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Vol. 6
卡洛琳·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以下简称《自然之死》)一书出版于1980年。该书被视为生态女性主义的开山之作，对生态女性主义和环境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自出版后便引起了广泛的回响。1994年该书出版了中译本，国内学术界对其的认知也主要聚焦于生态女性主义及环境史研究两大主题上。实际上，该书也的确是作为关注环境和生态问题的“绿色经典文库”丛书中的一部引入中国的。
无论在国际学界，还是中国学界，基本都将该书视为生态女性主义和环境研究的著作。一直以来，学界对作为该书副标题之一的“科学革命”关注不够，只有少数关于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的研究涉及其对科学革命的重塑。例如，章梅芳在其著作《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研究》中论述，麦茜特的研究对近代科学起源进行了全新的解读。[1]然而，麦茜特的《自然之死》提供了科学史研究的新范式，是一种全新的研究科学革命的女性主义编史学纲领，特别是在涉及本文副标题的主题意义上的讨论和分析，仍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虽然学术界对《自然之死》于科学革命价值的研究并不多见，但是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2006年，科学史权威杂志《爱西斯》(Isis)上曾发表了一组纪念《自然之死》出版25周年的专题文章。专题名为：“回到《自然之死》：重读卡洛琳·麦茜特”。在这一组文章中，凯瑟琳·帕克(Katharine Park)的“女人、性别和乌托邦：自然之死与近代科学编史学”一文，即分析了该书对重塑近代科学编史学的价值所在。这组文章发表至今已有10年。今天，笔者希望对此问题再进行反思，进一步地思考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
本文将主要分析讨论两个问题：其一，重新评估《自然之死》一书基于女性主义立场对科学编史学的修正，对作为狭义科学编史学核心议题的科学革命及其连带科学观的重塑。其二，基于导致《自然之死》一书在科学史领域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即科学史家夏平所说的“学科过度专业化现象”，延伸讨论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
二、《自然之死》对科学革命图景的重塑麦茜特在《自然之死》一书中质疑了作为西方科学发展支点的对科学革命的惯常叙事，认为科学革命的面貌唯有考虑到性别和环境两大要素，才能得到真实和完整的图景。具体而言，该书挑战了把由科学革命导致的机械论自然观看作人类进步标志的主流霸权观点，认为17世纪的科学革命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奴役和剥夺，由此引发了生态危机，连带造成了对女性的控制和贬低，并由此加剧了性别不平等。[2]
关于麦茜特的这部作品对于科学编史学的修正价值，我们不妨这样解释，即女性是否拥有科学革命？麦茜特在该书中认为，科学革命并没有给女性带来预期的精神启蒙和自由解放，相反，由于机械论自然观的确立，人类把自然视为奴役和掌控的对象，而在各个文化传统中，普遍认为自然与女性在本质上同源，因此女性亦被视为可奴役和掌控的对象。由此显见答案是否定的。
被普遍承认的对于科学革命的主流叙事所蕴含的哲学观是实证主义哲学观。依据实证主义哲学观，科学是现代的标志，是破除迷信、追求真理的标志，是社会和人类进步的根本。而科学革命则是近代科学的基础和核心，从哥白尼、培根到牛顿，一系列英雄式人物备受尊崇，整个世界的图景是一副由数学定律和科学方法所解释的机械论世界观图景。这种叙事方式是学术界对于“科学革命”的认知所达成的共识。但是，麦茜特却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质疑。依据她的分析，科学革命所产生的机械论世界观，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攫取和剥夺。在机械论自然观中，自然被建构成一个无生命的、被动的、为人类所控制的对象，而在各文化传统中与自然相关联的女性则在机械论图景下被置于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自此，自然的形象由一位仁慈的、作为养育者的母亲转变为一位无关紧要的、不受控制的女性，而这种观念又被过往中世纪女巫审判所遗留的厌女症情节深化。于是，自然连带着女性，成为了无生气的、被动的机器。该书的名字“自然之死”即由此而来。[3]在麦茜特看来，科学革命并不是全人类的进步，而是推进了对自然和女性剥夺。因此，需要重新评价近代科学奠基者们的贡献，[4]需要重新审视科学革命的价值。即，“科学革命”的历史叙事需要被重新建构。
