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人方法论最初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伽芬克尔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他在1967年出版的著作《常人方法论研究》中，展现了其基本纲领。常人方法论的主要目标是描述日常生活中秩序产生的方法，这些方法体现在人们所做的日常工作中，由某些地方性场所的参与者所操作。常人方法论最初产生于伽芬克尔对陪审团这样的非专业人士做出司法裁决时所依据的实践理性的研究，它反映出伽芬克尔对“科学的”社会学的一种激烈的批判，其立场是明确反对寻求隐藏的社会学变量，反对把行动者描述为一个“文化傀儡”。常人方法论还关注人类行动者如何共同地维持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秩序(而不是把社会秩序视为先于人类活动而存在的东西)。伽芬克尔的学生，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迈克尔·林奇教授把他们独具特色的常人方法论与实验室生活研究联系起来，开启了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这种研究呈现出的对科学的新理解，即关注实验室中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是如何被建构并被维系着，主要体现在林奇的著作《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常人方法论与对科学的社会研究》之中。

20世纪70年代晚期，随着科学哲学中“自然主义”的兴起，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开始关注“实验室研究”，出现了一批著作，如诺尔-塞蒂纳的《制造知识》、拉图尔与伍尔伽的《实验室生活》、迈克尔·林奇的《实验室科学中的技术与人工物》、莎伦·特拉维特的《物理与人理》。“实验室研究”的目的就是寻求科学理论中某些“丢失的东西”。不像寻求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原则的传统科学哲学，也不像放弃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常人方法论的“实验室研究”用一种“自然观察的基础”去填补科学理论与科学实践之间的间隙，其目的是要考察科学理论在实验室中是如何产生、如何从实验室活动的生活世界中被“提炼”出来的。

一、 出尔反尔的ANT

“实验室研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为ANT)。ANT认为科学哲学中合理性的传统主题，如观察、实验、复制、测量、理性、表征、解释等，与实验科学的日常活动过程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拉图尔等人把目光从科学理论转向科学实践，终结了科学合理性的传统讨论，从认知、逻辑与理论领域转移到书写、仪器与实践的操作领域。同时，不像其前辈强纲领SSK，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没有去发展因果性解释，而是更关注以具体行动为中心的描述主义研究。在“混乱”并真实的实验室环境中，他们强调情境化的和即兴展现的实际活动，而不是在教科书中和研究报告中理性重建的实验推理。这种研究的独特语汇是把科学工作描写为“建构”，把科学实在描写为“人工物”，主张物质资源和实验室工作的产品，即外部世界与科学理论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然而，虽然ANT一开始就显示出反对强纲领SSK的强烈姿态，但是其显著的符号学“建构”特征，使它实际并未能跳出强纲领SSK的巢臼。

不可否认，拉图尔的广义对称性原则至少在两方面宣告了与强纲领SSK的激进决裂：(1)拉图尔明确拒绝把科学还原为“社会利益”的承诺。但是，拉图尔使用了符号学，这种使用导致了某些批评家指责其出尔反尔，因为尽管拉图尔努力使他的符号学解释去告别对科学问题的社会学解读，但最终他实际上还是追随了同样的分析路径：他把实验室中的活生生的研究视为一种操作各种标记、阅读和铭写、表征、痕迹、陈述和文本的活动,结果是，“行动中的科学”变成了一种建构和解构符号体系的形式活动，把实验生活转换为形式体系。很显然，这样的处理使得拉图尔的符号学说明极易在权力、社会利益与修辞谈判这类强纲领SSK的社会—历史的术语上获得其意义，结果使他返回社会建构论。(2)拉图尔的广义对称性是建立在“去除意义的符号学”上，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是完全等价对称的，都不过是科学实践过程中的同等行动者。他用符号学意义的“行动者”(actant)去取代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行动者”(actor)，并指派给行动者一组属性：“如果我使用语词‘力量’、‘权力’、‘策略’或者‘利益’，这种使用可以等价地分配到巴斯德以及给予巴斯德力量的人类的或者非人类的行动者之间。”^[1]结果使拉图尔陷入矛盾：一方面想放弃这些术语的明确的“社会学”内涵，另一方面又无法给这些术语以明确的ANT自身的内涵。林奇指出这无非是“在讲述一个怪异的社会学的故事”。^[2]138更糟糕的是，广义对称性原则中的符号是一个抽象世界，但真实世界充满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它们并不是对称的。物质性力量是从人类王国的外部朝我们冲来，它不能还原成人类王国的任何东西。如人类具有一种计划能力和某种意向性，而这是物质(如机器)所不具备的。正如皮克林批评所言：“行动者网络将人类的操作性(符号性地)委派给机器；我的观点是：当人们努力想将机器作用委派回到人类时，这种操作假定的对称性则常遭失败。”^[3]皮克林反对广义对称性原则，认为科学实践只能存在于物质世界的真实时间中，而不会存在于拉图尔的无视时间性的符号学空间中。

