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历史学、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无疑是当代学术的一项重要成就。这不仅是因为科学技术在获得系统性理论和应用知识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使之逐步占据当代知识的主导地位；而且因为它的社会功能，它对人类生活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正在成为当代文化的焦点和社会问题的主要来源。换言之，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类具有竞争性甚至排他性的知识和文化，一项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影响深刻的社会事业，一种能够左右人类命运的力量。因而，按默顿的话来说，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的反思日益成了学术研究的“富矿”。这些不同学科视角的研究工作既是其母体学科的拓展，又彼此整合为一个全新的元科学研究领域。其中，对于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我们过去称之为“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现在则更习惯地叫做“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有关术语学问题国内学者多有评议和争论，可参见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郭贵春、成素梅、马惠娣，如何理解和翻译“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年第1期。这种称呼上的变化，或许正是对社会学在其中扮演角色的一种反映。

一、 社会学与STS研究的双重面向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标志是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年)和默顿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年)的相继问世。其中，以贝尔纳的工作为基础，在专业社会学之外形成了跨学科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这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不仅有各种理论取向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参与，而且更重要的，它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从事实际研究和管理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科技管理人员的兴趣。它关于科学技术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功能的研究成果，对于推动世界各国发展有计划的科技事业、提高科学技术的组织水平和研发效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科学技术与社会”是STS的最早来源和涵义。默顿曾在他为《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借科恩之口不无自豪地指出，他的博士论文的标题或许是最早将这三个词组合在一起的，尔后STS迅速流行并最终成为一个制度化的跨学科领域，“一千所大学讲授它，一百所大学有正式的研究计划”。^[1]不过，默顿同时指出，STS的扩散和流行是同科学社会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出现相关联的。这主要是因为，贝尔纳和默顿早期的STS研究，虽然都着眼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但实际上两人的侧重点是不同的。贝尔纳的侧重点，正像他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所表明的，是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作为一个科学家和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左派知识分子，贝尔纳虽然也关注科学技术的社会起源，但他更关注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关注如何使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科学模式，贝尔纳无疑看到了改善以英国为代表的自主科学模式的方向。

与贝尔纳不同，默顿在《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提出的著名论题是：新教伦理通过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禁欲主义和功利主义等价值观念促进了现代科学在英国的产生, 而社会经济与军事对实用技术改进和发明的需求影响了科学研究的兴趣焦点。^①尽管默顿并不赞成极端的社会决定论观点，但是显然，默顿的研究兴趣正在于探究科学之外的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了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正是这种研究兴趣，促使默顿后来转向对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结构的探讨，以及科学社会学的产生。因为要想解释社会因素如何促进或阻碍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除了首先要肯定科学活动的社会性质之外，还必须揭示科学活动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正是由于借助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将科学视为一种具有独特精神气质的社会体制，首次明确地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系统关系揭示出来而取得成功的。只不过，默顿学派坚持认为，对科学的社会性质的解释不能扩展到科学的知识内容，后者仍需要寻求一种内在说明(internal explanations)。就关注社会对科学的影响这个面向而言，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一开始与默顿学派并无差别。爱丁堡学派通过复兴知识社会学范式所要达到的目标，只是要使对科学的社会学解释更为完善。

① 关于所谓“默顿论题”的讨论很多，参见比如Steven Shapin, Understanding the Merton Thesis, Isis, Vol. 79(1988), No. 4, 594-605

