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教授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是颇负盛名又正当壮年的经济史学者，长期研究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经济史。他是2003年出版的五卷本《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的唯一主编，也是2010年《创新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的主要撰稿人。《雅典娜的礼物：知识经济的历史起源》(科学出版社，2011)一书是他2002年出版的代表作。该书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1750年工业革命发生以来，有用知识的创造、扩散和应用如何对世界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它反映出作者在知识经济相关的史料发掘和计量分析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还汇聚了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学、演化经济学、经济史和科技史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新进展，被誉为“一个有创新型贡献的知识经济史研究”。

历史是社会的实验室，历史事实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证据和材料宝库。就经济发展史而言，人类过去的经济活动中产生过许多影响深远、波及面广、成因复杂的经济事件，从失业、通胀、景气循环、贸易失衡、政府干预，到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许多历史现象弥补了现代研究中观察样本不足的难题。希克斯、卢卡斯、海耶克、刘易斯、库兹涅茨、舒尔茨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做过与历史相关的研究，或在其著作中时常运用历史证据；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两位经济史教授(福格尔和诺斯)，更反映出经济史研究得到了主流学术界的接受。莫基尔是研究科学技术与创新的著名经济史学家，他的研究既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理解科学技术与创新的体制机制问题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熊彼德、弗里德曼、曼斯菲尔德、罗森堡和纳尔逊等创新研究大家的著作都有明显的历史取向；他们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搜集史料证据，加工历史统计数据，采用多元化分析工具，着力认识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在笔者看来，莫基尔关于知识经济史的研究，在研究视野广度、经济学分析深度和科技史料运用熟练程度等方面，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现以该书第六章“知识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史中的创新与抵制”为例，从一个方面展现莫基尔的精辟分析和深邃见解。

莫基尔搜集了科技史中屡屡出现的创新受到抵制的科技史料。他指出，按照价格理论，处于效率边界之上的技术都有可能成为行为主体的选择对象，最终只有一项技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是，接纳创新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还受到社会、政治、环境、认知和文化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即使新技术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它们仍有可能不被采用或错过被采用的机会。他把对技术进步的抵制归于两种力量：一是现有技术所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二是某些知识分子对技术有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恐惧；这两种力量独立存在，但它们既相互支撑也相互削弱。

关于前者，他认为，经济利益是理解创新活动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第244页)。一项发明是否成功通常可以通过试验来验证，如果需要很长的验证过程而且各种收益难以衡量和比较，新技术往往难以得到实际应用。他指出，技术进步还遇到一个更强大的敌人，那就是从个人自身利益出发、故意阻碍新技术的力量，这包括技术社会系统一旦稳定下来就会出现抵制变化的力量，它们极力抵制新事物或对原有规范的偏离。工会对新生产技术的抵制也是如此，如欧洲和美国的汽车行业里，工会反对关闭已过时的工厂，阻碍采用更为灵活、效率更高的作业方法。

关于后者，他认为，对新奇事物的抵制很大一部分源于已有从业者身上先入为主、坚信不疑的思想观念(第230页)，如第谷否认哥白尼学说，瓦特拒绝承认高压发动机的可使用性，巴斯德相信发酵是一个生物过程而非化学过程，爱因斯坦反对量子理论。宗教信仰对技术的恐惧或抵制也是如此，因为宗教观念与信仰总是将现有的物质环境状况视为神圣的，很少赞成叛逆，而发明行为显然是一种颠覆性和革命性的叛逆行为。反技术运动是由那些出于好意的意识形态者们所引发的，如早期关于技术“让人丧失人性”和20世纪出现的韦伯、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等宣示的技术“让人疏远隔离”。很多环保人士对创新持怀疑态度可归入此类，他们认为，新技术常常大量使用那些产权界定不完善的资源，担心技术变迁所带来的负外部性有可能超过了技术收益；它们还很可能导致不为人所知的意外后果，这些不确定性毫无疑问会对未来状况产生危害，但这些代价昂贵和不可逆转的危害未能在价格中反映出来。

莫基尔是一个讲述历史故事的能手。他论证抵制创新时，讲述了德国工程师戴姆勒发明汽车后几年间发生的有趣故事(第278页)。在德国，抵制汽车运动特别激烈，铁匠、养马人及铁路的发明者组成了一个邪恶联盟，试图阻止这项发明；在有些地区的乡村里，村民们设立各种障碍，阻止汽车驶入。而汽车在法国很快流行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每千人汽车拥有量是2.3部，在英国是2.6部，而德国只有0.9部，那时法国的汽车产量是德国的3倍，尽管德国人口是法国人口的1.5倍。在德国，化学、电子、精细机械、光学及食物加工等关键产业中对技术变化的抵制不怎么有效，部分原因是德国政府支持这些技术发展，因为政府认为现代工业技术对其军事目标是必不可少的。

莫基尔在该书中贯穿始终的观点是“有用知识是重要的”(第303页)，甚至指出“1750年以来知识加速增长，它对世界的影响比其他所有社会与政治变化都要大”。这些有用知识打开了财富之门，让财富置于空旷之地，任人开拓。各个国家在最初开始时总是犹豫不决、慢慢悠悠，而一旦有先行者尝到甜头后，其他国家就纷纷学习、追随和效仿，进而得到了超乎想象的财富与生活舒适度。他对技术进步充满信心。他预言，虽然对技术的抵抗与担忧现在仍然四处蔓延，但随着世界一体化的进程，那些反对现代技术或不愿采用现代技术的人最终会改变自己的想法，然后半推半就地迈进技术进步的大门。

掩卷而思，莫基尔对于知识经济历史的论述发人深省，有科学历史与文化的厚重感，也有政策制定的启迪意义。如果推而广之，是否有可能在中国科技史料和经济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古典科技文明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学术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