoST)与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联手主办的“2012年国际食品安全论坛”，提出“全球经验分享，保障食品安全，构建和谐社会”的口号，进一步推进了国内外各界对食品安全的关注。2012年6月23日，《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的出台，也显示了政府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监管力度。

此外，通过中国期刊网搜索电子文献(截止到2012年4月30日20时20分)显示，2000年有关食品安全的文章不到200篇(199)，2005年激增到2000篇以上(2515)，2011年发表相关文章6325篇。EASTS(2011年第2期和第4期)、Science as Culture(2011年6月)、Science,Technology,& Human Value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等国际著名杂志近几年都有关于食品安全研究的专刊或是频频刊出食品安全的文章。

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并不完全是因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对食品的要求越来越挑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吃的东西越来越失去了本然：猪肉加了牛肉膏可以变成牛肉；水加豆浆精可以变成豆浆；水和添加剂可以变成果汁；甲醛白菜、蓝矾韭菜、激素黄瓜端上了餐桌；近来连皮鞋也来凑热闹。网友调侃“东鞋、西毒、南地、北钙”统治了中国的食品江湖。细数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真是层出不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甚至循环上演。面对中国的食品安全现状，了解目前国内外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积累经验、寻找对策显得尤为重要。

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科学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风险的解释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自乌尔利希·贝克《风险社会》一书问世以来，学界对食品安全问题中所蕴含的科学与利益、政治的关系的认识逐渐明朗。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对现代风险问题的研究并没有直接涉及食品问题，但是食品问题作为当代最突出的风险问题之一适用贝克的反思理论，其间的联系也引起了后续的学者从社会建构论维度、S&TS维度的解析。这些维度的解构与建构突出了食品安全问题的多元性与交叉性。

一、 科学主义的禁忌：科学毋庸置疑

科学主义坚信科学在认识自然、人和社会上具有不可亵渎的权力，对科学的怀疑成为一种禁忌。科学家依靠科学理性在知识生产和实践上具有优越性，对涉及科学理论的问题具有解释权，这种科学“霸权”基于“一种方法论怀疑主义的截削”^[1]196，表面上维持着稳定性，实际上为风险的产生提供了潜在的条件。

科学在事物的可接受水平上扮演的审判官角色被风险社会的状况生动地描述出来。一方面，科学把小范围的污染平均到更大范围上，使原本构成严重威胁的污染变成了在“可接受值”之内，遭受污染地区就被“平均掉了”。如德国的二氧化硫污染被专家认为是“潜在的副作用”和“未被证明”与化工厂附近农夫的牛变成黄色、在有雾的天气里人们憋青脸去呼吸、哮喘的孩子等现象有什么联系。但是人们通过收集资料和证据发现，德国订立的可接受的污染值太高了。“虽然研究表明，儿童甚至短时间接触浓度为每立方米空气200微克的二氧化硫就会患假性哮喘，但是德国现行的规定值是这个值的2倍。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可接受的值的4倍。”^[1]72而在现实中，测量结果总是落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因为污染最严重地区的峰值经过森林地区居民值平均后，被抵消了。然后，这些科学家称在平均值上孩子不会患病。平均值被当成了大众的“可接受值”。另一方面，科学上的“可接受值”的得出不仅会被“平均化”，而且还会被“简单化”。如一个污染源同时释放多种有害物质，而科学只对其中的单一污染物设定了可接受的水平，其它物质的协同效应并没有被提及。“为单个毒性物质设定可接受水平的人，要么是从人们只是摄入特别的毒素这个完全错误的假设出发，要么他们的想法从一开始就完全错过了谈论人的可接受值的机会。”^[1]79如果我们不对可接受值的协同效益进行研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确定单一物质在什么条件下是可接受的呢，所以可接受值的骗局通过断裂的科学理性表现出来。科学遮蔽了原本超标的数据，抛弃了不和谐的因子，赋予问题可接受性，结果却掩盖了风险的存在。加之，人们一直以来对科学客观性的笃信，对科学权威的敬畏，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应被接受的”。科学的权威不止于科学共同体内部，而且“科学能够概念化为权力话语，引用这种话语使政治维度合法化，以便使公众再次确认对食物的信心”。^[2]①

① 由于篇幅限制，关于科学在政治维度的权力话语分析可参见：赵喜凤，蔡仲文.食品安全的“可信性”——基于“公众参与”的分析.科学学研究，2012(8)：1205,1128-1133.

