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现代社会职业领域日益分化与复杂化，教育地位与职业发展之间的关联日趋密切。工程师群体是伴随着近现代产业革命和经济发展而逐步分化、形成并发展壮大的职业群体。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工程师群体通过工程科学技术将自然资源转换成物质财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经济繁荣和文化进步。

早在19世纪末期，伴随着工业化步伐的加快以及高等工程教育在英、美、法、德等国的兴起，从“实干家”、“自学成才者”过渡为具有大学学历的工程师就已成为工程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现如今，工程师不仅是科学与生产之间的中介，投资人、管理者和公众理解工程的媒介，而且是公众健康、福利和安全的守护者。作为拥有专业知识并需获得专业认可的技术专家，接受必要的教育训练，取得必要的教育成就，赢得必要的教育地位，更成为其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与影响其未来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将工程师群体与教育地位获得问题联系起来，在对其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教育地位获得机制。

二、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在既有的分类体系之中，“教育地位”往往被视为一种典型的自致性地位。换句话说，社会成员在教育地位获得上的高低，往往被归结为天赋、才能、心智、抱负、勤勉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的结果，而非性别、族群、宗教、阶层背景等结构性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曾指出，学校和广泛的社会一样，基本上乃是基于能力至上的基础来运作。孩子们获得他们的地位，靠的是个人品质(或)价值，而不是性别、种族或阶级^[1]。崔曼(Donald Treiman)也曾乐观地预言，随着社会发展，城市化、工业化和广泛的交流势必引发极大的社会开放，这会促使个人成就从个人特殊性背景向普遍性努力转变；同时，由于教育实用主义的选择机制，个人可以通过自我努力获得较高的教育成绩，继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2]。

然而，上述有关教育地位获得的功能主义观点不断受到冲突论者的批评和质疑。大量学者从生产关系、语言风格、文化资本、阶级意识等具体路径出发，从不同方向丰富和支持着下述主张：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充满着各种形式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最终会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影响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教育地位获得。科尔曼(Coleman.J S.)在其研究中发现，影响黑人和白人学生教育机会不均等的因素并非种族歧视问题所导致的资源投入不平等，而是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文化差异所致^[3]。保德罗和艾斯塔布莱(Boudelot and Establet)曾明确指出：学校自称是统一、中立、平等的和择优录取的，而事实上它按社会出身将每一代人分化为加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群体^[4]；布迪厄分析了标准化的考试机制并指出：考试打着公平的旗号，表面上是通过成绩来选拔学生以显示教育成就是个人能力的结果，但是考试成就暗含了学校阶层惯习和偏好机制，因而教育事实上是在口号公平的过程中掩饰着深刻的阶层冲突^[5]。

在国内，有关家庭背景因素与教育地位获得之间的关联性已经得到许多经验研究的证实。其中，一些研究利用横截面数据考察了在市场化、工业化的现代常态社会中，家庭背景与教育地位获得之间的关联性；另一些研究则利用纵向数据，并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对家庭背景与教育地位获得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考察。

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向上证明了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或教育地位获得的阶层差异，其不足之处在于鲜有研究对这种关联性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仅有个别研究者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思考。如，方长春从城市空间分异的视角出发，指出家庭背景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对教育资源的选择和争夺来实现，而这种争夺和选择又可以通过对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城市空间的竞争来实现^[6]；方长春、风笑天还从教育分流的视角出发，指出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是通过对每一级分流影响的累积来实现对教育分流的影响^[7]。与之不同，孙远太从文化资本出发考察了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他认为，引入文化资本概念后，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影响可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前者是家庭背景直接作用于子女的教育获得；后者是家庭背景通过文化资本对子女教育获得的那部分影响^[8]；李煜将家庭背景的作用机制分为文化再生产模式、资源转换模式与政策干预模式，并讨论了它们各自发挥作用的特征、机制及其所以来的制度条件和社会条件^[9]。

总体来看，国内有关教育地位获得机制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相对有限，而且在研究重点上侧重于探讨优势社会阶层的地位传承机制，对劣势社会阶层的地位流动机制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基于此，本研究拟基于西安市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的实证调查数据，探讨和实证验证家庭教育背景、职业背景、户口身份等因素对工程师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并据此揭示其发生作用的内部机制。

