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是“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或“科学技术论”(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简写术语。在STS的中文译名上，目前学界还存有一些争议，但对STS的学科内涵和研究范围并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均认可STS是一种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交叉学科的研究纲领，是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作为一个独立对象进行系统考察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尽管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并加以研究，但有关STS的兴起，许多学者的研究认为，它最直接地与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密切相关。由(包括学院之内和学院之外的)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引发的对科学技术的一些负面结果或负面影响的批评，导致了西方社会对科学与社会问题的广泛讨论和激烈争论，进而使得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社会需求变得强烈和迫切。而20世纪3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则为STS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知识和理论上的储备。

STS研究兴起的初始状态对其此后的演进有着深刻影响。对20世纪60年代STS兴起的时代状态的细微考察，就不难发现，STS作为一门建制化的学科或独特的知识领域，它的兴起具有特殊的背景。与传统学科相比较，STS的多元化的知识源泉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源自于多学科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储备，而且源自于当时发生的社会运动对科学与社会问题的广泛讨论和激烈争论。而STS多样化的知识开端，也赋予了它以独特性，即STS研究进路的多样性和差异性，STS内部的不一致性甚至不相容性。

一、 STS兴起的社会情境

许多研究对STS兴起的社会状态给予了特别关注。例如，奥利卡·舍格斯特尔对“STS是如何形成的”问题的回答。他指出，“STS源自于几种绝对不可能完全结合的开端”，而60年代发生的激进运动即是STS的一种知识的开端：这些激进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转向了对科学的批评，并引起了对环境污染、核能等“科学与社会”问题的讨论，而一些STS计划就源自于这些讨论^[1]。

大卫·艾杰的研究则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对STS研究兴起的社会情境，做出了更加系统的剖析。他对普赖斯命题引发的争论、围绕理科教育展开的长期论战、越南战争及同时发生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环保运动的影响的分析，为我们理解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改革运动对STS的激励作用提供了以下三条重要线索^[2]：

1. 普赖斯命题引发的争论

自50年代，德里克·德·索拉·普赖斯就开始关注科学文献随着时间而膨胀的现象，他基于对这一现象的长期研究，发现了科学文献随时间增长的指数规律，即著名的“普赖斯指数增长曲线”。在此基础上，普赖斯于1963年发表《小科学，大科学》。

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以及他的关于科学呈指数增长的命题在当时的思想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艾杰指出，争论的焦点主要源自《小科学，大科学》中这样一段论述：“很清楚，我们不能让科学在经历了五个数量级的发展之后再跃升到另两个数量级之上。如果我们这么做了，那么人口中每个男性、女性、孩子和狗中就会有两个科学家，而且用于科学的支出将两倍于我们现在的资金。这样，用不了一个世纪，科学的末日就要到来。”正是这段论述引发了当时关于科学的扩张和发展，以及科学与社会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讨论，以及弄清如何“从花在科学上的钱中获取回报”的迫切要求。

关于普赖斯命题对思想界的冲突以及引发的激烈争论对于STS的意义，艾杰指出，正是这种交锋在世界范围内的反复出现，营造了“对科学进行研究具有实践的紧迫性”以及对科学的扩张和发展，以及科学与技术和经济增长关系问题展开讨论的气候，而公开讨论为科学政策奠定了合理性基础的发展方向。同时，普赖斯的研究还为关于“作为社会系统的科学”的分析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研究进路。

2. 围绕理科教育的论战

论战导源于C.P.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挑起的两种文化的争论。1959年，C.P.斯诺在他题为《关于两种文化》演讲中指出，由于对专业化教育的狂热推崇和一种使我们的社会模式僵化的倾向，在现实社会中存在两种互不沟通的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这种分裂不利于社会的发展。他呼吁两种文化加强交流和沟通，并希望主要通过教育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一观点实际上以隐喻的方式指出了开展以科学、技术与社会为对象的学科间交叉研究的迫切性。

这场争论的一部分转向了对理科教育应当遵循的原则的大讨论，并且使改革理科教育成为了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在这个过程中，斯诺旨在沟通“两种文化”的主张逐渐为教育部门所接受，公开讨论明确了理科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到60年代末，基于这些思路的改革开始启动，许多理科课程中开始融入了社会责任等内容。这些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人们对教学和研究中的“跨学科”合作给予了认真的关注，这种特征对STS的研究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改革所营造的教育环境，“为把STS的学术研究融入到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培养体系开辟了很大的空间”^{[2, 6-9]}。

