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过去40多年了，我国无论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水平迅速提升，论文发表数、专利注册数均进入了世界前几名，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我读大学的时候，招生人数还不到20万，现在每年招生人数超过700万，居世界首位。毫无疑问，中国可谓是科技大国了。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称得上科技强国呢？实事求是地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问题在哪里？我想，基础研究比较乏力，这是最引人注目的，这正是我国当下科技发展的短板。我国至今重要的科技成果，都是通过引进和集成创新所取得的，例如我们引以为豪的高铁技术，就是把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最好的技术引进来，同时做好集成创新的工作，才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铁科技体系和制造业体系。然而，我们的原始创新能力呢，放眼四顾，还比较薄弱。在基础研究方面，不仅投入不够，而且投入的方式和比例也显失衡，换句话说，基础研究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对我国整个科技发展来讲，形成了一个短板。而基础研究的滞后本身又存在许多原因，存在严重的掣肘，它们又成为了基础研究发展的短板。

那么，基础研究的短板在哪里呢？从实践面临的缺陷和揭示的问题看，当下最为困扰的是功利取向主导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种浮躁风气严重销蚀我国的科研队伍，妨碍基础研究健康运行。在科学共同体中，普遍的感受是，做科研受到的外界干扰太多，真正把精力放在科研上面的时间和精力被大打折扣。既要争取项目，又要获取人才计划，还要发表大量论文，科研人员在这些所谓社会建构上面要费太大功夫！无奈的是，功夫多花在科研外，甚至异化为不在乎科研本身是否真正做出了成绩，出人头地还要靠能拿到项目、能戴上杰出人才的帽子、能通过多多益善的考核指标。

具体分析一下，虽然这种浮躁风气弥漫的原因很多，但确实与近年来科技政策导向所造成的一些偏向有关。

首先是投入政策。现在主要是采用项目制，通过招投标的方法分配资源。项目制比过去吃大锅饭，完全靠行政当局按照单位来分配资源，确是一个很大的改进。但在实行项目制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最突出的是项目制通常用搞工程的方式，或者准工程的方式，来解决立项、实施、验收诸问题，这对结果预期明确的工程来说，也许是合理的。因为对于这类项目，它的招投标和评审，设计、操作、验收等等都在预期之中，的确比较好操作。但是，基础研究一般只能有设想，充满不确定性。基础研究强调的是创造性，不论是过程还是结果，很多东西并非事先就能完全把握的，如果能，也就不叫什么发现和创造了。项目制对于基础研究更为可虑的负作用是，很难保证项目的主持者具有很强的主动性，因为争取到项目对他来说可能是第一位的，争取到了项目，才可能有资源和条件生存下去。其实有些同行，争取项目并不是他们最想做的，但是他必须首先争取到项目，才能保证考核合格和届时晋升。所以，就投入政策的导向来说，为什么会造成学界的浮躁风气呢？主要是它忽略了基础研究的本性是需要有创造性的，需要给自由研究留有比较大的空间，而项目制对此是有所欠缺的。

第二是人才政策。过去习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对优秀人才、卓越人才，不敢使用特殊政策、给予优厚的待遇。现在搞千人计划、跨世纪人才计划等，试图吸引国内外最优秀的人才，让杰出人才脱颖而出，这确是个很好的思路，也有一定效果。但这个政策执行到今天，有点变味了。例如，大学里一直在评选长江学者，最初，人们觉得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选出了一些尖子，引进了一批优秀人才。但是弄到今天，其副作用、负面影响似乎越来越严重了。这里有两大问题：一是单位争指标的问题，二是个人身份固化的问题。单位为了自己的评估成绩，必定千方百计去争取这样一个人才指标，因此这个人才计划和政策，就制造了一种氛围，单位和个人都孜孜以求一种身份，而且这个身份是会固化的，个人有了这个身份，他的诸多问题就解决了；单位呢，也一劳永逸地抬高了自己的评分。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个政策对那些落榜单位和个人的负面作用？除少数幸运者外，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是很受打击的。特别与政策初衷相悖的是，很可能会腐蚀少部分幸运者，一旦他戴上了某顶人才帽子，就具备了某个固定的身份，之后即使不干什么事，照样是响当当的人才。结果可能是他的贡献不仅不见长，而且压抑了其他大多数人的积极性。这难道不是产生浮躁的又一个原因吗？

