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在马克斯•韦伯时代，普鲁士处于俾斯麦的治理下，高效的官僚组织渗透到科学管理体系之中，使得国家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传统的科学精神亦受到相应的挑战。韦伯对科学问题的思考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他提出“科学^①进步是理智化进程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1]一方面，他坚持传统的科学自治精神；另一方面，他又直面专业化和官僚化对科学的影响。专业化和官僚化给工业时代的科学带来了机遇，也冲击了科学的自主性，引发了韦伯思考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问题。

当代“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概念的显现，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思潮的蔓延，使得科学在政治的压力之下，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况：背负应用的语境、研究的商业化、市场的导向、创业创新的使命，科学无论是方法论层面还是制度层面上，都经历了巨大的转变，^[2]形成了所谓科学的“跨时代断裂”（epochal break）命题。这一时代在给科学与社会带来空前的发展机会的同时，也极大地压缩了科学的自主性，从而对科学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由于新自由主义对科学的介入，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以后，科学家在政治的压力之下，从传统的气候变化、能源问题，再到现在的疫情等各领域，科学未能真正履行其“天职”。这表明了韦伯式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也面临着新型的挑战。因此，本文以新自由主义介入科学领域为出发点，思考韦伯式张力在当下的呈现及其社会背景，并分析张力改变之后的合理性与隐含的危机。

二、新自由主义介入科学的理路分析 1. 政治介入与科学自主性的转变

从韦伯时代的科学与普鲁士的官僚化管理体系，到大科学时代的科学与国家战略，都表明了科学与政治之间处在一种动态且稳定的张力之中，而维持这种张力，使得科学不被外部政治所掌控的根本在于科学的自主性。在现实的科学发展历程中，这种自主性并不意味着科学是一个独立于外部社会之外的“纯粹的共同体”，而是科学在获得外部政治经济等资源的同时，并不被外部力量所掌控，能捍卫自身的特殊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都有各自捍卫科学自主性的主张，韦伯在面对官僚化体制时主张“专业研究者尤其要彻底避免政治的评价”；^[1]而默顿以一种近乎理想的方式制定了捍卫科学自主性的规范：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态度；库恩改变了这种理想的状态，把外部的社会与历史维度纳入到对自主性的考量之中，将这种自主性从理论优位转向实践优位，强调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是根植于实践与历史中的；布尔迪厄以科学场的概念，承认了科学社会维度的同时，又表明了“科学场域服从于一种不同于政治场域的逻辑”。^[3]这种相对的自主性体现在：一是在历史的斗争中形成的，从伽利略时代的“科学的数学化”到英国皇家学会以来就产生了一种不可逆的历史性，所以是自主的；二是这种科学的自主性通过教育已经根植于科学共同体之中，科学家只有受过多年的教育规训之后，才能在科学实践中掌握解题的能力。

然而，当今美国政治体制的特征是：企业拥有特权地位，这使得科学自主性被不断压缩，最终使得科学经历了“跨时代断裂”，科学事业向技性科学体制的转变（Alfred Nordmann），科学不再关注理解世界的理论研究，而是服务于建造和重塑世界的改造任务（Martin Carrier）。^[2]最终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导向型的科学模式，而推动这种转变的正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力量对科学的介入。

2. 新自由主义与技性科学

在当代美国，科学外部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源于英国，盛行于战后的美英两国，即20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中的“新”体现在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差别上，两者都认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理性与国家理性并存，而新自由主义者主张抽象的市场法则可支配一切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中的“自由”一方面是指企业创业活动，另一个方面是指政府通过减少对市场的干预，而使得自身的职能“合理化”。^[4]新自由主义将“市场理念”的逻辑推向极致，并以包罗万象的形式深刻地影响着各领域的组织、体制与文化的变迁。

而科学在当代被表述为“技性科学”，该词最初是为了反对统治分析哲学和解释学传统的“语言学转向”，表明了技术已经内化于科学，也改变了传统的科学研究组织。拉图尔进一步表明了技性科学是各种异质性行动者包括人类、非人类、科学、自然、社会、经济和政治之间结盟的实践方式^[5]，在其偶然性和机遇性并存的结盟过程中更是导致了未来技性科学的不确定性。拉图尔用“转译”这一词汇来表明技术在各种要素冲撞中所呈现出的难以预测性。这展现了科学的真实状态是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自主性）与政治经济环境（外部的建构性）中形成一种动态的张力，并随着外部政治力量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在技性科学的语境下，科学要排除政治等社会建构因素是不可能的。通过回溯科学与政治关系的历程，来论证当代新自由主义介入技性科学具有现实的契机。