“在严格的科学实践与其助长和容忍的对生活的威胁之间，存在一种隐蔽的共谋。”^[1]73科学本身的不确定性加之科学不断创新的欲求，主动的或是被动的与政治、商业达成了某种共谋，科学为风险的存在提供科学上的伪证，成为风险形成的帮凶。贝克指出不要在舆论形成之后，在外界的压力下再来寻找解决的办法，要在科学结论未达成之前，在科学内部进行反思。他虽没有关注食品问题，但是食品问题却与气候问题、生态问题一样成为人们关注的现代风险问题之一。后续的学者们从贝克的分析中得到了启示，应用其理论去分析食品安全问题。

二、 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建构论解析

贝克之后的学者从他那里得到启发与灵感，围绕着“反思性现代化”的三方面内容，也是支撑风险社会理论的三个主要概念，即“有组织的无责任”、“科学的标准”、“无知”的概念，通过食品安全案例来解析问题，解构科学主义的话语。

1. “有组织的无责任”：风险归因的不可能

贝克的“有组织的无责任”概念是对风险责任归因的分析，在风险问题发生之前，政府允许产生潜在风险的企业行为、科学家的研究、危害环境的物质的使用，他们之间的共谋或是替罪羊的出现，使真正的风险归因变得不可能。

正如彼得·范恩德(Peter H. Feindt)和丹妮拉·克莱恩施密特(Daniela Kleinschmit)以疯牛病为例探讨风险责任承担的困难。在危机之前，人们只需对疯牛病潜在的风险现状去担保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但是这种风险是如此的小以至于此种静止的、潜在的问题还不能被公众所关注。这样就给风险的产生创造了机会，私人和政府都可以去担保牛肉的质量，那么在管理中就呈现出了混乱。“一旦虚拟的疯牛病危机转变成事实的风险，公众的愤怒被矛盾激发，无论是政府的管理还是工业的标准都不能阻止困境……在食品安全政策颁布几十年后，困境可能的原因仍然是‘新的不确定性维度’导致的未知。”^[3]186风险在潜伏期内并没有引起公众和政府的关注，公众的忽视、政府管理不严、企业的生产标准、科学的探索交织在一起。在科学还未得出疯牛病是否会传染给人的结论之前，政府的决策只能依据现有的确定性的结论，公众愤怒的原因难以解释，困境的原因难以明晰。

除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外，管理上的多元化也是使风险的归因变得困难的原因。“在食物生产和管理的全球化系统和复杂性中，责任经常被归于不同的社会阶层(集团、机构、组织和个人)、食物管理的多元系统(多边的、欧洲的、国家的和亚国家的)以及不同部门(国家/政治，私有/公有，市民社会/个人消费者，科学和技术)。”^[3]190多元的管理系统使管理的力度难以直接切入实际，也增加了风险归因的难度。

风险的全球化、迷宫式的公共机构、上下级之间的权利博弈、企业中为摆脱责任的离职、科学发现的不确定性、相关的人想方设法逃脱责任，这一切都使责任的明确与分摊变得困难，在风险社会中表现出有组织的无责任。

2. “科学的标准”：客观性的利益负载

“科学的标准”在实证主义的语境中成为唯一正确的、客观的标准，长期以来为人们所信守，这也成为被管理者利用的武器。科学的标准是否客观？面对科学的不确定性时，问题的评判标准应该是什么？这些问题在风险社会中有所揭示，后续的学者也不断进行研究。

