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发展及其产生的极为巨大而深远作用的历史，正令人深思。未来科技的发展，未来科技的革命，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乐观者，有悲观者，有“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者，当然，也大有“不知所云”者。

约翰·赖斯比特(J.Naisbitt)是享誉全球的美国未来学大师。他第一本重要著作《大趋势》(Megatrends)1982年面世，即极为畅销。今天，重读一下他1999年所著的《高科技·高思维——科技与人性意义的追寻》(High Tech High Touch:Technology and Our Search for Meaning)这本畅销书，温故而知新，仍大有好处。

在本书中，他对科技的发展，深怀忧虑，就是他所认为的，“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担忧”。概括来讲，他深感科技、尤其是信息科技，正在改变人类的环境，改变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个改变是好是坏，不很清楚。特别是生命科技，不仅改变人类的环境，改变人与环境的关系，而且还在改变人的本身，这个改变是好是坏，更不清楚。他的这一忧虑，明白无误地表达在他为这本书中文版(2000年)所写的“序”中。他写道：“科技充斥着美国社会，它给人们送来神奇的创新，然而也带来了具有潜在毁灭性的后果。”姑且不谈，核战争带来的是急骤的毁灭性灾难，就是环境污染带来的又何尝不是慢性的自杀？怎么办？他接着写道：“能对科技作最有成效的思索的角度，就是人性的角度：我们是谁？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该怎样去实现？”其实，这就是我们讲的“以人为本”。这至少应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一切应该为了人，对人负责；一是一切应该依靠人，依靠人去发现、发明、创造、运作。不真正为了人，不行；不正确依靠人，也不行。此即，没有目的，不行；没有手段，也不行；而且目的决定了应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手段反过来决定了可能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明确了一切为了人，那么培养什么样的人就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就是要培养出这样的人：一要有高度的人性，对社会高度负责；二要有高度的灵性，能竭力预知并控制科技成果的后效；三要有高度人性与高度灵性的融合，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既能防止片面、近视地利用客观规律而导致的科技负面影响，又能以更高的科技防止坏人利用高科技做危害社会的事情。科学是中性的，科技成果产生影响的正负，关键取决于人，即人怎么去认识？怎么去运用？在科技高速发展与高度发达并又将面临新的科技革命的今天，这个人首先是科技工作者。

毫无疑问，科学文化是文明之源。没有科技及其发展，就没有生产力的进步，就没有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文明就失去了源头。深入一步讲，科学还是生存之根、立世之基。科学，就是格物致知，就是研究、认识与了解、掌握客观世界及其规律，凡是违背这一规律，必遭淘汰，不能生存。“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即其表现。纵观历史，就是如此。没有石器的制作，人就不能为人，就没有狩猎时代。没有金属的发现，没有金属工具的发明，就没有农业革命。没有热力学的发现，没有蒸汽机的发明，就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电磁感应现象的发现，没有电机、电器的发明，就没有第一次工业革命。没有半导体的发现，没有集成电路、芯片、计算机的发明，就没有计算机革命、信息革命，而且这个革命还在发展。可以预期，随着生命科技(特别是基因科技、干细胞科技)、纳米科技、光电与量子科技的发展，势必导致在生产、生活、工作、思维、社会以及许许多多方面更为深刻而广泛的新一轮的变化与革命；更不用说，在最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宇宙起源、生命起源、物质结构与思维本质等方面的突破，又将引起何等巨大的变化了。这所引起的变化，到底是好是坏？是正在将人引入“天堂”，还是正在将人引入“地狱”？一方面，有人欢呼：“人能制造生命！人能制造‘太阳’！”另一方面，有人悲叹：“当人类彻底揭开生命奥秘之日，正是人类彻底灭亡之时！”

事物往往一分为二，有其正面，也有其反面。许多人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也是如此。前几年，我国有人刷新了世界吉尼斯纪录，背圆周率，背了67890位，背了24小时零5分，打破之前日本人保持的3万多位的纪录。然而，比之于电脑内存，比之于芯片，只要其位数够多，30万位、300万位也不足为奇。上世纪90年代英国预言：到2020年可将芯片植入人脑。如果那时，英国人大脑植入了芯片，英国富人大脑植入了芯片，英国穷人没有，中国人没有；植入了的极聪明、能干，没植入的轻则听凭支配，重则任凭宰割，这哪有平等可言！试管婴儿，先有争议，后已被接受，现多为使用；克隆生物，已能接受；克隆人，争论巨大，现为禁止，将来如何？人的无性生殖，两性人，再生人，永生人，如此科技革命，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转基因技术的产品，是好是坏？无可奉告！讲它好，有什么根据？讲它坏，又有什么根据？大自然界生物品种演化，大有“转基因技术”，但那是在漫长的千万亿年中经大自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选择的结果。与之相较，人的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试验，能说明什么问题？量变导致质变，任何事情越过不应越过的界限只要一步，就走向反面，“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

2007年3月下旬，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日本的野依良治在北京一次讨论科学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之间的关系的会议上说：“基于科学的技术是把双刃剑。” “现代社会包含基本矛盾，一方面认识到基于科学的技术价值；另一方面，又必须否定它。”他还说：“如果我们的价值观不改变，我们将面临灾难。”历史已证明：科技的发展，固然极大地增长了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效地提高了生产力，以倍计地延长了人的寿命，无可比地发展了与此有关的物质文明，然而带来了对自然界的严重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隐患累积，带来了社会的人格不平等、贫富不均、勾心斗角、关系紧张，总之，带来了环境恶化、社会失稳的不可持续发展。