3. 新自由主义介入科学的现实契机

科学和政治是相互渗透的，两者的关系可以简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近代科学革命到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即“小科学”时代。科学家以新教精神视科学为“天职”。尽管科学直接或间接地政治服务，但仍拥有自身独立的“自主空间”。第二阶段是科学的国家化时期，从韦伯时代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早在韦伯时代，科学研究成为工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键角色，政治力量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行重组，将科学纳入到普鲁士高效的官僚化管理体制之中。二战时期进入了大科学时代，政治开始全面介入科学领域，科学在目的上，要满足国家目标或者社会需求；在资源整合和经费来源上，需要政治力量的支持，例如曼哈顿工程与阿波罗计划，一开始就是体现了国家意志，而不仅是科学家探索自然的理想。这使得科学目标明确，而科学内在自主性降低。但是这个时期的科学仍旧处在默顿模式之中，还没有完成沦为政治的“工具”。第三阶段是科学的市场化时期，即新自由主义阶段，政治视科学为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要求基于一种经验主义方式去解读“现实中的科学”，通过技性科学的概念，来重新勘测科学及其经济效应。^[6]并对科学知识、研究模式与实践机制等多方面进行深层次的重构，最终使得外部的政治权利赋予科学追求经济功效的义务。由此，新自由主义话语权下的技性科学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充满活力的、贪婪的知识与权力体系，这种体系是基于一项政治计划与知识的市场导向主义。其基本特征包括：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化，包括科研机构在内的所有社会机构都具有潜在的彻底改革性。^[6]通过将科学全面推向市场，来促进合理的科学知识的传播、创新与增长，并将这种科学知识作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因素。这使得科学的自主性不断被压缩。然而这种新自由主义对科学的介入具有相应的现实契机：

第一，政治要求科学能应对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包括：全球性经济危机、环境危机（尤其是气候变化）与各种环境限制（能源危机、农业和食品安全、水资源的利用）等。同时，这些危机的产生与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可视为科技发展所导致的副作用）。一般媒体与大众通常认为，科学技术能为这类问题提供因果性的说明，并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因此，科学被政治赋予了一种迫切的使命，^[7]即能应对当代各种危机。新自由主义以危机驱动下的市场来促进科学创新，从而加深了市场、技性科学与各类危机之间的联系，以试图解决危机的方式来推动实用性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经济危机使得新自由主义将科学推向市场的速度加快了。1973—1975年“滞胀”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以反对凯恩斯主义为口号，对国家机构进行改革。落实到科研机构的改革则是要求科学与工业界紧密结合，纯粹象牙塔式的科学研究受到排斥。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研究基金、高等教育与技术政策等与科学相关联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同时，在认知资本主义，知识经济或知识社会等概念中，科学又反过来被赋予了解决经济危机的使命。这都要求将科学的经济功效充分展现出来，即从科学知识及创新中获得收益，并将这种方式作为产生利润的关键推动力。但以美国为例，经济危机使得政府财政紧缩，导致公共科研基金的减少，由此产生了悖论。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新自由主义的科学模式应运而生，把科学推向市场，让企业承担更多的科研经费，开启了“商业化的科学”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被视为一种特殊“资本”，使得科学知识在流通的过程中，具有一种“非对抗性的优势”。各层面的（科学知识）的使用者不会消耗它，反而能在使用的过程中产生更多的新知识。这导致Jessop认为，如果我们视“知识经济”时代的科学知识为生产力，则呈现出资本主义的趋势^[8]。所以这种将科学推向市场的行为，绝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经济或建构现象，还是一种资本积累的新方式。

第三，当今社会关于科学技术的意义和目的有激烈的争论，这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公众舆论密切相关。从经典主题，例如核武器与核泄漏等导致科学技术受到公众的质疑，到最近有关纳米技术、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技术等的辩论。这种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成为现代政府风险规制的重要目标。由于风险规制过程基本上被科技专家与技术官僚所垄断，而公众往往质疑专家的可信性以及政府决策动机。^[9]新自由主义造成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效应，在西方对科学的民主讨论框架之中，通过自由市场中的科技消费者来“鉴别”科学事实，实现了一种“公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筛选机制，从而削弱政府的决策权，实现以符合公民需求的方式来规范新技术的发展方向。

