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Vol. 6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
3中国科普研究所
在新媒体爆发式增长的今天，公众通过自媒体发言并集聚从而获得参与科学机会的能力革命性提升，表现为公众高度关注并积极支持科技事业的发展，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意愿和需求也愈发强烈，史无前例地对高端、前沿的科学动态产生了浓厚兴趣，如引力波、量子通讯、基因组工程，同时也十分关切重大的科研进展及其社会应用，如转基因技术、纳米技术、干细胞技术及其应用。在这一背景下，目前我国各界普遍形成的共识是，公众日益增长的理解科学、参与科学的需求已远远超出现有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活动的能力范畴，亟需一种新的形式和框架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促进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公共科学服务作为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它的重点包括“一个中心，两个服务”[1]。一个中心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培养优秀创新人才。两个服务包括服务公众参与科学对话，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另一个是服务公众参与科学决策。当前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以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为中心的公共科学服务将为开展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提供重要的动力来源，因此，研究公共科学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助力公共科学服务是科学共同体的时代责任科学共同体是由科学家组成的专业团队，加强科学交流、促进科学进步是其基本目标。因此，科学共同体在传播科学知识，与公众开展平等对话，探索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的有效途径等方面，具有内在的动力，承担着天然的责任，是开展公共科学服务的主体。
首先，助力公共科学服务是科学共同体应尽的社会责任。作为科研活动的主体，科学共同体使用公众创造的资源进行科学探索和技术创新，当然有责任将创造出的知识和其他成果作为普惠福利及时传播给广大公众，从而保证科技福利的社会共享，促进科技引领的社会进步与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
其次，科学共同体在助力公共科学服务方面具有内生动力。在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国家工程中，科学共同体的积极投入将有利于支撑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参与程度的持续提升，形成全民尊重科学、热爱科学的社会文化环境，才会有更优质的科技人力资源后备力量源源不断地进入科研队伍中，才能持续获得科研经费开展科研工作。换言之，如果不能及时将科研产生的科学知识和探索进程及时传播给社会公众，那么科学界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就难以快速形成，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与科学探索进程的断裂就会反复出现，进而对科技事业产生负面影响。
第三，参与公共科学服务具有时代性。当今，科学知识生产方式正在经历由“学院科学”走向“后学院科学”的重大转型，科学共同体与产业、政府、社会公众、媒介等全面互动的过程中，价值的争议性、风险的不确定性、利益的攸关性、决策的紧迫性正成为“后学院科学”的基本特征。任何重大的科学技术决策都已远远超出科学共同体和科技管理的范畴，更加体现了科技决策中多主体参与的特征。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重大产出也将对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形态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促进科学与社会的对话，促进公众参与科学事务是当今公共科学服务的时代属性。
最后，从国际经验看，在使科学知识普惠到公众的同时，也促使科学向社会的开放，进而聚集公民主动参与科学事务和支持科学的能量，早已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概括而言，先行国家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利用公共科学服务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和获取支持科学的能量。第一种是促进公众获取科学知识，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通过向社会公开科技报告的方式传播科学知识，累计已达93万份[2]，英国研究理事会将科学知识传播列入科研项目的评估指标[3]，日本文部科学省规定将科研经费的3%用于科普专项[4]。第二种是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对话，例如英国的科学咖啡馆邀请科学家在咖啡馆与公众面对面的交流，欧美流行由非科学家组织各类科学节促进公众理解科学[5]。第三种是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例如欧盟自2015年起提出开展“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RRI)，通过专门、可持续的方法鼓励和推进科学共同体和研究机构面向社会开展科学服务[6]，荷兰在很多大学中设置科学服务部将公众的诉求提上研究日程并让公众享用科学成果[5]，丹麦引入公民陪审团让公众对专家进行质询并对相关科技政策提出意见[5]。综合来看，在科技发达国家，助力公共科学服务与提升公民科学素质业已成型。
二、当前我国公共科学服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公共科学服务是新的历史时期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主要途径，英、美等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探索形成了很多成熟的模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与之相比，目前我国公共科学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体制机制、服务形式、文化环境、媒体作用等方面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首先，当前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参与科学面临体制性障碍。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科技体制中，科技领域的政策制定和风险评估基本由专家控制，即由科学家为政治精英提供政策制定、政策咨询和政策评估。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科学共同体的立场和政府的立场相互关联，也容易让公众认为，科学共同体不过是政府立场的代言人。另一方面，由于公众被先入为主地认为不掌握专业的科学知识，无法理解科技的复杂性和没有能力参与科技决策，因此在制度设计上缺乏公平参与科学对话的平台，公众基本被排除了参与科技决策的权力和机会。但事实上，作为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公众，又无可避免地承担着科技决策带来的风险，因此，将公众作为科技决策的附属品也就存在公平问题。然而，随着公民科学素质的不断提升，公众参与科学的意识也不断觉醒，特别是当发生争议性事件，例如转基因食品等切身相关的事件后，基于自身的价值立场及利益诉求，公众对相关科技信息的需求会急剧增加，并形成一定的立场。当公众的立场与政府的立场存在不一致的时候，体制性障碍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或出现科学共同体“集体失语”的现象，或由于公众认为科学共同体是政府立场的代言人，而与科学共同体的立场发生碰撞。从而导致的结果是，在关系到“科技—经济—社会”的决策中，公众与政府的立场发生对立，公众对科学共同体的立场发生质疑。