像强纲领SSK一样，拉图尔借助“陌生人”观察策略，不带任何先入之见地(包括对观察对象的科学内容上的把握)深入到科学活动的第一“现场”，使观察者既可以看到实验室中所发生的“可理解的”事情，同时又不被科学家的科学偏见所左右，相对独立于观察对象提出自己对实验室工作的说明。然而“陌生人原则”的问题在于：科学的大多数术语也是社会学研究的术语，因为科学家所使用的术语，也是社会学家所研究的对象，正是通过这些术语，科学家的活动才能被理解与研究。

正因为保留了强纲领SSK的观点，特别是其陌生人原则，ANT所描述的实验室活动充满着内在混乱和无序。拉图尔认为科学是包含着对种种随机组合、特设活动、即兴创作、说服、偶然判断、场所性修补仪器等等的一个显在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实际上使得实验室科学呈现为一种实际的和认知的泥沼。科学家成为一个修补匠，实验室中的科学成为铭写、技术装置和具体技能之间的杂乱组合，理性主义的科学图景就此消解，科学合理性在此丧失意义。尽管这里强调了“实际的”科学活动不能“完备地”证明自身，但ANT完全无法终结科学探究的理性基础和自然基础的争论，因为它的观点无非重弹了哲学相对主义的老调。

总之，ANT抽象的符号化特征，使其出尔反尔，重新陷入强纲领SSK的窠臼，背离了其转向科学实践的初衷，更为严重的是，这使它放弃了科学的合理性问题，走向了相对主义。

二、 实验室中“专业直觉秩序”

针对着ANT的困境，林奇在本书中借用了伽芬克尔提出的常人方法论的两个重要原则：⑴实践活动的“秩序性原则”：实验室活动远非混乱，它表现出稳定的与可理解的秩序。自然科学的实验建构本身就是一种有秩序的场所化的实践行动，其结构本身就具有具身性意义上的客观秩序。并且，这种实验室中的活动秩序是理论科学与数学秩序的来源。⑵介入原则。与拉图尔排除科学与数学的技术内容的“陌生人原则”相反，林奇要求常人方法论学者要把握其所研究领域中的实践，如研究物理学，就必须把握物理学的技术内容。这种要求，伽芬克尔称之为“方法上的独特胜任”原则 (the unique adequacy of methods)，指每一个学科的特性只能是由其特质所界定的独特活动所组成，并且这种活动只能通过“进入”相关认知领域的“内部”才能得到理解。为了能够发现“实际活动中特色鲜明的科学”，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将研究者置于所研究的每一个科学所认可的技术细节中。简单理解，这意味着一个研究者，必须能够把握与操纵他所研究的这种实践，这是进行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的前提条件。

正因如此，常人方法论对实验室的研究就不再是观察性的描述，而是介入性“理解”，即只有你理解了相关的研究，你才能体会出其中所显现的科学秩序或科学家内心中的合理性。如林奇在《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中研究了天文学家第一次“发现”光脉冲的时间的录音磁带上发现：

