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并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一切重大问题，我们都习惯于寻求科学建议。但与此同时, 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对科学持着仰视的姿态，不再将科学权威当作一种神圣的信仰，科学建议也不断地受到挑战和质疑。尽管如此，科学建议仍是如此有效力和有影响力，日益成为决策的重要参考。这就是科学权威的矛盾之所在。

为了深入探讨当代社会中这一矛盾的本质，《科学权威的矛盾性：科学咨询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一书以荷兰卫生研究理事会^①这一权威科学咨询机构为研究对象，对其开展科学咨询的全过程进行了深入的人类学研究与分析。用此书作者韦博·比克(Wiebe Bijker)等人的话来说，科学权威的矛盾问题涉及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学术，一个是政治。一方面，STS研究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已经解构了科学和技术积极的、权威的形象。那么，当认识到科学的社会建构本质时，我们如何理解科学的权威？另一方面，科学已无法在象牙塔中独善其身，它或多或少受到政治的干预或影响。那么，在政治协商和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建议扮演怎样的角色？

①  荷兰卫生研究理事会与美国国家科学院拥有非常相似的决策咨询功能。像美国国家科学院一样，荷兰卫生研究理事会被看成是一个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都十分成功和极具影响力的机构。

为解答上述问题，作者将科学咨询的整个过程分解为确立咨询问题、成立专门委员会、开展咨询研究、形成咨询建议、修正咨询建议和宣传咨询工作等过程，其间穿插了涉及理事会所有咨询领域的10个案例，既包括成功的案例，也包括失败的案例。通过作者对荷兰卫生研究理事会日常工作及咨询工作的详细展示，我们会发现，事实上，科学建议从其议题形成到最后达到咨询目的，始终都需要咨询方(政府一方)和被咨询方(咨询机构)之间进行反复的互动，这种互动既是一种相互的博弈也是一种彼此的妥协。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科学咨询机构一方极力想维持自身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希望不被政治因素所左右，但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从一个角度来看，科学建议最终若想被政府采纳，甚至进一步要作用于社会，如果完全不考虑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非科学领域的问题，实际上是达不到效果的，也谈不上树立权威。

因此，作者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荷兰卫生研究理事会这样的咨询机构在处理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平衡问题时，并非是毫无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中立者，也没有采用独特的分析方法或雇用不关心政治的科学家，只是通过“调整”其自身的制度环境来尽量避免在咨询过程中显露出立场。如在组建专门的咨询委员会的时候，通过透明、公正的委员会成员遴选规则来展示其置身利益之外的独立性；又如通过采用适当的修辞手段、论述风格、叙事结构等文本技巧来削弱和隐藏咨询报告的主观立场和价值倾向。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作为咨询机构，要确保其咨询的有效性，就必须产出“有用的真理”(serviceable truth)——真实的科学知识，服务于某种特定目标，通常是政策目标。这种“有用的知识”不仅要清楚地反映现有的知识水平，还要提供“智慧”——把事实的世界与价值、规范行为的世界连接起来。这不可避免要带入一定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因此，作者认为，荷兰卫生研究理事会能取得成功和树立权威，并非因其完全超脱于政治之外，而是由于其能与政治和决策者之间维持一种非常恰当的距离和关系。

总体而言，此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 从建构主义视角来分析科学咨询过程。本书的第一作者韦博·比克是技术史、技术社会学和STS领域的专家，其研究长期以来聚焦于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擅长利用史学案例来探究技术发展方面的社会学问题。他吸收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建构主义学派的理论观点，于1983年提出了“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理论，即认为技术并不决定人的行为，相反地，是人的行为塑造了技术。他的很多科技史研究或STS研究都是建立在技术建构论的分析框架下，如《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技术史和社会学中的新方向》(1987)(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塑造技术/构建社会：社会技术变化研究》(1992)(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技术文化的弱点：科研与管理的新方向》(2014)(Vulnerability in technological cultures: new directions in research and governance)等专著。《科学权威的矛盾性》这本书也是作者将技术建构论应用于科学咨询领域的一部作品。根据作者的观点，在建构主义视野下，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界线是人的划界行为所产生的结果，科学和科学知识的地位也是各种参与者划界活动的结果，它们都不是客观的存在。而荷兰卫生研究理事会之所以能获得权威，正是这种划界行为所赋予的，是其在咨询过程中积极塑造标准而非遵循标准的结果。

(2) 通过人类学和深描的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近距离的深入研究。这本书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要进一步理解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就有必要对科学咨询的实践展开研究。因此，作者将重点聚焦于对科学建议形成过程中的细节工作的调研，也就是对技术文化的民主治理采用人类学研究方法。作者的研究团队花了两年时间，大量查阅了荷兰卫生研究理事会的历史档案，参加了在其研究组调研期间举办的所有委员会会议，还采访了大量的委员会成员、科研人员、利益相关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这一点非常难得，因为这样翔实的一手资料对于任何研究而言都是非常珍贵和不可多得的，更何况荷兰卫生研究理事会、美国国家科学院等很多机构的评议会是保密的。基于这样的优势，作者详细研究了10个咨询案例，案例研究涉及理事会的所有咨询领域，包括医疗保健、医疗技术、环境、营养学和劳动条件。案例还囊括了成功的和失败的建议。这样，作者一方面掌握了科学咨询过程的翔实细节，另一方面也隐约窥视到荷兰卫生研究理事会的内部组织文化，从而向我们展示出一幅立体、生动的科学咨询影响决策的图景。

(3) 构建了一个决策咨询理论。尽管此书的重点是对科学建议形成过程中细节工作的调研，但作者并不局限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探讨科学技术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的角色、科学建议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家与公众在技术民主社会中的可能新角色等问题，构建了决策咨询的理论。在理论构建中，作者运用了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视角，特别是“台前”和“幕后”这两个概念^①。此外，作者更多地是拓展了托马斯·基恩(Thomas Gieryn)的“划界工作”这一概念，其理论视角主要集中于对划界工作和协调工作的分析：如何建立边界，并且如何协调和沟通由此形成的独立领域。具体来讲，作者提出和分析了构成决策咨询理论的三个元素：展示于“台前”的科学咨询报告、产出咨询报告的“幕后”工作，以及将科学咨询建议纳入技术文化的民主治理的途径和方式。通过对前两个元素的分析，作者解释了此书的第一个问题，即当政治文化的发展已使如此众多的一流机构声望受损的时候，当STS研究已经表明科学知识的建构本质的时候，科学建议何以仍能保有权威。通过对第三个元素的探讨，作者解答了本书的第二个问题，也是隐藏于第一个问题背后的根本性问题，即在新的民主政治的体制架构中，科学建议何以仍能发挥作用。

①  这两个概念在希尔加特纳(Stephen Hilgartner)对美国国家科学院的分析中也采用过。

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科技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探讨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深入。在学术层面，《科学权威的矛盾性》一书作为这一主题的一项研究成果，不论是从实践分析方面还是从理论探索方面来看，都具有很高的价值，值得国内学者参考借鉴。在实践层面，此书展现了一个成功的决策咨询机构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调整自我定位，以及如何建立起适当的机制来协调各方，从而产生对决策有价值的咨询报告。因此，此书对于我国从事科技咨询的专家或科学咨询机构同样也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