第四，科学探索活动与技术体系日益国际化，包括：科学依赖的外部经济环境（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主导），科学问题的全球化（最典型的是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设施与资源也并非一个国家能独立承担（例如国际空间站工程、欧洲原子核研究委员会的大型对撞机计划等），科学评估体系的国际化（国际学术期刊、国际学术会议等）。这都使得在全球政治与科学的相互作用中，国际科学组织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在国际范围内发展起来的技术法规变得越来越具有强制性，工业界亦已经紧密地参与了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法规制定和相关的国际协议。^[10]这意味着削弱了国家政府层面的凯恩斯式技术政策的影响力。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国际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开始介入组织、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合作、竞争与纠纷等各类问题，逐步掌控了国际化科学的话语权。

三、两种模式的对比：科学与政治之间张力的改变 1. 介入之前：国家化科学的自主性

大科学时代可分为国家化科学和市场化科学两个时期。曼哈顿工程标志着进入了国家化科学时期，政治与科学进入了“蜜月期”。针对于此，二战后，布什（Vannevar Bush）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提出了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应该是“为繁荣而自主”（autonomy-for-prosperity）的模式，其核心是通过政府对任何基础研究的大力支持，维护科学探索的自由，导出最终造福于社会的科学知识。受这种模式的影响，冷战期间支配美国科学政策的是凯恩斯技术国家主义（Keynesian technostatism）。这种预设中价值无涉的科学有三个核心点：一是默顿模式所定义的科学自由探寻的文化范畴，作为对受意识形态束缚的科学（纳粹科学）的抗争，同时科学还肩负着以一种自由民主的形式向“独断的政府”说出真理。^[7]二是基于科学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ies），科学（基础研究）追求真理，而技术（应用研究）以实际应用为目的，并以前者为源泉。三是布什线性模式对还原论的推崇，即认为基础研究支撑起整个技术进步，从而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应该得到政府全力的支持。

这种凯恩斯技术国家主义政策契合了冷战中的国家政治需求，同时还捍卫了科学的内在自主性。但随着技性科学冲击下传统科学观的坍塌，其缺陷也日益显露：第一，科学知识从“追求纯粹知识的基础研究”到“具体的实际应用目标”，这种单向度的线性流动仅是科学史上的一种理想的特例，与绝大多数实际情况不符合。第二，科研活动主要依靠政府基金，为了满足政府在冷战时期的国家战略，与市场需求相去甚远。第三，对于基础研究的大量投入，许多研发成果难以转化为实际应用，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也使得科研创新跌入“死亡之谷”。20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亚和西欧在经济上的崛起，通过技术产品与美国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对美国政府而言，支持无止境的基础研究已成为一个无必要的负担。美国开始放弃基于还原论而捍卫科学内在自主性的布什模式。随着外部政治环境的改变，新自由主义重塑了科学研究的模式。

2. 市场的导向功能：对自由探索权的取代

与以往政治对科学所造成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对科学具有一种探究与导向功能，体现在其对科学所定义的“自由”上。这种自由不是某种目的的实现，而是预设中的独立自主的个体，这种个体天生就具备一种利己的动机与合理的新古典主义观。^[7]这是以一种市场规训的方式，来领会科学知识及其组织方式。在对知识的组织管理上，向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方式转移。因此，新自由主义者使得一种理想的经济方式（以市场理念为依据）的核心功能在科学政策上具体化。即市场的核心角色不仅起到交换作用，还处理与传递（科学）知识。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判断，市场首要的价值在于其最佳导向性。这种导向性确保了能以最佳途径来实现对科学知识的传递与分配机制，意味着市场的必然性远超过其他任何能力有限的专家（或规划者）的理性判断。^[11]正如部分哲学家（Kitcher，Goldman & Shaked）声称的，“科研机构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遵循着市场模式，将他们的（科学）发现、理论、分析和论证出售给预期的买主”，即使这样的类比并不完善，但在一定的情形下，科学机构总是被类似于市场行为所引导着。^[12]正是这种市场对科学的探究与导向功能，使得布什模式竭力为科学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中争取的最大限度自主权^[13]逐步丧失，并要求彻底重构科学研究模式，导致新自由主义的科学模式逐步取代了冷战时期（基于布什模式）的凯恩斯技术国家主义。

3. 新科学模式的确立：张力的改变

新自由主义正是以市场对科学的探究与导向功能，创建了一个与冷战科学管理体制截然不同的模式。这种科学模式必须要“加剧”已经存在的科学和商业目的之间的联系，^[8]即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商业化的技性科学，支撑起整个国家的创新优势，从而转化为（高质量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这实际上将韦伯所论述的科学作为职业的“经营”问题（对科学进行理性和系统的专业经营），^[1]与整个“政治-社会”追求经济效益化相结合，实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目的，从而引起了科学在发展模式上的质变。

