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事实上，21世纪生物学及其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我们对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在这个新世纪，基因工程作为一种生物技术的工程化与社会化的发展演化，首当其冲地上演了生物科学和技术发展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幕。而在基因工程演化过程中，酵母双杂交系统无疑是近年来生物技术得以高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不断推陈出新，推显出了生物技术的伟大变革；另一方面，今日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的高速发展仅仅是依靠在地球上一种单细胞真菌——酵母的存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生物学家发现了酵母在蛋白质相互关系测定中的可以充当的作用。但是，这些事情仅仅就是生物技术本身的事情吗？同自然界存在的酵母本身和生物学家对其发现的作用相比，我们似乎也发现了社会因素在这一套系统背后的作用。不仅如此，酵母双杂交系统对社会的演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也许总有一天，这种现在还是雏形的生物新技术会挑战我们人类的道德底线，会改变现行的社会规则。但是，这一技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这一技术在什么方面，如何受到社会影响，以及这项技术在哪些方面对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

当前，关于生物技术与社会研究，国内学者大多着眼于宏观或者是对于科学家本身的实验室研究相关议题，对具体生物技术的微观研究缺少更多的关注。而在国际上，尽管对于生物技术的具体案例研究较多，但是大多集中在使用伦理视角和女性主义视角来做出解读。基于此，本文试图对什么决定了技术的选择做出分析，从技术的社会建构角度去审视酵母双杂交案例，主要从路径依赖、机会的把握以及资本推动等几个方面重新诠释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的技术与社会选择，希望引发国内科学社会学学界关于常规生物技术方面的思考和争鸣。

一、 走向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 1. 酵母双杂交系统作用机理与发现

酵母双杂交系统(yeast two－hybrid system) 是用于研究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崭新的、有效的生物技术。它是由Fields 和Song在1989 年首创的技术。^[1]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的系统，可以用来检测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简单的讲，这项技术把酵母双杂交系统作为工具，利用转录启动报告基因,以已知功能蛋白作为“诱饵蛋白”(Bait Protein) ,从相应的cDNA 文库筛选出与之相互作用的蛋白，而不需要蛋白的纯化，就可以检测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相比以往研究蛋白质之间相互作用的生化技术，如偶联、免疫共沉淀以及亲和层析等，大多数人理所当然的认为，这项技术更具有优越性。

该系统的建立无疑是得利于对真核生物调控转录起始过程的认识，巧妙地利用酵母这一生物的特质，将原来需要分离出体外环境的蛋白质可以在酵母杂交后，从酵母体内得到想要的结果。酵母这种我们往往认为最低等的生物，无疑是给我们了一个巨大的惊喜。目前酵母双杂交系统已经经历第二代(酵母三杂交、单杂交和双向双杂交)发展到第三代(激酶三杂、RNA三杂和体外双向双杂)。

酵母双杂交系统作为一项技术实现了检测蛋白质关系的目标，可以将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视为一种“跳板”，其本身并不是一种改变基因或者是蛋白质本身的手法，它更象是一种把蛋白质从体内取出放进酵母细胞内的“跳板”。其技术利用了酵母这一最简单的生命体作为实验的载体。虽然酵母双杂交系统是一种新鲜事物，但是不能否认，酵母双杂交系统注重的不是改变蛋白质本身，而是作为技术检测工具，只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技术手段，这是一种特色鲜明的工具，是生物技术研究的工具。但实际上，酵母双杂交系统是否真的是一种更好的技术？

2. SST分析基本理论和观点

对技术比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皮克斯通(John V．Pickstone)在其考虑关于科学史的认识方式时，常常认为所有的认识都有后果，是一种价值的选择。^[2]同样，福柯对这类技术的比较则更多强调语境的作用。以SST的观点和立场看，比如肖峰就认为，没有技术是独立存在的,在技术的周围是作为主人的组织和网络在设计它、制造它、扩散它、推进它和规范它。假如我们要理解技术的命运,就必须理解这些制度内部和外部的运动。这样,技术的发展就根植于特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的不同群体的利益、文化上的选择、价值上的取向和权力的格局等都决定着技术的轨迹和状况。^[3]