3. 社会运动的影响

20世纪中叶，战争的残酷结果引起对科学的社会作用的特别关注。二战中核武器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提出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引发了以科学家为核心的和平运动。如果说50年代的和平运动及其影响主要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话，那么60年代的激进运动及其引发的对科学技术绝对善行作用的反思，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科学共同体。

特别是60年代的美国，受越南战争以及同时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的影响，探索科学技术民主化的可能性成为一项迫切的社会要求，由此为STS的兴起提供了一种颇具影响的情境。正如艾杰所指出的，STS以其特殊的社会角色分享了这一独特的背景：STS向公众传播必要的知识，激发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公众参与科技事务的热情空前高涨，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发了STS的活力。这在客观上促进了STS研究作为一个关注科学、技术与社会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出现。

二、 STS兴起的理论渊源

自20世纪30年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问题开始进入一些学者的视野，对科学以及科学与社会问题的研究在一些学科，特别是在社会学、哲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中，逐渐形成了特定的专业方向或学科支流，其中的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为60年代STS研究的兴起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1. 默顿与科学社会学

20世纪30年代，默顿开始从社会学和科学史的视角来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1938年默顿发表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概念，他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与其他社会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近代科学首先在英格兰制度化的社会文化背景。这篇后来发表在《奥西里斯(Osiris)》上的论文，被看作是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3]，而默顿1942年发表的《论科学与民主》(后定名为《科学的规范结构》)和1957年发表的《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则被认为确立了科学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框架。以此为基础，可以将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体系分为科学制度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制度的运行两大部分。

默顿的《论科学与民主》对科学规范结构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他认为，科学的制度性目标是扩展被证实了的知识，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包括技术规范和行为规范两方面，它们是科学知识真理性的保证。技术规范也即方法论，行为规范则是约束和协调科学行为的规范。默顿指出，行为规范是科学建制上的强制和必需，是实现科学建制目标必不可少的因素。他将其归纳为四种制度上必需的规范--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公有主义(Commun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有条理的怀疑主义(Organized Skepticism)^[3]。

如果说科学界的规范系统是默顿理论的逻辑前提，那么反映科学制度运行特点的奖励系统就是默顿理论的核心内容^[4]。对这部分内容的阐述最早出现在默顿的《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中。他认为，科学建制的目标是增加知识，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贡献独创性知识，科学建制的四条规范则要求科学家为增进普遍知识而公开自己的发现，接受科学共同体成员的有条理的怀疑而不是自己占有。所以，科学家所拥有的唯一“科学财产”是获得同行承认，即获得对科学家“角色表现”的认可，显然，这是科学家得以继续承担科学家角色的保证，也是科学这种社会建制运转的“能源”。他指出，基于这个前提来理解科学家的优先权之争，就不能将其看作是源于成名欲望或竞争天性，而是源自科学规范的内在要求。至此，默顿不仅完成了对科学这种社会建制是如何运行的动态描述，而且把科学家争夺优先权等看起来明显与默顿规范相冲突的现象，有说服力地解释为科学规范的内在要求。这显示了默顿规范的学术吸引力，表明了科学社会学有了第一个具有解释力的范式，标志了科学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

默顿的研究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并开始吸引大批年轻学者进入科学社会学领域。默顿最初的研究思想经由巴伯、哈格斯特龙、斯托勒，以及默顿本人的详细阐述、修改和重新解释，逐步发展成为科学社会学成熟的研究思想，从而形成了功能主义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这一研究进路将科学看作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或系统，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等并列，都是社会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社会学旨在研究科学(制度)的社会文化结构和组织方式，及其内部和外部的互动关系^[4]。60年代，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直接由默顿指导或受默顿影响的一大批默顿范式支配的成果相继涌现。科学社会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首先在美国建立，并作为STS研究的重要构成学科迅速发展起来。

