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的兴起，开启了科学的权威化进程^①，引发了思想领域的变革，对整个知识界产生了深刻影响^①。可以说，科学活动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更新了人们对于世俗世界的观念认知，而且还引导人们从中发现了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力量，提升了人的信心，致使开创全新智力生活模式的现代意识愈益增强^{[1]24-27, 29}。特别是17世纪的笛卡尔以对科学活动(在他而言，主要是数学)的思索，确立了人类理性至上的原则^[2]16，对18世纪启蒙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由对于科学成就的欣羡和推崇引发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们企图运用科学模式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按照理想重整社会秩序，最终实现社会进步，实现人类幸福(从科学的进展认识到知识的进步，关于知识进步的信念滋助了人们对社会进步的信心。^[3])，西方知识界一流学者纷纷投入到这场智力运动中，使得这场智力运动成为后世人文研究的典范，掀起了人文研究浪潮。启蒙运动可以说是科学权威化历史语境重塑人文研究的一个关键阶段。

①  所谓科学的权威化，指涉科学通过建制行为在社会领域中逐渐树立起科学的权威地位的一个过程，换言之，科学谋求知识权威这种权威化倾向实际上就体现在科学体制化的漫长过程中。关于科学体制化的研究，参见J·本·戴维：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赵佳苓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47-284。

①  专治西方哲学史的专家罗素认为“近代世界与先前各世纪的区别，几乎每一点都能归源于科学”。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2004：43。

然而，以人为关注中心、颇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如何将自己自然而然地承接于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时代之后的，又如何处理协调它自身的关乎人的理想目标与所尊崇的自然科学范式之间的关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关键问题。启蒙研究专家托马斯·奥斯本对于科学与启蒙之间关联模式的分析^[4]对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的权威化与人文研究的关系颇有助益。

一、 科学作为理性主义模式抑或人文主义模式

启蒙时期并非如我们现在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自然科学的时代，严格地说，这个时期只是一个以尊尚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为特征的时代，表面上来理解，启蒙学者是将自然科学视为普遍的启蒙模式来看待，所以，在启蒙主将孔多塞看来，自然科学范式给予启蒙了的人们一个赖以遵从的范式，启蒙的理想常常屈从于这个范式^[5]85。

在此，对启蒙学者所遵从的自然科学范式而言，奥斯本为我们展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其一，所谓的“广度模式”，又被概括为“作为启蒙的科学”，倾向于直接以自然科学模式为基础构建启蒙的范式，从这个时代以笛卡尔精神、牛顿崇拜、人类理性至上作为标志性口号即可以察见，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中达朗贝尔^[6]和孔多塞便是极力推崇以理性主义演绎为特征的科学模式，但他们在启蒙学者中间是少数派^[7]127，奥斯本指出，多数启蒙思想家并不赞同这种纯粹理性主义模式作为启蒙的范式，他们转而强调的是人文主义及哲学精神的价值，而不是自然科学的价值，譬如卢梭^[8]关注于人类的道德问题，伏尔泰^[9]则专注于人类精神文明史的研究^[4]75-76。

其二，科学模式与启蒙模式之间还可以以一种更具深度的方式建立关联，奥斯本将这一方式概括为“科学启蒙的模式”，即“科学被当作启蒙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唯一的模式”。也就是说，启蒙不一定都拘泥于科学形式，而是认为相比之下，从科学中汲取“启蒙教训”更为重要，奥斯本仍然以孔多塞为例展开分析，启蒙对于孔多塞来说并非要简单地确立“科学的霸权地位”，科学给予启蒙的关键在于“某种合适的科学精神气质的确立”，所谓“科学精神气质”，与要求实现“普遍的理性化”无关，反而是从根本上立足于研究态度，它意味着一种方法上的认识论“谦逊”态度^[5]93-94，也就是时刻意识到自己认识上的局限性，反复采用“观察”、“计算”并“对人类知识的必然局限性保持警觉”，这是一种对真理认识的相当谨慎的态度。按照这个模式，科学便作为“一种有力的工具”而存在，进而成为“关于进步的特殊模式的一个象征”，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不能被理解为一种理性主义模式(将进步仅仅理解为变相地运用科学发现)，而应该被诠释为“一种人文主义模式”，彰显了一种“谦逊”的精神、态度，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保持谦逊的姿态。同样是一种进步，正如奥斯本所分析的，这种“科学启蒙的模式”恰恰是“内在于科学理性自身实际逻辑的”，孔多塞将科学模式作为“值得遵从”的启蒙模式也正是由于科学自身有意识显现出的“谦逊”与对真理认知过程局限性所持有的警惕^[4]76-77。就这个层面上而言，以自然科学模式作为启蒙模式，应该能对启蒙的“傲慢自大”起到抑制作用，而以科学的理性主义模式作为启蒙模式，则造就了启蒙的“傲慢自大”^[4]76。对现代的人文研究者而言，科学溢出边界扩散到其他领域，即造成了“科学文明化”，这是绝对值得警惕的；然而，如果将科学理解为“谦逊”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散布于与科学无关的其他知识领域中，那么“科学文明化”现象便成为值得赞赏的了。

