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5日,被誉为社会科学界的诺贝尔奖的霍尔堡奖颁给了科学技术学(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领域,获得这一殊荣的是法国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Latour Bruno)。霍尔堡奖委员会认为,拉图尔开展了对“自然科学知识生产”这一问题的一系列研究,对“现代和前现代、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等基本概念进行了划分,其研究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科学史、艺术史、历史、哲学、人类学、地理学、神学、文学和法学等领域。
拉图尔1947年出生在法国勃艮,早年致力于哲学方面的研究,后来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创了科学人类学研究和科学实验室研究的先河。1980年代,他和卡龙(Callon M)等一起提出并发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1990年代之后,拉图尔开始关注环境、气候和生态问题研究,近年来则将研究的触角延伸到生存模式的研究中。
拉图尔涉猎极广,著作颇丰。根据拉图尔官网http://www.bruno-latour.fr上的数据,拉图尔共出版图书和文集14部,发表期刊和会议论文130多篇,其中包括《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1-3](1979)、《行动中的科学: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4, 5](1987)、《我们从未现代过》[6](1991)、《潘多拉的希望》[7](1999)、《重组社会》[8](2005)等著作。根据拉图尔本人为发表论文所添加的标签,其研究主题广泛分布在“技术”、“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或ANT)、“社会理论”(social theory)、“哲学”、“数位人文学”(digital humanities)、“符号学与文献研究”(semiotics & literature studies)、“生存模式”(modes of existence)、“生态学及政治生态学”(ecology & political ecology)等诸多领域。
拉图尔的著作在科学技术学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学术影响。根据Google Scholar的检索结果(截止到2014年8月3日),《行动中的科学》一书的被引次数高达16877次,《实验室生活》的被引次数为9235次,《我们从未现代过》和《重组社会》两部著作也都获得了8000多次的引用量。而在著名的科学社会学期刊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中,拉图尔作品的被引次数远高于其他所有学者,约有1/3的刊载文章中引用了拉图尔的著作;并且,他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作——《行动中的科学》和《实验室生活》排在该刊高被引文献的前两位。可见拉图尔在这一领域的影响程度之深。
为了客观和直观的展现拉图尔在学术界的贡献和影响,在本文中,我们利用科学计量学的方法,通过引文分析和科学知识图谱技术,对拉图尔著作的被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和评价。首先,我们选取《实验室生活》和《行动中的科学》这两部代表性著作,对它们的被引情况进行统计,识别其被引文献的分布特征和特点;其后,进一步选取“科学知识生产”这一具体研究领域,利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对拉图尔在这一子领域中的影响特点进行评价。
一、 《实验室生活》的被引分析1979年,拉图尔和伍尔加(Woolgar S)在对美国萨尔克(Salt)实验室的两年多的实地观察的基础上,整理写成了《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过程》一书,从而开启了对科学运行方式的人类学研究。1986年该书再版,去掉了副标题中的“社会”一词,进一步将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与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进行了区割。在《实验室生活》一书中,拉图尔利用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揭示了科学活动的本质属性,即科学事实并非自然世界的表象,而是实验室建构的产物,是科学家集体争论、磋商和妥协的结果。由于这一研究开创性的采用了人类学和田野观察的研究范式,因此被看作是科学知识的实验室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的开端。
为了分析这一著作的学术贡献和影响,我们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检索下载了SCI/SSCI期刊中所有引用过《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学术文献(检索时间为2014年6月6日),并基于这些数据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经数据清理和去重,统计得到该书的被引次数共1992次,其中1979年版的被引次数1059次,1986年版933次。为简便起见,我们对两个版本进行合并分析,不再进行区分。从科学计量学的角度看,引用了《实验室生活》一书的这1992篇文献,代表了学术界对该书的关注及该书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从引用《实验室生活》一书的文献的期刊来源来看,引用该书的施引期刊共有780余种,广泛分布在科学史与科技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图书情报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引用该书最多的5本期刊分别为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95篇)、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49篇)、Science Education(35篇)、Scientometrics和(31篇)和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29篇)。各期刊引用该书的领域有显著不同,例如,在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期刊中,相关施引文献主要研究“人种志”(ethnography)、“实验室研究”(laboratory studies)、“行动者网络理论”等;在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中,施引文献主要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认识论”、“方法”、“伦理”等;而在Science Education中,主要研究“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学校教育”(school education)、“学徒制”(apprenticeship)等。
