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只有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人才观，坚持实践是检验一切的唯一标准，才能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出现和成长。

如何才能使我国有更多的创新型人才涌现，是值得大家探讨的问题。显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本文只从一个侧面加以探讨。

在网上看到一篇介绍美国物理学家费曼的文章，其中提到他曾在巴西里约大学做过一年的客座教授。在那里，他发现了他认为奇怪的现象：学生们从不提问，学生上课时唯一要做的就是坐在那里，把教授讲的每个字记下来。当教授重复那句话时，他们逐字检查，确保没有写错。当他问一个学生：“你抄了那么多笔记，接下来会怎样处理它们？”学生的回答是：“噢，我要好好地读，然后考试。”这样的情景是否真实反映了巴西学生的情况不得而知，但却也非常切合中国学生的情况。

《科学与文化》2012年第6期有一篇访问郑哲敏先生的文章《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郑哲敏先生访谈录》，其中记者说“在培养人才方面，钱学森恐怕也不及冯·卡门。冯·卡门培养出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众多在某些方面要超越他自己的优秀学生，而钱学森似乎没能做到这一点。”郑先生的回答是“后来钱学森办系统科学讨论班，学生们普遍没有提不同看法的。连不同意见都没有，当然也就谈不上对老师的超越。”但郑先生没有进一步阐明为什么会是这样。

就上面的两件事情来看，我想其原因恐怕就是陈云曾经批评过的中国传统“唯书、唯上”。

从原则上讲，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正确与否都要经过实践的考验。对自然科学而言，实验是实践的主要形式。任何理论，未经实验证实是不会被授予诺贝尔科学奖的。这是非常可贵的一条原则。费曼在分析巴西学生的问题时，就认为巴西学生非常不重视实验而只重视写在书上的东西。丁肇中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发言中则说：“我是在旧中国长大的，因此，想借这个机会向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强调实验工作的重要性。中国有句古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落后的思想，对发展中国家的青年们有很大的害处。由于这种思想，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都倾向于理论研究，而避免实验工作。事实上，自然科学理论不能离开实验的基础，特别是物理学更是从实验中产生的。我希望由于我这次得奖，能够唤起发展中国家学生们的兴趣，而注意实验工作的重要性。”而根据《叶企孙》一书中所述，李政道在一次和毛泽东的交谈中，针对他得到诺贝尔物理奖一事也说：“我们没有什么发明。就是通过实验得出结果，通过结果求得了解，又想能不能另外做一些新的实验来校正原来的想法。实验的结果又修改想法，反复不停地进行，从实验开始，引出理论，进行解释和猜想，又进行实验。”

显然，“唯书、唯上”和重视实验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由于在自然科学领域可以通过实验检验理论，“唯书、唯上”的毛病可能会轻一些，至少是改起来会更容易一些。但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唯书、唯上”也是确实存在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曾影印过一些“大师”的经典著作。例如，在我从事的力学领域，就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Geoffrey Ingram Taylor^①的有关湍流的书。我本人当时的确有一种潜意识，认为大师的书中一定充满了智慧，从大师的某些片言只语中可能会得到灵感，因而曾认真地读过该书，但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现在认识到，只有深入了解实际，才能发现新现象，提出新问题，从而推动科学的发展。

①  Geoffrey Ingram Taylor是首先提出均匀各向同性湍流统计理论的人。

在社会科学领域，一般不能针对一个问题进行实验，而只能在复杂的社会实践结果中分析有关的因素而得出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结论。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即使是“大师”，一般也不可能掌握全部的相关事实，观点和方法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因而不同的人往往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大师也不免犯错误。和自然科学的情况相同，无论是谁提出的理论或结论，未经社会实践直接证实，都只能被看成是一种假说，而不能被称为科学，更不能对其迷信。如果社会上多数人承认得出不同结果是可以理解的，应该等待进一步的实践再下结论，则这种社会环境就有利于创新。而如果急于对不同结论采取由某个权威或地位高的人做出判断而要求大家都接受，则这种社会环境显然不利于创新。人的意识是一个整体，是不自觉地起作用的。不利于社会科学创新的环境对人的创新意识的压抑，不会仅限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

其实，1892年，恩格斯在为他在1845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一书再版而写的序中就说：“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理论观点变了，即使面对同样的情况，结论就有可能改变。更不要说时代不同，情况本身就有变化。所以，检验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只能是由实践，而不能由“权威”或地位高的人来判定。

此外，好奇心是驱动创新的重要因素。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但是，社会环境对人们的好奇心，既可能起促进作用，也可能起磨灭作用。在中国的旧社会中，“少年老成”是一个褒义词。这显然是和鼓励保持好奇心背道而驰的。可惜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利于使大家保持好奇心的影响仍然不少。

一个人是否还有足够的好奇心，可以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范洪义等编的《物理学家的睿智与趣闻》一书上普朗克的一段话来衡量。普朗克说：“世界充满了问题，只要我们张开双眼，就会看到到处有问题，日常生活的，职业上的，经济和技术上的，艺术和科学上的。有些问题本身存在疙瘩难以解开，它们从不轻易放过我们。为解决它们，我们绞尽脑汁，以至于日间坐立不安，夜间转侧难眠。一旦我们突然成功地解决了一个问题，就会有一种解脱感，为我们知识的增进而兴高采烈。”如果一个人的确如普朗克所述，能看到到处有问题并想加以研究，就说明这个人的好奇心仍然很旺盛。但虽然世界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而有“唯书、唯上”观点的人，恐怕就只会从书本上，而不屑于从实际中去找问题。即使找到了问题，也多半会从“经典著作”或某个地位高的人的言论中去找现成的答案，而不去做深入的探讨。久而久之，这个人的好奇心自然就会被磨灭。怎么还谈得上创新。

综上所述，不在全社会牢牢树立“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的观点，就不能指望有众多创新型人才的出现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