第三是评价政策。现在的评价，无论对单位还是对个人，无论评一流、评先进还是评优秀、评职称，实际上都是强调量化方法。不是说量化方法不好、不能用，没有量就没有质，离开量化方法谈评估，显然也是矛盾重重。但是，当下这个量化的方法用偏了、被绝对化了。现在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是非解决不可了。例如，多年前强调在SCI上发文，这成了评优的绝对指标。结果是我国科技界在国外杂志上发文的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了，难道我国科技水平也达到世界第二的水平了吗？现在又去争期刊等级，不看发文本身，只看你在哪级刊物上发表，论文有没有创造性没有人管，论文质量怎么样也不去问，在哪一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是那一级水平。这就把科研的本质异化了，大家知道，科研争的并不是这样一个指标，而是争创造性。异化的结果就在研究中造成浮躁风气，这是当下基础研究中的最大问题。因为最需要潜心研究的基础研究，从事基础研究的人，他很可能心有旁鹜，他所想到的不是这个研究本身，因为研究本身对于他的发展，也包括对于他的成长和利益，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别的东西，是研究之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科技政策，从这个导向上来讲，要着力克服他的短处，要看到我们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万能的社会，什么都是政府管的，所以政策太重要了。在这个政策导向上，包括投入、包括人才、也包括评价政策，都是和我们的基础研究紧密相关的。

政策导向上的问题造成了四个特别严重的异化。一是行政化，我们的资源和评价的主体，往往错位，实质上成了行政主导。二是数量化，把最重要的、科研本身的质量放在一边。三是形式化，弄得单位去争指标，个人去争帽子，指标第一，帽子满天飞。行政化、数量化和形式化，最后就造成绝对化，凡事用一把尺子，去衡量不同性质的事物，既用尺子去量身高，又用这把尺子去量体重，忽视不同类别、不同性质、不同学科的问题，不导致浮躁风气才怪。

要克服基础研究的短板，首先应该让基础研究的政策导向从浮躁中走出来，从而培育一个健康的科学文化。什么是健康的科学文化？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强调严谨和规范，当然这并不错，科学就是要强调严谨和规范，但是严谨和规范不是靠行政化的、形式化的办法就能达到的，绝对化必然走向反面。科学文化还需要宽容和开放，科学的严谨和规范与科学的宽容和开放，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科学的宽容和开放，才能造成一种真正的竞争态势和重视创造性的氛围，否则，就不可能有创造性的成果出现。宽容和开放，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差异，开放批评。尊重差异的极致是包容错误，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基础研究中，出现错误或者产生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如果没有包容错误的文化氛围，就不会有真正的创造性。再则是应当开放批评，包括百家争鸣和对权威的质疑，在基础研究中搞一言堂是非常危险的。

综上所述，要克服基础研究的短板，从浮躁中走出来，有两点值得特别重视。第一、要多元投入，要给自由探索留有空间。首先应加大政府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力度，还要广开投入的来源，鼓励企业和民间进行投入；再则，在确定一些方向性项目的同时，应当有效扩大自由探索的空间。第二、要真正形成一个选优汰劣的氛围，杜绝人为的人才等级划分；既能保护大多数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又能让真正的科研人才脱颖而出。科研需要竞争，否则就不能有创造性；只有切实做好同行评议，才能形成有序的竞争态势。人才政策和评价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决不能简单化、绝对化。特别是不要轻意分发帽子，立标杆。立得好可能会起好作用，否则副作用非常大。尤其不能搞身份固化，那样，我国基础研究就没有什么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