2. 贝尔纳与科学学的研究进路

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STS研究做出重要准备的还有英国科学家贝尔纳。贝尔纳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现象，一种社会子系统，认为科学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同时科学的发展又需要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他将科学的社会学分析置于社会大系统环境中进行，通过科学与社会日益密切、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揭示科学发展的规律性。1939年，贝尔纳发表《科学的社会功能》，提出了科学的社会功能这一重要的研究主题，并对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指出了影响科学功能正常发挥的因素。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诸如科学教育、科研组织管理、科学交流、科学经费、科学战略与规划，以及科学与社会改造等一系列关于科学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问题，且有针对性地提供了政策建议。

以《科学的社会功能》为基础，贝尔纳开创并发展了“科学学”的研究进路，虽然这一进路没有形成建制化的学科^[5]，但其对于科学的社会性质、作用和发展规律，以及科学的体系结构、规划、管理和科学政策的探讨，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研究进路在理论构成上，包括科学的基本属性、科学的增长模式和结构模式、现代科学的科学化三个方面，其中现代科学的科学化又是通过在三个层次上的规范实现的，即作为个体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研组织的合理化和科学战略的调控^[6]。“科学学”的研究探索，意在维系一种理性主义的、非批判性的科学观^[2]。不过由于这一进路强调对科学本身进行定量研究，“科学学”在之后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复杂的文献计量分析技术和引证研究，并以此为基础转变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科学计量学”。

3. 普赖斯与科学计量学

20世纪60年代，科学社会学还有另外几条发展路线，可以说是一种有效的补充^[7]。例如，本·戴维从科学所处的外部社会而不是从科学家社会内部对科学所做的研究，他的研究试图说明科学发展顺利与否要看外部社会是否能够提供与默顿规范相适应的环境。另一条直得特别关注的发展路线是普赖斯对科学的定量研究，这一研究进路被有效应用于刻画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网络结构。

普赖斯是物理学家出身的科学史学者，1961年，他发表《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一书。该书阐述了他对科学文献增长率的研究及其发现，提出了科学按指数增长的规律。1963年，普赖斯的代表作《小科学，大科学》问世。在这本书中，普赖斯采用数量分析和统计的方法研究科学的发展总体(历史与现状)。他论述了科学文献和科学人员的“指数增长律”和“逻辑增长律”，提出了著名的科学文献按逻辑曲线增长的理论和模型。由此为科学计量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同时，他通过对科学文献、科学人员，以及科学事业和经费等方面的统计数字的分析，展现了科学事业在迅速增长、科学出版物的作用与科学交流的形式在变化、科学的机构与组织在进化的情景，并提出了“大科学”的概念。

普赖斯的“大科学”概念一经提出便迅速地被学界和社会所接受，并对科技政策产生影响。他所移植的“无形学院”概念，也成为了科学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工具，他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提出的科学按指数增长的规律等，为STS研究提供了方法工具的启示^[5]。

4. 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思潮

20世纪初，西方哲学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科学知识、科学实践和科学方法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进而产生了科学哲学。20世纪上半叶，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实证主义到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阶段^[8]。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理论看作是一些陈述的集合，认为可以通过逻辑的分析，把一个理论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陈述或句子。所以，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接受经验检验的不是理论的整体，而是一些具体的陈述。但他们坚信，科学具有共同的基础，普遍的标准。

但是，在科学史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理论是一个整体。由此出发，50年代末，科学哲学发生革命性的转向--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思潮兴起。正如大卫·艾杰所指出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不断涌现的论题之间的互动，使这两个学科都受益匪浅。”^{[2, 3]}从哲学视角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过程和机制的研究，所形成的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主要以科学范式作为逻辑主题，探讨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特别关注“科学革命”的发生及其重要作用等问题。

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盛行。在很多问题上，历史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的背道而驰，由此也使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库恩是这时期科学哲学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1962年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阐明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他认为，科学的发展就是在“范式”内部从事“解谜”活动的常规科学和“范式转移”的科学革命二者交替的结果。科学知识的增长在常规科学时期是线性积累的，而在科学革命时期是间断的，甚至是跳跃的，所谓科学革命本质上就是新旧两种范式的更替。依据库恩的解释，范式决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等，发生范式转换之后的科学家生活在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的现象世界中，他们无法以新理论的语言来表达旧理论的思想，因此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他指出，不同范式间是不可通约的，持不同范式的科学家有不同的理论评价标准，所以不存在逻辑实证主义的那种普遍的、超越历史的评价原则和标准。标准是由范式给定的，是历史的和相对的，由此库恩得出科学知识的内容也是历史的、相对的。