科学社会学的兴起，引入了STS研究的第一个专业说明框架，并使STS走上了理论探讨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尽管如此，早期的社会学说明框架也存在单向决定论的不足。按照国内外多数学者的定义，STS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学科。正如许多人已经注意到的，贝尔纳学派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纲领后来一度演变成了对技术的社会应用和社会影响的探讨，并且越来越明确地受到技术决定论的左右。这个意义上的STS研究，后来部分为以科技管理和科技政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软科学”所替代，部分则杂糅于诸如“后工业社会”(贝尔)、“第三次浪潮”(托夫勒)、“信息社会”(奈斯比特)、知识经济(马克卢普)之类的带有“未来主义”色彩的思潮之中。而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以及早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虽然注意到社会对科学技术的作用维度，但又有将这种作用夸大为社会决定论的倾向。在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关系上，涂尔干以来的主流社会学预设了社会相对于个人的优越地位，社会结构决定个人行动更成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基本信条。在这种社会学说明模式中，行动者不过是通过社会化过程将社会规范内在化并恪守执行的“规范傀儡”(norm-dopes)而已，其行动是被动和服从的。这种社会决定论要么忽视行动者所从事的大量当地性的和权宜性的创造努力，要么视之为反常或越轨行为。

使STS研究从单项的科技决定论转向科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互动论，这是符号互动论和批判社会学的理论贡献。符号互动论有三个基本假设：行动者对某事物所采取的行动以对该事物赋予的意义为基础；这些意义产生于社会性互动过程中；这些意义通过自我解释过程不断修正。^[2]在该假设之下，符号互动论同时关注情境知识的社会形成机制及其对后续行动的影响，从而揭示了知识与社会的交互建构关系。^①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一方面从知识的社会决定论出发，认为包括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理论等在内的所有系统知识都具有歪曲现实的意识形态性质，另一方面认为，这些意识形态知识业已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以各种方式对资本主义现实产生了异化作用。^②这种关于知识与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思想，突破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观念的社会决定”命题，坚持和完善了知识社会学的两个面向，对于全面把握科技与社会的关系无疑有重要启示。

① 参见赵万里、李路彬，情境知识与社会互动：符号互动论的知识社会学思想评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年第5期。

② 参见赵万里、高涵，知识社会学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在当代STS研究中，单向决定论--无论是科技决定论还是社会决定论，原则上已经被更为周延的双向互动论所替代。但是，关于什么是科技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还存在广泛的理论误解。不少人将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简单地理解为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以及相反，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反作用。这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决定论，或者说是将两种单向决定论简单叠加在一起。其认识论根源在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科技-社会的二元论区分和单向因果论，而其社会学根源则在于我们始终将科学技术看成是外在于社会的变量。在理解科技与社会的关系上，互动论的真正涵义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是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单向的作用都会同时受到另一个方向的作用的调节或约束，其程度是由具体的经验情境条件来界定的。例如，在考察电子网络技术对工作组织的影响时，我们就发现，网络技术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产生和应用的，它一方面必然会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又会受到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固有模式的制约。网络技术对工作组织产生的实际作用是一种反身建构的结果，并且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主要通过网络化实践得以界定。^[3]

二、 STS社会学研究的成熟理论和理论多样性

在当代STS研究中，被人们应用最多也是最为成熟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结构功能论，一个是社会建构论。前者属于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后者则来自于反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特别是现象学社会学。

结构功能论是由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引入到STS中的。对于默顿来说，科学既是一种具有特殊认识性质的系统知识，又是一种社会活动和社会体制。在理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时，首先要把握科学体制与其他社会体制、科学家与其他人的同质性，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具有基本相同的理论基础。例如，默顿对科学优先权竞争的分析与他更一般的越轨行为研究密切相连，在马太效应研究中应用了其“非预期后果”理论等。新西兰社会学家克拉德斯(Charles Crothers)认为，默顿后期的科学社会学工作体现了他在一般社会学理论中的“结构分析”进路，即科学作为社会体制有其内在结构：主要体制目标和个人化目标, 这些目标在实现的过程中又反过来影响科学及相关体制的结构。^①

① 转引自郑丹，默顿一般社会学理论与其科学社会学理论的关系，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1期。

