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基础研究的短板当然很重要，但是我想溯源一下，也就是基础研究的溯源问题，这其中最根本的还是人类的生存和文化的发展。人类作为有理性的动物，有与动物一样的本能，但高于动物的是趋利避害并结合人类的不断发展，因为人类的发展包括社会文化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钱学森先生说过，这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系统，没有很成熟的规律，人们需要不断发展知识结合经验来处理。我认为，基础研究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基础研究问题涉及到很多矛盾，这个矛盾要从发展的角度看。从发展期来看，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它有对立的部分，同时深层次的变化发展，有统一的部分。所以，我认为需要从对立统一的角度加以研究，防止绝对化或者片面化。

基础研究中的很多基本问题都是对立统一的。比如基础研究的定义，什么叫基础研究？是基础性的研究还是现在大家共识的寻找科学规律的研究。这个研究也有对立的性质，因为是人在做基础研究，是以人为本的，其根本是造福于人和人的社会发展。所以譬如说，现在我们的科学评价指标，所体现的到底是专门找科学规律的基础研究还是科学规律和知识应用相结合的呢？我想，有些问题不能且难以绝对区分开的，即，它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从长远来看，从人类发展、人类文化角度来看，都是为人类的发展奠定基础的，这是根本的，但是涉及到具体问题，就不一定是这样了，需要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所以科学研究的性质可能还要具体分一下。比如说纯基础研究，即科学规律的发现，不能过分强调应用，但其中有一部分最终是要应用于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领域的，那么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有一部分就叫应用基础研究，相当于中国科学院很多老一辈科学家提出来的技术科学。它一方面为技术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律，另一方面又为技术找科学规律，支持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因为技术创新如果没有规律或机理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突破性的，所以单就基础研究到底是基础性的研究还是纯基础研究这个问题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的复杂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甄别的了。

对“基础研究”概念内涵的辨析会影响到我们的科技政策，包括资助政策、评价政策和人才政策，等等。比如，对于考核评价，没有指标是不行的，但是指标的过分强化，或者执行指标依靠现在的规定和基本概念都有问题。

首先，对基础研究的成果如何总体评价，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这又是一个对立统一的问题。但是现在的评价是绝对地只看成功的一面，这是不正确的。纯基础研究，特别是重要的创新，失败是成功之母。譬如，数学中的一个基本的简单代数问题，四次方程以上是没有根式解的。这个问题曾有四代科学家开展研究，但我们不能否认前几代科学家的贡献，包括阿贝尔，他马上就快成功了，却死于疟疾，该怎么评价他的贡献呢？所以自然科学研究中，应该不计失败，失败是正常的。

这又涉及到了对科研项目的中期考核问题，科研人员一两年就被要求做个汇报，看出了什么成绩。自然科学，特别是涉及重大和关键性的科学问题，一两年不会有很明显的成绩，如果有就不是科学难题了。如果用一个既科学又严格的指标来考核评价一个科学问题，这本身就是含有悖论的。过分强调短期出成果的指标，是不正确的。

第二，是选人的问题，按现在的指标体系来选，爱迪生可能就选不上。再譬如波尔兹曼发现熵的概念，这是多么重要和伟大的发现，从热力学到信息系统论，一个基本概念就是熵的概念，但当时被称为伪科学，他的墓碑上面没有字，只有一个熵公式，但是历史证明了他的贡献。所以不能过份强调指标体系的权威性，它本身就是一个缺乏对立统一的概念。选人问题的根本在人，就是让人才做到才尽其用。在人的问题上更要宽松一点，因为评错的事情大有所在。所以要把人才放到实践的过程、历史的过程来看。现在的人才计划评出来的各类人才，这其中有功利的成份，政绩的成份占的更多。人才计划中的问题需要我们用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加以思考和研究。

最后，关于国家重大需求，这是一定要强调的，但是不能绝对，因为未来更长远的事情不可能精确表述。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定为国家重大需求。需要思考的是，我们提出的国家重大需求，一定会对未来起重大作用吗？有条件支持吗？对于这些问题，也需要用对立统一的概念来处理。基础研究要关注其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因为它很重要，对促进人类文明、人类社会、人类发展等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建议政府在资助政策方面要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基础研究已经划分很多领域和项目，如何平衡各学科领域基础研究的发展，也是一个对立统一不断改革发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