虽然这些表述显得SST的立场过于宽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社会因素也无疑影响了技术的设计、制造、传播以及其规范。平奇(Pinch)和比克(Wiebe E. Bijker)认为，不同的社会人群对技术人工物有不同的需求和其中技术人工物带来的相关问题和之后可能存在的解决方案,在这个基础上从而作出技术的选择。^[4]SCOT(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过于武断和片面，但是其中也能看出社会因素确实影响了技术，本文所使用的理论正是来源于SCOT的观点：单纯的技术是没有意义的，技术总是包含着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无论技术在什么时间被设计和建构出来，政治、经济、资源强度的理论、关于美与丑的观念、专业倾向、喜好和技能、设计工具、可用的原材料、关于自然环境的活动的理论，所有这些都被融入其中。^[5]这种借助于SCOT理论进行的案例研究在国际上越来越受到学界相关学者的重视，比如，美国加州大学的沃特金斯(Elzabeth Siegel Watkins)在2011年发表了文章：避孕技术的社会建构——调查皮下埋置避孕技术的意义(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Contraceptive Technology: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Norplant)，从技术的社会建构角度，利用社会学的方法和女性主义视角，分析调查了皮下埋置避孕术技术(Norplant)背后的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因素。^[6]

技术的社会建构就是以建构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技术的社会形成过程，强调技术是由社会因素塑造的，主张技术应对社会学开放，即运用社会学方法去考察社会的、体制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力量对技术形成的作用。^[7]实际上，观念、技术、实践经验和管理等各个方面都为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二、 资金和时间——影响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的技术与社会因素

今日的生物技术发展，必须有大量资金投入。同时在科学竞争愈益激烈的情况下，时间对于研究也变得极为重要。酵母双杂交系统之所以是一种所谓的新技术，也是因为大多数人往往认为，新技术在某些方面优于以往的技术。因此，在酵母双杂交系统出现后，原有技术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

首先，酵母双杂交系统的优势在于结果更明晰，同时能产生一个体内环境。简单的讲，这项技术既让生物学家看的更“清楚”也不“失真”——既在试验中，采用酵母双杂交系统更容易直观的观察实验结果，因为蛋白质可以很好的在酵母体内直接显现；同时，和以前简单粗暴的把蛋白质从细胞中提取出来不同，酵母双杂交系统给蛋白质提供了一个体内环境，这种体内环境更有利于科学家们“操作”蛋白质。在体内环境下，蛋白质也能更好的受到细胞的保护，从而提高试验的成功率。

其次，生物学家原来比较经常使用的技术，如免疫共沉淀方法的试验结果需要再通过其他技术的辅助才能获得结果。比如需要用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技术或者使用质谱分析法获得试验结果。如果生物学家想把这一免疫共沉淀结果发表在比较好的杂志(影响因子更高)上，就必须使用质谱分析的方法。在原有检测技术空间中里，这是一种默许的规范。然而，质谱分析的成本要高于蛋白质免疫印迹(当然蛋白质免疫印迹也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下文会有提及)，在没有更好的技术替代之前以及在其默许规范下，生物学家没有其他办法，他们只能使用与免疫共沉淀技术相辅助的质谱技术。而用酵母双杂交系统技术来观察蛋白之间的关系，这种新技术在获得结果方面更便捷更快。在这点上，似乎传统的免疫共沉淀技术则相对较差。因此，酵母双杂交系统的出现，形成了在更好更快捷方面的可能替代技术。

但是，一个技术替代另一个技术，或者在旧技术之外，产生了新技术，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至少在酵母双杂交系统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产生，还存在另一个因素——成本。在新技术的出现中，我们似乎永远无法忽略资本推动在其中的作用。而资本的作用可以通过成本的核算表现出来。反过来，讨论成本在选择中的作用，我们可以发现在一项技术的发展中，资本发挥的作用和意义。