卡隆认为“科学是一种公共的产物”^[4]，但是这种“公共的产物”并不是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遵循着市场自治、自由的原则，而是涉及到各方的利益、理论的建构。卡隆理论突出地体现在普兹泰事件中。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公众反对转基因食品趋势增强，英国政府为了掌握转基因食品的各种性能，也为了伺机在生物制药方面大展拳脚，委托苏格兰罗威特研究所用转基因马铃薯对活体动物进行安全性实验。匈牙利生物学博士普兹泰是植物凝集素方面公认的前沿专家，因此他毫无疑问地成为实验的承担者。1998年8月，普兹泰通过英国《行动中的世界》电视节目报道了自己的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后，不同的利益方，孟山都公司、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罗威特研究所、英国皇家学会等等，都介入进来。皇家学会召开了一个特殊的会议，结果是“我们没有发现来自于转基因马铃薯副作用的可信证据。”^[5] Nature杂志发表了一篇《超越“实质等同”》的文章反思对普兹泰观点的争论，从生物学、病理学、免疫测试三个方面批判“实质等同”概念，并揭示“它本质上是反科学的，因为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不进行生物化学的或是病理测试提供借口。”OECD的成员反驳说，“‘实质等同’不是安全评估的替代品。它对进行安全评估的管理科学家来说是一种有用的工具……使用这种方法，食物之间的区别将会因为进一步的细查而被辨别，其中涉及到营养学、病理学和免疫学的测试。”^[5]“实质等同”的概念是由老布什提出的，认为转基因食物与传统的食物之间“外观和味道相似，而且化学结构和营养价值也相似，所以就和天然植物在‘实质上相同’了”^[6]。从政治干预科学到普兹泰及同行的科学实验揭示，再到OECD的辩护，各种社会角色、利益方的介入，不仅使事件更加复杂化，也使争论的利益方逐渐凸显，使得社会对转基因问题似乎更加“不信任了”。从这个意义上看，科学的客观性反而弱化了。

3. “无知”：从知识层面转向社会制度

贝克对“无知”概念的研究与风险起因的分析交织在一起，从批判风险与风险感知的二分开始。这种二分包含专家与非专家的二分，专家掌握科学风险界定的理性垄断权，科学“确定风险”，而人们“感知风险”。他认为风险陈述的可接受性的文化前提是错误的，因为专家在什么是公众可接受的知识上带有价值预设与假定。因此，这种层面的“无知”并不停留在知识维度上，而深入到社会制度。

人们对“无知”概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杰罗姆·莱文兹(Jerome Ravetz)把“科学的无知”定义为“仅是因为人类活动的限制而导致的缺乏自然界之外的系统知识”^[7]，如在疯牛病等事件中仅能去命名一些最浅显的、科学为基础的表象。然而，布赖恩·温在坎伯兰牧民案例中，发现公众早就知道辐射的污染源不是切尔诺贝利而是谢菲尔德，但是他们出于对在谢菲尔德工作的朋友、邻居的保护，并没有对媒体袒露事实。所以他认为公众的无知并不是真正的无知，而是一种“社会认同”、“社会制度的无知”^[8]。诺尔·塞蒂娜总结了这个概念，“首先，无知不是迟早用完整和可靠的知识能够代替的，而是日益来自于科学本身和社会与环境的技术应用。第二，无知是多层面的与社会建构的综合体。”^[7]至此，“无知”的社会本质被揭露出来。

希拉·贾萨诺夫更加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无知”的社会制度性。其从“公众理解科学”的弊端进行剖析，认为我们原来把“公众理解科学”的重点放在了“公众”身上，单纯地使公众增加知识，事实上我们的重点应该在“科学”形成的社会基础上。正如其所说，公众理解科学“最大弱点在于：它迫使我们去分析处于吸收科学技术过程中的有知识的公众，而不是扎根在文化和社会中的科学和技术。”^[9]410因此，为匡正“公众理解科学”的弊端，她提出了“公民认识论”概念，即“从询问大众对于某种特定事物的理解，转向知识是怎样作为集体行动的基础来形成文化的。”^[9]388她从英国的疯牛病案例着手，分析负责食品安全的农业部大臣约翰·古默在电视和媒体记者前喂自己4岁大的女儿吃牛肉汉堡的闹剧。古默是想通过一个父亲和高官的形象去证明牛肉是安全的，以获得公众的信任，但是事与愿违。这样的行为引起人们的深思。艺术家联想到了乔治四世，认为古默的行为表现了对权力的贪欲。在这件事情中，公众表现出来了超越“眼见为实”的常识之外的科学、技术、道德维度的怀疑态度，意识到了知识产生的特定的政治与历史维度，对以往所形成的科学的合理性进行怀疑，即公民认识论。贾萨诺夫深刻地认识到公众的认识论是一种集体的认知方式，无论公众理解科学多么民主，它都要受到国家政治的支配。