从思想渊源上讲，库恩对科学发展过程的论述内容，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最为直接的理论来源(之一)。同时，库恩研究对STS研究的另一重要影响在于，他展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即自然科学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来研究的。

三、 STS的研究进展

从历史的视角对STS兴起脉络的考察，不难看出，STS主要源于两个不同的知识开端，这一情境也前定性地导致了STS研究的双重导向，即实践导向的STS研究与理论导向的STS研究。经历了从70年代到80年代的发展，STS更清晰地呈现了这样两种研究传统。前者吸引了包括从事实际研究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参与，呈现了多样性的话题与研究进路。而后者则在更深奥的学术追求上疏远了早期的STS爱好者^[1]。尽管如此，他们不懈的探究为STS研究开辟新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新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1. 科学技术问题与伦理学的转向

20世纪60年代的大规模反战运动最直接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文化氛围，越南战争所触及到的合道德性使得人们不得不面临选择的困境。同时，由于越战中使用了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等高科技武器，在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中，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也成为一个反思的主题。此外，日趋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对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后果受到了广泛的关注，科学技术的研究成果开始受到社会的质疑，并由此掀起了大规模的环境运动。在这个背景下，社会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治理环境，控制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利影响的呼声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基于对汽车尾气、交通事故等技术负面作用的认识而产生的消费者运动，以及有色人种对社会权利的要求、认为科技发展给不同种族带来了利益差别而产生的民权运动等，与反战运动和环境运动一起，共同把科学技术问题推到了社会舆论和政治辩论的前台。

这一情境让长期以来专注于理论探究的哲学家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强烈反差所造成的震撼”，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转向对社会现实中的公共问题的研究^[9]。但是，占据美国哲学界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却没有为哲学家们探讨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资源。

分析哲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把语言分析作为哲学方法的哲学思潮或哲学运动。分析哲学主要致力于意义的分析。对于分析哲学来讲，哲学的目标是概念分析，哲学基本上是一种语言或概念的活动。分析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元伦理学。元伦理学以逻辑的、认识论的或语义学的问题为探究对象，论证道德和价值判断的建立及正当化方式。由于元伦理学“仅仅关注道德陈述的语言形式及道德词汇的意义，关注对道德概念与判断的内涵与逻辑分析。其结果必须将事实问题与语言问题混为一谈，用后者消解了前者，走进了与实质性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的死胡同”。元伦理学的失效为伦理学的转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9]。

1971年罗尔斯发表的《正义论》是伦理学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而随着一系列由哲学家组建的各种专门从事应用伦理问题的研究机构的建立，应用伦理学在美国源起。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为分析现实社会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构建了一种伦理的维度，为解决这些问题引起的道德悖论和伦理冲突创造了一种对话的平台，为赢得相应的社会共识提供了伦理上的理论支持^[9]。80年代后期, 同样由于受到伦理学遭遇的挑战和社会实践的需求等因素的影响，应用伦理学在欧洲大陆开始盛行。但与美国元伦理学的失效困境不同，欧洲应用伦理学的产生则与规范伦理的危机密切相关。

20世纪70年代应用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成为伦理学的一种崭新的发展形态。应用伦理学为现实社会中各个领域提供了一个分析的伦理维度。应用伦理学涉猎了如此宽泛的领域，但对于科技领域，它所面对的问题往往是独特的。由于科技的发展为人类展现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从而也使人类面临了更严峻的风险，如人类可能通过技术创新改变自然的遗传结构、或人工合成新的生命，核武器或生化武器的发展，使得战争终结人类的存在成为可能，等等。此类问题都是伦理学旧有理论闻所未闻的，而应用伦理学则为此类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道德生成模式，或者，一种全新的道德权衡机制，在这个机制下，人们可以在具体的情境中对不同的可能性进行权衡，从而赢得社会共识。

2. 性别问题与女性主义

20世纪，西方社会经历了从以争取“妇女解放”为主题的女权运动向以争取“妇女权利”为主题的女权运动演进的发展阶段。前者通常称为“妇女解放运动”，后者则一般冠以“女权主义运动”。而以关注性别问题为主题的女性主义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的兴起，即部分源于女权主义运动在科学文化领域的渗透。