哪种技术的成本更高？用免疫共沉淀的技术来观察两个蛋白质之间是否有关系，这个成本很好计算。既免疫共沉淀技术加上质谱技术的价格。而酵母双杂交系统则充满了“悬念”。很多人，会把这一原因归结在酵母双杂交系统这一技术本身，但实际上，似乎还有着别的原因。

如果，回到酵母双杂交系统这项技术是如何找到想要的蛋白质这个问题，会发现正是这个因素影响了技术的成本。如，在1989年菲尔兹(Fields) 和宋(Song)的文章中，利用的是GAL4 蛋白的性质。转录激活因子在结构上是组件式的,即这些因子往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独立的结构域构成。GAL4 蛋白是1个基因转录激活子( 由它激活转录的基因可以编码半乳糖苷酶) 。它包括两个分离的功能性结构域：一个能结合特异DNA序列( UASG) 的N末端结构域和一个包含酸性区域的C末端结构域,它是转录激活所必需的。双杂交系统是这样建立的：GAL4的DNA结合结构域,与X蛋白质融合；GAL4的激活结构域,与蛋白质Y融合；X 和Y形成一个蛋白质复合物,重新形成GAL4 结构域的邻近效应，即实现了转录因子功能重建，导致UASG 调控的基因( 报告基因) 开始转录。^[1]这表明酵母双杂交系统的建立是一次性的建构。也就是说，酵母双杂交系统只要被实验室构建起来，就可以一直使用下去。而另一种技术，免疫共沉淀是一种基于特殊试剂的技术，每次都要使用药剂。所以如果一个规模较大的实验室买一套免疫共沉淀技术可能只能做50次就需要补充试剂，而作为一次性建构起来的酵母双杂交系统，由于酵母本身可以不断复制、自我繁殖，则可以一直使用。

以上事实隐含着背后三个相互作用的驱动：

第一，在原理这个最根本的基础上，酵母双杂交系统技术能够战胜传统技术的原理还必须落到实处，即这里原理的作用还必须通过扫清非要使用质谱分析才能符合发表的潜在表征规范，才能使得酵母双杂交系统成为科学家和科学实验室所能使用的主导技术。这是科学内部运行中的科学和社会的相互作用表现。当然，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相较于质谱分析来说存在一定的定量分析能力差的劣势。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种不能突破旧有表征规范的情况，才导致了今天的生物技术格局。这种旧有格局的存在也导致了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和旧有技术相结合，使得几种技术手段互相组合使用，从而达到实验室的实验目的。

第二，在外在的利益角度上，表面上看，如果一个实验室不需要长期和总是不断检测蛋白质，它只需要检测几次，或者它不需要大量的蛋白质，那么建构一个酵母双杂交系统是不必要的，购买一套酵母双杂交系统也是不需要的。在成本核算的意义上也是不利的。在这个意义上，小实验室往往不能负担酵母双杂交系统建设和购买的费用，而较大的实验室则可以负担酵母双杂交系统建构和购买的费用。而在这种技术系统下，试验次数做的越多，其单次使用的成本也就越低。因为不需要重复建设和投资。另外，新的技术也意味着实验室的场地需要扩张，这也意味着更高的管理费用和更严格的实验环境，比如，实验室新的空气循环系统，新的无菌操作台等等额外的成本支出。所以，从资金核算的角度来讲，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更有利于大型实验室。

但是对于一个创新的科学家而言，这并不是唯一一个角度，也存在另一个角度。如果一个科学家及其团队要占领生物新技术领域，则只要有重要的创新，哪怕需要投入更多资金，他的实验室也要建立这样的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至于生物公司，即便是一个小公司，也可能因为看到这项技术的前景，而投入大量风险资金，去推广这项新技术。而生物公司的选择也会影响他的“顾客”——生物实验室在技术上的选择。