在教育地位获得研究中，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的关系是一个焦点问题。父亲的文化程度与职业是家庭背景的重要测量指标，有关父亲的文化程度、职业与子女教育地位获得之间的关联性，已经在针对独生子女、农村妇女、儿童、青少年、大学生、城镇居民等群体的研究中获得了大量的经验支持。对于二者的关系，本文在此不再赘述。但考虑到随着女性权益不断得到保护和女性地位的不断提高，家庭生活压力的增大，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工作岗位，传统上主要依赖男性的家庭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本研究在考察家庭背景因素时将同时兼顾父母的情况。基于上述认识，现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以期进一步讨论已有理论的群体适用性问题。

假设1：相对于其他工程师，父母文化程度越高的工程师所取得的教育地位可能越高。

假设2：相对于其他工程师，父母职业地位越高的工程师所取得的教育地位可能越高。

中国的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这导致拥有农村户口身份的人在教育获得过程中可能面临制度限制与地域区隔的双重制约。已有研究表明，在学校及专业选择方面，不同户籍的学生可能面临着不同的行为选择。出于安全性考虑，农村户籍的考生往往通过选择偏差或冷门专业以降低被淘汰的风险^[10]。与之相反，由于抗风险能力较强，城镇户籍的考生在选择专业时则更多地考虑预期收益而非入学机会^[11]。因此，即便是在以冷门学科——工科为标识的高等教育机会获得领域，也可能体现出明显的阶层、城乡差异。虽然与来自城市的考生相比，来自农村的受访者更有可能通过选择工科专业以规避入学风险，但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来自城市的学生更有资源和机会获得更高的教育地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的第3个假设是：

假设3：相对于其他工程师，来自城镇地区的工程师所取得的教育地位可能相对较高。

三、 样本、变量与模型 1. 样 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得原始数据资料。2011年10月至12月，研究者采用统一发放的《工程师群体的职业地位获得状况调查问卷》，重点选择在电子计算机制造业、计算机服务业、医学研究与实验发展产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就职的工程师群体为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取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即：通过先抽取产业大类，再在抽取的产业大类中抽取产业细类，然后在抽取的产业细类中抽取企业，最后在抽取的企业中抽取工程师的方式获得研究所需样本。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600份，实际回收591份，回收率为98.5%；其中，有效问卷549份，有效回收率为91.5%。性别方面，男性占67%，女性占33%；年龄方面，28岁以下的占10.9%，29—34岁的占39.1%，35—40岁的占27.5%，41岁以上的占22.5%；文化程度方面，高中及以下的占到了3.7%，大专占15.4%，本科占53.5%，研究生占到了27.4%。此外，61%的受访者上大学之前具有城镇户口，49.5%的受访者为党员，55.9%的受访者健康状况良好。

2. 变 量

(1) 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为家庭背景因素。在本研究中，具体包括父母的文化程度、父母的职业与受访者14岁时的户口这5个变量。其中，父母文化程度分为3个类别：初中及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组；父母的职业分为5类：农民、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以农民为参照组；受访者14岁时的户口分为农村和城镇，以农村为参照组。

(2)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教育地位”。借鉴社会学中有关“社会地位”^[12]以及美国人口普查局有关“教育获得”^①的概念界定，本研究将教育地位界定为个人或群体在教育等级体系或分层系统中所占据的相对位置。在概念测量方面，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在经验研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的基础上，最终确定从“初始学历、最后学历、获得最后学历的学校类型”3个指标入手来对教育地位变量进行综合测量。最终的因变量——教育地位经由对上述3个原始变量的聚类分析得到。根据聚类结果，将受访者的教育地位划分为具有等级意义的低、中、高三类，并分别赋值为1、2、3。

① 美国人口普查局：Educational Attainment.＜http://www.census.gov/hhes/socdemo/education＞(检索日期：2012- 10-11)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和年龄这两个变量。其中，性别为定类变量，分为男和女，以女性为参照组；年龄为连续变量，因此，在分析中直接进入回归模型。

3. 模 型

Logistic模型有两个最主要的用途：第一是用作影响因素分析，求出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比数比；第二是作为判别分析方法，来估计各种自变量组合条件下因变量各类别的发生概率。不过一般用的最多的是前者^[13]。为了获得对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深入认识，本研究采用等级对数回归模型(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来对变量间关系进行检验，其模型表达式如下所示：