当然，默顿的结构主义是与功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他与帕森斯是统治美国社会学30年之久的结构功能论的主要创始人和阐释者。默顿在创立他的科学社会学范式时首先面临的问题，就像帕森斯在他的行动系统理论中遇到的一样，是所谓“霍布斯秩序问题”(Hobbes’ problem of order)，即“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帕森斯将秩序问题与行动和价值结合起来，建立了他的社会行动系统理论。按照他的理论，在一个没有任何外力介入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不会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一种道德规范或“共同价值体系”(common values system)。作为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一致性理解，道德规范或共同价值借助于社会化过程被社会成员内在化了，成了他们的行动准则，从而避免了无序、失范或“战争”。这种解释框架显然包含了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1)稳定的社会秩序依赖于行动者在行动时遵守规范或规则，(2)规范或规则是社会独立于个人预先决定的，(3)对维持一种社会秩序来说，关键是道德规范在行动者的意识中被内在化。^①

① 李猛，常人方法论40年：1954-1994，国外社会学，1997年第2-5期。

类似地，默顿提出的问题则是，在相对自主的科学共同体中，科学家之间相对稳定的行动和关系模式是如何维持的？对此，他沿袭了帕森斯对一般社会行动的功能论解释，在面临“科学与社会秩序”问题并阐释“科学的规范结构”时，不仅预设了科学体制在功能上的有效性，把这种有效性归结于其中的规范结构，而且他所概括的规范条款更像是道德劝告而不是对科学家实际行动规则的经验描述。“科学体制的目标在于拓展正确无误的知识，而用来实现这个目标而使用的技术方法正可作为知识的恰当定义：在经验上可以验证而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关于规律性(即预测)的陈述。体制的要求(规范)源于目标与方法，技术的和道德的规范为实现最终目的提供了工具。忠实于实验证据的技术规范是不断做出真正预测的先决条件，而逻辑一致的技术规范则是有系统地和正确地做出预测的前提。这些科学惯例有其方法论上和理论上的理由，但它们之所以具有约束力，并非只因为它们在程序上有效，还因为科学家们从心底里相信它们是正确有益的。它们既是技术上也是道德上的指令。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这四组体制化的要求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4]简言之，那些在科学社会中被制度化的规范，是生产和认可能被经验证实且合乎逻辑之命题的基本要求。

作为社会学功能分析范式的提出者，默顿不仅提出了诸如潜功能、反功能、功能替代等重要概念，而且建立了一套标准的功能分析程序。他通过科学发现优先权问题揭示了科学奖励系统的实质，即科学的社会结构中包含着以社会承认对信息(成果)的一种“交换”，提交给科学期刊的论文被接受后，就确立了他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地位和他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声望。在他看来，科学奖励制度通过对有成就的科学家表达敬意，强化了科学家献身科学事业、坚持科研工作、做出独创性发现的动机；它把对独创性的强调推倒一个独一无二的地位，又可能对科学家的行为产生消极影响。此外，由于科学奖励既有精神的形式又通常有物质的内容，也可能诱发科学家的世俗贪欲。除了上述正、反功能的分析之外，默顿还注意到科学奖励制度的重要潜功能之一，即它在科学家中间导致了一种不平等的声望分配后果。正是围绕这种声望不平等分配，朱克曼、科尔兄弟、加斯顿等一批默顿弟子开展了成果丰富的科学社会分层研究。此外，默顿通过“马太效应”对科学权威结构的功能分析也堪称典范。看似与科学的民主气质和普遍主义价值不相容的权威结构，确实科学体制的功能结构。作为科学标准、科学价值和科学传统的确立者，科学权威在科学家的社会化和科学的社会控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维持科学的意见一致、保证科学传统的延续、维护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等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与此同时，科学权威结构也有消极功能，它的“寡头化”趋势和对资源的垄断，以及为保持常规科学范式而常常表现出的对创新和革命的抵制等。