从引用《实验室生活》一书的文献的作者来源来看,作者所在的国家主要是美国(812篇)、英国(367篇)、加拿大(139篇)、德国(103篇)和澳大利亚(101篇)等。而相比之下,拉图尔和巴黎学派所在的法国对该书的引用却并不突出,只有77篇。另外,含中国机构作者的文献仅有14篇,且几乎全部来自香港的高校,如香港城市大学(4篇)、香港大学(2篇)、香港浸会大学(2篇)等。引用《实验室》一书最多的作者是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的罗斯(Roth WM,12篇)、英国开放大学的劳(Law J,11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林奇(Lynch M,10篇)。其中,罗斯主要研究科学教育问题,如科学实验室在科学教育中的作用;劳是巴黎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主要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林奇主要从事话语分析和实验室问题研究,关注实验室中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的建构和维系。
另外,我们还统计了《实验室生活》一书的高共被引文献。一篇文献的高共被引文献,即经常一起被引用的文献,往往是和该文献研究主题相似或相关的文献。两篇文献的共被引次数越高,意味着两篇文献的相似和相关程度越高。基于我们的统计,和《实验室生活》一书共被引次数最高的文献是拉图尔本人的《行动中的科学》一书,两书共被引次数高达584次。由于《实验室生活》的总被引次数为1992次,这就意味着平均每三篇引用《实验室生活》的文章中就大约有一篇同时引用了《行动中的科学》,可见两书的关联性之强。其他与《实验室生活》共被引次数较高的文献还有:库恩1962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9](337次)、诺尔-塞蒂纳(Knorr-Cetina K)1981年的《制造知识》[10](192次)、布鲁尔(Bloor D)1976年的《知识的社会意向》[11](163次)等。
除高共被引文献外,我们还统计与该书共被引次数较高的作者,他们是卡龙(391次)、库恩(387次)、科林斯(Collins HM,362次)、诺尔-塞蒂纳(344次)等。表 1列出了与《实验室》一书共被引次数最高即相关性最高的10部文献和10位作者。其中,卡龙是法国巴黎高等矿业学校的社会学教授,他和拉图尔一起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此后一直致力于这一理论的应用和扩展工作。库恩是最早对科学进行解构的科学哲学家之一,其对科学的相对主义立场深刻的影响了后来包括拉图尔在内的一大批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科林斯是巴斯学派的领军人物,巴斯学派是在时间上略晚于爱丁堡学派但略早于巴黎学派的一个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虽然和爱丁堡学派同在英国,但在研究方法和所持立场上更接近于后者,擅长进行微观案例研究。诺尔-塞蒂纳是科学知识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从事科学实验室研究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尤其是她具有和拉图尔一样的人类学背景,这使得她在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上和拉图尔有诸多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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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共被引文献及作者 |
最后,我们还统计了引用《实验室生活》一书的文献的关键词。出现次数较高的关键词有:“行动者网络理论”(52次)、“科学”(51次)、“人种志”(41次)、“认识论”(37次)、“科学技术学”(28次)等。利用文献可视化工具CiteSpace[14],我们绘制了引用《实验室生活》一书的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 1所示。可以看出,引用《实验室生活》的文献主要分成6个主题,它们分别是:右上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主题,左上部的“科学技术学”主题,右下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主题,左下部的“话语分析”主题,以及中间的“认识论”主题和“人种论”主题。
由图 1可以看出,“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科学技术学”研究主题在其中占据最为重要的位置。其中,行动者网络理论是由拉图尔和卡龙最早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中的人类(actor)和自然中的非人的存在(actant)共同地、同等地作为行动者,组成一个行动者网络,网络的各结点通过转译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巴黎学派的主要成果之一,对于这一理论的阐述虽然主要在《行动中的科学》和卡龙的一些著作中,但它的肇端源自于拉图尔在实验室研究中的发现和总结。科学技术学(又译为科学技术元堪)的提出开始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后期。科学技术学可以看作是一个学科群,囊括了包括科学史、科技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学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相关学科。随着科学问题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越来越发现,再也难用一个单一的研究范式研究科学相关问题了,因此包罗万象的、不事先设定立场和方法的“科学技术学”应运而生,并且率先被相对主义色彩最浓的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所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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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引用《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关键词网络 |
