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设定

就本文标题的设定而言，这显然是一个科学编史学的问题。这样的科学编史学(或者说是科学史理论)问题，既涉及哲学，又涉及史学理论，以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当然，也涉及到科学史的研究实践。而且，其中无论是相对主义，还是编史学中诸如历史的本质、历史的客观性、历史与多元论等问题，也都是非常根本性而且一直颇有争论的话题。

相对主义，本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基础性也一直被哲学家们争议不休的哲学命题。细分下来，又可以分成本体论意义上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等，也会因对其在不同领域中更有针对性的关注而划分为诸如文化相对主义、历史相对主义等。但本文的主要目标并非一般性地讨论相对主义，也不是专门以相对主义为对象在精细划分的不同语义理解上进行哲学式的分析讨论。这里主要关心的，是人们在当下对这一概念比较一般性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进入到其与历史和科学史的关系的相关讨论。

例如，有学者曾以比较哲学化的方式将相对主义者的观念总结为五条：“(1)无论什么人做出某一断言，都要预设某种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其断言才可被判定为真或假，才使其可理解。(2)人们在就相同的主题做出不同的断言时，采用彼此矛盾的标准。(3)有时，这些不同标准的差别是终极的，也就是说，有时没有进一步可诉诸的标准来确定竞争中的各个标准哪一个是正确的。(4)从第三条中描述的条件可以得出：说某一组标准正确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基础性的标准只能被描述。(5)因而，接受或拒斥某种基础性标准的决定，在其依赖于人类的权力的程度上，必然是任意的。”^[1]甚至于，国内科学哲学界的前辈江天骥先生曾更为简单地指出：“相对主义可以简单地定义为这样一种学说：即不存在普遍的标准。”因为，“认识论相对主义认为合理性没有普遍的标准，道德相对主义认为道德没有普遍的标准，审美相对主义认为审美评价没有普遍的标准……相对主义的力量也是源于这一事实：我们还远不能对科学方法做出唯一(正确的)描述，实际上我们也不能指望由科学方法的理论提供唯一的合理性模式。相异的和不相容的科学理论必然与相异的、不相容的合理性形式相匹配。如相对主义所坚决主张的，永远不要指望普遍的、独立于范式、文化的科学合理性标准和道德、审美判断的标准，这一点相当中肯。”而且，“相对主义是不可能被驳倒的。”^[2]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长期以来，在中国，对相对主义的讨论又有着其特殊的环境，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相对主义的存在是哲学中极复杂的理论现象。在我国理论界，人们对相对主义这一名词会本能地产生一种戒心，认为它导致了价值虚无主义、不可知主义，使人失去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和生存方向。所以在教科书里乃至课堂上经常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而受到批评。虽然相对主义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且对哲学的发展、对思维方式的改变、对实践所起的作用都是一目了然的，但由于我们多年来对相对主义的厌恶、轻视和批判以及对相对主义有可能引起的后果的恐惧，对相对主义的合理性没有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但是，“当代哲学中的相对主义思潮尽管有其缺陷，但它对于克服教条主义、绝对主义和保守主义，确立自我批评精神等具有不可忽视的合理性和积极性。如果转换一种角度，重新理解和审视相对主义，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见解的合理性以及它对实践的重要指导意义。”^[3]

这样的说法并非是空穴来风。例如，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在其中“相对主义”的条目里，就曾将相对主义定义为：“割裂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否认事物本身及对事物认识的稳定性、客观性的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和思维方法。”并且，“它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表现于某些哲学体系中，并被用于历史学、伦理学、美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对其的最终评判则是：“相对主义或者是用个人、群体之间认识上的差别抹煞认识的客观内容；或者把某个阶段上认识的不完备性说成是事物的‘不可知性’，或者把认识随着对象的发展而发展，当作否认认识过程的连续性和确定性的根据，等等。这些都是否认反映论原则、否认客观真理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表现。相对主义作为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它是诡辩论、不可知论、唯心主义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4]

虽然现在依然以如此极端的形式来批判和否定相对主义的做法不再多见，但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形成的“缺省配置”却仍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加之，也正像前面所说所引的文字表明的，相对主义与历史(自然也与科学史)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讨论科学史与相对主义的问题，对于理解历史、理解科学史、理解人们可以通过科学史而得到对于科学的什么样的认识，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 从历史理论来看