功能主义科学社会学后来受到批评，主要是由于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本身的缺陷，以及它赖以建立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排斥。在前一个方面，结构功能论被认为具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将社会视为一个静态的均衡体系，忽视社会冲突和社会变迁，所谓功能分析看起来更像是对现实合理性的辩护。尽管功能主义科学社会学并未像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那样明确宣称以辩护科学的合理性为己任，但从默顿学派的研究工作来看，科学的合理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前提。许多研究课题都是在这个前提下提出的，比如科学家为什么愿意献身于科学事业？单个科学家的智力兴趣和智力成就为何能得到有效的整合？科学界的不平等、社会分层、权威结构为什么没有受到科学家有组织的反抗？默顿及其弟子的经验研究也鲜少发现科学之社会运行的重要不合理之处，英美的科学奖励系统是按照普遍性原则运行的，科学界不存在性别歧视，科学家的越轨行为是罕见的。^①

① 参见Harriet Zuckerma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N.J.Smelser (ed.), Handbook of Sociology. Beverly Hills and London: Sage, 1988, 511-574.

20世纪60年代前后，受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解释学思潮的影响，美国社会学日益分裂为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两大对立阵营，并围绕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更为现实的战争和民权问题展开论战。^[5]其结果是社会学实证主义和结构功能论被削弱，而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等理论流派则找到了兴起或复兴的发展空间，社会学进入到一个多元范式阶段。与此同时，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受到来自英国的一个“科学研究”小组的挑战。这个后来被称为爱丁堡学派的研究群体认为，以默顿为代表的美国科学社会学与早期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一样，放弃了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解释，是对实证主义知识观和科学观的屈从。正如布鲁尔宣称的，“社会学如果不能彻底地应用于科学知识，那就意味着科学不能科学地认识自身。”^[6]他们从库恩的科学哲学、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汲取批判武器，清算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所谓“标准的科学知识观”，提出了将知识社会学命题贯彻到科学社会研究的“强纲领”，声称“科学不是一组在不同的特殊文化情境中维持正确描述和有效推断的普遍标准，科学中的权威和控制不会简单地保证‘理性’与经验之间的互动不受妨碍。科学标准本身就是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组成部分，权威和控制对保持这种特殊形式之适当感是必要的。因此……科学应该完全像任何其它知识或文化形式那样，受到社会学的考察。”^[7]这种主张得到STS各种研究进路的关注，有关争论此起彼伏，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在这些争论声中迅速称为显学。^②

② 参见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28-132。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流理论被称为社会建构论，其社会学思想背景是源自韦伯的解释社会学传统，特别是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社会学。按照符号互动论创始人米德的观点，情景、自我甚至社会，都是每时每刻在流动、在调整、在生成，它们是在人们持续不断的沟通与磋商中被建构出来的，是局部情景化的产物。^①所谓“托马斯定理”(Thomas theorem)，即“一旦人们把情景界定为真实的，情景就会产生真实的后果”，奠定了社会学“建构激进主义”的基础。这种社会建构论“将现实本身消解成某种起伏不定的、不可知的或由人建构的东西”，对社会问题尤其是有关异常行为的研究产生了显著影响。^[8]例如，在符号互动论的“标签理论”(labeling theory)中，原来所谓的异常范畴被认为其实是被社会地建构出来的。“社会群体通过制定规则并将对规则的违背视为越轨而制造了越轨，将那些规则应用于某些人，给他们贴上局外人的标签。就此而言，越轨并不是对某人不当行为的定性，而是其他人将规则和制裁运用于一个‘冒犯者’的结果。越轨者是被成功贴上越轨标签的人，越轨行为是该越轨者被归类为越轨的行为。”^[9]

① John C. McKinney, The Contribution of George H. Mead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ocial Forces, Vol.34, No.2.(1955): 144-149.也可参见Tom W. Goff, Marx and Mead: Contributions to 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US: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0.

