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被表述为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表明了科学是一项囊括了技术与经济等一切社会因素的大型建制活动，要求科学与产业紧密结合，将科学的经济功效充分展现出来，并将这种功效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企业资金大量涌入科研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科学领域的繁荣，然而，需要考虑的是：在科研与市场的双向机制之下，一方面科研赞助者可能会通过塑造科学信息加速其产品推向市场，另一方面企业以“科技创新”为旗帜通过投资市场来吸金，这都呈现或潜藏着各种社会风险，导致了科学与市场之间张力的改变，某种程度上使研发监管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学术不端与风险问题无疑一直存在，当下却呈现出激增之势，根源究竟在何处？

传统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塑造了一种“求真式”的科学文化。进入大科学时代以来，科学的政治使命日益增加。针对于此，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中，设想了科学与政府的关系，即政府大力支持科研事业，而科学界则依靠对未来成果的承诺来换取科学的自主性。科学共同体以一种自我调节机制来处理各种问题，从而能自主的引导、规范和维护科学事业，把科学知识的技术创新副产品交给企业，在市场环境下体现它们的商业和社会价值。正是在这种预设的基础上，美国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监管体系。然而，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科学活动越来越转向市场机制。从1980年开始，《拜杜法案》《史蒂文森·威德勒法案》《联邦技术转移法案》等多项法案的落实，以一种全新的商业话语加快科学知识转变为经济效益的进程。最典型的是生物医药领域，还有更广泛的公共卫生和农业领域，政府、企业与科学家组成了强大的联盟，以“生命科学”为名建立起新的知识制造体系，^[1]形成了一种市场导向的科研策略。市场的核心角色不仅起到交换作用，而且是处理与传递（科学）知识。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判断，其具有一种“最佳”导向性，能产生“最佳”的结果（无论是在技术创新上，还是科学理念上）。市场理念也能证明知识的正当性，对于知识的生产给予合理管理，意味着市场的必然性远超过其他任何能力有限的专家（或规划者）的理性判断。^[2]这要求科学能充分展现其经济功效，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与此相契合的是，技性科学概念的显现，表明了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融合，并为社会经济服务。私人资金开始大量涌入科研领域，这个过程中还包括吸收风险投资与各类基金来投资新科研项目。科学作为新工艺和产品的来源，不再是通过“创新—产品—销售新商品”来开始一种累积式的新循环，而是深深的陷入到一种“投机挪用”的循环中。这也意味着科学自身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金融投资品：科学知识在流通的过程中，具有一种“非对抗性的优势”，各层面的（科学知识）的使用者不会消耗它，反而能在使用的过程中产生更多的新知识。这导致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认为，我们视“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知识为生产力。^[3]

从这个意义上，一切和科学相关的法律、管理条例、公立机构和大学模式都产生了相应的改变。科研政策不仅包括工商业团体委托和资助的合同制研究，而且涉及到大学的企业式管理文化和产业化，与之相对应的，自然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缩减公共资金预算。导致了科研活动是基于经济目的，一项科学项目的意义也因此被还原为商业价值，其运行必须依赖于大量的宣传（营销）手段和市场研究。正如塞尔吉奥·西斯蒙多（Sergio Sismondo）所说，科学是“承载选择的”（choice laden），这意味着科学知识是由学术科学家产生的还是由私人企业的营销策略制造的，都无关紧要。^[4]在这个科学变化的过程中，可以借鉴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形态”，市场导向型的科学文化对传统求真式的科学文化形成了极大的挑战，这使得科学与市场之间张力的改变，面临着可能失衡的风险。

在市场导向下，科研与市场形成了一种双向机制，即科研团体向社会输出技术产品，而社会为科研提供资金，但这也可能导致经济成就成为科研工作及其管理体制是否成功的最终仲裁者。与之前的“公共科学”时期相比，知识经济时代普遍对科学知识产权有清晰的认识，并用“技术转让”和“民主化科学”这样的隐喻修辞，来寻求科学政策与“金钱万能”相一致。^[2]这种对比不仅在于科学研究精神和科学家形象的改变，更是重新审视了“私人利益与公共科学之间的关系”。这使得知识生成的过程发生了转变，变成了以一种新的公司模式完成的科学。^[4]但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蕴含着一种矛盾：科学知识是通过整个社会的共同运作所产生，是一项集体事业，而在市场导向下，将“公司模式完成的科学”视为一种“私有财产”，并呈现出以下典型困境：

