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出版近30年后再来为它写书评，有点像在“重温经典”，当然它也确实成了经典。该书早在出版时就受到较广泛的关注，来自多个领域的期刊都评论了它；^[1-6]国内学者郏斌祥也介绍了它。而随着社会学中建构论取向的问题日益暴露，该书的价值也日益提升，因此《当代社会学》又邀人写了一篇评论。^[7]国内学者赵万里、薛晓斌、刘小玲和曾国屏等也围绕该书进行了评论和研究，迄今在该书思想基础上的拓展性研究已难以全面统计。

为此，我想请读者先阅读上述评论文章，而我也将不再整体介绍该书基本内容，而是结合STS的发展和在该书思想基础上进行的拓展性研究和评论，按视角、分析框架和方法论三条线索来概括评述其学术价值与持久的启发性。

首先讨论惠特利采用的比较研究视角。纵观组织社会学的发展脉络，其类型学和比较研究的传统是较明显的。从这方面看，该书对科学的智力和社会的组织与控制模式进行分类和比较，是与此研究传统一脉相承的；而且惠特利对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市场模式的研究，以及他编辑的多部有关经济组织和科学组织的文集，也贯彻了同一视角。但另一方面，惠特利对科学领域的组织及其发展过程的分类和比较研究，的确开创了STS的一个新分析视角，并让科学技术建构论受惠良多。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申讨声中，科学社会组织的研究渐被冷落，惠特利本人也参与了这种批判(如他1972年的“黑箱主义与科学社会学”一文)。但恰在80年代前者声名正旺之时，惠特利却在本书中指出当时的建构论研究无视科学活动的体制语境和领域间的差异性及其与不同领域智力特征的相互建构关系，忽视“有关不同类型的科学如何在不同背景中以不同方式得以建立和发展，或知识生产单元本身的分化过程如何产生的比较认识”，并认为“这类比较认识是任何致力于分析不同知识如何生产和变迁的完备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必要部分。本书即打算提出一种关于现代科学作为特殊工作组织在不同情境中以不同方式建构知识的说明，而藉此对上述比较认识有所贡献。(p30)”

对于这一创造性视角，上述评论者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即使是因强调经验纲领而对该书持严厉批评立场的H·科林斯，或时隔十多年后对该书作再评价的柯米克(C·Camic)。不过总体看来，这种分类和比较视角还是容易导致一种静态理解，因此惠特利事实上没能充分关注同一领域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变迁时的比较分析，这本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建构论的经验研究来得到深入讨论；而科林斯也批评惠特利没有充分注意同一领域在稳定阶段和变迁阶段之间的差异性。为此，富克斯对惠特利的视角作了实质性拓展。他力图采用组织视角来说明科学的内容。他批评直到那时的建构论者仍聚焦于知识论和哲学议题，即证明知识是社会建构的，究其原因则在于他们在说明方案中预设了知识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并排除了知识与自然的联系。因此争论的结束机制、事实的生产、话语实践的动力学等都被当作恒量来处理。而社会理论本应解释科学领域的认知和组织两方面的关系，并展现科学知识的建构实践在不同科学领域间的差异。为此他继承了R·科林斯和惠特利的“相互依赖性”和“任务不确定性”的二维分析路径，并把它们与迪尔凯姆的集体认知、组织社会学中的技术范式等理论结合起来，建立起一个不同科学领域认知风格的组织社会学比较分析框架，把惠特利的分析架构条理化了许多。^[8-10]

其次我们讨论惠特利提供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分析工具。他从分析现代科学的两个根本特征即智力创新及其集体征用开始，把智力领域的内部结构划分为相互依赖性和任务不确定性两个维度，进而涉及众多组织要素和评价指标；他还考察了三组环境因素；并最终辨识出7种科学领域类型。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体系。因此，H·科林斯严厉批评惠特利的概念界定不够明确，解释的因果逻辑模糊、笼统、有时甚至混乱。而另一备受攻击之处是，两个维度及其相关指标都缺乏经验测量性，而惠特利也没能在案例比较考察中用清晰的测量数据来说明这些评价指标间的差距。但尽管如此，多数学者承认，他的概念框架深具启发性，并激发了一些拓展研究。

比如，从经验研究看，在他主编或参编的多部文集中，许多学者都借鉴惠特利对不同类型科学领域特征的描述和在相关情境中形成的讨论来解释各知识领域的智力与社会特征，或从历史视角解释其组织特征的形成。塔莉亚等将惠特利的概念操作化以比较不同研究文化对电子资源利用模式的影响。^[11]从理论研究看，富勒在力图解决库恩、劳丹等未能解决的科学中的一致意见(consensus)的形成机制问题时，吸纳了惠特利的相互依赖性和任务不确定性概念的洞见，为科学哲学的社会学转向做出了贡献。^[12]在其后开创的社会认识论中，他也充分利用了惠特利的思想。^[13-15]