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种人工物，并非自然而成，因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自然态度(the natural attitude)常常受到遮蔽。现象学事业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为哲学寻找一个超验的出发点。舒茨将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转化为存在现象学，指出社会世界是按照常识的范畴被解释和被建构的，且其根源大部分是社会的。社会行动者使用这些建构资源解释他们的行动情境，领会其他人的意图和动机，实现主体间的理解和协调行动，从而操纵社会世界。基于此，伯格和卢克曼分析了为曼海姆所忽视的日常知识的社会建构。他们认为，对常识知识的社会学研究是探讨社会世界之组织的最恰当的切入点，因为“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社会情境中发展、传递和维持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要致力于理解这些为常人视为当然的‘现实’的过程。也就是说，知识社会学是对‘现实’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分析”。在他们看来，社会学对“现实”和“知识”的旨趣是由社会相对性的事实发轫的。社会实际上包含着主观过程(和意义)的客观化(或外化)，以及透过客观化过程而建构的互为主观性的常识世界。换言之，社会世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思想过程社会地建构的，是一种主观现实(subjective reality)；但由此产生的世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客观现实(objective reality)，其中存在着由角色组成并由一组宗教的或准宗教的关于基础现实的信念加以合法化的体制。各个人处处传播着这组文化解释，因为他们已经社会化到那种文化中了。他们认为，知识社会学不仅处理人类社会中“知识”在经验上的多样性；也扩及任何“知识”体系何以被社会建构成一种“现实”的各种过程。社会中有许多现实如习俗、规则、角色、情感、权力甚至科学等，都是通过这些过程社会地建构出来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像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一样宣布科学知识的人工性和社会建构性质。“所有知识都不过是人们认为是知识的东西，是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6]科学事实完全是在一个人工环境中，通过对陈述的操作而被建构、被传播和被评价的。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这种反实在论和相对主义的立场大体是共享的，只是有强弱之分。正如史蒂芬·科尔所说：“建构论的所有主张实际上可以用三个典型观点来概括：第一，所有建构论者都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几乎所有的建构论者都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不完全决定的，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第三，所有建构论者都认为，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作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被看成是受社会因素影响的。”^[10]

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把战略重点放在科学知识生产的日常实践上，关注科学知识形成和接受的实践推理过程。20世纪8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沿着社会建构论的理论进路取得了长足进展，发展出“科学争论研究”、“实验室研究”、“科学文本和话语分析”等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些经验研究领域，一方面与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试图在理论和方法上汲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更多成就，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示科学技术的现实特征。从研究对象上看，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将研究的触角逐步延伸到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成功的理论和发明与失败的理论和发明等，大大拓展了STS的研究范围。从理论和方法看，则融合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视角，使STS俨然成了应用和检验各种思想假说的试验田。即使仅从社会学学科来看，科学知识社会学显然也刺激了那些原本作为社会建构论思想来源的社会理论参与到对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中来。特别是常人方法论的科学工作研究，以及符号互动论的社会世界理论，为我们展示了既不同于功能主义科学社会学，也不同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社会研究纲领。^①如果套用社会学家对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格局的术语，我们完全可以说，STS的社会学研究目前同样处于一样“多元范式”的阶段。

① 关于常人方法论的科学工作研究，参见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26-238；关于符号互动论的社会世界理论，参见赵万里、徐敬怡，符号互动论视野下的科学社会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年第6期。

三、 STS研究的理论转向及其涵义

STS研究的理论多样性是这个跨学科领域的固有特征，新旧理论更替及不同理论并存则是其发展的动力。从STS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看，社会学理论视角的介入曾经促成了这个领域的两次重大转向，即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松散纲领到科学体制社会学的转向，以及从科学体制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转向。虽然这些转向始终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无论如何，社会学现在已经与哲学、历史学一样，成为当代STS研究中受到广泛承认的重要进路。