市场导向型科研活动的核心标志是市场传递了最可靠的信息，这种对原始信息的处理过程要远远胜过政府智囊团及决策者。正如菲利普·米罗夫斯基（Philip Mirowski）所指出的：“在一定时期内所有的知识（不仅是科学知识）可以通过市场本身来调控，这意味着国家主导的研究将沦为无关紧要的。”^[5]但科学家绝对不是简单的收集“中立”的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市场逻辑会诱导科学家的收集，使得科学的研究、组织、结构和管理被市场所支配，科学变得与其它商品一样了。^[5]美国国家科学院专家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有选择地使用研究数据是介于造假与创意之间的又一个模糊地带。”^[6]最典型是在医学药物领域被西斯蒙多称为幽灵写作（Ghost Writing）与幽灵管理（Ghost Management）的案例，制药公司通过合同研究机构（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s，CROs）支付试验费用，在内部分析数据，让专业人员撰写手稿，请学者作为这些手稿的作者，并付钱给通信公司，以引导它们在最好的期刊上发表。由此产生的论文影响医学文献中结论的确立，并用于向医生推销药物。《纽约时报》曾报道，默克公司利用其“优势”，在万络的试验数据中省略了一些试验参与者的死亡，并发表在《内科医学年鉴》上。这在医药行业绝非个例，制药公司为临床试验和相关研究提供的资金是非营利机构的两倍。在行业资金中，70%流向了既不对数据进行所有权声明，也不希望自己发布数据的CROs。CROs给予学术研究人员30%的行业资金通常也附带条件，允许赞助商准备草案、编辑草案、推迟发表、阻止对数据的全面访问等。这种幽灵写作还进一步扩大到更普遍的医学研究和出版的幽灵管理：制药公司和他们代理控制或塑造了研究、分析、写作和发表论文的多个步骤。这类论文之所以“幽灵般”，是因为它们的实际产出的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不见的—署名出现在“幽灵管理”文章顶部的学术作者，给企业研究披上了一层独立和可信的伪装。它们之所以被“管理”，是因为公司通过商业利益在研究、写作和发表的多个阶段施加影响，塑造了科研的结果，使得制药行业对医学研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并使医学研究成为市场营销的工具。^[7]

类似的困境几乎存在于每一个受市场逻辑影响的科学领域，在全球气候变化、转基因、生物医药与公共卫生等领域，通过巧妙地选择性收集对己方有利的数据与信息，来得出所谓的科学结论。针对于此，对研究成果私有化持批评立场的人会将大公司视为罪魁祸首，但公司并不是利用经济去损害研究成果唯一的“实施者”。^[8]早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学和公立研究机构开始重组并参与技术转移和商业开发，以适应这种与科学日益紧密的产业需求和全球化竞争，这些都使得“大学-产业联合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在这个“非对称的汇聚”进程中，大学中的科研机构变得越来越像公司，^[3]在一定程度上，其科研活动也可能会被市场所导向。

市场机制下，科研带来的经济效益吸引了金融市场上的广泛的投资者，形成的另一个现象就是“科技创新”名义下的吸金乱象。这首先在于市场导向型的科学文化激起了创业模式，将一种基于市场的创业和创新精神融入到科技理念中，强调科技、创业与创新之间的紧密性，这种紧密性体现在，一方面创业行为依赖于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另一方面，通过科学探索来引导创业的方向。形成了科学研究、产业创新与创业活动相结合的模式。^[9]在这种模式下，以“科技创新”为标签的企业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其典范是美国谷歌。然而在部分成功的科技创业公司背后，一些急功近利的初创企业会利用科研市场在逆向选择中极端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包装与宣传，夸大其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市场估值，大量吸金。这给广大的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例如，2018年美国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初创公司MagicLeap，尚未发布第一款产品，仅创办8年时间，却已经融资达23亿美元。更为甚者，一些根本不具备科技创新条件的企业会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不断夸大允诺，甚至做出虚假承诺来进行非法集资，出现了“伪科技创新”现象。这更是使全球资本市场处于巨大的投资欺诈的风险之中。最典型的是，曾声称研发出了颠覆血检行业革命性方法的Theranos公司上演了一场横跨15年的骗局。这些事件敲响了科技创新投资市场的警钟。这种波纹效应还波及到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使用医疗检验公司“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不准确的检测结果耽误了患者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这种乱象，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担忧，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物化学家，医学与病理学系主任戴尔芒狄斯（Eleftherios P. Diamandis）在《临床化学与实验医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要求警惕这种以“科技创新”为名的现象：某些创业公司根本不具备相关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条件，却借用政治介入，资本力量与媒体的宣传炒作，在大学的讲台上大肆宣传，甚至在各大科技会议上“讲故事”，通过鼓吹科技创新来大量吸金，但最后却不免“生于谎言，死于谎言”。^[10]