二、 科学精神：科学的人文化

假若我们从此维度观察科学的权威化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中带有人本色彩的社会历史研究，也许就能对科学与启蒙、科学与人文的关系获得新的理解。

推动科学的权威化，其合理性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科学作为一种知识模式、认知模式而对其他领域的认知过程具有一种范式意义，将权威化的科学扩展至人文社会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存在的赫然区别。在他们而言，科学或者说自然科学是一种认识工具，承认科学的权威化地位，并不是强调必须援引自然科学的理性主义模式，或者亦步亦趋于自然科学不断更新的实际研究方法，甚至直接应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他们这种做法的潜在意图很可能是认同于科学认知活动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以这种科学精神彰显出来的研究态度来规范引导人文领域的研究。

换言之，自然科学对于人文社会学科的参照价值更多地是在于它显现出的科学精神所具有的启发象征意义，自然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模式而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中具有典范意义，或者说，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令所有人艳羡不已，从科学活动中归纳抽象出某种精神因质，将科学取得的巨大进步归结为这种特殊的精神因质，就这种做法而言，其实质是一种人文研究模式，即将科学作为案例，专注于其中研究主体体现的精神性因素对整个研究活动产生的主导性影响。

科学一词作为常用的评价赞语，实际上就多少指涉了研究主体精神层面的某种因质，其实是将科学视为科学精神的绝佳典型，关注于科学活动中人作为研究主体的精神状态(相对客观公正、谦逊、对真理认知的局限性有所警惕)，由于研究主体的这种精神状态，科学被当成典范性的研究模式受到普遍赞誉与推崇。由此，似乎可以说，人文研究中参照科学研究模式，很大程度上，将科学人文化的意义要大于将人文科学化的意义，即便很多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者，都有想使自己的研究领域科学化的企图，在他们看来，科学代表着一种普遍的研究范式，但实际上体现出将科学作为一种人文研究模式的倾向，也就是说，他们将自身领域科学化的前提恰恰首先是将科学人文化，正是在科学能被视为一种人文研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提出科学化的主张。简言之，这是对科学进行人文研究的结果。

三、 科学作为人类义务：科学的伦理色彩与批判精神

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科学成为进步的代名词，而启蒙就是要通过消除人类思想方面的蒙昧无知与种种偏见，最终助益于人类的普遍进步，进步成了一种主体义务，科学被设定为进步的象征，有义务引领人类不断进步^[10]159-160，科学被更多赋予了伦理色彩。

启蒙就存在于这种进步义务中，启蒙学者特别是孔多塞所倡导遵循的科学模式立足于科学在认识论上的谦逊^[5]190-191，按照他的理解，自然科学与他所建立的社会科学是内在的相关的，是统一的，这是由于“自然科学与人类的关注和利益有关，……它本身是实用主义的、实验性的，而且非常严格”，所以，“对人类而言恰当的研究是人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研究都是统一的^[4]81。奥斯本对此加以解释：“这不是说所有的科学都应该控制人类，而是说所有的知识本身就是人文主义的；也就是说，最终归结为人类”，正是这种观念促使像孔多塞这样的启蒙学者将他们的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看成一种科学研究，其实表现了他们想要通过把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社会学研究、历史研究纳入科学来获得“确定的合法性”的意图^[4]81，因为这时的自然科学已经以它满足了人们在自然领域的确定性追求^①成为一种知识领域的典范，获取了知识界的权威地位。

①  科学的兴起有赖于两个因素：其一是对于事物本身的关注兴趣日渐提升，其二是对于确定性的追寻要求愈益迫切；对于确定性的寻求即体现了人们关于普遍真理的本能信念。怀特海在分析科学起源时强调“所谓现代思想的新面貌，就是对于一般原则与无情而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强烈兴趣。……对详细事实的这种热烈兴趣，以及对抽象结论的同样倾心就构成了现代世界的新奇观。”即科学的兴起重新协调了学术中“详细事实”与“抽象结论”之间的关联，更新了知识界的研究方式。参见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2009，6。

上述涉及了科学的伦理色彩，科学作为进步的象征，有义务引领人类世界迈向更完美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是一种人类义务，科学的义务便是对真理的寻求。科学被界定为对于真理的不断寻求，从科学发展进程来看，科学对真理的寻求使得科学成为一种导向久远未来的事业^[11]136，因为所谓的真理总是“有待修正”，具有“易缪性”^①。^[4]83

①  参见：C.S. Peirce,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volume one, 1867-1893, N. Houser & C. Kloesel (eds),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52.