麦茜特的这部作品展现了一副重新塑造世界的图景。该书对于女性主义科学史的贡献在于，它是一种对主流话语霸权的挑战，从而给历史叙事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则重构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全新的世界图景给予了基于“幼稚”的实证主义哲学观的科学革命一个极为重要的谴责。[5]
然而，在很长的时间里，除了将该书作为生态女性主义和环境史的经典研究之外，研究近代科学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却不可思议地漠视了它对于科学革命的重塑。唯一被重视的是其对培根作品中隐喻分析的研究。[5]如此一部对科学革命的图景进行重塑的著作却被研究科学革命的科学史家忽视，这个现象本身颇具意味。因此，分析其被忽视的原因亦有其价值，可由此发现科学史领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解释它被忽视的原因。对这五个原因的总结，既参考了研究女性主义编史学的科学史家的思考，也涵盖对编史学家思考的批评与讨论，同时也来源于笔者对此问题的见解。这五个原因分别是：
第一，“科学革命”的主流叙事长期以来塑造了科学编史学的主流话语霸权。
对于大多数从事近代科学史研究的历史学家们而言，就“科学革命”所达成共识的历史叙事是基于实证主义哲学观的，即认为科学革命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且此一种叙事方式占据了科学编史学的主流话语霸权。[6]显然，《自然之死》对“科学革命”的主流叙事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和质疑。不难想象，麦茜特的这种极具挑衅意味的观点会遭到传统科学革命叙事信奉者的拒斥和忽略。
对于“科学革命”惯常叙事的话语霸权导致了对于女性主义近代科学编史学的研究盲点。然而，这种顽固力量至今仍旧存在，且不易被克服。因此，该书对于近代科学编史学的价值难以得到彰显和重视。
第二，科学史中宏大叙事风格的衰落。
麦茜特这部作品的风格可以说是一种宏大叙事，然而，近年来大多数科学史家认为学科的规范化应该拒斥宏大叙事。[6]因此，宏大叙事在追求详尽的、一丝不苟的案例研究的科学史家眼里不具有专业可信度。对他们来说，唯有基于详尽的一手材料所做的细节研究才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5]所以，《自然之死》由于其叙事风格而不被科学史家们所认可，是很自然的结果。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宏大叙事在科学史研究中亦有其价值。正如凯瑟琳·帕克所言，《自然之死》的价值就在于该书是一部宏大叙事作品，为读者提供了研究世界的综合视角。[5]每一种研究风格都有其价值，不应对宏大叙事一概否定。
第三，内史和外史研究的争论。
内史和外史的争论亦即，到底科学理论的演化发展是由科学自身的逻辑所决定的，还是受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推动的。在《自然之死》一书的第四章“有机的世界”中，麦茜特将其有机论理论建立在耶兹有关赫尔墨斯的观点上，并做了详尽阐释，甚至可称之为是对耶兹观点的更为深入的推进和发展。[5]依据耶兹的观点，近代科学的诞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诸如占星术、炼金术等宇宙神秘主义是近代科学起源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是近代科学的一部分。[7]此观点认为科学的发展同样受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推动，而不仅由科学自身的逻辑决定。并且，这种社会文化亦包含了大量的神秘主义因素。这种看法无疑与认为近代科学——或者说科学革命——的本质是理性和客观的标准认知有冲突。因此，在持有内史论观点的科学史家眼中，对耶兹的各种负面评价不可避免地在麦茜特这里达到了顶峰。[5]
对于“内外史”之争，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史家在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上的一些变化和争论，大多是围绕着界定、区分和评价‘内史论’与‘外史论’，是在这两者彼此对立存在的前提下展开的”。[8]虽然在该书出版的年代，外史研究已经逐步获得认可，但是内史作为长期以来科学史的研究范式，已根深蒂固。即使科学史家的研究已逐步向外史转变，但内史的影响仍在。因此，过于偏向外史的研究还不能被科学史家所普遍接受。
第四，科学史学科的“过度专业化”(hyperprofessionalism)现象。