自伽利略时代以来，科学一直对政治与经济有相应的依赖性，科学研究始终以各种方式为社会服务，并对其赞助者负有责任，但以往科研不端与安全风险问题并不严峻，主要是因为赞助者不完全是出于利益，更看重声誉。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市场来激励科学研究的创新，本意是以科学来促进经济的繁荣，但实际上已经导致了这样问题：一方面赞助者侵蚀科研工作，另一方面创业者以科学创新的旗号来融资敛财，两者的本质都是企业借科学的外衣骗取人们对其产品和服务的信任及支持，因此都属于科研的监管困境。而面对这种情形，从履行“内部监管”的同行评议，到政府监管，再到广泛的社会舆论，各类形式监管可能未必有效。

第一，商业化的信息保密机制。对资助科研的企业而言，项目的设计、实验数据收集与验证等都涉及到利润动机。为了规避失败风险，企业可能选择对研究过程中的关键数据或信息保持机密，使得研究结论无法被证伪，这可能阻碍真正的科学研究和交流。例如，西斯蒙多所谓的“幽灵管理论文”（ghost- managed papers）的主要问题是，通过选择性报告或错误的设计来操纵数据以支持研究。精心操纵的药物宣传信息是由拥有原始数据的赞助公司控制的，代写者只能得到数据的摘要，而“作者”通常认为这些摘要是准确的，并且研究者无法要求研究的行业赞助商提供原始数据。^[4]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关键数据得到了产业界的谨慎保护，行业通常援引美国《商业机密法》（Trade Secrets Act），以确保关键数据或信息保持机密。此外，如果其中任何一个接近全面曝光，行业就会威胁采取诽谤行动或撤回赞助。^[4]这些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是权威的医学信息的来源，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医学研究人员的同行评论和元分析几乎都是从已发表的文献开始的^[7]。类似隐蔽的运行机制几乎涉及到各大颇具市场前景的科技领域，即使是完全独立的内部审议也会受到幽灵活动的影响。

第二，对科学家的束缚。这也给科学家施加了一整套科学研究者必须遵守的规则和优先顺序，限制了科学家追求他们所认为有价值的科学研究和数据信息的共享。尽管科学家会对此表现出挫败感，然而，他们的职业生涯与生计等都越来越依附于这种（市场导向型的）知识生产体系，这使得他们无法拒斥这种力量。尽管这种实践兼顾学术和产业两个方向，但这又显现出“非对称会聚”，^[11]专家有可能成为其资助者的“发言人”，依赖于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判断将会遇到公众的质疑。

第一，以社会资本取代科学资本。科技创业中，科学资本与社会资本两者缺一不可，科技创业与其它创业活动的区别在于，创业的企业必须具备该领域内相应的科学资本，这是首要条件。按布尔迪厄的观点，这使科学场域服从于一种不同于其它场（如经济场或政治场）的逻辑，也是步入科研领域的入场券。“入场券”是某种研究能力，而且是一种构成团体的理论-实践资源的研究能力，它已成为博弈的意识或科学的习性，许多世纪以来都对研究和研究成果起着实际的控制作用。^[12]但一些缺少科学资本，却又以打着“科技创新”为标签的企业，凭借着强大的公关与宣传能力，获得了足够的“宣传”资本。这样的初创企业在组织董事会时，会邀请一群极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来获取媒体的关注，尽管这些人很有可能从未涉足过相关的科技领域。虽然这些公司会象征性的雇佣一些科学家，但目的是为了吸金，而不是从事真正具有风险的科技研究，只是依靠“讲故事”来向外界“介绍”其科技产品。例如，Theranos的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尔姆斯（Elizabeth Holmes）名人成为其董事会成员，通过向媒体讲其“神奇的血液检测”故事，获得了“女版乔布斯”的美誉。因此，这些企业很有可能不具备科技创新的知识储备与技术条件，而是用社会资本来掩盖科学资本的不足。