科学的精神气质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作为主体的人运用实验研究自然的特定方面，获取某种经验，最终获取把握控制自然的能力^[4]84-85。实验室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研究形式充分显现了人对于整个科学活动产生真理的过程的“干预”^[12]，实验室完全是一个被研究主体刻意控制营造出来的环境，“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和其他活动并不能根据理性主义模式被看作是针对事实的一系列理论，或是相反，被看作针对理论的一系列事实。实际上，这些实验和活动盛产新的经验，而且实验室不是生产客观性的地方，而是工作所”，所以，“实验室中的科学结果是被生产出来的”^[4]86，实验室代表了一种精神气质，自然现象被置于人工的环境中通过特定手段被观察并被研究者从中归纳出真理，实验室生产的真理是被普遍认可的，实验是“不同的真理争夺‘共识模式’时所要实现的目标”^[4]86，诸多的自然现象与感觉经验在实验室的特定环境中被规训(被人类理性规训)为真理的表达形式，所以“实验的精神气质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平和地获得共识的一种方式”^[4]87。这种实验主义可以被发展为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世界观，对于人类社会领域研究处理社会事务意义重大。

在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真理的模式，证明真理都是有若干条件限定的，都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中产生的，所以，如果要批判否定一种知识的真理性，仅仅提出另一种知识是不够的，拆解其真理性的最好办法即是将这种知识还原到产生它的特定语境中，揭示出它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这就是自然科学所“有意培养的对待真理”的“态度”，真理表现为一定的知识形式，是作为“历史的产物”而存在的^[4]88-89，所以，承认“易缪主义”就是一种对待真理的可取态度，这就表明持续不断的科学活动是由一系列“修正性的实践活动”构成的^[13]11，科学就存在于对自身历史谬误的不断批判与更新中，不断的自我消解实际上意味着不断的革命，在这种持续的自我否定与更新中，科学获得了“进步”。

可见，科学的使命就是打破已有观念，科学从精神气质而言，本身具有一种不断革命的精神，不断逃离自身的叛逆精神，其本身就是作为一种批判而存在(毫不留情地自我批判)，体现为批判精神，对其过去自身存在历史的批判，因此，科学活动的核心就是一种“批判的精神气质”^[4]94。所有这些有关于科学的意识，科学所具有的精神气质都影响到人们对自身所属社会以及自身历史的态度，由科学带来的强烈的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与批判精神构成了启蒙精神的一个方面弥漫于18世纪的社会历史政治领域。而19世纪科学发展出强调精确的精神气质(与实验日益追求精确性有关)，也影响了一般的社会思想风尚及当时以历史、社会等为关注对象的人文研究。

四、 启蒙运动：科学权威化语境下的人文研究

质而言之，发生于18世纪的关于人类智力方面的启蒙运动，无论期间观点有多大的差异，都无一例外地将人作为关注的重心，学者们所阐发的思想显现了人本主义性质，他们在致力于人类社会结构改革完善方面提供了若干可资参照的原则，并且在社会中营造了一种全新的思想精神氛围，高扬了人的理性，孕育了时代的革命精神气质，可以说是强化了人对于自身理性能力与创造力的信赖，知识界以普遍的怀疑批判思维方式为原则则显现出对包括古典权威、教会权威在内的一切传统权威的颠覆力度，树立起独立的现代意识。与之前16、17世纪人们的兴趣普遍聚焦于对自然宇宙奥秘的探寻有所不同，启蒙时代中，第一流的智力多被集中于与人有关的心理学、社会结构、人类道德这些领域的探讨，这种关注重点的转移并不是突兀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转移。

具体而言，启蒙时代学者给予人类本身及其所组成的社会以更多关注，一方面，与当时社会黑暗状况、恶劣环境对人造成普遍压迫、人的生存境况颇为堪忧直接相关，糟糕的社会现实状况与当时知识领域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极不相称，这表明16、17世纪科学发展过程中曾经许下的科学有益于人类福祉的诺言并未兑现，激发了学者们对人类社会生存境况的思考；另一方面，这种转移实际上也是由前一阶段自然科学研究逻辑自然衍化的结果，是对前一阶段思想的承接，表现出思想的连续性。17世纪笛卡尔在研究中所确立的科学思想原则：人类理性的至高无上、对于确定性规律的寻求以及对研究方法的严格规定^[2]16，从17世纪后期开始影响法国的思想界，形成了对笛卡尔精神的崇尚风潮，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启蒙时代。

