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具有探求规律、发现真理、接受检验、勇于修正的基本品格。社会具有不断学习、坚持进化、寻求有序、积累文明的基本要求。二者在本质上构成了相互激励、相互需求的孪生体。社会始终提出对于科学研究方向的主流命题，科学也始终为社会前进提供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第一支撑。黑格尔说过：“无知者是不自由的，因为和他对立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他道出了科学与社会之间在结构与功能上存在全方位重叠的共轭性，这尤其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从社会进化上看，只有人类的发展遭遇到危机时，我们才记起了自然的价值；(2)从哲学范畴上看，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认知标准，其实都来自对于自然规律的心理体验；(3)从福祉积累上看，人类对于自然的索取，只有当懂得这种索取必须自觉地取得对自然的回馈相平衡时才是有效的。

在一种不太严格的分类中，类似一枚硬币两面关系的科学与社会，往往重合于学界关于自然与人文之间关系的探讨。自然环境中，倘若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它只能是相对寂静的和没有生气的；而人类的社会活动，倘若处于一种非理性的、不清醒的、无远见的状态，那么它对自然环境的危害，迟早要加诸于人类自身，最终必将导致人类的灭绝。在此种意义上去讨论和认识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我们不可能脱离自然规律的总体制约，另一方面也对自然环境的演替与进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反作用。“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已成为人类追求的理想目标。这既取决于人类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理性程度，又取决于人类对于自身存在价值、自身能动作用的感悟水平。

历代的哲人与先贤，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求具有健康基础的自然观和人文观，并且共同汇集到人类文明的智慧长河之中。《周易》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论衡》中有“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齐民要术》中讲“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一些西方的著名学者，亦在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中，提出了各种精微的思想和观点。“人地关系论”的倡导者，德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之一的卡尔·李特尔，在《欧洲》一书的前言中，就明确指出：“整个土地呈现出生动的图景，在其上自然的与文化的产物、自然的与人文的面貌，所有这些均被巧妙地安排成一个整体，完美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最有意义的相互作用……，土地影响着人类，而人类亦影响着土地。”(《大英百科全书》Carl Ritter条目)。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是人类发展长河中不断自我更新的连续进程，具有正向的、动态的矢量演化特征。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情景断面，科学与社会近乎“双螺旋”式的互补演进，在统一基础上体现了如下六项基本脉络。

(1)科学与社会的双螺旋推进总是围绕着如何去扩大“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压缩能力”。这一进程代表了人类在物质、能量、信息的获取能力，这种能力总是随着对于时空压缩程度的提高而提高。(2)科学与社会的双螺旋推进总是意味着去扩大“对于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理性支配能力”。人不仅要具有获取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能力，还必须对于所获取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进一步提高其萃取能力、加工能力和管理能力。(3)科学与社会的双螺旋推进总是激励着去寻求“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具有革命性提升的创新能力”。(4)科学与社会的双螺旋推进总是去寻求“配置生产力要素的优化能力”。科学与社会发展的过程，能够合理地归纳为在层次上和阶段上的优化能力。(5)科学与社会的双螺旋推进总是不断地寻求“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能力”。体现在以公理完善、道德完善、制度完善、法律完善去支持社会公正性的提高和实现。(6)科学与社会的双螺旋推进总是意味着去扩大“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能力”。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不能只是满足对于物质财富的积聚和扩大，它同时还应当满足对于精神追求和文明进步的整体响应，从而构成社会环境的人间正道，提高社会的组织程度与和谐能力。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与社会的全球背景出现了令人瞩目的三大趋势；其一是经济全球化。人类为了更大限度地获取“发展红利”(development dividend), 在全球范围的广大空间中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同时以科技创新和知识引领，提升攫取财富的空间、效率、途径与手段，从而促进了新一轮财富的增加和利润的获取。其二是可持续发展。传统的生产方式已经导致了人类发展的重大灾难，全球的资源供应和环境承载力已无力支撑一个高耗能和高排放的社会，不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将导致“人类末日”的来临，从而支撑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体系与技术体系(例如绿色增长技术、循环经济技术、低碳经济技术等)应运而生。其三是社会的网络化。因特网的普及与升级，使传统社会中对于信息的索取或释放形式，有了革命性的提升，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行为和社会功效无论从外延还是从内涵均发生了巨变，那种支持传统社会有效运作的“等级式”、“分工式”、“二元式”等的人际关系和管理模式，被信息社会的海量化、虚拟化、速达化所颠覆，“世界是平的”已成为现实世界中的亲身体验, 于是诸如知识时代下的社会群体规律、社会行为动力、社会结构演化、社会舆论形成、社会心理识别、社会管理法则、虚拟社会构建等，就成为不可回避的研究内容。诸如国际社会物理学在经历多年的沉寂之后，又散发出复兴的活力，不能不思考这些理论的、应用的、乃至于寻求新型的科学与社会规律的心理诉求。