新自由主义的科学模式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科学不再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科学，各种社会因素渗透进科学的建构之中，科学首要的价值是在实际应用中取得经济效益，而科学家的职责是提供（有经济价值的）科技产品。因此，决定科学取向的，不仅是科学共同体，重要的是公众、媒体与利益集团。对于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优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获得企业的科研赞助，由此，这是一种市场化的科学模式。二是技性科学的概念要求注重现实中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司托克斯（stokes）“象限模型”。这对布什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不再是科学认识之源，在实际应用中对科学知识的需求导致了科学的进步，整个科学研究被应用研究（爱迪生象限）所导向。这并不是否认基础研究，而是不再像布什模式一样，支持对无穷无尽科学奥秘的奢华探索，转而通过评估科学项目是否有商业前景来删选基础研究项目，即科研项目的商业前景决定了对其资源的投入量，从而直接规避了布什模式的“死亡之谷”。联邦经费所占比重日益减少，整体趋势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倾斜”，私人基金开始大量投入到（有商业前景的）基础研究领域。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在执政后，开始大幅削减科研机构的预算，但随着私人基金对具有商业化前景的科研项目的投入不断增长，美国科技创新不断迸发着活力，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优势显著。

通过两种科学模式的对比，美国的科学体系正在经历着历史性转型，这种新自由主义化的科学，不只是一种现象，而是已经变成了一种完整科学探索的方式。因为这个商业化过程已经嵌入了整个时代，并没有其它明显可以替换的选择方案。它发展成了一种持久的意识形态，而反对者通常被边缘化。更进一步说，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更为广泛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重塑科学政策。这不是反对国家的政策，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项政策就需要国家的制定，而是要让科学越来越屈从于市场原则^[7]，使得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被改变，而这种改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时代发展的需求。

四、合理性VS危机 1. 张力改变之后的合理性

新自由主义的科学模式导致科学与政治之间张力的改变，以新时代的需求重新定义了科学与外部事物的关系，在一个广阔的自由竞争的市场领域，将科学的经济功效充分展现出来。这不是简单的“撤销政府管制”，而是一种复杂的“重新调节”与“公共领域重组”（例如大学商业化和法律层面的知识产权等）。国家的科学政策被新自由主义者塑造成一种鼓励私立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科技投资和大学的产业化，与之相对应，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缩减公共资金预算，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合作进一步深化，加快推进科学知识成果向市场转化，使得企业及国家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呈现出“熊彼得式的国家竞争”^[8]的特征。这具有以下的合理性：

第一，科学促进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冷战时期基于“线性模式/公共基金/进步理论”的模式不仅存在巨大的缺陷，并且排斥了对科学经济学的研究。这种对于科学与社会宏观论述并没有现实依据，也无法解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科学）知识如何被转化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6]而新自由主义的科学实践使得科学知识进一步“资本化”，从而取代传统劳动力与资源等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的拜杜法案（鼓励大学帮助开发具有重大效用的技术，并将其转移至私人部门）和技术转移法案（主要是允许大学将技术从公共机构转移至私人部门）^[14]，到新自由主义支持知识产权的全球化和学术研究的商业化，全都以市场理念的方式阐述了技性科学与经济的共生作用。这种共生作用是新自由主义将技性科学聚焦于供给经济学，最典型的代表是政府智囊团和国际机构所致力推崇的“基于知识的生物经济”的概念，例如，根据200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通过在市场框架内紧密结合技性科学知识和生物资源，可以确保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即强调供给（日益提高生态效率的工业生产力）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由此，经济可持续性，技性科学和市场被视为相互加强，市场竞争刺激了科技创新，从而提高了生态效率，并引发了进一步的市场竞争，^[8]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科学的受益层面扩大。冷战期间，科学被国家战略需求所束缚，主要受益者是国家的军工部门。在新自由主义的科学模式中，企业成为科学进步的载体，承担了主要的研究经费，根据2018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科学与工程指标报告中的美国科学技术投资数据（政府和企业投资趋势），1978年美国的企业投资超过了政府投资，而2018年美国来自企业的科学技术领域研发投资几乎是政府的3倍。^[15]在这种趋势之下，高技术企业致力于解决技术前沿问题的研究与相关产品开发，使得具有创新（包括技术创新与科技管理层面的创新）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进一步引发技术创新链连锁反应，从而形成产业创新优势。这对国家（高技术）产业起到促进作用，增加了大量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新的技术产品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使得科学知识的受益对象扩展到全球化市场体制中社会的各个层面。