笛卡尔以宣扬人类理性反叛权威，确立了人在宇宙世界中的至上主体地位，启蒙学者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尝试实现他们对于人类及其社会的诸种思考^①，自觉反抗权威的叛逆精神和普遍的怀疑精神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18世纪启蒙学者，成为他们在对人类、社会的研究中一种必备的严肃态度，对人类理性的推崇，使得人成为研究的真正中心，从18世纪启蒙学者的人文研究中可以清晰地见出这种影响的力度，正是受对任何事物都要接受人类理性评判这个信念的驱动，加之他们意识到正是由于传统权威影响的存在令人类社会的发展停滞不前，意识到在各个领域中反抗传统权威的使命感，在他们看来，传统权威根深蒂固的影响力是依靠它在历史场域中建立起来的普遍解释效力得以维持的，通过对历史的这种普遍解释效力渗透影响人的思想，赋予陈腐的社会组织结构以合法性，换句话说，传统权威影响下的历史认知场域，为传统权威提供了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所以要想消解传统权威，启蒙学者必须重新清理历史，将以往遗留于历史中的种种偏见与错误清除出去，也就是祛除蒙昧与无知，按照理性原则重新塑造人的思想精神，惟其如此，才能推动社会领域的改革，实现他们关于人类社会普遍进步的理想^{[14]105-108, 124-131}。

①  笛卡尔以严密的数学逻辑推导出科学活动所遵循的人类理性原则，启蒙学者从中发现了人的独立性以及人的无限能力，从中拾获了对人自身的信心，并将这种自信推至对于人类社会事务的处理方面。

笛卡尔对于确定性规律的寻求同样也成为启蒙学者们在进行社会、历史甚至在对人类道德的研究中一种普遍的追求，企图探寻支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以及为道德立法、为社会立法的倾向就都是体现了同样的追求。^[15]136-137实际上，为了彻底清除传统权威的影响，必须通过研究展现出人类理性精神不断进步的历史图景，在研究中发觉证据证明人类理性原则对于历史进程所起的主导作用，同时，在理性的引导下重建普遍的历史解释效力对于进步观念的深入人心也是非常关键的，这就需要以人类理性原则与进步观念在社会、历史中彰显出它重整秩序的能力，使得新的历史阐释框架或者说模式拥有一种统摄性和普效性。由于自然规律的稳定不变性是已经被普遍认同了的，凭借自然规律来解释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的研究也使自然科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自然科学领域对于确定性规律的把握所显现出的惊人成果启发了启蒙学者对社会规律、历史规律的自觉追求。

另外，笛卡尔对研究方法所做的严格限定，^[2]16-18奠定了一整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特别是他对于证据的小心区分与界定，以及根据已知事实证据进行严格推理的主张，都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启蒙学者对于人类、人类社会历史的观察与探究。

由此可见，18世纪颇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启蒙运动发生于科学权威化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实际上遵循了科学的原则，是科学研究扩展至人类社会领域的自然结果，其前提动机恰恰首先是将科学人文化，对科学进行人文研究，并视之为一种人文研究模式。简言之，正是由于对科学已取得的进步成就的欣羡、崇拜与反思，导致了社会思想领域更深刻的智力革命，这场智力革命及其直接产物——法国大革命，都充分体现了近代科学的实验精神和怀疑批判力度。