Logit (P) = ln[p/(1-p)]=α+∑β_iX_i +ε

其中，p为某事件发生的概率，ln[p/(1-p)]是对P进行Logit转换。α代表常数项，ε为随机误差项，X_i代表父母亲的文化程度、职业等自变量，β_i代表Logistic回归系数。由于将“低教育地位”作为因变量的参考类别群体，那么Logistic回归系数是指与自变量的低水平相比，自变量高水平的受访者获得中、高层教育地位的对数发生比。

四、 研究发现

本部分将重点探讨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具体而言，将首先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的因素，之后基于回归分析的结果阐释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的内在作用机制。

1. 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

为了考察不同类别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回归分析中采用逐步加入变量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在回归分析过程中，依次纳入家庭背景变量与控制变量，分别形成了模型1、模型2这两个相互嵌套的回归模型(见表 1)。其中，模型1是家庭背景模型，模型2是全变量模型。通过表 1可以看出，模型1、模型2的-2Log likelihood分别为524.925、895.672，Model chi-square分别为58.401、68.775，2个模型均在0.000(sig=0.000)水平上统计显著，说明两个模型均是有意义的。

(1) 父母的文化程度

在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方面，两个模型的数据均显示，父亲的文化程度对受访工程师获取较高层次的教育地位无显著影响，但母亲的文化程度却一直保持着相当显著的正效应。在模型1中，母亲的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高中或中专的受访者获得中、高层次的教育地位的概率发生比分别是父亲的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受访者的3.380倍和2.073倍；在控制性别与年龄变量的模型2中，母亲的文化程度的影响力有所减弱，前述两两之间的概率比值分别缩减至3.196倍和2.042倍，但缩减比例相当有限。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第一，在工程师群体的教育地位获得过程中，母亲文化程度的影响力要远大于父亲；第二，母亲文化程度较高的受访者的教育地位获得概率远大于母亲文化程度偏低的受访者。换句话说，母亲文化程度较高的人在教育地位获得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优势。家庭教育背景的优势在受访工程师教育地位获得过程中得到继承。由于父亲文化程度对子女教育地位获得没有表现出显著作用，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1获得部分证实。

(2) 父母的职业

本研究中，家庭阶层背景通过父母的职业来加以测量。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父母的职业对受访者教育地位的获得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父亲职业中的工人与母亲职业中的办事人员对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均表现出持续的负效应。就概率发生比来看，工人子女获得中、高层次的教育地位的可能性仅为农民子女的34.6%，办事人员子女获得中、高层次的教育地位的可能性仅为农民子女的51.8%，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在模型1与模型2中，父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回归系数为正数，这表明，商业、服务业人员子女的教育地位可能高于农民子女，但这种差异未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性。同时，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两类父职的影响也不显著，但其方向为负，说明这两类人员的子代获得中、高层次教育地位的可能性小于农民子女。

同时，在模型1与模型2中，与父亲的情况相反，首先，母亲的职业为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对工程师群体的教育地位获得均表现出持续的正效应，说明母亲的职业为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与工人的子代获得中、高层教育地位的可能性要大于农民子女；其次，母亲的职业商业、服务业人员对受访者的教育地位获得均表现出持续的负效应，说明母亲的职业为为商业、服务业人员的子代获得中、高层教育地位的可能性要小于农民子女。另外，与父亲的情况类似，母亲的职业办事人员对受访者的教育地位获得表现出持续的负效应，但这种效应在父亲身上不具有显著性，在母亲身上表现出显著性。由此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其一，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家庭阶层优势继承性。但相比较而言，受访者教育地位获得的家庭职业优势继承更多的表现在母子身上；其二，虽然从总体上来看家庭阶层背景因素对受访者的教育地位获得影响显著，但父亲与母亲的职业不仅在影响因素的类别、作用力的大小，而且在作用方向上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2也部分获得证实。