《行动中的科学》(又译为“科学在行动”)是拉图尔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出版于1987年。在该书中,拉图尔通过对科学家和工程师研究过程的极具现场感的描述,为我们还原了科学研究工作的实际场景。本书的副标题是“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在该书中,拉图尔对公众眼中的科学家进行了颠覆式的刻画,科学家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孤独的呆在实验室工作台里的研究者,而是一个满世界飞来飞去、到处寻求资源的社会中的行动者。“行动中的科学”更像是“行动中的科学家”。这也使得本书虽然没有使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概念,但是仍然被认为是“行动者网络理论”领域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我们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检索所有引用过《行动中的科学》一书的文献,用以分析该书的学术影响。从1987年该书出版到2014年7月,《行动中的科学》一书共被引4784次,被引次数从最初年均几十次,逐渐上升到年均300余次。这说明该书历时近三十年其热度依然不减,而且正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和影响。
从引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的文献的期刊来源来看,该书的施引期刊主要分布在科学史与科技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地理学和教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其中,引用该书最多的5本期刊分别为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13篇)、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151篇)、Accounting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78篇)、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60篇)和Science Education(52篇)。其中,Accounting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期刊中之所以大量引用该书,是因为拉图尔在该书中所运用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案例分析方法以及行动者网络理论,给研究会计和人类行为问题、组织结构和过程问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相关研究可以参见美国曼彻斯特大学科技学院的罗伯森(Robson K)[15]、谢菲尔德大学的米勒(Miller P)[16]等人的文章。而作为研究环境问题和环境政策的专业期刊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论文与《行动中的科学》的相关性体现在,环境问题和其他一般的科学问题一样,需要依靠甚至是更多地需要依靠政治和社会资源的支持,而这一点在《行动中的科学》中有着详细的论述。
从引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的文献的作者来源来看,作者主要来自于美国(1318篇)、英国(930篇)、加拿大(359篇)、荷兰(230篇)和法国(217篇)等国家,来自中国(包括香港)学者的引用仅35篇。我们发现,各国主要引用者的所处领域有明显的区别。美国引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的文章主要来自科学史与科技哲学、社会学领域(分别为205篇和190篇),而其他的国家则主要来自于经济学领域,例如,英国来自经济学领域的引用有227篇,而来自社会学领域的引用和来自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领域的引用仅有111篇和101篇。从这种意义上说,欧洲国家相对于美国,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应用和推广方面,进行了更加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探索。
从《行动中的科学》一书的共被引情况来看,共被引文献主要包括: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卡龙《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拉图尔的《我们从未现代过》和《重组社会》等。其中,卡龙的《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也是最早提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文章。共被引作者主要包括:卡龙、劳、福柯(Foucault M)、柯林斯和夏平(Shapin S)等。表 2中列出来与该书共被引次数排在前10的文献和作者。由该表可以看出,巴黎学派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卡龙和劳,与拉图尔一起,在这一领域不仅贡献和建树颇多,而且影响力也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福柯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在科学史和知识社会学领域有很大的影响,著有《知识考古学》[17]一书,并建立了其特有的话语分析理论框架。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 P),致力于社会中的动态权力关系研究,即外部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影响,其代表作是《区隔:品位判断的社会批判》[18]。显然,福柯和布迪厄的思想对拉图尔有着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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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行动中的科学》一书的共被引文献及作者 |
从引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的文献的关键词来看,出现次数较高的关键词有:“行动者网络理论”(205次)、“技术”(66次)、“创新”(66次)、“科学”(57次)、“知识”(56次)、“人种志”(52次)、“权力”(power,47次)、“治理”(governance,47次)、认识论(43次)和“转译”(translation,42次)等。利用CiteSpace,我们同样绘制了引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的文献的共词网络图谱,如图 2所示,包含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学”、“科学知识生产”、“科学人类学”、“科技政策研究”和“认识论”等研究主题。其中,“行动者网络理论”显然是引用该书的主要动因;而一些表示研究对象的概念,如“技术”、“创新”、“科学”、“知识”等,也构成了引用本书的一个较为宏大叙事的一个理由;其他如“权力”、“治理”则反映了本书在组织行为学等领域的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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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引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的关键词网络 |