首先我们需要对于何为历史、历史的本性以及可以和应该如何研究的问题进行一些准备性的讨论。尽管这也同样是一些非常复杂的事，学术界对之的争议也一直没有间断，但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大致的共识。就与本文所讨论问题的相关性来说，这里可以选取两个主题作为切入点。

其一，就是对于“历史”这个经常也表现出多义和模糊性的术语的分析与界定。丹麦科学史家赫尔奇·克拉(Helge Kragh)在其《科学编史学导论》一书中，曾对这个涉及一般性的对“历史”这一术语的理解的问题讲得很清楚，即实际上，人们“通常是在两种不同的层次上或意义上来区分‘历史’这个术语的”^[5]20, 即“历史1”和“历史2”。“历史1”是指在过去曾出现的实际的现象，或者说在过去曾发生的各种事件。而“历史2”则是指对“历史1”这个对象的分析，是指历史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果。虽然人们有时在语言中使用历史这个词时指的是“历史1”，但人们实际能够接触到的历史，却只是“历史2”而已。“因为我们对于过去的实在只有，而且将永远只有有限的知识，在过去实际发生过的大多数事情将永远超出了我们的把握。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历史1)的部分不仅在程度上有限，而且也是包括了历史学家的选择、解释和假设在内的研究过程的产物。我们没有直接进入历史1的途径，只能到达通过各种史料而被转达了的历史1的那些部分。”^[5]20

这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在思维中去想像那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1”，但在现实中，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来说，自然也对于那些只能因历史学的工作而接触“历史”的读者来说，有意义的只是“历史2”而已，但也正如克拉所继续指出的，“我们关于过去的事件的知识只限于历史2的结果”，而这些“历史2”的结果，却并非过去，而只是对过去的理论解释。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将此文中对科学史和相对主义的讨论，在科学史方面，只限定在“历史2”意义上的科学史。正因为在现实的历史研究中有意义的“历史2”涉及到历史学家的选择、解释和假设，这些选择、解释和假设又与相应的理论和标准有关，而这些理论和标准又都是在变化和发展中，从来不是普适的，例如像关于何为科学、何为合理性、不同范式下的不同“科学”在过去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这自然为科学史中的相对主义构成了无可回避的前提。

在这种历史概念区分的基础上，关于历史的辉格解释的问题可以更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科学史的相对主义本性的理解。

所谓历史的辉格解释，是指1931年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Butterfield)在其《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中总结出来的一种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倾向，它实际上涉及到历史研究中非常根本性的问题。他指出：“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是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以当代为直接参照系的方式，历史人物会轻易地归入到促进进步或阻碍进步的两个群体之中。这样就有了一个非常简便的经验法则，历史学家可以据此进行选择、拒绝或强调。依据这样的参照系，历史学家必然会认为他的工作要求他关注过去与现在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关注相异之处。从而，他会很容易地说从过去中看到了现在。”简而言之，就是说，“辉格派的历史学家站在20世纪的顶峰，并从他所处时代的观点来组织历史图式”。^[6]10-11

巴特菲尔德从对历史学家们工作的观察中，总结提炼出了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理想的历史不应是在这样的目标和预设下进行研究，而应是从过去的眼光和标准去进行选择，因为历史更本质的价值就在于恢复过去具体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历史的辉格解释这一说法被提出之后，它很快地对于历史，特别是对于科学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出现了众多反辉格式的科学史经典作品。随着科学史家的职业化，后来总体的趋势是，专业科学史家的研究传统主要是倾向于反辉格式的。

尽管后来，大约在20世纪70-80年代，关于在科学史研究中的辉格解释问题的讨论又有某些反复，在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是对于科学是否具有特殊性的看法，在有些科学史家的观念中，仍然体现出了某种科学主义的传统倾向，例如，坚信科学的“进步”，坚信科学的“正确”等。当然，再后来，相信这种科学主义一元论科学和进步观立场的西方科学史家人数显然大为减少了。