接下来我们看看惠特利的方法论。迄今为止，科学建构论尤其是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实验室研究、常人方法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话语分析的最受诟病之处在于忽视社会结构与体制。为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研究纲领的创建者及其后学，都在致力融通社会学长期分立的这两种研究路径。事实上，更广泛的社会学家、文化研究者、历史学家也都在为此努力。在STS学者的众多努力中，惠特利的建构论组织社会学方法论已给学术界提供了极有益的参考。我们从惠特利确立的“智力领域”分析单元开始分析。

该概念来自于布迪厄的“场域”概念。基于此，惠特利把智力领域界定为“具有相对清晰的边界和独特的社会组织，其领导者能够按各人的智力贡献大小来分配奖励，以不同的方式控制和引导着特定主题的研究行为”。通过吸收布迪厄、R·科林斯的洞见，惠特利把科学领域视为科学家围绕资源、权力展开声誉竞争与协商的社会与智力建构过程。这样，他就把建构论和组织社会学融通起来，而在结构/互动问题上超越了默顿学派。事实上惠特利该书旨在比较科学领域的组织特征，但他隐含的出发点却是科学家的组织性行为，即他们在科学体制和组织与情境中权衡利弊和采取策略性行动所产生的社会后果，既包括获得个人声誉及其所带来的资源和权力，也包括对领域边界的建构，对资源和权力的分配以及与不同情境要素的关联和征用的掌控，并力图将其体制化。换言之，我们看到的已不是默顿学派揭示的科学共同体的体制结构及其产生的功能，即对科学家和科学发展的影响，而是科学家建构科学体制和组织的行动以及后者对科学家的智力与社会行动的一种组织性影响，而且二者总是在不断的变化过程中相互影响的。

因为他是把科学领域概念作为一个操作性概念来界定的，所以我们看到，惠特利在不同场合讨论某个科学领域时，视其分析需要而不断变换其边界，往往在某一领域和其他领域之间来回转换。这可能多少让人感到该概念的模糊不定，尤其是对其内部结构与环境区分的困难，而且也涉及到这些维度所包含要素间相互作用的模糊性——有时不知道究竟哪个导致了哪个。但依我理解，可能自布迪厄开始，这种故意模糊界限的做法乃是一种“组织”研究的进步。布迪厄的“领域”、吕克·波尔塔斯基等的“混合拼装”、埃玛纽艾尔·拉扎格的“网络”和拉图尔的“转译”等概念都力图消解组织内部/外部、结构/互动的二元论。这从惠特利对组织环境的讨论中看得更为明显。

组织理论中的“环境”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惠特利在该书中采用了不同术语来表述它，如情境要素(contextual factors)、其它科学领域(它们对所考察的领域构成环境)、社会环境(social circumstances)、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环境特征(environment features) 或社会结构等。这些概念涵盖了与科学领域相关而又变化多样的环境因素，从而为丰富我们的理解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概念体系。不过，如上文所述，惠特利眼中的科学领域和其环境间并非泾渭分明，而且更令人费解的似乎是，他对情境的讨论仍聚焦于科学领域本身。要理解惠特利的用意，读者需要一些背景知识，即英美组织社会学家一般倾向于认为，组织/环境的关系就是组织适应和控制其环境的能力。但这往往假定了组织边界的明确性。因此惠特利进而吸纳了“场域”概念包含的结构化与围绕边界展开资源争夺的含义，把科学领域的环境界定为科学领域控制其边界和外部环境的能力。而与他对领域的定义如出一辙，这实际上也就是科学家利用环境、建构边界的能力，即科学家在界定和结构化某一科学领域过程中征用外部情境要素的策略性行动。如此说来，组织/环境的区分就是相对的，且定向于科学家的组织性行为。正因此，惠特利对组织/环境的划分，就不像默顿学派的那样界限分明、相互独立且因果方向明确，而且特别凸显了科学家个体(群体)的能动性，因此有利于贯通结构/互动层面，体现了对默顿学派的超越。

惠特利的这一方法论进路为解决建构论遇到的困难提供了帮助。这在其参与编辑的多部著作收录的大量文章中都得到了体现。我也在众多批判性发展SCOT并力图使之与组织社会学融通的论著中看到惠特利的影响。而从大量引用惠特利著述的拓展研究来看，其启发性显然远不止于此。

至此我已为读者了解惠特利的原创性工作及其激起的拓展性研究提供了三条线索。从整体看，惠特利也为后学提供了一个概念化操作的极好范例。这种方法技巧和思考方式，就只有通过阅读原著才能领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