从20世纪60年代起，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将科学作为研究和批判的对象，主张从性别角度(特别是从女性的经验和立场)审视和分析科学活动。这一研究视角对同时期的STS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历史地看，女性主义的科学研究，经历了“从科学中的女性问题到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的转变”^[10]。学者们最初的研究主题，集中于科学活动中存在的性别偏见，主要关注“女性在科学研究中的相对缺席现象”^[11]。他们通过考察主流的科学史及现实的科学实践，发掘以往被历史所忽视或遗漏了的杰出女性人物，分析历史文化因素对于女性科学家的排斥和扭曲，试图以此打破女性从事科学职业的传统障碍, 提高女性在科学事业中的地位^[12]。但由于被发掘出的女性科学家数量在整个科学共同体中比例仍然很小，学者们随后将关注重点转向科学研究的整个动态过程，探讨科学研究本身对于女性科学家的影响。在伊夫林·凯勒、桑德拉·哈丁等人的推动下，女性主义研究对科学本身的性别化倾向展开了系统的批判。研究者指出，由于社会因素的建构，人们通常把客观化、抽象化、理性化的倾向归属于男性特质，把主观化、具体化、感性化的倾向归属于女性特质，而科学自身通常被看作是一项追求理性和客观性的事业，因此男性的意识形态在科学研究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科学事业中存在着明显的父权宰制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学者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科学知识生产也是一个社会文化建构的过程，科学研究方法无法规避在“发现的情境”(即问题的确定和定义)中存有的男性主义偏见，因此知识本身并非是价值中立的，科学方法不能为知识的客观性提供保证^[13]。

从8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兴趣从科学扩展到了技术领域。基于女性主义科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学者们提出，技术也是由男性气质主导的领域，强调工具理性和对自然的控制。男性通常积极地参与到技术的设计与生产过程中，而女性的角色则更多是接受最终的技术产品。有些女性主义学者进一步拓宽了研究视角，倾向于从历史学及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性别、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重视考察性别因素与技术变迁之间复杂的双向建构作用，在关注社会性别差异如何影响技术发展(尤其是技术产品中体现的性别倾向)的同时，也强调分析特定技术的演进过程和使用方式如何影响了社会中的性别关系^[14]。这种进路不仅为STS领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更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素材。

3. STS研究与SSK的诞生

20世纪70年代，STS研究在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发展，超越了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逐步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研究立场和理论主张。从事STS研究的欧洲学者，汲取了知识社会学和库恩科学哲学的理论思想，开始将研究重心转向科学知识本身，力图“用科学本身的方法来分析科学和科学知识”^[15]，用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实证性的社会研究，从而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SSK)领域。

爱丁堡学派是SSK研究中发展最为成熟、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流派。该学派始于1967年英国爱丁堡大学组建的“科学研究小组”，主要成员包括布鲁尔、巴恩斯、夏平等人。爱丁堡学派提倡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基础开展经验的考察。从这一基本主张出发，布鲁尔进一步将其归纳为由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四个信条组成的SSK“强纲领”^[16]。根据“强纲领”的要求，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时，应该完全遵从因果关系的解释模式，探讨社会性因素对于知识生产的影响；并且，这种社会学分析具有普遍性，分析者应该同等地对待并利用同样的社会成因来解释科学认识中的真理与谬误；与此同时，SSK的解释模式也必须能够运用于分析SSK研究本身。概括地讲，“强纲领”认为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各种人类知识，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所有这些信念都是相对的、由社会决定的，都是处于一定的社会情境之中的人们进行协商的结果^[16]。在经验研究策略上，爱丁堡学派将对科学争论的历史案例研究作为运用“强纲领”的主要切入点，着重从宏观水平上对影响科学知识建构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为此，该学派成员提出以“利益理论”作为说明方式，试图将“利益”作为解释资源，把“利益”看作是科学家从事研究活动的自然动因和相关各方出现争论的内在理由，以此对科学知识的扩展、应用及其与行动者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行社会学的因果说明^[17]。