但除了这个因素之外，结合着前面讨论的“历史1”和“历史2”概念的划分，我们还可以发现极端反辉格主义在科学史研究中的不可能性，还在于历史的本性上。因为历史学家的困难是，他们必须节略，而且必须在不改变历史的意义和特殊信息的情况下节略。辉格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它们是为了今日的缘故而研究过去，这个理论基础为他们提供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使他们很容易发现在过去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实际上却只是以当代的观点来看是重要的)，从而将节略的问题变得容易了。他们基于某种固有的原则去进行选择和剔除，去组织历史故事，使历史运动中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被极度压缩，直到使历史运动看上去像一简单的进步运动为止。这样一种节略的历史可能会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所以说，在巴特菲尔德看来，辉格式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真正合理的节略。不过，我们也应承认，辉格式的历史却是长时间以来历史学家所习惯采用的一种非常方便的节略。^[7]40-41也像有人所指出的，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认识(更不用说理解)根本地依赖于历史学家的概念框架，因此任何编史学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以当代为中心不仅仅是个别历史著作的问题，它也是历史这一学科自身的结构，是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所固有的，因此，历史的推论在本质上就是有问题的。^[8]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因为历史学家在其工作中，面向“历史1”这个对象进行研究，在其产出的著作中必须要进行节略，而节略的方式和其依据的标准显然不止一种(辉格式的标准便是其中之一)，因而，在这其中相对主义也是无可摆脱的。

三、 两个具体案例

其实，科学史不过是历史研究的一个特殊分支，只是因其对象的特殊而有别于其他历史分支。这是笔者的另一观点。笔者并不认同那些强调科学史因其对象(即科学)的特殊性，而不惜违背历史的本性要求科学史在基础性的研究观念和研究进路上有别于一般历史的做法。在我国，许多因在我国学科分类系统中把科学史分在理、工、农、医类的一级学科而欣喜的态度，实际上是在优先考虑现实中学科发展利益环境的前提下，放弃了对科学史研究本应是基于人文立场的历史研究的本性的认同，这必然会给科学史的研究带来损害。因而，前面主要以一般历史理论进行的讨论，也都适用于科学史这一特殊的历史分支。

在科学史的研究中，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材料的选择、解释，重新构建新的叙事方案，表达出与以往研究的相当不同，也即另有新意的观念，这样的工作本是科学史家们工作的常态。历史史学家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本来也是可以这样理解，即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总是在标准、解释、研究策略上进行着不同的选择，从而对于相同、相近或是全新的历史内容进行研究。但为了更明确地支撑本文的论点，我们这里还是简要地分析两个特色比较鲜明的研究事例。

第一个案例，是科学史家夏平(Steven Shapin)和谢弗(Simon Schaffer)于1986年首次出版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玻意耳与实验生活》^[9]。此书目前几乎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科学史研究中的一本经典之作。其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较早地将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社会建构论的观念与方法引入到了对科学史的研究中来。

关于近代科学发展中玻意耳的科学贡献，关于近代科学中实验方法的发展等，在科学史中早已有了许多的研究和结论。但夏平等人的研究，却从新的视角，利用新的研究进路，对于历史上一个经典的案例给出了几乎是全新的重构和解读。仍然是面对近代科学中实验的发展这一主题。“何谓实验？实验如何进行？实验要通过什么手段才可以说是生产出事实，而实验事实和具有解释功能又有何关系？如何辨认出一个成功的实验，而实验的成功和失败又如何区分？”^[9]1-2面对这样一些表面似乎是常规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所关心的问题，作者却从新的视角，以同以往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不同的处理方式，来进行研究，从玻意耳和霍布斯关于科学实验的争论中，提炼出的新的结论：“知识问题的解决乃镶嵌在对社会秩序问题的实际解决之中，而对于社会秩序问题的不同实际解决的办法，又包含了截然不同的对于知识问题的实际解法。”“我们将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放在更广泛的范围来讨论，即复辟时期关于社会中之同意及秩序的性质和基础的辩论。该辩论提供了一个情境，为了制造和保护秩序所设计的不同纲领得以在此情境中加以评估。我们想在此说明自然哲学史与政治思想暨行动史之间交叉互涉的本质。”^[9]13-18

尽管也恰恰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在学界还有一定的争议，一些老派的学者对于夏平等人利用这种立场和方法进行的研究也有批评性的评价，但从此书出版后国际学术界的发展来看，对此书的肯定和引用越来越多，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于科学史的影响也越来越普遍地渗透在后来的科学史研究中。