第三，酵母双杂交系统作为新技术并没有完全取代原有的老技术——免疫共沉淀技术及其相应的质谱技术。一些实验室仍然沿用老技术，这是一种路径依赖。但是这不像计算机键盘的案例那样，其他新计算机键盘的发明替代不了旧的，是因为技术使用被“社会锁定”； 那些所谓的老技术在发明到现在的时间上看，其实并不老，只是酵母双杂交系统相比与其他传统技术更新些，但是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完全取代它们的地步。老技术在技术本身上也有其优势。同是作为蛋白质之间关系证明的两种技术——免疫共沉淀技术系统检测一个蛋白质的周期要短于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

这里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生物技术公司以及生物技术协会，其中包括了“ 巨无霸”——生物技术产业学会(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简称BIO)。小试验室可以求助于一些生物技术公司来代替其实验室得到试验结果。当然，价格也是不菲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生物公司都可以提供这种服务。这和公司的规模以及生物公司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有关，而BIO的存在帮助了大的实验室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知识产权，而小的不属于BIO成员的实验室显然得不到这项在生物技术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便利。在这点上，限制了小型实验室和第三世界国家实验室的发展，现今在一定程度上，作为酵母双杂交系统还不能显现出这种生物技术给不同地域或者是不同试验带来了多大的权力上的不公。但是，随着酵母双杂交这一技术的发展，这一差距肯定会被拉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形成了一种看似合情合理的壁垒。在更大的背景下，正如保罗-拉比诺所说，正是政府资助和寻求投资风险资本密切结合，为分子生物学研究和开发奠定了基础。^[8]而在美国和德国以及法国正是将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公共卫生以及卫生保健行业甚至是制造业相结合，带动了本国的生物技术的高速发展。

这也意味着，规模上较小或者资金不够充裕的生物技术实验室会选择免疫共沉淀技术，而较大规模的生物技术实验室选择酵母双杂交系统吗？

当然，资本推动并不仅仅是影响技术选择的唯一要素。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决定了技术的选择过程——试验时间或试验周期。众所周知，人类基因组图谱公布以来，各国在人类蛋白质组图谱中的竞争就开始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是美国和德国，在2004年和2005年两国相继发表了自己的蛋白质图谱。在这种激烈竞争的前提下，貌似试验周期就成为了科学家们不得不考虑得因素。同是作为蛋白质之间关系证明的两种技术——免疫共沉淀技术系统的周期要短于酵母双杂交系统。一个追求短时间内更快看到实验结果，而可以把研究成果转变为爆发性增长之论文的实验室往往会采取一种类似于赌博似的策略——一个一个的尝试蛋白，进行检测和发现。而免疫共沉淀在这种倾向性的实验中是具有优势的。在拥有足够资源的情况下，免疫共沉淀技术系统加蛋白质免疫印迹技术的这种试验方法，要比其他的试验方法能够更迅速地得到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免疫共沉淀技术显示出了自己的优势。旧有的技术在这种条件下胜过了新技术。正如，福柯一直所强调，这个时候我们似乎不能忘记语境的作用。在不同的语境中，我们往往能得出不同的结果。而在科学实践哲学中，这种语境就成为了实验室本身。

通过比较，我们似乎得到了不同的答案。两种技术系统在面对同一个试验目的的情况下，似乎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大多数人那种简单的认为酵母双杂交系统是一个比免疫共沉淀系统更加优越的论点似乎显得不再那么肯定了。

三、 蛋白质“操作”的策略——生物技术的社会选择

在这里提出了在生物学家看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也即为什么要运用新的生物技术代替旧的技术？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在生物实验室如何选择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这个案例中，生物科学家是如何选择技术来操作蛋白质的？