无疑，普遍理性的信仰是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标签，由此不仅发展出实证主义，而且还导致了一种机械处理人类社会事务的方式。在他们看来，人类及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同自然界一样受制于自然法则，有关于人类以及人类社会的事务应该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模式来处理，他们从知识进步中引申出充满着乐观主义的人类社会进步论，以对于理性的推崇将科学奉为新的认知权威扩展至人文研究领域，譬如《百科全书》的编纂原意是按照培根、洛克思想中所昭示的归纳分类总结，但在具体的编纂过程中，由于笛卡尔式的理性批判精神贯穿于他们的编纂行为始终，导致他们是以一种批判性姿态立场来考察各门科学的知识状况的，实际上是倾向于对知识领域进行清理，而不是单纯的经验式归纳，强调理性精神一以贯之。法国大革命被视为按照启蒙理想实施的一场社会实验，后来大革命的失败表明了启蒙思想所宣扬的普遍理性的虚幻性，即启蒙学者是在真空中建构所谓的普遍理性的^①，而他们在人类事务上一刀切的机械式处理方式是非常有害的。可以说，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对科学活动意义重大的理性至上原则，统摄了关于支配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规律的探讨，支撑了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信仰，强调人类理性对于一切事务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凸显了知识研究领域的形而上学倾向，正因为主导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是一套纯然理想化的形而上学的理念，这种理念所预设的思维方式在逻辑上必然地将现实经验与历史经验拒斥于外，换言之，这样的思维方式赋予抽象的逻辑演绎以绝对优先地位，经验归纳则被认为不能提供逻辑上必然的确定性的、普遍化的东西而被边缘化了，持有理性至上信念的人认为理性是先验存在的，并能给人带来一种确定性，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切都必须以理性证明自身，存在于经验领域中事物本身的活力与多样性被忽视了，经验现象成为被普遍理性治理、提升的对象，也就是说，对于经验世界而言，理性代表了一种超越的力量，被赋予了引领人类社会进步的义务，整个经验世界的秩序有待于理性的整合。依循这种形而上学的致思理路，整个人类的未来被设计为受制于普遍理性的统一模式，启蒙学者甚至按照普遍理性原则推衍出普遍的人性，认为人性是可塑的，可完美的，各个地域、文化中的人类在人性方面是相同的，与此相关，启蒙时期有关于人类精神的研究特别为人所关注，法国启蒙学者们相信精神世界与自然界一样都受自然法则的支配，精神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普遍理性的引领下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达到完美的境界，所以，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理性法则之下的人类精神进步成为他们普遍关注的重心，经验事实成为人类理性解放、人类精神进步的注脚，启蒙时代的人文研究呈现出普遍的形而上学倾向。

①  正如科学家将自然现象通过特殊手段移至与大自然相隔绝的实验室中观察一样，启蒙学者们没有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股由多种复杂因素混合杂糅而成的巨大力量，不是通过他们简单化处理，仅仅通过理论争辩和立法就可以应对，相应地，他们的革命姿态就表现为与过去的彻底决裂，甚至认为只要有了新的管理方式与完美宪法，“千年福王国”必将实现。

五、 结语

概而言之，探究人类本身以及人类社会成为启蒙时代的核心课题，在启蒙学者看来，人性与自然一样是稳定不变的，所以把握变化多端的人类进程首先就要探讨把握不变的人性，人性成为人文研究的根本，18世纪的启蒙学者不论持何种观点，都接受了这一假设作为研究前提，休谟^[16]倡导建立所谓“人的科学”，认为所有的科学，特别包括自然科学，都属于人的认知范围之内，依赖于人的智力与判断。^[14]132这一研究设想反映了启蒙时代所有学者的一致性要求，强调对于人自身的关注，他们的研究都是有关于人或人类社会的。在18世纪的学者看来，有关于人的科学或者说有关于人性的学说，始终是与自然科学的进展并行的，因为自然具有恒定性，人认识、掌控、改造自然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认识、把握我们自己心灵的过程，所以，心灵、人性与自然一样具有恒定性，作为人的认识对象而言，是永恒不变的^[14]133-136。启蒙时代关于人类普遍进步的理想信念一定程度上也与他们对于永恒人性的假定相关，他们在将不变的人性等同于永恒自然的假定前提下发现，就像自然科学的进步使得我们拥有更多的关于自然的知识，控制自然的能力日益增强一样，我们关于人性的知识也必定是在逐渐进步的，而且随着我们关于人性、心灵的知识的进步，进而如在自然科学中发现自然法则一般从中发现支配人性的规律，他们所期待的乌托邦式的生活必然能够在未来实现。

在启蒙运动所处的科学崇拜的时期，科学在知识领域中占据了权威地位，科学家也成为极富魅力的形象，知识几乎就完全被等同于科学知识，也就是说，在人们的意识中，科学知识必然就是真理，知识必须是科学的，才能称之为知识，科学成为知识的权威标准，而科学正是在对自然的研究中树立起权威形象的，所以，人们往往从自然科学研究活动中抽绎出所谓的科学方法论原则以及科学研究主体的某些精神气质，以此规范知识领域中的其他研究活动，而且，自然科学以外的研究领域要证明自己在知识领域中的合法性就必须首先自觉地认同于科学，将自然科学方法论作为普遍的方法论要求落实于自身的研究中，自然科学家的理想化的精神气质也被赋予这些研究者自身，这是科学权威化语境催生的一种现实必须，更是由研究者对于科学的欣羡态度引发的主动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