另一个可以举出的例子，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皮克斯通(John V.Pickstone)的《认识方式：一种新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史》^[10]。从此书的副标题中“一种新的”这样的修饰词也可以看出其作者意在写出与以往的科学通史颇为不同的科学史著作。

在书中，皮克斯通以几种历史上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作为主线，即世界解读(或解释学)、博物学、分析、实验主义和技术科学。在此基础上，作者侧重于过去300年的历史，集科学、技术和医学于一体，将它们的历史与人类的其他历史联系起来，将科学、技术和医学分解为组成元素--各种认识方式，及其不同的历史，并关注将这些认识方式作为多种制造和修复方式相联系的工作形式，通过检视多种知识的相互作用和“嵌套”，重新构造了科学、技术和医学史的一幅“大图景”(big picture)。从其内容上和叙事结构上来看，这本书与过去其他的科学通史有着极大的不同。正如谢弗所评论的，这本书“对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发展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新的、综合的处理。迄今尚无其他单卷本著作具有其范围广度、细节深度和学术掌控。”而用该书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希望该书对于历史研究者，特别是科学技术和医学史的研究者和学生“作为一个工具包和一幅新地图”！

对于这幅科学、技术和医学史的“新地图”的制作，皮克斯通认为非常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和医学是而且一直是比大部分人所了解的要多元得多；在任何时候都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和制造方式。这种多元性也适用于历史研究，包括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历史。有许多种研究历史的方式，因为它们服务于许多目的和许多读者。”^[10]24皮克斯通还认为，批判的多元论对于他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的论述及对其历史的这种实践非常重要。有趣的是，在谈及这种批判的多元论时，他还专门指出了“不是相对主义”。这里，一方面再次表明了“相对主义”在不同研究者中的不同理解，但另一方面，本文在这里引用其案例，重在其历史研究中“批判的多元论”这一点上，而且后面笔者将专门讨论这种多元论恰恰与本文所谈论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是一致的。

科学史并非只是价值中立地讲述一个过去的故事，写出一个某历史故事的普适的、最终的“标准版本”。正像前面所说的，像这种以新的选择标准、解释理论和叙事方式来写作科学史，本是近些年来国际上一种科学史研究的常态。像女性主义科学家从性别视角对科学史的“重构”，或许会“显得”更为极端一些，也由于长期男性中心主义的影响而引起更多的争议。在比较权威的最新多卷本《剑桥科学史》系列中，这样的情形同样明显。例如，在《剑桥科学史》第五卷《近代物理科学与数学科学》中^[11]，对于1800年以后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这段经典的历史，编写者将公共文化、宗教、性别、科学普及、文学、教育、语言、意识形态、哲学等视角和理论引入其中，所写成的通史亦充分表现出了全新的形态。

四、 分析、讨论与结论

在前面几节通过对问题设定的明确化，通过对历史理论的相关总结和对几部新类型科学史著作介绍的铺垫准备之后，笔者将开始进行对科学史与相对主义相关问题的直接讨论。

相对主义在历史和科学史界之所以会成为有争议或被回避不谈的问题，其实与人们心目中长期以来确立的那种撰写历史要追求客观、追求真实的观念有关，再结合那种其实含义并不明确的“真相只有一个”的观念深入人心的影响，会使人们觉得若同意相对主义的观点，会给科学史研究的“客观性”带来损害。

在这里还需要再补充一点，即我们应该区分“史料”、“史实”和“史学”(或“历史”--在由历史学家写出来的那种意义上的历史)这几个不同的概念及其所指。而我们这里谈科学史与相对主义，主要是在史学的意义上。人们一般理解的历史，其实是依赖于由史料而确立的各种“史实”，在其间按因果关系(对于何为历史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另有诸多争论)而写成的涉及一个时段的叙事，其间自然也充斥着各种解释和评价。甚至于那种主要涉及“史实”的“大事年表”之类的东西，也并非是这里所谈的非典型的历史形态。如果说，对于“史料”和“史实”还可以通过一系列诸如考据等方面得出不那么相对主义的结论的话，史学则不行。对此问题，笔者曾有专文分析^[12]，在这里暂不展开讨论。