上述的学者们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三条路径展开分析，打破科学主义的神话。但是他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分析停留在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层面上，没有超越贝克的理论，没有更多地关注政治之外的其它因素。

三、 走向开放性的S&TS：食品安全问题的多维度解析

无论从上述哪一条路径出发展开社会建构论视角的分析都还是一种宏观的分析，在具体解决层面上还存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政治对科学的建构，还有诸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如仪器、技能、媒体等，对这些因素的研究，走向了S&TS学者当下的探讨。

1. 多维度因素的呈现

(1)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的尝试

拉图尔和卡隆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其认为知识中介的平等性应该扩展到所有事物身上，如仪器、机械、技能、信息流、物质和人，人与非人的行动者在实践中有平等的权利结合、参与行动。科学家应该有自由去建立科学、深化科学的询问、涉及研究语境和问题。克里斯多夫·博纳伊(Christophe Bonneuil)等人从这个视角探讨了转基因田间试验。

在转基因生物田间试验中，科学家、专家、政治家、外行参与者等组成了一张行动者网络，共同参与转基因问题的公众争论，希望提出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去管理科学，公众的争论变成了多元竞技场中的争论。于是问题出现了，因为行动者网络的存在，各方的利益与对政治网络的解释也就会相互制约、受到限制。这种异质性要素之间的纠缠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但是事实上博纳伊等人发现行动者网络的存在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现象。

在博纳伊、皮埃尔-贝努瓦·乔利(Pierre-Benoit Joly)和克莱尔·马里斯(Claire Marris) ^[10]看来，拉图尔和卡隆所主张的ANT理论认识到公众争论不是先在的、不变的价值与利益的冲突，相反，在争论中社会的情形与知识的情形一样伴随着革新而被建构，这一点上是值得赞同的。但是，ANT对公众领域内的概念缺少辨别。各种异质性要素在行动者网络中平等地相互交织、相互限制，失去了中心，超越了现有的联系和社会关系，任意关系和因素都不能被突出，所以革新者的行动和观点被淹没在“无缝之网”中。这正是ANT“符号化”所带来的问题，一切关系和物都变成了网络中的节点、符号化的存在，行动者由“actor”变成了“actant”，失去了主体性。

ANT提倡的异质性要素之间的平等比技科学的“去中心化”观点还要远离中心，在转基因田间实验中不但偏离了公众参与的中心，而且模糊了内在的社会关系。所以博纳伊等人为了突出公众的维度，进一步引用了安瑟姆·斯特劳斯所提出的“公众竞技场”的概念。认为公众不但具有知悉权，而且“农民的选择会比科学家的选择更加合法，因为他们具有基于食物和农业的实践技能”^[10]。