史蒂夫·夏平(Steven Shapin)在2005年所发表的论文“过度专业化和科学史所面临的读者危机”中阐释了科学史学科的“过度专业化”概念。夏平指出，“过度专业化”是科学史学科专业化的一种病态形式，这种疾病的病症表现为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ity)、自我吸收( self-absorption)，以及智识焦点的缩小(a narrowing of intellectual focus)。夏平认为，当科学史家享受学术专业化所带来的好处之时，同样要考虑其会产生的不利影响。过度专业化滥用专业术语以建造各学科之间的壁垒，这种做法会由于追求学科的所谓“纯净”而导致其走向死亡。[9]因此，也许过度专业化是一种看似极为专业的学术行为，但却绝不是一种有利于学科发展的行为。
依据夏平所阐释的学科过度专业化现象来看，麦茜特所做的工作正是处于这种学科新追求的对立面，可谓是“不纯净的”研究，由此难免被边缘化。[5]
第五，科学史领域对于女性主义研究进路的漠视。
当然，《自然之死》被科学史家边缘化的原因还有：麦茜特的这部作品可被看作是首部强调性别对于近代科学编史学重要性的著作。而当基于性别歧视假定的女性主义理论被提出时，“科学革命”的性别研究的视角还未出现。[5]所以，对于研究近代科学编史学的大多学者而言，他们对麦茜特理论的接受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以上五个方面的分析阐释了《自然之死》一书对于作为科学编史学核心议题的“科学革命”的价值被忽视的原因，而其应有的价值亦得以彰显。“科学革命”可以是另一番图景。在该书对于科学革命的重塑过程中，其背后所蕴含的是批判主流话语霸权和主流评价标准的意识形态。
对《自然之死》的再认识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的新图景，而这幅新图景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思考和重新建构世界和历史的方式。这个世界的图景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而这种对已成为标准化的历史叙事方式的反思，可将其推之于其他各问题和各领域的研究之中。思维模式不断地挑战主流价值观，不断地修正缺省配置，看到在主流话语中所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内容，挖掘其价值，从而看到世界的多元图景。
三、科学史学科的“过度专业化”前面讨论了《自然之死》一书对于科学革命惯常叙事的颠覆性意义，并对此书在科学革命议题上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评价这一颇具深意的现象做了思考与分析。接下来，笔者尝试基于上述分析中的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原因，再进行一些重点阐释和讨论，这就是夏平所提出的科学史学科的过度专业化现象。
恰恰就是在重新思考《自然之死》一书的科学编史学价值时，帕克在其文章中援引了夏平所提出的学科“过度专业化”概念以嘲讽科学史领域的工作现状。[5]夏平的“过度专业化”问题来源于2005年《爱西斯》(Isis)发表的一组专题名为“科学史的通识视角”的专题文章，包括：罗伯特·E·科勒(Robert E. Kohler)的“通识的视角”[10]、宝拉· 芬德伦(Paula Findlen)的“学术的两种文化？”[11]、史蒂夫·夏平的“过度专业化和科学史所面临的读者危机”以及大卫·凯撒(David Kaiser)的“培训以及科学史的通识视角”[12]，总共四篇文章。
这组专题文章聚焦于对如下现象的分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科学史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了通识视角衰退的现象，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于局部历史的微观研究。由于过度追求学科专业化，科学史家所做的研究失去了综合主题中的博识和对于多种研究范式的思考，所呈现出的文章令其他方向的专业人士无法从中获得信息，而读者也失去了从广博资料中获取信息的乐趣。科学通史的模式正逐步在衰退，伴随而来的是科学史领域原本的有趣性和博识性降低，使得非此领域的人士逐渐的失去了对科学史的兴趣，而从事科学史研究的学者的研究范式也愈加单一。[10]研究近代科学史的科学史家芬德伦从他自身的研究经验出发，甚为详实地指出了科学史研究中通识视角的必要。在科学史学科研究伊始，科学史是一门有着研究方法上的自觉的领域，科学史家在努力地跨越人文和科学两大领域，并且在不断地从与社会科学的互动中汲取养分。科学史是一个体现着连接“两种文化”的所有希望和挑战的学科，然而，伴随着科学史学科发展的需要，科学史家认为有必要创造出一种关于西方近代科学诞生的甚为“大胆”的历史叙事。于是，现已成为众人缺省配置的“科学革命”的主流历史叙事诞生了。如此“讲故事”的目的是将科学置于西方现代发展的核心，以对其重要性盖棺定论，科学史家也随之可顺理成章地占据优势地位。[11]但这种只采用一种叙事方式的研究模式毫无疑问忽视了科学史广博的图景，遮蔽了科学史家的双眼。芬德伦认为，写一种微观的封闭的叙事要比着眼于一种宏观的开放的图景容易许多。[11]科学史是一个内容甚为丰富的领域，从对自然的阐释到对人类活动的思量，横跨了多维时间和空间。因此科学史的重要性是要去展示这幅久远、广阔谱系的多重轨迹。简言之，科学史是一个集合的事业，而不是一个微观的封闭的图景。否则，就如同“一个庞然大物躲在一只小老鼠身后”一般的荒谬。[11]237