法国著名学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谈到：“关于社会、时代和消逝了的文化，历史不能提供一个最后的普遍正确的叙述，正是因为它们本身从来没有过一个独特的和普遍正确的意义。对过去的永远终止的发现与再发现是一项辩证的发展；人类存在多久，它也将继续多久。历史的本质即在于此。”^[13]这正是针对我们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历史而言的。类似地，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H.Carr)在其《历史是什么》一书中的结论性说法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彼此互为依存。没有事实的历史学家是无本之木，没有前途；没有历史学家的事实是死水一潭，毫无意义。因此，我对于‘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第一个答案就是，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14]115

这也就意味着，这样的历史，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学家的“建构”，而“本体论的相对主义，假定有多样的社会建构的实在，而不只有一种客观的实在。这种相对主义现在是许多科学哲学家的喜欢的立场。”^[15]

谈到历史的客观性，理解这一概念的对立面是颇为重要的。经常地，人们会将客观性的对立面看作是主观性，而在那本名为《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的讨论历史学之客观性问题的名著中，诺维克(Peter Novick)曾说过：“在定义某个概念的时候，人们往往喜欢用它的对立面来界定。在19世纪，‘客观性’的对立面往往针对‘主观性’而言，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客观性’的对立面却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这个概念并非表达一种明确的立场，而是指一种批判的态度。它所针对的是客观主义综合观念中的各种成分，在通常情况下，相对主义是指一种怀疑的态度，怀疑客观性的观念在历史学中的运用是否具有一种一贯性。”^[16]3-4

这样，将历史的客观性的对立面作为相对主义，就引出了多元论历史的问题。如果我们赞同(或按前面的分析不得不同意)历史的相对主义立场，那我们就必然要持一种相对主义的多元论(而非那种绝对主义一元论)的观念。英国著名学者劳埃德(G.E.R.Lloyd)就此曾有很明确的讨论：“一种共同本体论吗？所有的本体论学说关注的、针对的、成功地或不成功地描述和解释的，是同一个世界吗？或者我们应该承认世界的多元性，每一部分都是独立有效的研究对象吗？上述问题两个反差明显的回答对应于--当然是比较宽泛地--两种众所周知的强烈对立的科学哲学观点，多元世界答案对应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单一世界答案对应于各种哲学实在论中的这个或那个分支。实在论坚持只存在一个世界可供科学来研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发现西方人和中国人之间有不同，那么他们必定是被看成是对同一个世界，一个唯一存在的世界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是与此相反，相对主义者坚持真理是相对于个人和团体而言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允许西方人和中国人真的就居住在不同的世界里，更有甚者，不再有一个单一的世界可以据之来判断对它们的解释是更为恰当或更不恰当。”^[17]87

尽管如此，在现实中，历史学家和科学史家仍然会不时地在讨论和批评中使用“客观”这一概念。与此相关地，我们可以注意到雷蒙·阿隆的说法：“然而, 像历史科学的历史本身所证明的那样，相对主义在正确解释的条件下，似乎并不破坏历史的科学性。我们承认这样的相对主义的存在；这不是怀疑主义的表现，而是一个哲学进步的标志。相对性程度须受下列的限制：(1)极端严格地确定事实并以公平的态度来解释原文与估量证据；(2)根据某种资料，从事实本身中所可看出的部分关系。加之，相对主义本身是超然性的；当历史家不复要求脱离现实(那是不可能的)而承认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时，他就立即使自己能够承认别人的观点。这样，即使看来是互相矛盾的观点，他也能够理解，从而在复杂的情况下看出了一个丰富多采的生活。”^[13]笔者，在关于科学编史学的研究中，则是更明确地在一种对现实进行描述的意义上，将历史学家们所说的某某历史研究是否具有“客观性”，归结为研究者是否遵循了历史学家们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体现在历史学家的研究实践中的“规范”。^[7]70-80

以上，我们结合历史的本性，结合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现实及所受约束，分析论证了科学史与相对主义的一致性。结论是，相对主义对于科学史来说，是无可回避的哲学立场。针对学术界的现实状况，在当下讨论这个问题，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正如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和布鲁尔所说的：“我们认为，相对主义对于所有这些学科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学、社会学、制度史和思想史，甚至认知心理学等等，这些学科说明了知识系统的多样性、它们的分布以及它们的变化方式。正是那些反对相对主义的人、那些认为某些形式的知识理所当然地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们才对知识和认识的科学理解构成了真正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