第二，社会心理效应。“炫目”的社会资本，往往造成了市场机制下双方的心理效应。明星董事会的“坐镇”产生了“晕轮效应”，可能让投资者牵强附会地认为投资该项目风险比较低。同时，企业的过度包装与媒体的大肆宣传，使风险资本投资者误认为其市场估值相当高，更是进一步形成了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让投资者不断涌入，使得此类初创企业能快速吸金。在此情形下，科技创业者们可能通过一个心理学家称之为“道德脱离过程”使他们的吸金策略合理化，例如，认为某些监管制度是过时的，因此在现有法律法规上“打擦边球”。包括Theranos在内的独角兽公司，其战略口号就是“改变”，以颠覆现有产业的科技创新方式，来创造一个新的市场。这使得这些公司能以所谓的“颠覆式创新”来挑战现有的监管体系，并通过强大的董事会，使得被绑定的广大投资者以及民间对其科研过程缺乏真正的了解，但又对这种“颠覆式科技创新”持有普遍热情，由此进一步给监管部门施加压力，实现他们的商业计划。

第三，科学规范的缺失。在面对“科技创新”的吸金乱象时，科学共同体本应该守住最后一道关卡。但在市场导向的科技机制下，同行评议更关注于具体的实践，而不是“学术上的杰出”。知识不是依靠实验室中“理想化”实验进行重复性检验，而是在各种应用的情境因素中构建的。^[13]并且，市场的竞争逻辑形成了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这使得企业可以以“商业保密”为由，只提供误导性信息，并拒绝在同行评议的期刊上发表其可靠性评估，这在源头上就杜绝了业内科研人员对其运行的科技原理进行了解的可能，造成了这些企业科技短板，使规范上的同行评议形同虚设。^[13]

通过上述的溯源分析，两种监管困境的共同原因是：市场利益变成了科学运作背后的因果结构和不可见的隐蔽秩序，科学资助者主导了整个科学活动，要求科学活动的规范与市场利益相一致，商业化的信息保密机制导致了内部科学共同体（诸如同行评议之类）的纠错机制未必有效，而外部的逆向选择上呈现出极端的信息不对称，投资者的注意力容易受到创业企业的公关、宣传广告和推销等的影响。面对于此，在科技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各类监管部门对企业输出的信息只浅尝辄止地浏览部分，无法对核心信息逐一审查，导致了难以准确的评估该科研项目的可行性及潜在风险，直接的导致了监管困境。因此，仅是试图通过增加量化的质量控制标准来规避对市场力量对科学的侵蚀，^[14]或是反复诉求于科研参与者应当遵守的伦理准则，可能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研究路径必须要把问题中科研活动中的个体行为与学术-产业合作联系起来，将注意力从对个体因果解释转移到市场导向型的文化力量上。

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不能够、也不应当排斥市场力量。市场力量本身并不是科学问题，但是科学资助者为了满足特殊利益，在市场力量之下塑造科学，造成了科研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科研监管的困境。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商业化思潮占据上风的社会，如何处理科学与市场之间的对话。

第一，建立一种新的协商机制。科学不是精英阶层们（科学家、科研资助者与企业家）的专利，在科研与市场的双向机制中没有旁观者，面对市场带来的诸多科研问题，需要科学共同体、政府、商界与公众之间进行多元化的协商互动。即对科研活动的决策及监管需要借鉴各相关者的视角、知识及智慧，对不同的观点和建议持开放态度。这需要从科研到技术产品推向市场运行流程公开透明化，而科学家应当打开研发的“黑箱”，通过修辞性的手段向媒体、公众与政府展现维系科研的真实网络及过程（政治、市场、实验室、机构、同行评审、谈判、营销等都发挥作用的过程），并追踪金钱驱使下呈现出科研监管困境的利益网络，以此向社会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应该支持什么样的科学政策，力图在获得市场资源支持和摆脱资本控制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