目前国际前沿集中探讨自然与人文的专业学科，不得不提出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社会物理学。社会物理学的基本内涵立足于科学与社会关系与规律的探讨，它的发轫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古希腊的柏拉图和古罗马的西塞罗都论述到社会领域中所涉及的物理学规则。到了17世纪威廉·配第对“政治算术”的提出，开启了人们寻求像物理学那样严谨的定律去研究社会现象。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在1830年前后，最早使用“社会物理学”的术语，建立起研究社会的科学设想。他坚持认为只有当理论假设与已确证的定理无矛盾时的“相容性”和所得结论同观察事实相一致时的“可证性”同时存在时，预设的假定才能转换成科学的陈述。他一直企图用这种理性的思考去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并想象出“社会秩序”是“自然秩序”的延伸，分别以研究社会结构的社会静力学和研究社会发展的社会动力学等观念，去分析和判别并实现社会问题研究的严格性。自孔德提出社会物理学以来已有近200年的时间，社会物理学相继经历了古典社会物理学、近代社会物理学和现代社会物理学的三个发展阶段。

古典社会物理学以法国的圣西门、孔德，比利时的凯特莱，英国的霍布斯等为代表，通过力学体系的机械论，去看待和阐述复杂的社会现象，由于类比的牵强和认识的浮泛，虽然在科学发展史上创立了一个学科发展的崭新空间，但是由于受到各方严厉的质疑，古典社会物理学的发展终究还是逐渐式微了。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近代社会物理学在所谓的哈佛学派(Zipf, 1947)、华盛顿学派(Garison, 1949)和剑桥学派(Haggett, 1951)等的共同努力下，在古典社会物理学长期萎靡的境况下，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薜定锷(生命是什么？1946)、基夫(人类最小努力原则，1947)、西蒙斯(国家生存理论，1965)、威尔逊(城市和区域中的熵，1970)、哈盖特(地理空间的网络，1979)和普里高律(耗散结构理论，1982)等。近代社会物理学企图将自然科学中尤其是物理学中相当成熟的规则，嫁接性地运用到经济计量、人口分析、空间活动、过程模拟、政治运动、社会行为中，以解释等级性、协调性、选择性、偏好性、不确定性和自组织行为等，并力求在一个可计量的系统中作出某种严格的解释。尽管近代社会物理学与古典学派相比，无论其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有长足的进步，但是仍然未能跳出传统意义下的物理学与社会学硬性组合的“硬伤”，不是显示出机械论的死板，就是陷入了结合论的凿枘。因此，尽管近代社会物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曾受到研究界的热心推助和发扬，但始终由于未能寻找出统一的还原基础和条分缕析的解析空间，所以仍未能获得科学界的积极认同。