首先是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在微观上看，不仅仅体现在实验室所掌握的知识，更表现在实验室的实验人员所具备的实验技能上，同时一个实验室选择什么样的试验技术往往和之前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博士生或者是青年试验员往往会按照实验室主管或者项目主管的授意开展生物试验，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会使用之前使用过的生物技术或这个技术的分支。而技术经验丰富的老资格实验员也更可能使用自己所熟悉的技术。这样可以很好的降低实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这也印证了本文之前关于实验周期对于生物技术选择的论述。更成熟的技术可能意味着更短的实验周期，所以在不同实验目的下，使用不同的生物技术也是可以接受的解释。在宏观上看，实验室具有的仪器、设备、资源状况也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没有好的仪器、设备就只能停留在原有的技术上，没有充足的资源，也没有办法向新技术过渡。实验室的学术关联、所处地域等等也具有路径依赖性，没有好的学术联系，看不到新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前沿，如何可以找到新的技术？

其次是生物学家的学术敏感性，这受到地域、学术共同体以及学术共同体内的学术亲缘所左右。这点我们仿佛可以从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的发展史中也能看到一些东西。

地域因素(或者说是国别)在这里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酵母双杂交系统从1989年发明以后，迅速得到了世界各地生物学家的关注，但是似乎只有在美国或者是法国的一些高校有能力对该技术有突破性的改良。如，在1989年以来第一次对于酵母双杂交系统提出新的改良的是赫什科维茨(I Herskowitz)等人在1993年作出的，他们提出了酵母单杂交系统，来自美国加州其实验室是生物技术上世界最好的实验室之一，并拓展了该技术的使用范围。^[9]在1995年，法国斯特拉斯堡遗传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学院的一个实验室对之前的酵母双杂交系统作出了改良。改变了酵母双杂交系统中的报告基因。^[10]文章发表在了《核酸研究》(Nucleic Acids Research)上，但是不能说这篇文章对于酵母双杂交系统的改良作用低于其他文章。(之前的两片文章都发表在了《自然》和《科学》上)，只能说明酵母双杂交系统开始走向了一种成熟的技术系统，出现了自己的学术圈，特别是在后期，主要关于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改良的关键文章主要出现在《美国科学院学刊》(Proc. Natl. Acad. Sci. USA)。

这种地域上对于技术选择造成的影响，其实背后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如，国家体制的支持力度以及相关法规的制定，其他技术的发展情况，相关技术人员的储备，甚至包括社会伦理的包容能力等等。

从1995年之后，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的改良似乎就是法国和美国争奇斗艳。但是发表刊物似乎出现了一个固定阵地——《美国科学院学刊》。如果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部的马克维达(Marc Vidal)等人把所发表的反向酵母双杂交系统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学刊》是一种偶然或者是国别上的必然，^[11]那么法国实验室在突破细菌双杂交系统的转化效率的文章也出现在美国科学院学刊中就显得有些刺眼。不仅如此，近年来大量有关酵母双杂交等生物技术的文章出现在这本杂志的遗传学专栏似乎就不是偶然。这里似乎证明了科学家需要一个圈子——这就是学术共同体。

但是，情况复杂的多。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学术共同体，生物技术比较之前出现的其他技术更多的受到了社会的影响。如成立于1995年，设在美国华盛顿的生物技术产业学会，BIO的影响远远大于我们日常所知道的普通学会——BIO甚至已经成为了当代生物技术的“独裁者”。BIO作为一个世界性的组织，跨及医疗卫生、农业、制造业、环境等等领域。其中的会员几乎涉及到了地球上每个知名的生物技术实验室和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大型的生物技术公司。BIO甚至可以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发展以及生物技术的相关法律制定。在这么一个庞大的学会里，成员之间关系互动不仅仅是我们之前所理解的“无形学院”似的信息交换等等关系，更赋予了其他作用。如，向大众宣传生物技术的好处、出版大量文献、甚至会通过商议合作给会员的国家性采购打折扣。而且，BIO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地域上的分布。^[12]社会因素对技术选择的影响比我们之前想象的要更加深刻。

