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以前，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和参议员基戈尔(Harley Kilgore)之间的争论直接影响了国家科技发展的思路，也引发了随后数十年对于国家科技政策的持续讨论。此后，包括布鲁克斯(Harvey Brooks)、温伯格(Alvin weinberg)、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普赖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在内的一批学者的研究也不断改变着我们关于科技发展的政策理念。时至今天，随着科学和政治领域的飞速发展，这些已有的观点开始面临新的挑战，要更好地开启未来，科技政策研究不得不迅速跟进科技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不断调整其研究的视角和探索新的思想空间。

由古斯顿(David H. Guston)和萨尔维兹(Daniel Sarewitz)主编的《塑造科学与技术政策：新生代的研究》，是一部体现与时俱进的科技政策文集。其中收录的文章来自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支持的研究计划，项目委员会通过严格、充满竞争性的同行评议，从来自年轻学者的90份摘要中筛选出24份，并邀请这些作者召开研讨会，充分发言并讨论，最终遴选出16篇文章汇集成册。这些年轻学者们对现实有更开放的观察和更为敏锐的思考，也给当下的科技政策研究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活力。

如同本书的题目所示，这本选集的目的在于展示年轻一代学者关于科学和技术政策的观点，反映欧美国家科技政策研究“新生代”的声音，以及他们对于未来发展的判断与预期。这种声音被两位主编认为有可能引导21世纪的科学与技术政策。入选的“新生代”研究者们具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学科背景表现出强烈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他们既包括科学哲学、S&TS、公共政策、政治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也有具体从事科学和技术研究的专业人员，以及在政府相关部门工作的政策研究人员。他们关注的议题既包括困扰政府许久的关于交通、环境与健康的传统公共政策问题，在学界持续不断的关于大学专利政策和资金分配政策的讨论，还包括在那些日新月异飞速变化着的研究前沿出现的亟待回答和解决的新问题，如互联网基础设施设计和通信技术设计，以及在生命科学中针锋相对的论辩。这些议题既与科学、技术和研究共同体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更涉及到产业、贸易、公共环境、生命价值等广阔的公共领域。

对“新生代”们最终所呈现出的研究工作的特点，布兰斯科姆(Lewis M. Branscomb)在前言中做了很好的概括。比如，他们很少受技术决定论的影响，承认科学与技术政策是被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塑造的，但却没有落入社会建构论的陷阱。同时，这些年轻学者既具有全球的视野，又关注本土的问题；既着力于学术的探索和理论的建设，又着眼于解决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些不同背景的研究者的集合，在表明与科学技术有关的政策问题已被学术界广为关注的同时，也预示着“新生代”的探索不只是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新鲜的见地，更形成面向未来的更广泛的研究议程。

如艾伦·凯(Alan Kay)所说：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是创造它。对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政策而言，预见并塑造未来不得不借助这些年轻学者的眼睛。他们不乏对当前工作的真知灼见，也在开启科学技术政策研究的新的议题与方向上更具勇气。这本选集就展现了高度的时代特征和未来意识，反映了年轻学者们对当前科学和技术政策领域中热点议题的充分挖掘。在编者的精心组织下，这些研究工作被分成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分别对应了塑造政策、塑造科学、塑造技术和塑造生命的文章主题。

这些研究表现出方法的多样性，从历史的视角到哲学的探寻，从游戏理论到建构主义，从经济学到草根运动的组织策略，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叙述类型和分析方法。年轻的作者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用更加细腻的方法在四个部分中阐述了科技政策的文化、伦理及政治背景，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科学与社会的对话与协商，创新力量推动下技术的发展，以及针对生命本身的技术治理等。研究关注塑造科学发展的治理网络的丰富含义，也分析了那些具体而微小的细节可能会形成的意想不到的影响。在运用这些方法的过程中，他们使用清晰而富有时代感的语言，选择当下重要且可能预示未来的案例展开论证，并努力给出富有创见的研究结论。

其中，历史分析的方法被作者们普遍采用。这一论证方式也表明，对于科学、技术、政策与生命的塑造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或选择，而是在利益相关者中间进行的一种持续的、长期的协商、协调、协作过程，利益相关者对于科学、技术、社会的看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这一过程。而标题中“塑造”一词无疑预示着科学技术研究的制度维度将被格外突显，比如现有制度依赖于多种多样的同行评议程序和专家顾问团，但也模糊了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区别。作者们通过各自的研究都强调了，对科学和研究成果的认识与理解常常塑造了一种政治环境，而反过来，这种政治环境又帮助塑造科学和技术自身的发展。不同作者相互对照的分析视角，探究了科学-技术-社会网络中相互作用的动力机制、影响因子及可能趋向，这对理解制度环境是科学和技术发展活动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尤为重要。同时，对制度多样性的理解也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究和分析科学—技术—社会的复杂关系。在进行这种分析的同时，他们又不时地怀着一种乐观的态度提示我们，尽管我们所面对的这一网络异常复杂，但大可不必深陷其中，而是应当尝试引导这一过程，塑造更好的未来。

此外，科学与技术政策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政策工具和行动域，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塑造不只是直接通过资金和其他物质、人力资源的投入而进行，或许还会通过那些并不直接指向科技本身的政策得以实现。不同文章都或多或少地讨论了，各种政策工具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塑造了科学、技术及我们的世界。作者们还鲜明地表达了一种民主政治的观念，尤其强调科学和技术作为公共财富而存在，强调更广泛的社会参与的重要性。

我们有理由认为，深入而全面地了解这些“新生代”的研究，有助于国内学者和政策实践者更好地了解国际科技政策研究的前沿进展，特别是欧美国家年轻一代学者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或许他们表达的有些观点还不能被很快接受，但他们的研究对中国科技政策领域年轻学者来说，无疑是很有启发和借鉴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