已有研究指出，父母职业地位越高的人，其子女获得的教育地位也相对越高^①。然而，本研究却发现，工程师群体教育获得中同时存在地位继承与文化流动的双重可能。对此，可从教育类型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方面做出解释。科林斯(Randall Collins)曾指出，教育的需要有三种：个体实践、确认身份群体成员资格和国家的社会控制；相应地教育也分为追求“实用技术”的教育、追求身份符号的教育和寻求政治权利的教育^[14]。不同社会阶层由于具有不同的文化标准，因而倾向于选择不同的教育，上层阶层更倾向于选择符号性教育，而下层阶层则倾向于选择实用性教育；同时，在历史上，工程师群体大多来自于社会底层。由于出身卑微，这些先驱工程师们常被有成见的人视为没有能力进行科学推理的手艺人^[15]。在现代社会，虽然工程师群体的数量庞大、贡献巨大且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但现实中依然存在着大量工程师的工作性质被严重误解，社会声望被严重低估的现象。我国技术哲学的领军人物陈昌曙教授就曾说过：“在一些场合，人们常常把科教兴国的‘科’就看作是科学，技术不过是科学的应用，工程不过是技术的应用。……在教育观念上，不少人自觉地认为，一流人才应学理，二流人才可学文，三流人才去学工”^[16]。正因为存在对工程师群体的固有偏见以及教育选择的阶层背景差异，在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济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优势职业阶层眼中，工程师可能并非十分具有吸引力的职业。中国科协2005年所作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就显示，在14个可选职业中，希望自己子女将来从事科学家职业的人所占的比例为41.7%，从事医药职业的为43.4%，希望从事工程师职业的仅有17.7%^[17]。本研究的调查也显示，出身于农民家庭以及城市中下层家庭的子代构成了工程师这一职业的主体。对父母职业地位相对优势的人而言，进入工程职业或许意味着代际之间的下向流动。因此，拥有家庭优势职业地位背景的人没有动力、也没有意愿通过取得更高的教育地位的方式在这一职业方向上走得更远；而对那些父亲职业地位相对劣势的人而言，进入工程职业也许意味着代际之间的上向流动，获得更高的教育地位可能是其改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

① 参见：张义祯.社会阶层背景与高等教育获得——以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为分析视角.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9)：64-71；洪岩璧.族群与教育不平等：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一项实证研究.社会.2010(2)：45-73；方长春.趋于隐蔽的再生产——从职业地位获得看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开放时代.2009(3)：116-127.

(3) 受访者14岁时的户口

在未控制性别和年龄变量的模型1中，户籍因素对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显著，来自城镇的受访者获得中、高层次的教育地位的可能性是来自农村的受访者的62.8%；在控制性别和年龄变量的模型2中，这种可能性提升到67.4%，且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本文的研究假设3获得证实。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其一，户籍背景是影响教育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其二，与拥有农村户口身份或来自农村地区的受访者相比，拥有城镇户口身份或来自城镇地区的受访者在教育地位获得方面更具劣势。已有的大量研究指出，户籍身份不但对所有年代的人的教育获得都有影响^[18]，而且来自于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地级市和县城的高校学生，不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均优于家庭所在地为农村的学生^[19]。而本研究却发现了与之相反的趋势，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我国正在推进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有效地增加了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另一方面，导致教育城乡差异的制度因素正在逐步消解。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确立并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体制是城乡教育差异的制度根源。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建国初期所确立的与城乡二元体制相适应的“城市优先”的教育发展方式，经过改革前“城市教育国家办、农村教育集体办”与改革后“城市教育国家办、农村教育靠集资”两种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调整，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教育供给体制的调整以及农村教育特别性支持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消解了导致教育城乡差异的制度因素，并有效地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促进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4) 性别与年龄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相对于女性受访者，男性受访者在教育地位获得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男性受访者获得中、高层次的教育地位的可能性只有女性受访者的88.2%。但总体来看，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并未通过统计检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教育地位获得上，受访的男、女工程师基本上能够得到相同的教育地位。

之所以如此，原因可能在于：其一，高等教育扩招所提供的教育机会总量的增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所导致的可分配教育资源总量的提升，为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的消解提供了发生空间；其二，家庭子女数可能对孩子的教育获得产生负面影响。稀释理论指出，子女数量的增多降低了子女的人均教育投入，从而导致子女教育成就的降低^[20]，尤其是女孩教育成就的降低。截至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实施独生子女政策30多年，该政策在有效地减少城乡家庭子女数量的同时，也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家庭教育投资中的性别差异；其三，我国是世界上妇女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随着整个社会中女性素质的普遍提高，女性职业角色的大量出现，以及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普遍增强，更多的女性会通过提升自身的教育水平来争取职业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