在爱丁堡学派观点的影响下，科林斯、平奇和特拉维斯提出了研究科学争论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创建了SSK研究的巴斯学派。“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假定自然世界与人们关于自然世界的信念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主张对“相对主义”的自然科学进行“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解释。在研究纲领的运用上，巴斯学派注重考察仍处于开放状态的科学争论，并提出了以解释的灵活性、争论的结束机制和联系社会文化背景三个阶段为特征的分析程序。力图从微观过程具体考察科研人员从事研究和科学知识实际形成的过程。

由于之前的SSK研究过于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决定作用，20世纪80年代末，SSK内部开始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由拉图尔等学者组成的巴黎学派，试图把科学研究理解为一种文化实践过程和异质文化因素的建构过程，从而将科学实践作为SSK研究的主要内容。在研究风格上，巴黎学派倡导以人类学方式从事具体的实验室研究，通过实地观察实验室内部科研人员的日常行为，从微观视角探讨科学事实的建构与生成过程。在拉图尔等人的推动下，早期实验室研究的边界被不断拓宽，科学家与实验室之外的社会因素的互动，也被纳入了巴黎学派的研究视野。在这一阶段，拉图尔、卡龙和劳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构成了巴黎学派的理论基础^[18]。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实验室中科学知识的制造过程，实质是一个异质性网络的建构和扩展过程，参与其中的行动者(包括人和非人因素)通过转译关系组合在一起。行动者网络的构建过程同时型塑着自然与社会，科学实践与其社会背景是在同一过程中产生的，它们相互建构、共同演进，并不具有因果关系。

四、 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转向

20世纪8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STS研究学者开始转向对技术研究的关注。STS研究的重点从科学向技术的转向，主要是受到两种力量的推动。其一是西方哲学向技术研究的兴趣转向。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逐步把实践的问题置于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并有借此改造传统哲学的趋势。在这个背景下，技术的潜在风险和负面后果的相继出现，使技术作为一个基本的实践活动开始受到关注。技术日渐成为哲学反思的中心话题，技术的本质和价值问题倍受关注。20世纪70年代，技术哲学兴起。在技术哲学的认知框架下，技术是自主和不可控的；与传统技术不同，现代技术作为一种自主的文化力量的存在。由此，与那些认为技术只具有从属性，或技术只能从其所从属的社会领域中建立价值的技术论大相径庭，他们将一种自主的文化力量赋予了技术。

可以说，西方哲学向技术研究的兴趣转向，对科学的建构论学者产生了直接的思想影响，使他们陆续融入到这一新的研究方向中来。此外，SSK研究纲领向技术领域的拓展，还受到90年代爆发的“科学大战”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并不那么直接地推动了这种行动，但是，这一事件给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思想所带来了直接的冲击不容忽视，可以说，它深刻地影响了SSK的发展方向或研究走向。

20世纪90年代的“科学大战”是一场在自然科学家和以科学建构论为代表的人文学者之间发生的有关科学或科学知识的本质的论战。而这场激烈的论战，实际上，早在70年代SSK诞生之日起即已理下了导火索。尽管在此之前，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一些研究领域已将科学或科学知识纳入其研究范畴，但在60年代以前，却少有引起与职业科学家群体发生冲突的内容。科学史对科学充满盛誉；科学哲学探讨科学知识的发生和发展的目的在于，解释科学为什么会成功，并未对科学世界观提出挑战；而科学社会学对科学建制的探讨，重点是解释这些建制如何使科学家把工作做得如此漂亮，因而不存在可以让科学家感觉有什么威胁的地方^[19]。

但是，SSK却打破了这个局面。SSK沿着库恩的方向，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并从社会学进路，探究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发展。以爱丁堡“强纲领”学派为代表的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将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完全诉诸于社会因素的作用，这一研究立场与职业科学家群体所持有的传统认识论观点出现了明显的冲突，并招致来自自然科学家的批评。在自然科学家看来，这一理论过于极端地质疑了科学研究的内在合理性，带有一种反科学和解构客观理性的立场，因而对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提出驳斥和抨击。这种抵制和对抗状态的持续，最终爆发了建构论研究者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的“科学大战”。