固然，人类文明有史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环境的恶化不能全归罪于人类活动的破坏， 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科技的进步，的确对自然环境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恶劣影响，尤其是今天，人类掌握的科技力量，固然远不足以毁灭地球，但足以毁灭人类社会若干次，更不用说使人类社会处于实际上更为“野蛮”的困境之中。因此，科技伦理、科学道德的问题不能不尖锐地摆在人类社会的面前。

正因为要“以人为本”，人是科技发展的关键，人就一定要能较好地对待自己，对待外界，就一定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感情、思维、境界与追求，即一定要一个与之相应的精神世界，与之相应的人生价值取向、终极关怀。这就是人性问题，也就是人文文化的问题。人文文化是文明之基。《周易·贲卦·彖辞》讲得正确：“文明以上，人文也。”就是这个意思。进一步讲，人文文化是为人之本，社会之根；丧失应有的人文文化，即使科学再发达，实际上，这个社会比“野蛮”还“野蛮”，正如有人所讲，如此下去，人类文明将以“无明”而告终。人文文化是同价值理性紧密相连的。我赞同这一认识。“文化表现为方式，文明体现着价值。”文明的核心就是人的价值取向，人文文化就是要解决人生价值的取向问题。科学伦理、科学道德正是在科学中体现人文、解决科技及其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

我国传统文化对此有深刻的哲理论述，集中体现在《礼记·中庸》与《礼记·大学》中。《大学》一开始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大学”不是现代形式的大学，而是指做大学问，树大德行。当然，从本质上讲，做大学问，树大德行，“在止于至善” ，也是与现代大学相通的。这是朱熹所讲的大学之道的“三纲领”。怎么实现这个“三纲领”呢？《大学》接着列了朱熹所讲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讲明了只有做到了前一条，才可能去做后一条。加以现代诠释：格物，就是研究客观世界、外在事物；致知就是了解客观世界、外在事物，显然，这就是科学。无怪乎，Science这词我国开始就译为“格致”。科学、格致是立世之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谁去格致呢？当然是人。《中庸》辩证地讲了：“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就是诚意正心，就是诚诚恳恳；明，就是明明白白，就是格物致知。只有诚诚恳恳，才能明明白白；也只有明明白白，才能真正的诚诚恳恳。深而言之，只有以正确的精神世界为指引，才能去从事扎实的对外在世界的研究；当然，也只有以扎实的对外在世界的了解作为基础，才能有正确的精神世界。正因为如此，《大学》就明确指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明确讲了，“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这就强调了人本身的重大作用，强调了人文文化的重要作用，强调了人生价值取向的重大作用。

科学与人文，它们同源共生，源于实践，生于大脑，彼此相通，但功能不同，形态各异，相互补充。科学为人文提供活动基础，并以其严密的逻辑思维与系统的实证方法提供正确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支撑着人文文化的发展。人文为科学指引发展方向，并以其开放的形象思维与感悟的体验方法提供原创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引导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两者互动，不同而和，和而求真、务善、完美、创新，不可缺一。

历史已充分证明：人决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人更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人只是大自然的有机的组成部分，有着自觉的主动性与高度的原创性；人确是大自然中的“万物之灵”，能不断深入认识自然，积极主动顺应自然，恰如其分利用自然，因势适度改造自然，全面而协调地按有关自然规律办事，“天人合一”，和谐共处。人是伟大的，《老子》讲：“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能“制天命而用之”就只能是上面所讲的涵义，而绝不是讲人是大自然的主宰。工业革命的伟大胜利，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人间“奇迹”一个接一个创造出来，若以此误以为人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依靠科学技术，凭借制造手段，创造出各种工具、方法，去征服自然，成为主宰，结果必然走向反面，受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这已是事实；如果还要一意孤行，就可甚至毁灭人类。这绝非危言耸听。人在大自然面前，还是十分渺小的，严格讲，人对大自然的认识，还是如同牛顿所讲，只不过在大海之边，拾到几片美丽的贝壳而已。人应该如同康德所讲，最应敬畏最应深思的东西：一是头上的星空(即大自然)，一是心中的道德法则(即社会伦理)。道德法则、社会伦理、科学伦理，从本质上讲，就是大自然的规律在人类社会中的必然反映。大自然创造了人类，人类就应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反映，否则必遭淘汰。

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毫无问题，不能僵化，而应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有所变化，有所发展。对高科技而言，既不应盲目乐观，更不能无端悲观，而应积极、谨慎、稳妥以待。明知其有悖于伦理道德者，必须坚决禁止；现今无法预测其是否有悖于伦理道德者，则应谨慎从事，走一步，看一步；现今已知其既有利于社会又有害于社会发展者，则应严格控制有害面而稳妥发展有利面。一句话，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人类社会更加长治久安更加幸福出发，使人类社会不致变成“野蛮”社会，不致毁灭，不致异化为非人类社会。不顾一切在科技上“近视”的人会有，“蛮干”的人也会有，对此，人类社会，特别是科技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与哲学工作者，面临将要到来的新的科技革命，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既应该热烈欢迎、积极参与，更必须高度警惕、负责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