在这组文章中，夏平的这篇“过度专业化和科学史所面临的的读者危机”，则对“过度专业化”这一现象做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过度专业化被夏平喻为一种疾病，会对各个学科造成读者危机的问题。科学史过度专业化导致了该领域所产出的论文没有任何本领域之外的读者愿意阅读，甚至于即使是本领域的研究人员，若不是从事完全同一方向的研究，也没有阅读的兴趣。[9]亦即，科学史家们合力萎缩了自己的读者数量，合力减少了对科学史感兴趣的人数。诚然，学术专业化能够促进学科发展的规范化，但是在享有学术专业性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各种问题。学科专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很容易演变成一种病态的形式，也就是“过度专业化”现象，具体的表现形式有：用学术语言制造与各学科之间的壁垒；排斥与已在本领域获得认可相违背的不同声音；自大地把学科间可理解性的差异认同为不同领域的人在智力上的差异等等。上述种种表现导致的结果是：“过度专业化是一种通过净化学科而导致的学科灭亡。”[9]3所以，过度专业化的实践或许是学术的，但绝对不应该被标榜、称颂，因为这种为了追求专业化而专业化的写作方式所产出的是极为糟糕的作品。然而当下在学术界却出现了众多这样的文章，原因是这种看似“专业化”的作品更易被视为“主流”的期刊杂志所发表。于是就演变成：所发表的貌似非常学术的文章，不仅非专业人士看不懂，连专业人士都不知其所云。[9]长此以往，科学史家们在这条以“学术专业化”为装饰的所谓学术规范的路线上越走越远，科学史学科与其他学科间的壁垒愈加严重，而科学史本领域内的交流亦会变得愈加困难。
在对学科的过度专业化进行批评之后，反过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科学史领域是否存在一种所谓非常“纯粹”、“干净”的学术研究？2010年，夏平出版了名为《从不纯粹》(Never Pure: Historical Studies of Science as if It Was Produced by People with Bodies, Situated in Times, Space,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Struggling for Credibility and Authority)的专著。书中详尽阐释了他个人的观念：如果关于科学的历史研究是由一个个有身体的、位于特写时空的、处于文化之中的、在社会当中的、并且为信誉和权威所争斗的人做出来的，那么，科学史的研究是何模样？不言而喻，每一个社会人都是如此的，没有一个个体可以脱离身体、时空、文化、社会和争斗而存在。所以，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科学史家作为人，也必然不是纯粹的。依据这种逻辑，没有一个科学史家所做的科学史的研究是纯粹的。既然如此，为何科学史这个学科还要追求纯粹化、追求过度专业化？“从不纯粹”这一书名颇具深意，书中展示了夏平所做的各种“不纯粹”的研究。他认为，“科学史家只是在讲故事，讲那些丰富的、充满了细节的、并且科学史家希望是正确的一个个故事，这些故事是多样化的、是处于历史语境中的、是具体化的、而且是完全历经人类实践的故事。”[13]14其实这才是科学史家从事科学史研究的真实模样。因此，科学史家不能期许用所谓的“净化”而赋予科学史学科以神圣性。追求纯粹的科学史研究无异于徒劳，其结果定是枉然。
无论是从科学史领域的智识来考量，抑或是从科学史学科的发展来考量，过度专业化的学术模式都会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尤其是在意识到本没有在某一领域完全纯粹的学术研究存在之后。因此，意识到科学史研究中通识视角的重要性，避免单一视角所造成的狭隘，在追求学术专业化的同时避免过度专业化，才是利于科学史学科健康发展的态势。
综上，由《自然之死》所引发的思考，结合对于夏平所提出的“过度专业化”观点的分析，给了科学史研究者以警示。在研究方法上，应认识到过度专业化为本领域发展、研究者自身和读者所带来的思维壁垒，从而为多元化视角的研究提供可能性。