第二，面向过程评估及监管。当市场力量渗透到科学活动的各个层面，以及科研信息传递过程中呈现出非对称性的时候，对企业研发的评估与监管必须要“面向过程”，而不仅是“面对结果”。STS所强调的技术设计中的“建设性技术评估”（Constru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CTA）方法为治理市场导向下的科技风险提供了启示。与普通的技术评估不同，对“建设性”的强调，指的不是在技术完成后评估，而是对设计的过程进行评估，不再用回归性的视角，而是以建构性的视角看待技术发展。^[15]这种反思性与过程性的治理模式，并不是对预期的结果在本质上进行前瞻性的选择性关注，^[16]而是坚持过程性与参与性的管理。以政府力量介入市场化的科研活动为例，主要突出在三个环节上：（1）科研项目运作之前，决策者和监管部门应当充分意识到市场运作之下可能产生的问题，要求专家对项目存在的不确定性进行评估，对可能潜在的风险做好前瞻性的准备。（2）科研项目在运行过程中，政府与监管部门应当对企业赞助的科研项目的流程进行持续的追踪、评审或抽查，要求科研项目负责人披露实验的统计数据和研究进展。一旦发现有违背科研伦理的情况，政府有权依法依规暂停或终止该科研项目，保障市场机制下（该技术产品的）消费者的利益。对于短期吸金效果显著的独角兽企业，应当组织有独立专家组成的评审团，对其进行风险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在媒体公布，引导资本市场的理性投资与企业科技创新的可持续性。（3）科研产品投入市场之后，不仅要建立对该科研产品成果及社会影响进行持续追踪的评估体系，还要追踪利益相关者的反馈信息。

第三，高度情景化下的公众参与。市场导向下，知识的创造提供了一种横向市场性的经典范例。一类新的知识得以生产出来，而它一旦创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需求，这导致了此类新知识肯定是高度依赖情景的，可能只出现在特定的构架当中。^[17]公众作为特定情景中的重要因素，并不是（也不可能）参与或监管所有科研项目，而是在自身所处的特定情景或构架中，来监控市场力量给科学带来的负面效应，维护公共利益。例如，转基因食品，核电和医疗药物等都与公共健康和福利密切相关，在市场导向型之下，利益集团有可能在背后操控实验数据的筛选，以致传统的对科学家的信任关系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当公众开始质疑科学与利益挂钩时，任何自上而下的科学政策往往缺乏广泛共识的基础，都会受到各种压力，难以成功。对此类问题的质疑不能仅由专家独自决定，公众应当参与科学的决策之中，包括基于公众所掌握的科学信息，并结合其所承担的责任和对主题事项的知识（通常是当地的和直接的知识），对此类（科学）政策的可行性进行评估及论证。由于专家必然是从自身的专业范式中构思问题和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很可能会受益于其他声音的贡献，包括反思型学者，新闻工作者、民间社会成员和科研消费者等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到科学事业之中。公众则会提出一些专家意想不到的问题，有能力通过质疑当权者提案来创造自己的“扩展的事实”，包括对地方及其历史的技艺智慧和共同体知识，与相关权威的互动历史，以及轶事证据、周边调查、调查性新闻和遗漏的证据^[14]等。这些都有助于平衡市场力量。最为显著的监管案例之一是生物医药领域中对信息的篡改，在这个网络中的利益相关者，特别药品的消费者（包括临床试验者），作为该问题构建的真实案例，将直接信息反馈给社会是必要的，从而成为科学政策争端的辩论素材。在面对诸如核电站建设、PX项目等具有市场前景又颇有争议的项目，当地人应当参与到科技决策之中，通过交流、沟通、反馈、协商、辩论、审议等公众参与的民主形式，将一个学术性问题（科学、政策、经济效益等各种相关问题）还原为一个更为真实的生活问题，从而向官方提供独特的地方性知识，并以权威专家无法找到的“标准”方式重新制定方案。

总之，面对市场导向下的科研监管困境，应当探索一种面向过程的、情景化与多元化力量介入的治理模式，这展现了维系科学事实的真实网络，契合了技性科学的概念，表明了其即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也有相关的政治经济等社会属性，并且是得到公众承认的一项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