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实践和研究领域。在过去的20多年间，科学传播活动、课程和从业者的数量稳步上升。但是科学传播，作为一项活动，总有一定的目的，想要达到一定的效果。如果目标很多，它们是总体兼容的吗？科学传播是知识与价值观高度结合的“顶天立地”的多层面系统事业。“立地”是指科学传播应当尽可能到达底层社会个体，“顶天”是指要抵达一定的高度，从更大的视野考虑科学传播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影响，包括负面后果。本文不谈下行“立地”问题，关注的是上行，如何超越国家层面，考虑全人类与大自然的命运。鉴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类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即使近期无法解决，开展一些讨论也是不无裨益的。

一、 科学传播的现有三种模型^[1-3]

综合国内外科普、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当前科学传播有三种典型模型，它们依次为：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对话模型(也叫民主模型，与境进路)。三种模型并不必然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在各国实践中它们也的确展示了时间上的演化关系。

三种模型的变迁顺序为：(1)传统科普：中心广播模型：自上而下命令、教导，“知”与“信”中强调“信”；(2)公众理解科学：欠缺模型(也译作缺失模型)：自上而下教育与公关，“知”与“信”并重；(3)有反思的科学传播：对话模型(民主模型，与境进路)：公民接受义务科学教育，就科学技术事务可以参与协商，强调“知”和“质疑”。如果说确实存在时间上的演化关系，这三种模型也代表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三种模型、阶段划分的依据主要是看问题的立场。这种划分受到经济学理论分类的启发。经济学问题可以分为政府、厂商和家户三个主要层面来讨论，因而主要有三种不同层面的经济学理论。对于科学传播系统，可以类比地考虑三种主要立场。

三个阶段对应的模型分别是：中心广播模型、缺失模型和对话模型(也称民主模型)，分别反映了国家或政党立场、科学共同体立场和公民立场或人文立场。

第一模型：中心广播模型。适用于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服从于国家、政府的需要，最主要目的是维护社会安定；此模型中，强调科学权威、科学信仰。偏重具体知识和技术，少讲科学方法与过程，基本不提科学的社会运作；更不会讨论科学的局限性，及科学家的过失。

第二模型：欠缺模型。以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公众理解科学》为标志，发端于发达的民主制国家。它隐含的意思是，公众相对于科学家，在科学素养上十分欠缺；公众可能因为不了解科学，而不支持对科学的投入，科普或科学传播的目的就是弥补这种欠缺。但是在具体做法上，此时增加了“公关”的维度，一方面它要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一方面呼吁公众支持科学事业。

第三模型：对话模型。以2000年英国上院的《科学与社会》报告为标志。在此模型中，科技本身具有不确定性、风险；科技并非不重要而是十分重要，但科技不等于正确，更不等于幸福；关注科学不等于支持科学，支持科学不等于支持某一种具体的科学。其特点是科学传播受众与主体均多元化；强调公众的态度，公众的发言权；科学素养低很少是自愿的(如中国农民，边远地区儿童)；必须考虑社会正义，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关键是正规教育，社会再教育起辅助作用。有了该模型，公众参与科技事务才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种类型的划分或者三阶段说，是对传统科普的超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三阶段说’的提出，是对传统科普反思的结果，在学理上，开拓了我国科学传播研究的空间，明晰了科学传播的发展脉络，对于整合学术资源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对于丰富我国科普实践的理念，具有重要意义。”^[4]

二、 科学传播系统新主体的拓展

后来本人逐渐意识到，科学传播的立场问题单纯借助经济学类比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政治学、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生态系统长久维持的角度考虑科学传播，在原有的三种立场之上还应当有一个“第零层面”，即作为科学传播第四主体的非政府非国家主体，它包含人类主体和非人类主体。其主要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国家视角具有不完备性