迪斯尼：……我简直不相信它直到我们得到了第二个。

库克：我简直不相信它直到我们得到了第二个，而且直到……这个东西移动到了其他的一些地方。^[2]330

在这一简单的对话中，林奇发现了科学家所谈论的特定时刻的有序的理性特征。这里的“理性特征”不是对库克与迪斯尼的“方法论的议题”的一种理性重建，而是明显地体现在对话的表面所产生的有序过程中。如，这些“理性特征”包括库克重复迪斯尼的代词表述“它”和“第二个”的方式，这种表述不需要对这两个术语的意思进行形式化处理就能够得到理解，因为双方都在“专业直觉”上领悟到他们正在言说同一对象，并没有讨论什么导致这一发现的一般方法。他们的谈话在科学上是合情合理的，并且合情合理地与他们当下的具身化观察活动联系在一起。但是要明白何以会这样，我们必须与天文学家的专业直觉所理解的“这个和那个”相一致，按照他们的专业言说去理解其内容，这样你才能理解其中的“理性特征”。为此，林奇借用伽芬克尔的特质(haecceity)^[2]330概念来表达这一当下特殊场景中的理性，意指一个对象的“就是这个”(just thisness)的可说明性，即“这里”并且是“当下”的展现状态，这种研究描述了科学家如何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中基于他们“所处情境”的特质而行为，并能够客观地说明其实践目标。林奇使用迦芬克尔这一术语是想更清楚地表明：一个代词或者索引性的“意义的产生”，并不受制于、也不受益于本质主义的基础决定，但却具有可说明性、有序性等理性的特征。

这样，林奇就把所观察到的实验室中“专业直觉上的具身化观察秩序”，称为“索引性表述的理性特征”(rational properties of indexical expressions)。常人方法论认为索引性无须以逻辑的方式来展现自身，索引性表述本身就拥有“理性”品质。“索引性表述和索引性行为的显著的理性品质，就是日常生活的活动的组织性的持续性的当下展现。”^[4]一旦我们同意所有的表达和行为都是索引性的，那么，认为一个情境无涉的、并可以适用于任何场合的普遍理性品质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索引性概括出常人方法论“理性”的两个重要的时空特征：场所性与当下性。

正因为实验室活动中具有“索引性表述的理性特征”，常人方法论研究不再提“建构”一词，而是“把自然科学重新界定为关于实际活动的发现科学”。^[2]329也就是说，常人方法论研究不把科学视为文化建构的产品，而是把科学置于活生生的实验室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不仅可以发现自然秩序及其对应的科学，而且还可以在常人方法论的视角下反身性地重构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尽管涉及“发现科学”的议题看似表达出对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自然主义的一种倒退，但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没有借用一种独立的自然界的“实体”去解释发现、秩序等，而是主张科学书写和数学文本都是活生生的实验室日常活动中的一部分。通过把“一种发现科学的工作”视为不可还原的具体成就，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反对把科学实践简化为观念体系、公式、方法论规则。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并不否认规则、公式以及其他形式化东西的作用，他只是强调这类形式只能被置于具体的日常科学实践中才有意义。

三、 结 语

拉图尔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目标是重新复归“实验室的日常生活世界”，然而由于其“陌生人原则”，它最终背离了初衷，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科学实践与日常活动》一书就是把拉图尔的工作转化为对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发现在科学的“生活世界的起源”中，科学并非是行动者网络理论所想象的那样：“从实验室的混沌上升到理论的秩序”，实验活动本身充满着科学家各式各样“专业直觉上的具身化操作秩序”，通过“演示—证明”，这种秩序最终会上升为“理论秩序”，这是一种从“实验室的秩序到理论秩序”的过程。这样，在反本质主义与反基础主义的前提下，常人方法论研究开启了从科学日常实践本身的客观逻辑去理解与言说科学合理性的“索引性”路径。对于当前科学研究中泛滥的文化相对主义现象而言，无疑是一副极好的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