现代社会物理学最显著的特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量子化的社会”和“社会的量子化”。在社会网络普及的前提下，研究社会行为的形成机理，运用海量微观粒子(每个个人)的“类量子力学”原理，寻求社会物理学的实证基础是社会物理学在新趋势下的必然。爱尔兰一群年青的物理学家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为什么人的行为会相似于基本粒子的行为(Why people do what the particles do)”。上述见解似乎可将现代社会物理学的内涵统一到一个还原论所期望的基础形态，即从物质世界的量子化扩展到人文社会的量子化。中国学者也把网络社会中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研究归纳为：如何从微观上“人”所表现出的随机性和无序性，通过识别和挖掘，寻求在宏观上“人”所表现出的可认知性和可观控性。综上所述，现代社会物理学的实质总是建立在：统一承认物理世界和人文世界随处呈现出广义的“差异”；统一承认广义的“差异”和“非均衡”必然导致广义的“梯度”，统一承认广义的“梯度”必然要产生广义的“力”；统一承认广义“力”的作用下必然产生广义的“运动”和广义的“流”。而探索广义的运动和广义的流，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共同面对的一致要求，现代社会物理学就是为适应这种统一要求而存在的。可以试图对于现代社会物理学的一般定义作如下的表述：“在网络世界的现实情景中，应用自然科学的思路，经过有效融合和理性修正，用来识别、模拟、解析和寻求在网络环境中社会行为规律和社会结构分布的充分交叉性学科”。

抛开枝节上的纷扰和争论，以研究自然与人文关系为主线的社会物理学，其科学地位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是被充分肯定的：

其一、在各类学科当中，社会物理学是强调既联系着自然科学，又联系着社会科学的独特学科，具备“统一论”所梦想的沟通自然规律与人文行为之间的桥梁作用。

其二、在现代社会物理学体系中，将每个人的个体及其空间分布比拟为离散的粒子行为，将人的整体和时间过程比拟为连续的波动行为，这种波粒二象的特征，又似乎具备“还原论”所梦想的从本原探索社会现象的要求。

其三、当社会进化到每一个个体所触及的边界几乎等同于人类整体所触及的边界时，大大颠覆了传统上个体影响力的极大“差异性”，由此引发社会结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和社会作用的跃迁，是现代社会物理学自身规定的目标函数，由此它就萌发了统一解析现代社会结构和现代社会功能的冲动。

社会物理学发展的一个前提是必须承认人是整个自然界的一部分，而由人组成的社会在具有自身特点的同时，同样也离不开整个自然规律的制约。恩格斯的一段话十分发人深思：“自然界的统一性，显示在关于各种现象领域的微分方程的‘惊人相似’之中”。德国著名科学家洪堡在其鸿篇巨制的《宇宙》第一卷中，开宗明义地坚信这种统一性的存在：“我的主要动机是想把外部自然环境的现象，都纳入到世界的总的联系之中。自然界是一个被运动着的和被作用着的整体。”我们不惧怕认识这种统一基础出现的缓慢，只惧怕人们根本不屑一顾这种统一基础的存在；我们当然也不惧怕认识这个统一基础的不完美，只惧怕从事科学与社会研究的专家们各执一词而不去寻求共同的语言。这就是为什么明知到达科学与社会统一解释的彼岸是荆蓁遍地，也必须要横下心来艰难行进的唯一理由。世界进入到21世纪的大趋势及其所显露的新特点，都预示着社会物理学正在蕴酿着某种突破性的萌动，这种萌动既来自于社会需求的推挽，更来自于社会物理学家的自身反省，人们很难想象，处于信息时代的社会物理学，会一直因袭旧的哲学观念而不去变革它；也很难想象在新潮流激荡的节点上，社会物理学家会不去重新思考它的定位和价值。

世界进入到新世纪的大趋势及其所显露的新特点，都预示着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正在蕴酿着某种突破性的萌动，这种萌动既来自于社会需求的推挽，更来自于科学家们的自身反省。中国学者自1994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社会燃烧理论”、“社会激波理论”和“社会行为熵理论”的研究，就是希望在未来能参与建立社会物理学的基础体系，早日促成这门学科完成其新的历史使命。

作者始终认为，只有当用哲学语言代替了自然语言，由深层解析置换了表面叙述，从多元分离复归到一元本体，从定性感知觉醒到精微识别的时候，也就是科学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开始收获的时候。正如著名学者哈维所说，只有把一个“意外的”结果变成一个“意料中的”结果; 把一个“偶然的”事件变成一个“当然的”事件时，科学与社会的现代理论成果才具有“独立的品格”。这一既来自于全球迫切需求的“心理感召”，又来自于社会发展进程的“现实牵引”，更来自于内化于人类文明价值取向上的“自我完善”，共同产生了“增幅共振”的强烈推挽效应，构成了深化科学与社会关系现代进程的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