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受访工程师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其获得中、高层次的教育地位的可能性就降低约5%。即：年龄越大，其获得较高层次教育地位的可能性越小。年龄对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显著。到目前为止，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主要集中在初中阶段。在九年义务教育的强力推行以及高等教育扩招的影响下，自21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已得到迅速提升。所以，在年龄同期群中，越是年轻的群体，其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21]。在我国，本、专科工科毕业生是我国工程师队伍的主要来源。截止到2010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工科招生数超过240万、在校学生数超过800万、毕业学生数超过210万^[22]。随着高等工程教育机会总量的不断扩大，劳动人事部门、用人单位对高等工程教育文凭的普遍看重，以及中国注册工程师制度的全面启动，发生在中国年轻劳动力人口身上的教育水平提升现象，也将必然出现在工程职业领域。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8年4月联合颁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高新技术企业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以上”。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职业学历准入门槛的提升、高校扩招所提供的教育机会的增多，以及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向优质教育资源的转移，都共同促成了工程师职业领域“后来者”学历层次反而居上的现象。

2. 工程师群体的教育地位获得机制

本研究利用实证调研资料，对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的教育地位获得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已趋于弱化，其教育地位获得是以母亲的文化程度、父母亲的职业以及受访者14岁时的户口为表征的家庭背景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工程职业领域家庭背景与子代教育地位之间的关联模式表明，教育获得兼具地位继承与文化流动双重功能，其既有可能成为优势社会阶层强化等级秩序的工具，也有可能成为劣势社会阶层实现上向流动的阶梯。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本研究将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机制归纳为地位继承机制与文化流动机制两类。其中，地位继承机制主要指优势社会阶层中所存在的促进子女教育成就、提升子女教育地位的作用机制；与之相对，文化流动机制主要指劣势社会阶层中所存在的促进子女教育成就、提升子女教育地位的作用机制。

(1) 教育获得的地位继承机制

本研究将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的地位继承机制分为直接作用机制与间接作用机制两类。其中，直接作用机制主要指家庭内部的各类优势资本直接作用于子代的教育机会获得。其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源排斥，即优势社会阶层家庭利用其家庭资本优势，在升学和择校过程中减少竞争激烈程度，或将部分竞争者排斥在竞争之外，甚至垄断教育机会^[9]。直接作用机制具有明显的违背绩效原则的特征；间接作用机制主要指家庭内部的各类优势资本通过作用于子代的人力资本，进而影响到子代的教育地位获得。其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转化，即具有优势资本的家庭首先将各类优势资本转化为子代的人力资本，并进而转化为子代的教育地位获得。虽然同属于地位继承机制，但与前者不同，间接作用机制遵循绩效原则。

直接作用机制，主要包括特权排斥、经济排斥政策/制度排斥等。特权排斥主要指在教育制度设计中通常特别为某些权贵阶层预留了位置，优质教育资源的设置常常偏向某些具有特权的阶层^[9]。例如，在高考招生录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国内高校都广泛存在着降分录取本校教职工子女的现象。“低分上大学”在赋予高校教职工子女这一特殊利益群体额外受教育机会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其他利益群体子女的受教育机会。

经济排斥是现代社会最常见的排斥方式。主要指拥有优势家庭经济资源的家庭通过捐助、赞助、支付高额学费等方式直接以经济资源换取子女的教育机会^[9]。当前，由于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以及高中教育阶段的特殊性，教育机会获得中的经济排斥主要出现在这两个阶段。但在高等教育阶段，同样存在着一些相对隐蔽的经济排斥方式。例如，近年来，国家普通高校三类本科以低分数、高学费方式进行招录的做法本身就暗含着以经济资源换取本科学历的可能。

政策/制度排斥主要指某些教育政策或制度设计本身，增加了潜在的排斥劣势社会阶层的可能性。例如，高考制度是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选拔机制，目前，该制度备受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高考招生制度的不平等。在我国，发达城市地区拥有数量丰富、质量优良的高等教育资源。同时，在高考招生过程中，发达地区不仅录取分数低，录取比例高，而且城乡考生之间的招录比例相差甚远。由于落后地区往往是劣势社会阶层占绝大多数，这也就意味着劣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将首先成为制度性排斥的受害者；再如，1997年我国实行高校收费政策，结束了几十年来免费上大学的历史。但随着高校收费政策的实行以及教育成本的不断提升，一些贫困家庭的子女出现了“考得取，上不起”的现象。对他们而言，有限的家庭经济资源，而非贫乏的个人能力终将他们阻隔在高等教育的大门之外。