4 . 四、结 语《自然之死》作为研究生态女性主义的开创性作品，自问世以来就对生态女性主义和环境历史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作为其主题之一的对于“科学革命”历史叙事的重塑却鲜少被人关注。面对此现象，基于对《自然之死》一书在狭义科学编史学核心议题的“科学革命”上的价值的重新评价，以及连带地对可能是造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史领域的学科“过度专业化”现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在科学史和科学编史学领域确实仍处于边缘地位，其意义和影响远未被充分认可。然而，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的研究纲领却又是极具冲击性和颠覆性的——正如《自然之死》一书对于“科学革命”的重新评价和重新建构是极具颠覆性的——而这种冲击和颠覆可以为科学史学科的内部研究带来全新的思考和认知。不过，接受女性主义给科学编史学带来的变革，不仅仅只是简单地接受一种新的立场和观点，还与对科学史学科整体的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认识有关。
女性主义不同于主流核心价值判断的、具有颠覆性的、多元化的观点将会极大地促进科学史学科的发展，而这正是性别科学史研究的价值所在，即展示出一幅全新的图景，而这幅图景背后所蕴含的是对于传统的科学主义科学观和历史观的批判。同时，在分析性别科学史的研究价值之时，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进路的障碍亦得以显现。在种种障碍中，批评学科研究的过度专业化现象对于科学史学科的发展极具指导性。科学史学科显然在发展中，而且面对未来多元化的发展，女性主义也只是其进路之一。在此意义上，对于科学史学科过度专业化现象的分析和思考的价值甚至不仅仅限于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
| [1] | 章梅芳. 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 1) |
| [2] | Carolyn Merchant.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the Death of Nature. Isis, 2006, 97(3):513-533.(1) |
| [3] | 卡洛琳·麦茜特. 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 吴国盛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1) |
| [4] | 刘兵, 曹南燕. 女性主义与科学史. 自然辩证法通讯, 1995, (4):47.(1) |
| [5] | Katherine Park. Women, Gender, and Utopia:The Death of Nature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Early Modern Science. Isis, 2006, 97(3):487-495.(9) |
| [6] | Joan Cadden. Introduction. Isis, 2006, 97(3):485-486.(2) |
| [7] | 刘晓雪, 刘兵. 布鲁诺再认识:耶兹的有关研究及其启示. 载:刘兵等著. 科学编史学研究.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1) |
| [8] | 刘兵, 章梅芳. 科学史中"内史"与"外史"划分的消解: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看. 载:刘兵等著.科学编史学研究.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1) |
| [9] | Steve Shapin. Hyperprofessionalism and the Crisis of Readership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sis, 2005, 96(2):238-243.(4) |
| [10] | Robert E. Kohler. A Generalist's Vision. Isis, 2005, 96(2):224-229.(2) |
| [11] | Paula Findlen. The Two Cultures of Scholarship?. Isis. 2005, 96(2):230-237.(4) |
| [12] | David Kaiser. Training and the Generalist's Vision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sis, 2005, 96(2):244-251.(1) |
| [13] | Steve Shapin. Never Pure:Historical Studies of Science as if It Was Produced by People with Bodies, Situated in Times, Space,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Struggling for Credibility and Authority.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