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研究主要的短板之一，就是投入。有人认为投入在今天已不再是主要问题，国家财政压力山大，想再提高比例不现实，何况现有投入水平下也没见着基础研究停滞不前。还有人说，现在好多科学家经费多得用不了，实验室装备也是一流，根本不差钱！

其实这只是表象，掩盖了长期投入上的巨额亏空造成我国原创能力薄弱和创新文化的贫瘠，同样也不能以局部宽绰就断言总体上不贫困。虽然近年来基础研究的确有了很大进步，但国家对创新驱动发展的迫切需求与基础研究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造成原创支撑能力不足之间的突出矛盾，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2016年科技统计中，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达到5.2%，是十年来最高水平。但对比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的投入占R&D的15-20%，我们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仍远远不足。难道我们真的是投入产出比远高于西方，即使在长期超低投入下也能为发展持续提供不竭动力？还得不出这个判断。那么，在对这一“投入短缺之惑”昏昏然的状态下，仍按同样的投入模式再搞下去，有谁能担得起赌不赢国家未来发展的沉重责任？

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30多个创新型国家的发展历程看，他们当年和当下的基础研究高投入如果不是因为脑子进了水，那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他们为什么要长期坚持这样做，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少花点行不？这个问题绕不开，因为按我们的思维习惯，总要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这当然没错，但更须认清的是，我们做事必须要为国家的未来发展负责。对那些虽已惯常、但不符合客观规律、有可能让国家付出深刻代价的做法，一旦认清，就要立即纠偏。人们期待在涉及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中所有公务人员都要具有这样的自觉。

对于为什么西方比我们更舍得把钱花在基础研究上，而不随我们更追求实效？我的看法，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于文化层面，他们自古希腊先哲以来的思辨和对事物本质的追索精神已经传承下来成为一种思维和行为习惯，使得他们觉得投资给最能代表思辨和求索传统的基础研究是很自然的事，就像我们舍得花钱培育未成年子女一样，而不需要像我们这样反复掂量这钱投得值不值；二是从历史和现实看，这样做也的确让他们尝到了甜头，靠着系统性逻辑性而非点状的知识积累和知识引发的产业革命，西方终于实现了对东方大国的超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们并非不看重实效，而正是因为看到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效果和长久形成的创新文化自觉，才愿意把线布得更长远。这会不会从某种程度上也应答了“李约瑟之问”？134年前的1883年，美国科学家罗兰曾在《科学》杂志上发文“尖刻”点评中国古代文明^①，但并未点醒当时的先人们。倒是在那之后100年左右，跟我们的实用传统同源、也是主要从省钱见效快出发，靠跟踪模仿发展起来的日本和韩国，从中深切领悟到了基础研究对于民族素质和对一个国家的能动发展的至关重要性，从而悄然改变研发投入模式，将基础研究占R&D的比例，从跟踪时代的不超过10%，调整到15%以上，从而接踵改变了两国曾久遭诟病“高仿”形象，引领了发展方式向创新型国家的根本性转变。在近年来汤森路透发布的全球百强创新企业榜单中，亚洲的30多席基本全是日韩企业（其中韩国曾占7家），而中国大陆只有华为一家曾经入围。

①指1883 年，美国科学家罗兰在《科学》杂志复刊后的第一期上撰文谈到中国，说“我时常被问及，科学与应用科学究竟何者对世界更重要。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如果停止科学的进步，只留意其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应用，却从未追问过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正确探索其原理，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基础研究无论从外界还是自我感觉看都还不错？依本人之见，一是因为这些年我国SCI文章发表已居世界前列带来的自豪，如果不讲引领性重大原创有几何，只看数字还是蛮漂亮的，虽然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于扎堆追热点，但量化指标对良莠无法准确区分，于是产生错觉；二是因为基础研究培养创新文化和引领未来发展这两个最重要的功能被忽略，即便问题严重也不计在内，从而一好成了百好。如果说还有第三，那第三点应该是大家主要关注了大的单位，那里的仪器设备比国外毫不逊色，从而习惯性地认为这是研究水平高的表现而忽略了这些装备是否由中国制造或搭建。

就此看来，我们对基础研究的现状的确还没到可以很乐观的时候。一是重大原创的不足将极大制约我国的未来发展，因为当前外部环境的日趋复杂早已倒逼我们必须调整过去以跟踪为主的策略；二是勇于探索、认真求证、追根寻源、甘于寂寞的科学精神还植根不深，创新还没成为整个民族的文化自觉，而这将成为障碍创新驱动的最大短板。修复这些症结最关键的物质性要素，就是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使之尽快达到发展规律所要求的水平。

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投入主要来自于中央本级财政，其在全国基础研究总投入中占比达90%以上。这是不正常的。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也会承担一部分支持基础研究的责任，尤其他们的企业，在基础研究总支出中的贡献至少会达到20%，韩国的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全国基础研究总经费中的贡献，甚至达到了难以置信的50%。这也解释了韩国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十年中在电子、汽车、船舶、石化、机械等许多产业的创新能力进入世界前列。

为什么我们基础研究投入如此之低（5%）却未影响GDP的增长？因为GDP并不代表发展的质量和创新能力。同时我们也因此付出了牺牲创新文化培育的代价。尽管5%可能适应于跟踪模式下的发展，但绝不可能满足新时代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要求，因此必须得到转变。今后，政府仍然须要担负起基础研究投入主体的责任。与此同时，还要系统建立鼓励地方和企业积极投入基础研究的政策体系，引导社会各方面支持基础研究发展，培育有利创新的文化环境，建立中央政府为主的多元化基础研究投入体系，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强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