间接作用机制，主要包括直接或间接帮助提升人力资本这两类现象。直接帮助提升人力资本，此类现象主要存在于文化资本相对丰富的家庭之中。由于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该家庭的成员不仅有能力直接为子女的学习提供方法、知识和技巧方面的指导，而且有能力通过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的学习习惯与学习成绩，来自家庭成员的这些直接帮助均有利于提升子代的人力资本。

间接帮助提升人力资本，此类现象主要存在于家庭经济资本相对丰富的家庭之中。由于经济资本丰富，此类家庭中的家长虽不能直接帮助子女提升个人能力，但往往可以通过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有助于子女人力资本提升的条件和空间，借助外部力量帮助子女提升人力资本。例如，通过为子女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高质量的学校、丰富的辅导资料、多样化的学习工具、聘请家教、参观艺术展览、博物馆、观看艺术表演等各类有助于提升人力综合素质的方式提升子女的人力资本；同时，家庭经济资本相对丰富的子女不用过早、过多考虑分担家庭经济责任，解决家庭经济问题，他们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在需要投入大量金钱与时间的高等教育领域通过延长受教育时间、提高受教育水平、在继续教育过程中调整受教育方向等方式获得更高学历，从而最终提升了自身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

(2) 教育获得文化流动机制

本研究将高新技术企业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的文化流动机制分为外在激励机制、内在约束机制与个人能力机制三类。其中，外在激励机制主要是指受访者嵌入其中的外部环境中所存在的促进其教育地位获得的作用机制；内在约束机制主要是指受访者通过将教育价值内化而形成的促进其教育地位获得的自觉的行为自律机制；个人能力机制主要是指受访者身上所存在的有利于其教育地位获得的智力因素。

外在激励机制，主要包括劣势效应、榜样效应。美国社会学家甘斯(Gans)曾经撰文指出，虽然贫穷明显地具有各种形式的反功能，不过，贫穷也具有正功能。与贫穷所具有的正功能类似，在教育地位获得过程中，劣势社会阶层子代所具有的劣势本身也兼具正面效应。与优势社会阶层的子女不同，劣势社会阶层的子代可能很难凭借父母的文化资本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更不用说通过父母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来直接换取教育机会，但劣势社会阶层子代所面对的劣势本身，即：他们所面对的窘迫的个人与家庭生活境遇，却往往成为他们保持学习热情、获取优异成绩并不断实现劣势突破的积极动力。

有关家庭子女数量、邻里关系与教育地位获得关系的经验研究指出，家庭子女数量的增多以及邻居阶层地位的优越性都有可能通过角色行为习得促进个体的教育成就获得。然而，以往研究在指出此类社会化的主体的作用力的同时，却未曾充分阐释其中所蕴含的作用机制。无论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社会互动所形成的角色引导，还是邻里良好的社会行为所产生的角色示范，其中介机制都源于榜样。榜样的来源是多样化的，它既可能是兄弟姐妹、同伴和同学，也可能是父母、师长和亲朋。但无论来源于哪里，榜样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是现实生活中可触可见的成就典范，他们为那些渴望通过教育地位获得改变窘迫的生活际遇的劣势社会阶层的子代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优秀经验与可供模仿的成功路径。

内在约束机制。与优势社会阶层相比，劣势社会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所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教育是他们所能利用的实现收入增加、职业流动、代际转移、城乡迁移等目标的最为可能的手段。因此，他们对通过教育地位的获得而改变不利的生活境遇抱持着更为热切的希望和更为坚定的信念。对行动者而言，此类希望、信念的力量越强，其越有可能通过教育价值内化而转化为行动者自觉的行为自律机制。与外在激励机制相比，这种内在的约束机制，这种导向源于行动者内心深处的自觉的行为自律所产生的力量更为强大、有效，因而也更有利于促进行动者的教育地位获得。