不过，科学知识社会学既非完善无缺，各种新兴的竞争纲领仍不断出现并推动着STS理论的进一步创新。伍尔加和阿什莫曾用一个表格，简要列出了科学社会研究所发生的重大视角转换。^[11]1970年代以前，科学社会研究在认识论上，无论对“科学”还是对“社会研究”而言，完全是实在论的。这种科学社会研究以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实践为代表，局限于对科学家群体进行社会学研究，不考虑科学知识或科学的内容。在这种科学社会研究中，社会因素的作用被认为只在错误科学的情况下才是明显的，因而其分析方法是不公正的(unimpartiality)和非对称性的(asymmetry)。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科学社会研究，以强纲领、经验相对主义纲领、话语分析和第一代科学民族学为代表，进入了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科学社会研究，主张对科学的内容做社会学分析，在认识论上对“科学”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但对“社会研究”则持实在论的立场，旨在建立相对主义地说明科学的实证社会理论。形成中的第三个阶段始于80年代末的反身性研究纲领以及第二代科学民族学的工作，在认识论上对“科学”和“社会研究”均采取相对主义立场。因为如果科学知识是社会的产物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知识(在它作为科学知识的意义上)也理当如此。

上述第三个阶段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后来被标签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发展方向。一些受到语言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虽然在理论倾向上仍然是建构主义的，但解构STS科学地位的意味更为浓厚，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取向。其中，“新文学形式”(new literary forms)和“女性主义科学研究”(feminist science studies)可能最具有典型性。按照马尔凯的说法，“新文学形式”是组织语言的新方式，“这些新方式可以避免盲目信奉一种正统的认识论，后者已被嵌入既有社会科学文本形式之中了。”^[12]“新文学形式”用戏剧、滑稽模仿、寓言、对话、反前言(antipreface)、反导论(antiintroduction)、叙事拼贴、百科全书、考试、演讲、新闻报道，以及自我包含的照片、自我参考的脚注等替代标准的经验主义研究报告格式，以便结构传统社会学之一元论的、无个性特征的、远离社会的作者声音。女性主义科学研究者则主张现代科学和技术知识是男性文化的建构物，且这种受“男流”支配的科学技术知识反过来进一步加强和建构了一个更为男性化的社会现实。因而，在女性主义者看来，科学和技术的制造与社会的制造是同时发生的，而社会重建的方案就是要借助一种女性主义认识论(不论具体指什么)同时改造科学技术和社会结构。^①

① 关于女性主义科学观的更为系统的评析，可参见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女性主义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事实上，前述第三个阶段还有另外一项影响深远的理论发展，这就是拉图尔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这个理论同样试图解决先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中所蕴涵的认识论相对主义与社会学实在论的矛盾，把对称性原则同时运用于对自然和对社会的分析。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观点可简单概括为：(1)科学是社会性的；(2)社会是自然性的；以及(3)自然和社会处在社会技术网络之中，并经由社会技术网络共同建构出来，这些网络将人与非人行动者连接为一个无缝之网。这一理论有时也被称为“异质建构论”(heterogeneous constructivism)或“共构论”(co-constructivism)，主张自然和社会是在同一个科学实践过程中相互建构出来的。主要受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影响，皮克林后来发展出了其“实践冲撞”(the mangle of practice)理论，突出了科学操作过程中人类力量和物质(机器)力量的相互交织和即时缠绕，进一步解构了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这些工作后来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的重要标志。^①

① 关于皮克林的冲撞理论以及科学社会研究的实践转向，可参见邢冬梅，实践的科学与客观性回归，科学出版社，2008年。

正是这些“社会转向之后的更多转向”，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的社会研究”变成了“科学和技术研究”，“知识”和“社会”意味深长地消失了。^[13]按照富勒(Steve Fuller)的说法，“科学技术研究所生成的科学社会学不再是知识社会学”，而科学社会学一旦失去知识社会学的支持，其后果就是沦为现在商学院的知识管理而已。^[14]这不禁使我们想到几年前科林斯倡导的以专家知识与经验知识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研究的第三波”(The Third Wave)，或称“政策转向”(policy turn)。这种转向试图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家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的专家体制，通过“圆桌会议”说服科学家、政治家、企业家、媒体和其他政策精英接受其知识观和科学观。^②科林斯大概是在告诉我们，STS的最初表达方式，即“科学技术与社会”，或许更能给我们脚踏实地的感觉。

② 参见H. M. Collins and Robert Evans, 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 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32 (2002), No. 2, 235-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