(2) 技科学视角的补充

博纳伊等人不满对公众争论的限制，利用技科学的视角辨别了9种争论场：经济的、科学的、专家的、管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媒体的、激进分子的、形式上参与的。讨论田间实验怎样在不同的、互动的竞技场中实行以及作为公众问题实验怎样影响争论场的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的转基因争论作为反对外行干预的认知活动而产生，转基因领域内的实验被视为“社会空间的闯入者”，不得不与这个空间的行动者进行谈判。当作为行动者网络节点的管理者、科学专家和生物技术公司把转基因田间实验定义为知识生产的活动时，转基因的田间实验在第一时间被激烈地反对。由科学家、专家、管理者、政治家、审判官、外行人等组成的广泛的行动者参与了争论。因为在不同的竞技场和如此广泛的行动者视角中，没有达成“普遍的好”的共识，也没有相关知识为决策提供基础。加之先前适用的法律不再能产生有效的政治制度去管理新的实验，而人们又期望民主制被使用去控制科学政策。所以博纳伊等人把公众争论定义为“多元竞技场中一系列的互动与冲突，目的是明确给定问题的认知的和规范的内容”。同时，他们又看到“(利益、结合、解释等的)交杂产生于带有特殊规则的多元竞技场中行动者的互动。这些规则在某种程度上是行动的资源，但是它们依赖行动的过程：就像通过陪审团的解释和练习在庭审中逐渐形成法律一样，行动的规则通过行动执行来转变。”^[10]在博纳伊等人看来，与ANT不同，技科学的竞技场带有某种规则的印记，这种规则本身作为博弈的资本，在博弈之后也会发生改变。

值得注意的是，在技科学视角中，媒体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贝克所说：“没有形象化的技术、没有符号形式、没有大众媒体等，风险也不会存在”^[3]。像沙门氏菌、疯牛病、瘦肉精等食品困境通常伴随着大量的媒体报道，媒体不仅作为一种信息资源，也是一种责任的竞技场。

梅特·玛丽·罗斯林(Mette Marie Roslyng)对英国3家报纸进行了研究，展现了媒体竞技场中的沙门氏菌丑闻。在争论中，《卫报》代表了批判的立场，强调绿色选择的需要；《泰晤士报》是主流的、政府立场的支持者；《每日邮报》经常与精英的立场相分离，影响国家的食品政策。《每日邮报》首先称埃德温娜·柯瑞(Edwina Currie)基于一些沙门氏菌中毒的新闻报道说每年有数千人感染沙门氏菌，且数量增长很快。之后微生物学者理查德·李斯(Richard Lacey)教授进一步颠覆了安全食品的科学共识，且他的学术资格也被标注在报道中，以证明其批判话语的合理性。《卫报》呈现了前农业部长威金先生与李斯教授之间的争论，并且威金先生邀请政府的健康专家去挑战李斯的证据。医学官员唐纳德先生指出鸡蛋中已经爆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兽医官梅尔德伦却说“目前为止，沙门氏菌在25000个农场中只发生了33例。”^[2]英国鸡蛋生产者协会积极附和，在《泰晤士报》中称“对于沙门氏菌污染的很多调查都是劣质的，它们是假的、不准确、歪曲了事实并且误导科学家、部长和公众。”^[2]在食品争论中，媒体有自己的立场，也是他们对事件报道的取舍促成了争论。

如果说ANT理论是追求异质性要素之间的平等的话，那么技科学中的竞技场带有特定的规则，而这种规则与社会建构论视角的规则相比，又具有变动性。技科学视角可以对人们所关注的问题给予态度上的倾斜，展现出问题争论中的各种关系和因素，但在食品问题解决的实践上缺少可操作性。

2. SEE视角的强化

哈里·柯林斯与罗伯特·埃文斯的科学论第三波——经验与技能的研究(SEE)，打破了科学共同体与“外行人”之间的明显界限，提出公众作为经验型专家参与到科技决策中来，试图从微观的角度解决风险分析中的问题。

柯林斯与埃文斯认为转基因食品争论是技术和非技术的混淆，并试图把技术相位从争论的政治相位中分离开来^[11]。专家们认为公众关于转基因的技术知识是匮乏的，他们最多也就是基于对官方发言者的合理的怀疑而表现出不成熟的“可变技能”(transmuted expertises)，即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辨别。但尽管缺乏技术知识，公众要求转基因技术被严格管理的权力仍然是有效的。公众有权力选择自己的政治、生活方式、承担的风险、甚至是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信任程度。公众在技术辩护中缺乏适当的“专业性技能”(包括“贡献性技能”与“相互性技能”)，仅仅通过“可变的技能”，选择相信谁而不是相信什么进行辩护。因此，社会科学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充分展现科学的社会过程以及解释支撑科学技术的技能类别，来帮助公众进行更好的辨别。