个人能力机制。已有的地位获得研究中也曾有研究者考察过受访者的智力因素，但更多的同类研究并不将其作为考察的重点。但本研究发现，在劣势或相对劣势社会阶层子代的教育地位获得过程中，个人能力因素是一类相当重要的作用机制。如果仅以学业成绩作为考核个人能力的一项指标，会发现，与父代相比，那些实现了代际或代内教育地位流动的受访者，从入学伊始到取得最终的教育地位，基本上一直保持着相当优异的学业成绩，其优异的学业成绩本身成为激励其处于劣势之中的家庭支持其不断实现教育地位突破的关键因素。因此，在优势社会阶层子代教育地位获得过程中可能并不一定必须具备的个人能力，在劣势或相对劣势社会阶层子代的教育地位获得过程中，不仅是一类必备的素质，而且是一类相当重要的甄别机制，它会将劣势或相对劣势社会阶层子代中那些能力不凡者被有效的筛选出来。

五、 小结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对工程师群体的教育地位获得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以下将主要对本研究的研究发现进行小结，并对模型分析中显现出来的一些富于启示的问题加以讨论。

1. 关于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

研究表明，该群体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已趋于弱化，其教育地位获得是以母亲的文化程度、父母亲的职业以及受访者14岁时的户口为表征的家庭背景因素与反映时代变迁特征的年龄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有关教育地位获得的已有研究中，家庭背景因素与教育获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焦点议题，而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以及由父母户籍所决定的受访者的户口是家庭背景因素的重要测度指标。有关父母的文化程度、职业以及受访者的户口与子代教育地位获得之间的关联性，已经在针对独生子女、农村妇女、儿童、青少年、大学生、城镇居民等群体的研究中获得了大量的经验支持，本研究再次证实了此类家庭背景因素对个体教育地位获得的显著影响力。

但是，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因素各测量指标的作用方向并不一致。在本研究中，代际之间的文化传递效应获得证实，即母亲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其子代所获得的教育地位也相对较高。但是，家庭阶层背景与家庭政治背景的地位继承效应不仅未获证实，而且表现出明显的文化流动效应。即优势家庭阶层背景与14岁时拥有城镇户口的受访者在教育地位获得上不仅没有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反而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劣势。

总体来看，在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过程中，家庭背景影响中的主要因素在于父辈的教育资本；同时，工程职业领域家庭背景与子代教育地位之间所存在的关联模式表明，教育兼具地位继承与文化流动双重功能，其既有可能成为优势社会阶层强化等级秩序的工具，也有可能成为劣势社会阶层实现上向流动的阶梯。

2. 关于工程师群体教育地位获得的机制

研究表明，不仅存在以直接作用机制与间接作用机制为表征的地位继承机制，而且存在着以外在激励机制、内在约束机制以及个人能力机制为表征的文化流动机制。冲突论和功能主义对学校教育与家庭背景影响关系的研究，暗含了这一研究领域潜在的一个逻辑规则，即家庭阶层特征方面的优势不一定会促进提高子女的教育成就，但起码不是子女教育成就的障碍^[2]。这一论断反映出以往研究暗含的两个基本特点：其一，重点关注家庭阶层特征对子代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其二，过分强调优势社会阶层所拥有的促进子女教育地位获得的特征和机制。虽然经济再生产、语言再生产、文化再生产、文凭制度等理论视角均从不同侧面证明了优势阶层背景对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

但是，与传统社会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对较低的流动率相比，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相对开放且存在着大量的代际地位流动，已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那么，如何解释低阶层的人实现社会上向流动的社会事实呢？李普塞特(Martin Lipset)等人将之归结为高、低阶层分别具有较低、较高的生育意愿和子女数量的生育机制。布迪厄则指出，以学校教育为中介的文化再生产又具有某种随机的逻辑，它使得一个阶级作为团体可以再生产自身，却并不能保证其中所有的成员都能保住自己原有的社会位置。这种再生产机制在它所维护的阶级团体利益与它不可避免要剥夺的一部分人利益之间，无法两头兼顾。然而处于增强隐蔽性的需要，教育制度告别了那种公然给每个人它暗中要给予他们的东西的做法，对每个人提出了相似的要求^[5]。而本研究的发现表明，不仅存在以直接作用机制与间接作用机制为表征的地位继承机制，而且存在着以劣势效应、榜样效应以及教育期望效应为表征的文化流动机制。可以说，正是经过了劣势地位的反向催化、榜样力量的积极引导以及对教育改变命运所抱持的热切希望，再加上如布迪厄所言的统治阶级为了统治利益而不得不做出的权利让渡，某些劣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得以跨越阶层障碍，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