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我国科学界并未出现过科研诚信方面的问题。以物理学领域为例，当年王淦昌、钱三强、王大珩、朱光亚等老一代科学家都将科学研究作为自己报效祖国的一种神圣责任，在研究工作中都体现出非常严谨的学风。他们对概念论证、理论计算、实验操作以及数据获取等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一丝不苟，生怕出现一点纰漏。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一些变化，急功近利、追名逐利的风气逐渐在社会上蔓延开来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在科研领域，由于社会浮躁风气的影响，缺乏对考核评价方式的深入研究和思想文化的正确引导，也出现了许多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多科研单位过于看重研究人员发表SCI论文的数量、发表论文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论文第一作者、第一单位等表观的量化判据，而缺乏对科研成果在推动学科发展和社会进步上实质性贡献的评价与要求，更缺乏对老一辈科学家潜心研究、追求真理、献身科学、服务人民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大力营造奋进向上、开拓创新的风气，结果出现了有些科研人员为了个人名利而造假和剽窃抄袭等案件，其恶劣行径不仅是个人的人格堕落，也影响我国科研人员的国际声誉。相比之下，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看重的主要是自己学校的文化和传统特色的传承以及对社会进步的实质性贡献，而不以SCI文章的数量和期刊的影响因子等表观量化因子的排名论英雄。再以日本为例，大学的教授都有稳定的研究经费支持，评价时并不在乎文章发表时作者的排名和期刊的影响因子。只要成果的水平和质量高，不管发表于什么期刊，最后总能够引起同行的注意，并不影响他们获得荣誉和奖励，包括获得诺贝尔奖。对于我国社会上的这种过分重视SCI的文化，有的外国朋友甚至开玩笑地说成是“Stupid Chinese Idea”(“愚蠢的中国理念”)！

为了促进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防止科研不端行为危害我国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避免年轻科研人员走上歧途，我们必须注重科技界的思想文化建设，包括大力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其中应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一些问题。

一、 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科研人员如果将追求真理、献身科学、服务社会作为研究工作的动力，根本就不会去造假或抄袭剽窃；可是如果他们的动机是为了通过在SCI期刊上发表文章而获得职称、资助和奖励，便有可能为了追名逐利而做出不端行为。因此，我们应该从中小学开始，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这是预防科研不端行为的根本途径。通过宣传优秀科学家的坚定信念、献身精神和高尚情操，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明确科研目的，建立求真、求知、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等更高层次的追求。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爱因斯坦和我国“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们都是我们献身科学、弘扬科学精神的光辉榜样。

二、 发挥科研管理政策的正确导向作用

我国很多单位在管理上对工作人员的考核评价，不仅看重其发表论文数等表观的量化指标，更进一步讲究本单位人员是否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身份发表论文，能否体现单位或部门领导的政绩，而不看重科研成果对国家科技和教育发展的实际贡献。这种状况十分不利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事实上，科技创新需要交流与合作，需要不同学术思想的碰撞，但过分强调发表论文的数量和优先权，使一些科研人员不愿向同事或同行透露自己的新想法，不能进行真诚的交流与合作，甚至还会在署名等方面违反科研诚信的原则。不少单位在考核中还过分看重科研人员在国外期刊，特别是《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实际上《自然》和《科学》杂志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刊登的文章许多是高级科技新闻，因而读的人多，影响因子就高，但这并不等于所发表相关成果的学术或应用价值必然比发表在其他杂志上更高。真正的学术价值要靠学术界的同行来评价。真正的应用价值也要通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性推动来体现。

我国科技界应重视现有评价体系的改革，真正建立起科学的分类指导的评价体系。还要通过科研管理的政策，进行正确的引导，不应让评价体系产生功利化的影响，形成靠量化指标挣资源，甚至“指标优而则仕”的局面。教育和科研部门的领导更要以身作则，大力提倡科学研究对科技发展、人才培养的实质性贡献和对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而不能追求单纯靠表观数量所反映出的所谓“政绩”。我国现在通过自主创新拥有的核心技术还太少，从而也影响与发达国家的互利合作。因此，我国应重视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政策，促进更好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创造自己的方法和工具，产出原创性的、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当然，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一起来协调解决。

三、 改革条块分割的体制机制

我国科技管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情况十分严重。而上世纪50年代的科技工作则提倡社会主义大协作、全国一盘棋，那样的文化风气很值得怀念。以创办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技术物理系)为例，当时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教育部与中科院密切结合，在一年内便从无到有地基本建成了我国核科学的首个教育基地，包括第一个核科学的教学实验室。第一届毕业生中后来出了6位院士，他们为国家科技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物理研究室创建期间，中科院在安排科技资源、接受师生学习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实现了院、校之间的有机结合，达到了真正的合作双赢。但目前很多大学之间、大学和科研院所之间都变成了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有关部门之间也缺乏密切协作，甚至不能很好地互相配合，共同贯彻实施国家的发展规划。有些单位的研究项目可以和国外单位合作，但对国内单位却要保密。这样的关系显然无法体现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甚至在科研合作方面还不如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做得好。这种状况亟待改变。我国的科技发展需要高举社会主义大协作、全国一盘棋的大旗，提倡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合作共赢；而不应不顾全局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只追求本部门、本届领导班子任期内的政绩。

四、 注重科技界的思想文化建设

在我国科技管理工作中，要特别注重思想文化建设。先进的文化可以熏陶人们的世界观，并成为自主创新的不竭动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弘扬老一辈科学家所树立的那种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奉献科教、淡泊名利、服务人民的精神和他们那种勤奋严谨、周到细致、一丝不苟、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风气。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我们决不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讲求“以钱为本”；决不能发展市场经济的那种基于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文化，不能“谁来钱多谁就是英雄”。因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探索未知，追求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这必然是一个厚积薄发的长期过程。因此，在基础研究上决不能以追求短期利益的市场规律作为研究资源配置的基础。即使在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上，同样要大力提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作用。有些企业为了取得短期的经济效益，直接引进、利用国外技术，而不肯在消化、吸收、再创新上下功夫，这样做既不利于企业培育自己的核心技术，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目标。更有甚者，有的企业为了牟取短期暴利，不惜利用科技手段制造了像“三聚氰胺”等坑害人民的丑闻！而在科技工作者方面，也有不少人为求得更快的升迁，急于发表文章，不关心研究成果的转化，不讲求在推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实际贡献。这样的文化风气怎么能推动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发展呢。

总之，我们一定要高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旗，加强科技界的思想文化建设，以先进的创新文化引领全社会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调动每个科技工作者和每个单位的积极性，潜心研究、献身国家科教事业，实现我国科学与技术的真正繁荣与强大，从而大大增强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