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中国的科学教育存在着外来性、工具性、专业性和指令性等问题，导致我们重科学的知识层面而轻精神层面，而在知识方面又受限于专业范围和技能训练。科学教育应重视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尤其要超越工具性思维。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的100年。1915年陈独秀先生创立了《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敬告青年》。文中认为对青年有六端是最重要的，“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先生认为，科学实际上是“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这是他的理解。他特别谈到，“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就像是“舟车之有两轮焉”。他还指出，科学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在欧洲“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他认为，我们要想脱蒙昧时代，不做浅化之民，就要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在该文中，他还历数当时中国之“士、农、工、商、医”等各行各业不懂科学之害。可以说这是一篇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宣言书。陈先生一百多年前的这些话，我们今天重新来读，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发端于1915年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系统推进科学教育的开端。100年来，科学教育在中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的曲折发展过程，其中尤以“文革”为甚。可以说反思我国科学教育发展的历史具有现实的意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中国的科学教育有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缺陷。中国科学教育是从无到有、自外而来的。它不是在中国的历史上逐渐发展起来的科学教育，这就造成现在我们谈科学教育往往是和中国传统文化割裂的。对此，我称之为中国科学教育的“外来性”。

再就是它的“工具性”。19世纪末，黄海一役，北洋水师殁于海底，洋务运动归于失败。1895年，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轰动朝野。他说：“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之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后来的发展，我们都知道叫师夷长技，科学救国，讲的是中体西用。这个“西”很大一部分就是科学教育，而把这个当做“用”，就是它的工具性。我们一开始就是把它当工具引进来的，所以就造成了我们在传统上比较注重科学的物质力量方面，把它作为强国富民的工具，重视其发展技术、发展经济、发展军事的工具性作用。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认识，是从历史的根上就有它的先天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后，“专业性”的问题又突显出来。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也实行了计划教育，即按生产岗位需要来培养学生，非常僵化的专业性。如当时的无线电专业，20世纪50年代末一度把发射机和接收机都分开了，学发射的专门学发射，学接收的专门学接收。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科学教育，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中的科学教育，多是以专业教育形态出现的。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专业教育，但是光有专业教育是不够的，专业教育确实是科学教育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不等于科学教育。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或者说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的大学，反而特别强调通识教育？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他们不是因为专业教育做得特别精致，反而是特别强调通识。

还有一个“指令性”问题。我们的教育包括科学教育在内，是自上而下的，指令驱动的。在不久前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讲到苏联模式的时候，他用的是“指令经济”。我们现在教育也有这个问题，造成的结果就是，无论学校还是教师、学生，主动性都比较差。我们从训练上一直让学生遵照指令、应付考试，而科学是主动探索的过程，不是接受指令去完成某种任务。

以上是我观察从先天到后天我们存在这么些问题，即外来性、工具性、专业性和指令性。归结起来说，我们比较重科学的知识层面而轻精神层面，而在知识方面又受限于专业范围和技能训练，而且缺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融合。

在马克思去世以后，恩格斯有一段特别著名的“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他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发展，哪怕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得马克思感到衷心的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恩格斯提到的这个发现是发生在马克思去世前半年的电力传输实验。我觉得马克思是树立了一个榜样，他尊重科学精神，并且尊重每一个科学发现对历史进步的影响。在马克思的眼里，科学不光局限于提高生产力和创造新技术，科学的精神、思想、方法和态度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而这一点相对地被我们忽略了。回想严复先生对洋务派的批评，新文化运动既讲赛先生又讲德先生，而且讲赛先生更重于精神方面，这是新文化运动远高于洋务派的地方。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在指导思想上重视科学的精神力量，要超越工具性的思维。

第二条建议是要把科学素质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涵。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已很多年，但是一直没搞起来。这里有概念问题，比如通常将知识、能力、素质并列，好像在知识能力之外有个素质，这是什么素质呢？素质本身就是综合的，是人的内在的综合品质，科学素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素质之一。当年中央提出的提高全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能力等，就是要超越知识传授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培养逻辑思维、科学实验以及科学假设这样的素养。

第三条建议，要积极探索科学和人文的融合。这种融合是本然的、内在的，是要被发掘出来，而不是外加上去的。比如社会责任，我认为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现在我们强调科学的伦理，都是基于对人类的责任，这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而人文关怀最重要的也是对人类作为整体的关怀。要解决科学和人文结合的问题，提高教师的科学和人文素养应该作为着力点。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教师绝大多数是在比较窄的专业教育下训练出来的，往往比较看重具体的专业知识，所以对教师的科学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的再教育，可能是我们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