在坎伯兰牧民案例^[12]中，技能理论进一步彰显。牧民因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他们所饲养的羊受到污染而被卷进对羊的处理和辐射污染源的调查中。首先，在羊的处理中，牧民展现了他们的“贡献性技能”，但是却缺乏“相互性技能”。“贡献性技能”意味着有足够的能力为分析问题做贡献。牧民拥有很多对农渔食品部(MAFF)科学家进行补充的“贡献性技能”，如羊不吃麦秆、山谷放牧不利于管理、冬天的草地需要休养、在受污染地区进行大范围的羊群对比试验不切实际，这种技能是通过长期以来饲养羊的经验积累而来。牧民是经验型的专家，并不是外行人，与MAFF的科学家一样对问题的处理具有话语权，能够参与MAFF科学家对受辐射羊的处理过程。但是在现实中，他们没有理论性强的专业知识与专业语言，不能把多年的经验与对本地环境的了解转译给科学家，缺乏“相互性技能”，即缺乏足够的能力反映参与者的利益，并进行社会学分析。这样也就突出了转译组织或中介的重要性，他们一方面能够向牧民清晰地介绍有资格的科学家正在做着什么。另一方面，可以用科学家所熟悉的方式表达问题，使问题更加可信，尽可能多地展现“相互性技能”。

其次，在污染源的认定上，牧民表现出了“地方性辨别”。他们知道辐射的污染源是谢菲尔德而不是切尔诺贝利。原因之一，“在1957年，(谢菲尔德核工厂的)一个核反应堆发生火灾并持续了3天。事故发生地方圆2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牛奶，由于害怕受到污染而被丢弃。事故被严格保密，关键的数据或许永远都收集不到了”^[13]。之二，围绕着谢菲尔德核工厂的区域出现奇怪的现象：这片区域发生很多白血病病例；冬日里站在荒野的高处，就会看到冷却塔顶部冒出的水蒸气，受污染最强处恰好处于水蒸气拍打之处。牧民们因为生活在谢菲尔德附近，对其周围出现的问题了解得更多，多于基本的生活常识，即出现了“地方性的辨别”。牧民们的贡献性技能和辨别能力，使得他们有资格成为专家。柯林斯与埃文斯首先把牧民拉入到科学共同体的内部，技能的划分与辨别使得他们的经验性的言论具有了效用，同时也使科学与外行之间的界线变得灵活。SEE的研究不但解决了“合法性问题”，也解决了“范围问题”。

四、 结 语

科学主义的话语权不但促进风险的形成并且维持了风险的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中的社会建构论视角就是要揭示断裂的科学理性背后政治与科学的关系，以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从“有组织的无责任”、科学标准、无知概念三条进路出发解释科学与政治的共谋。但是随着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政治之外的因素逐渐从潜在的层面变得可见，或者更多的因素加入到争论中来，仪器、技能、媒体、赛博等因素在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中不能被突出出来，学者们开始从更广泛的视角分析食品安全问题，即进入了S&TS视角的解析。先是ANT理论注重各种异质性要素之间的平等，但是特定的竞技场带有特定的规则，竞技场也不断随变化而被建构，这正是技科学视角所揭示的。无论是ANT理论还是技科学视角都注意到多因素的挖掘，但是它们的分析仍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缺乏在实践维度上的可操作性。因此，技能理论的引入使分析不停留在理论层面的区分，具体到实践中“贡献性技能”的积累、“相互性技能”的培养及“地方性辨别”的参与，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为参与者留有空间，无论是在权利上(政治相位)还是在知识上(技术相位)都为参与者的行动提供可能。

在食品安全问题分析上从科学主义到S&TS视角的转变，突出食品安全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也为食品安全问题的分析提供了视角与数据论证，促使问题更加明朗化，为现实中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论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