在科学传播中，“国家视角”经常被挂在口头上，被理解为终极视角，具体表现在“为了国家的利益”、“国家应当如何”之类。这一视角还导致一种想象，即通过国家发动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进行全民科学素养的快速提升。但是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为我们思考各个主权国家的角色提供了很好的启发。斯科特通过19世纪德国的科学林业、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俄罗斯的集体农庄等许多许多具体的例子，分析这些项目为何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有许多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来说明正是由于国家在发展规划中忽视了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忽视了地方的传统，将复杂的发展项目简单化，从而导致这些项目的失败。到了20世纪末期人们突然发现，在那些引以为自豪的项目背后，居然是人类巨大的灾难^[5]。

此外，高度发达并且影响巨大的科技工程的评估需要国际合作，科学传播的目标设定和价值考虑不能限于单一主权国家。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三峡大坝、福岛核电站、原子武器、外太空探索、转基因作物等，其影响已经超过了单一国家的范围，均需要从第四主体的角度考虑。

2. 科学传播也需要超越性

科学传播的立场问题把行为后面的隐藏的利益机制明确地凸现出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科学传播也是利益相关的。无论是哪种立场，都有都确的预期收益者。比较而言，政府和科学共同体都是相对明确的利益实体。而公民，由于概念过于庞大，反而没有明确的一致的利益要求。实际上，公民的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常常是有冲突的。所以这里的公民立场不可以从现实的公民利益来理解，它实际上是指一种超越了具体利益集团的立场，尤其强调的是它的非政府立场和非科学共同体立场。另外，政府和科学共同体都是有组织的机构，它们能够提出并具体实施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可以直接实现自身预期利益。而提出科学传播的是一部分学者，既不是有组织的机构，自身又不是预期的受益对象，与预期受益者也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学者能否站在公民立场之上，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学术为天下公器，努力从超越性的立场看问题，正是学者的本份^[6]。此外，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提出的大地伦理思想也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利奥波德的思想提醒知识分子，要多一分超越性。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或许是缺乏“自性”，独立人格，很难谈得上站在更高的立场上，理性地思索整个人类社会及人地系统的长远问题。

利益都是具体的，这种超越性的公民立场当然不会落实到具体的某一个公民的利益集团，必然是从全体公民的利益着眼。因而，这种超越性的公民立场必然是立足于未来的!而这种未来也不是从具体的某一个公民集团或者利益集团着眼的，而是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着眼的。^[6]

各个主权国家为“国家利益”的科技竞争，如果协调不当，可能是十分危险的。冷战中，有相当的科技竞争成分，背后也有大量的科学传播成分。

为此，本人对原有的科学传播的主体、立场及模型进行了改造，增加了科学传播的第四主体及其科学传播模型-“全球生态系统模型”，见表 3。

三、 对科学传播系统第四主体的进一步思考

尽管我们所倡导的科学传播“框架”较以前更为明确，但是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第0层的利益由谁代表，如何具体地表达出来？在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下，社会各主体、角色，如何参与更加人性化、视野更宽阔的科学传播？本人也希望能得到更为广泛的讨论。为使此讨论更加务实，在此列出与其相关的更尖锐的子问题：

(1)当A企业花高价钱雇佣你通过做科学传播工作而与B企业进行竞争时，你会承担此工作吗？当得知此工作有可能损害B企业的形象，误导公众时，直接或者间接导致环境的破坏，你仍然会做吗？

(2)上述情节中，把“企业”换成“国家”，情况会有根本性变化吗？为了国家利益，或者为了与潜在的“敌人”竞争，什么都可以做吗？目前，战争亦有伦理，科学传播是否也要讲伦理？

(3)假如你是一名科学家或者科普专家，你所做的科学研究工作与科学传播工作首先是为谁服务，其次是为谁服务？你想过这些问题吗？你的科研与科学传播工作的可能后果你能预言、能控制吗？

(4)“给钱就做”，“决不能辜负了自己的智力”，是否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当下科学传播领域的若干现象？

(5)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否妨碍人们思考有关“第四主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