其次，当前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参与科学的形式严重不足。公众理解科学、参与科学的各类形式严重不足，容易导致公众对科学共同体立场的质疑。例如厦门、茂名拟建的PX(对二甲苯)项目争议、彭泽建设核电站争议、日本地震引起的核辐射恐慌和“抢盐风波”[7]等热点问题上，由于前期沟通不足，在公众理解科学方面缺乏平台，导致立场对立。待到政府在舆论压力下仓促举办各种形式的听证会，建立公众与专家的对话平台，为时已晚。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对公众参与科学的流程缺乏设计和考虑，导致各方在交流过程中缺乏准备，结论往往盖以“科学家们普遍认为”等官方表述，对公众理解科学产生了负面影响，容易导致对话各方无法在基本的议题上取得共识[8]。
第三，当前的科研环境和科学文化不利于科研人员参与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目前，科学共同体面向公众开展公共科学服务的共同意志还没有形成，参与的科研人员还较为有限。从科学文化上看，相当部分的一线科研人员视参与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是影响本职工作的不务正业，更有甚者，在职称评选时参加科普活动的同志常常被曲解为投入科研时间不足。此外，科研环境方面，尚没有形成有效的人才选拔、评价激励以及培养机制，加上科研任务繁重及科研人员自身科技传播能力不足等原因，科研人员开展公共科学服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远未调动起来。
最后，忽视了媒体在公共科学服务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提供公共科学服务内容的主要是科学共同体，其行政主管部门主要包括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等部门，媒体在公共科学服务中的作用先天被工具化，媒体仅仅被当作将科学传播给大众的渠道而存在，这严重忽视了媒体在公共科学服务中的重要作用。随着媒体技术和模式的变革，特别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媒体的极速发展，导致科学的传播变得如此迅速和容易，使得科学真正可以融入公众的生活，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从而不断重新塑造着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媒体不仅仅是工具，更是公共科学服务的主体之一，它们参与了传播内容的制造和送达，极大影响了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并为公众理解科学、反思科学和参与科学搭建了有效的沟通平台。
三、助力公民科学素质提升的几点想法结合我国公共科学服务的基本情况和实践中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阶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力求在政府、公众、科技共同体、媒体中逐步达成共识，有效推动公共科学服务，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1)公共科学服务是新时期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必然选择。当今时代，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公众生活休戚相关，科学技术问题再也不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事务，公众与各类利益相关者也深深地涉入其中。因此，只有引入公共科学服务，切实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促进公众理解和参与科学，才能防止科技发展的功利主义倾向，才能真正形成科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才能完成科学服务社会的根本目标。
(2)坚持科技决策的公平性是开展公共科学服务的核心。科学共同体与公众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公众缺失科学知识是事实，但不能因此成为可以被支配和控制的对象。公众作为利益相关者，有权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科学共同体应积极传播知识、教育公众，特别是平等地引导公众作为主体参与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内部的互相信任，才能促进各方形成价值共识，才能保证科技进步的可持续性。
(3)开展公共科学服务要注重建立相关激励和保障制度。应注重从优化科研环境和科学文化入手，在物质方面给予足够的保障和激励，以经费支持、激励考核等科研管理制度作为抓手，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参与公共科学服务的责任意识和主动性。例如在财政拨付的科研经费中加强对公共科学服务的支持，在立项时增加相应的科普任务，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9]，定量化、科学化地分类规定科研经费中的科普经费比例，为开展公共科学服务提升公民科学素养提供经费。
(4)要积极创新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科学服务的形式与内容。应充分借鉴国外促进公众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的经验，对科学咖啡馆、科学服务部、公民陪审团等方法开展试点，尝试进行本地化。特别应探索建立公众科研项目(例如康奈尔鸟类实验室让志愿者收集大规模数据，提供给实验室科学家并协助分析，以提高公众对生态学的理解[5])，让科研工作更具社会性，为科学家与公众创造交流与合作的空间。
(5)要充分认识和发挥媒体在公共科学服务中的平台作用。建议进一步发挥媒体在公众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中的作用，在传统的单向传播科学知识之外，帮助公众对科技决策进行监督，及时将公众对科技决策的立场反馈给政府和科学共同体，引导科技议题转变成公共议题，创建各方平等交流的对话平台，真正促进科学与社会的双向互动。
2Department of S & T Communication and Polic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3Chi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cience Popularization
| [1] | 谢莉娇,徐善衍.面向公众的公共科技服务及其价值探析.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17):6-9.( 1) |
| [2] | 温家宝.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求是,2011,(14):3-11.(1) |
| [3] | 张香平,刘萱,梁琦.国家创新体系中科学传播与普及的政策设置及路径选择——英国研究理事会的科学传播政策与实践的案例研究.科普研究,2012,(1):5-10.(1) |
| [4] | White Paper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8. http://www.mext.go.jp/english/whitepaper/1302491.htm.[2012-06-03].(1) |
| [5] | 孙文彬.科学传播的新模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3.(3) |
| [6] | A report on responsible research&innovation. http://ec.europa.eu/research/science-society/document_library/pdf_06/rrireport-bilary-sutcliffe_en.pdf.[2014-06-19].(1) |
| [7] | 罗晖,何薇,张超,任磊,张锋,李朝晖.动员全社会力量实现公民科学素质目标.科普研究,2015,(3):5-8.(1) |
| [8] | 王大鹏,钟琦,贾鹤鹏.科学传播:从科普到公众参与科学——由崔永元卢大儒转基因辩论引发的思考.新闻记者,2015,(6):8-15.(1) |
| [9] | 王大鹏.把科学传播纳入科研评价的相关问题研究.科研管理,2015,(S1):346-3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