拉开这场论战序幕的是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和英国生物学家沃珀特，他们在1992年出版的两本书中对“强纲领”科学论进行了抨击。论战在学界内部激烈展开。1994年《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和《波士顿环球报》对沃尔珀与科林斯间的辩论进行了公开报道，从而使论战在学界之外产生影响。1996年春《社会文本》杂志出版了一期题为“科学大战”的专号，其中刊载了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一篇文章。文章看似与SSK科学论立场相一致，看似与后现代主义者讨论科学的文风相吻合。此文发表后，索卡尔立即在《通用语言》上发表了一篇声明，称他的那篇文章“不过是一个滑稽的模仿，意在做一个试验，看从事文化研究的学术群体，特别是那些杂志编辑们，究竟是否有能力区别严肃的学术与蓄意的胡说”。这一举动让文化研究界大为窘迫，让媒体为此着迷，论战进入公众的视野^[19]。从这一事件的社会效果来看，它似乎是科学大战爆发的起点，但从论战的公开抗辩过程，不难看出，它作为科学大战的重大转折点--从对抗转向对话--的意义。

自然科学家的抵制和“科学大战”的爆发，给科学的社会建构论思想带来了直接的冲击，社会建构论研究者意识到，建构主义阵营同时在思想和行动上发起了激进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重铸车轮”，需要一个真正能够承担重负的“车轮”^[2]。为缓和冲突，建构主义研究阵营中的学者在理论立场上做出了一定的退让，同时在研究主题上也出现了向技术研究转向的趋势，呈现了STS研究从科学研究转向技术研究的走向。

20世纪80年代，在SSK研究纲领的直接影响下，一些学者主张将技术纳入社会学的分析框架，着重考察技术发展与社会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他们认为技术变迁是一种社会过程，因而可以借助建构论的思想打开技术实践的黑箱。在这一新的趋势影响下，对于技术的社会研究先后出现了技术的社会建构和技术的社会形成两个理论流派。

1. 技术的社会建构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平奇和比杰克就积极倡导在技术研究中应用SSK研究的社会建构论方法。他们在巴斯学派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基础上，提出了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框架(SCOT)。这一进路反对传统的技术决定论观点，认为科学事实和技术产品都是由社会建构的，主张技术发展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技术产品本身具有多种可能的设计方式，决定技术产品设计方向的，不是技术本身的特性，而是相关社会群体对技术特征所持有的多种解释，技术演进过程就是一个技术形态变化和相关社会群体选择不断交替的过程，寻求理解技术被接纳或拒绝的原因需要依赖于社会因素的解释^[20]。

与SSK研究策略相一致，SCOT也强调立足于经验案例进行实证性考察，并形成了如早期自行车技术方案、酚醛塑料和荧光灯照明等典型的SCOT案例成果。在研究程序上，SCOT沿承和发展了经验相对主义纲领的分析步骤，形成了以解释的灵活性、结束机制、技术框架为核心概念的三阶段研究模式：首先，识别“相关社会群体”对技术特性的多种理解，是考察技术的社会建构过程的基础。在SCOT研究者看来，相关社会群体中的成员，对于某个特定的产品具有共同的意义认知。而由于社会情境的建构作用，不同的相关社会群体对技术的具体特征会形成不同的要求。其次，寻求结束机制以说明技术形态的最终成型过程。经由群体之间持续的相互影响和社会协商过程，不同群体在技术方案上会逐步产生社会共识，相关社会群体之间的协商过程建构了技术方案的选择环境。最后，利用技术框架的概念，解读更为广泛的社会情境因素对技术变迁过程的影响。

2. 技术的社会形成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在否定技术决定论的同时，仍然没有摆脱社会决定论的倾向。随着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和批判，面向技术的社会研究的分析纲领出现了改变，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SST，国内有部分学者称其为新技术社会学)日渐成为STS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

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相比较，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通常被视为弱建构论或温和的建构主义^[21]。该领域的研究者更强调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双向建构作用，根据英国学者罗宾·威廉姆斯所做的归纳，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主张包括：(1)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2)拒绝过分简单化的线性创新模式；(3)强调技术的复杂性、不可预见性、可动性，更强调技术创新过程中多元化社会-技术因素参与的作用；(4)关注技术的可选择性和技术创新路径的多样性，提出技术创新在本质上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它的最终成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既包括狭义的“技术”考虑，也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5)注重“社会”与“技术”不可分离的互动关系，将对这种互动关系的理解建立在对特定的社会-技术的理解之上，认为社会-技术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边界，提出要考虑社会-经济对技术选择的影响和社会作用的物质基础^[22]。