当然，这种选择可能还存在一种学术亲缘上的连贯性，但可惜还没有相关发现。然而从文献得到的结果上，我们发现，在之后的1998年对于酵母双杂交系统的重大改善——SOS招募系统，该系统解决了酵母双杂交只能用于核内蛋白研究的局限问题的。^[13]该文章和之前关于赫什科维茨(I Herskowitz)等人在1993年发表单酵母杂交系统是处在同一个学校的不同实验室，两个实验室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顶尖的实验室。而森(Sen Gupta DJ)等人关于酵母三杂交系统的提出恰好也是菲尔兹(Fields) 和宋(Song)所在学校。这不免让人猜想其中具有一定的联系。^①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只有假设存在这种学术共同体上的亲缘性。在另一方面，按照拉图尔所言，科学活动并非针对“本质”，而是为了建构实在性而进行的一场激烈的战斗。实验室就是这场战斗的场所。^[14]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学术亲缘关系，无疑是一种实验室之间的联盟。或者回到本文之前的一个结论——是一种路径依赖所得到的成果。一个经常使用一个技术的优秀实验室无疑更容易对这个技术本身作出突破或者是改良。因为，一个经常使用一个技术的实验室对该技术更加熟悉，也拥有具有操作该技术的试验人员，同样，该实验室的团队对于该技术也理应具有更强的学术敏感性。也就更容易在该技术上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本文的这个观点和哈里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在《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获得者》(1977)中的很多观点可以相互佐证。^[15]不同点在于，本文观点更多的认为，光环效应(halo effect)更多的存在于实验室本身这个语境下，而不仅仅是科学家本身。

① 当然，本文并没有掌握更多的相关信息来支持这个观点。

在之前的构想中，本文试图将这种学术敏感归纳为一种投机行为。但在研究中发现这种表面上的投机行为，其实是有原因的，而这种原因恰恰就是社会因素对于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的一种意义上的建构。或者称之为形塑。任何选择都不是毫无目的的豪赌。生物技术使用上的选择更不是投机这么简单。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发现，正如拉比诺在评论PCR技术中所言的那样：PCR技术就是一个反弹球。^[8]笔者的理解是，这种技术上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避开了障碍而更机会主义的找到问题的技术解决方式。在这里，“有效”就是唯一的选择标准。

四、 结 语

通过对于酵母双杂交技术的多角度认知及其生物技术使用的社会选择上的反思，结合目前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以及SCOT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及酵母双杂交的文献分析，笔者认为，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进入技术研究的领域，对于技术的社会选择研究以及更具体的对于生物技术在科学哲学中的思考，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对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具体的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反思技术的社会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重要的是，当前对于生物技术的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是值得学界思考的。

首先，对于生物科学哲学层面的关注远远大于对于具体技术的关注。随着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这种不注重具体技术的实证和文献研究对于生物技术研究造成了巨大的忽视。就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而言，这种借助于其他生命体作为试验载体的行为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这个技术借用了酵母这个最低级的生命作为了试验的载体，但是，如果是更高级的生命形式呢？这种对于具体生物技术的忽视本身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其次，就本文关于酵母双杂交技术系统的论述来看，单独的一个对于蛋白质关系检验的技术本身就蕴涵着大量研究价值。正如，柯林斯关于“技能知识最好(或只有)通过熟练的实践者进行传播”^[16]的论述，本文的进一步研究尚需要细致追踪双酵母杂交技术产生的实验室过程，以期获得该研究的论文与实验结果和技术之间的明晰认识。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似乎得到了一种可以接受的关于实验室选择技术的思考——生物学家在选择所用技术的过程中，似乎并不是象他们声称的那样是完全按照技术本身来作出选择，而是按照实验室的情况、技术的资本推动(包括财力和时间)、自身对于学术的敏感性甚至是个人喜好和容易程度及其效率考虑来选择。

通过这种对具体生物技术的社会科学上的研究，可以在科学文化研究方向上，对于生物技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消除“两种文化”的分歧。同时，也应当认识到，生物技术并不像我们之前遇到的其他技术，生物技术已经融入了人类的日常生活，而我们也面临着选择。

每一次选择都是昂贵和勇敢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