在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中,拉图尔最感兴趣的不是已经形成的科学,而是行动中的科学,即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拉图尔认为,已经形成的科学就像一个黑箱子,而研究科学知识的生产就是打开这一潘多拉的盒子的过程。在《实验室生活》和《行动中的科学》这两部著作中,拉图尔最大的贡献就是向我们详细的论述了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
为了展现拉图尔在“科学知识生产”研究领域中的贡献和影响,我们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检索所有标题、关键词或摘要中包含“scientific knowledge production”的文献,共检得期刊论文2458篇。通过观察这2458篇论文的引文分布,可以识别出在这个领域中影响最大的作者和文献。在表 3中,我们列出了这些文献中的高被引作者和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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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科学知识生产”研究领域的高被引作者和文献 |
从高被引作者来看,被引次数最高的作者正是拉图尔。在所有2458篇论文中,有234篇论文中引用了拉图尔的著作,占全部2458篇论文的近1/10,其中引用《行动者的科学》99次,引用《实验室生活》75次。排在第二的高被引作者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吉本斯(Gibbons M),有134篇论文中引用的吉本斯的著作,其中主要引用的是他(与其他5人合著)在1994年出版的《知识生产的新模式》[22, 23]一书(115次)。该书也是“科学知识生产”领域被引次数最高的一部著作。在该书中,吉本斯提出,知识生产模式正从模式1向模式2转变:模式1是一种牛顿式的知识生产模式,是一种学院式的、局限于单一学科的知识生产模式;而模式2则是一种跨学科或超学科的、以应用为导向的新知识生产模式,强调的是知识生产应该面向社会且服务于社会。
作为这一领域最重要的两个学者,拉图尔和吉本斯的研究范式有很大不同,体现在对拉图尔与对吉本斯的引用上也有很大不同。引用拉图尔的文章主要来自于美国(75篇)、英国(67篇)等国家,而引用吉本斯的文章主要来自于荷兰(22篇)、英国(21篇)等欧洲国家。引用拉图尔的学科主要包括科学史与科学哲学(61篇)、地理学(45篇)、社会学(41篇)等偏理论的学科,而引用吉本斯的学科主要有经济学(35篇)、环境科学与生态学(24篇)、公共管理(16篇)等偏应用的学科。引用拉图尔的期刊主要包括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7篇),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13篇)等科学社会学期刊,而引用后者的期刊主要是Research Policy (10篇),Scientometrics (7篇)等科技政策和科学计量学期刊。引用拉图尔的文章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科学”、“行动者网络理论”、“实践”(practice)、“认识论”等,而引用后者的则主要是“创新”(innovation)、“跨学科”(transdisciplinarity)、“科学政策”(science policy)、“研究合作”(research collaboration)等。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在“科学知识生产”研究领域,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范式。一种是以拉图尔、库恩等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一种是以吉本斯、诺沃特尼(Nowotny H)为代表的科技社会和科技政策学的研究范式。图 3展现了两种研究范式的区别和融合,该图是利用CiteSpace绘制的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在该图中,除了拉图尔范式和吉本斯范式之外,还有以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29]为代表的科学计量学范式。从出现的时间来看,普赖斯范式出现的最早,拉图尔范式其次,而吉本斯范式出现最晚。从研究的规模来看,拉图尔范式规模最大,吉本斯范式排在第二,普赖斯范式规模最小。这几个代表性范式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科学知识生产的研究图景。而在时间上承前启后的拉图尔范式,在这一研究中显然充当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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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科学知识生产”研究领域的代表性研究范式 |
每年的诺贝尔奖发布之前,Web of Science文献数据库所属的汤森路透公司,都会利用其引文数据库和引文分析的方法来预测各领域的诺奖得主名单,其预测结果往往具有很高的准确率。这表明,科学计量学的方法在进行科学家评价时是有效的。由此,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利用同样的数据和方法,对霍尔堡奖得主拉图尔的被引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分析,从而对他的贡献和影响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我们发现,以《实验室生活》和《行动中的科学》为代表,拉图尔的影响横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环境生态学等研究领域,在欧洲各国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都有一大批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在关注和引用拉图尔的研究成果。
从共被引情况来看,和拉图尔相关性最高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于巴黎学派内部,如卡龙、劳等致力于行动者理论研究的学者;巴斯学派的柯林斯也和拉图尔在研究方法上颇有渊源;另外,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库恩、夏平等,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和布迪厄等,也都和拉图尔一起,影响着后来的研究者和跟进者。
具体到“科学知识生产”领域,拉图尔开创了一种不同于范式和吉本斯范式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式,注重对科学知识生产的的田野观察和人类学研究。这一范式承前启后,在科学知识生产领域产生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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