但正如斯图尔特·罗素指出的那样，“SST并非是一种具有严格定义的理论，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方法和概念体系，其研究对象广泛覆盖了不同的技术类型、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和多种应用领域。它们的共同点在于表明和分析社会对技术变迁方向的影响。”^[23]从研究方法上看，技术的社会形成研究广泛借鉴了SSK、工业组织社会学、技术创新经济学、性别研究、技术政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并整合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内在分析框架。建构主义方法、技术体系方法和行动者网络方法都是SST研究采用的标志性研究方式。其中，建构主义方法承袭自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技术体系方法源自休斯的技术系统研究，行动者网络方法则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技术领域中的直接应用。在实际研究过程中，SST学者通常会结合多种方法对经验素材进行分析与解读，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风格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构成特征。

五、 STS研究的拓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发展模式的讨论逐渐成为科技政策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之一，随着讨论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拓展了传统意义上的STS研究。科学发展模式问题导源于20世纪40年代万尼瓦尔·布什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在这里，布什描述了他所理解的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基础研究将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进一步推动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是，这个科学发展的“线性模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的几十年里不断遭到经济学家、科技政策专家的质疑，面对科技系统的巨大变化，STS研究学者也越来越感受到这种变化对现行科技政策和制度所带来的挑战与冲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们关注于科技系统的各种变化，探寻新的研究视角和进路，试图对这样一种变化的原因、结果、及其未来走向做出解释与推断。这其中具有代表性、也最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一是吉本斯等人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模式2”概念，二是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成果，三是齐曼的“后学院科学”主张。

1994年，吉本斯等人发表《知识生产的新方式》一书，第一次提出了“模式2”的概念。他们认为，整个知识的生产系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传统意义上由科学家在各自学科领域内以自由地追求知识、探求真理为目标的研究模式(模式1)，正逐步向知识生产的“模式2”转变^[24]。在“模式2”中，科学研究围绕着特定的“应用情境”而展开，具有明确的市场导向，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具有经济和社会目标的科学问题。这种问题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不仅使跨学科与多学科研究成为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使得科学共同体之外的社会角色介入到知识的生产过程，从而呈现出一种超学科的异质互动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与社会在“模式2”条件下成为边界彼此渗透的竞技场，相互融合并服从于同样的协同演化趋势^[25]。

在这一时期，技术创新经济学研究对科学发展和技术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创新过程的线性模型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学者们指出，单纯从科技推动的角度，或者单纯从市场需求拉动的角度，往往都难以对产业创新过程做出充分的说明。因此，在罗森伯格、莫厄里等人的推动下，这一领域先后形成了关注科技与市场耦合作用的交互模式，以及并行模式和系统网络模式的解释策略，注重从多个方向和多种视角考察技术创新过程中科学、技术与市场间的复杂关系。与此同时，国家创新体系研究，也立足于探讨相关社会主体和创新环境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分析科技创新过程，这一理论进路和经验研究，同样为理解具体社会情境中科学技术的演进模式提供了丰富的洞见。

英国学者齐曼在其著作《真科学》中，系统阐述了“后学院科学”的主张，提出科学的发展正在经历着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的转变。齐曼认为，在学院科学中的科学家遵循默顿规范的指导，致力于扩展证实无误的公共知识。而“在后学院时代，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已经相互渗透”^[26]，集体化、极限化、效用化、政策化、产业化和官僚化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特征。在扩展知识的同时，促进知识“资本化”在一定条件下也成为科学新的制度性目标。与此相对应，科学的制度规范也呈现出新的内容，齐曼将其归纳为专有的(Proprietary)、局域的(Local)、权威的(Authoritarian)、定向的(Commissioned)、专家的(Expert)等五个方面，将相对单一的默顿主义科学规范拓展为多元并存的规范构成。

对科学发展模式的STS研究表明，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呈现出鲜明的非线性特征，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更为紧密地嵌入到社会之中，而科学知识生产的领域和场所也正随之变得更为开放和多元。这一进路的研究，不仅在科技发展的社会过程问题上带来了更具开阔性的见解，而且在如何更好地协调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也产生了积极的政策关联和践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