第三，科学激起创业模式。在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框架中，将一种基于市场的创业和创新精神融入到技性科学的理念中，强调科学、创业与创新之间的紧密性，这种紧密性体现在，一方面创业行为依赖于技性科学的进步和创新，另一方面，通过科学探索来引导创业的方向。最终形成了科学研究、产业创新与创业活动相结合的模式。从“大学-产业-国家的三螺旋结构”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的科技创新政策科学计划，都为这种模式提供了相应的智力支持。在企业层面，通过创业精神的形式加快了企业将科研成果向市场产品转化，科学家肩负着“科学家-企业家”式的双重角色，科技企业又以创业公司的形象来标榜自身，并引导科学探索和开拓技术创新。在大学层面，大学不再是韦伯时代求真式的大学，而是在知识资本化的过程中，演变成一种创业型大学。在这种模式中，基础研究、教学与创业创新相结合，典型的代表是麻省理工学院，正在取代哈佛模式成为学院届的榜样。^[16]企业与大学又进一步共同开创了科技创业活动中心（最为成功的案例是硅谷），并在新自由主义的支持下，硅谷模式正逐步扩展到全美其它地区，使得整个科学体制不断迸发出新的活力，促进了整个科学领域的繁荣。

2. 隐含的危机

张力改变之后呈现出合理性的核心在于：新自由主义在科学政策上，优先考虑经济增长（包括“国家经济竞争策略”）与企业的竞争力。这需要对“科学、（负责任的）政策与商业关系（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新的绩效评估。随着对技性科学的争论，新自由主义者也以此为契机，说明凯恩斯技术国家主义政策的缺陷，建议科学政策制定者通过“倾听”科学事实来中和对科学的政治辩论（科学价值负荷，信息失灵等）。这种基于自我纠正的市场理念的科学认识论，超出了任何组织的控制，排斥了各种审议流程，能以“中立”的方式对科学知识进行筛选，使得竞争最大化，从而能确保非政治化的科学政策以一种民主的方式从“技术专家”传递到“科技消费者”，^[7]开辟了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消费”模式，即将科学视为一种高利润的“金融商品”。这验证了韦伯所说的“科学事业”被转变为“生产率”这样的“技术-经济”问题，就其作为考察手段的“技术”而言，其实都预设了某种明确的价值目标（比如财富的增长）。这种对科学的政治态度，在专注于实现给定目标的适当手段时，也将这样一些目标默认为完全自明的价值。^[1]这使得政治赋予科学展现经济功效的义务，同时也伪装了技性科学本身的问题，即技性科学的概念表明了科学是自然与整个社会共同运作的结果，因而是一种“公共产物”。而新自由主义视“商品化的科学”为一种“私有财产”，这种悖论使得科学在繁荣的背后隐含着危机。

这种危机具体体现在，表面上新自由主义似乎只是用其政治话语展现了一个更为现实的技性科学，来契合新时代的要求。然而，新自由主义者将科学完全推向市场，科学知识的发展与企业利益捆绑在一起，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本质上使得科学的内在自主性屈从于外在的政治使命，导致张力改变之后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一是认知上的相对性。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市场对科学的最佳认知性，实际上导致了科学知识被视为一种商品，受私人赞助的科学家越来越以市场为导向，采集的基础数据也逐步被市场理念所支配，改变科学管理条例与审查组织等都是陈旧的表象，真正对科学家起规训作用的只有市场^[6]。这验证了当年韦伯所忧虑的“狭隘的专家没有头脑”^[1]，使得科学家对其学科的依附转变成对市场的依附，开始为背后的利益集团发声。二是可能存在以“社会本体”来消解科学的自然属性的风险。新自由主义者将市场视为处理一切科学问题的基准点。这使得技性科学的政策制定基于一种技术和成本评估来衡量，将科学知识的根基推向了社会的一边，导致了科学的自然属性面临着消退的风险消退。这样的科学政策往往是一种临时规划（通过投机与大肆宣传来实现政治目的），^[8]由于其体制和投资过度而形成泡沫，即对于某一热门研究领域过于乐观的投资，过多的资金在少数几个固定（被市场高估）的研究领域里流动，使得科学类似于金融市场一样，在浪费社会资源的同时，还形成有害的科学知识的债务，这验证了韦伯所担忧的“活跃的股票市场模式的那种危险性”。^[1]第三，科学的信任危机。新自由主义要求科学承担义务，其本质正是政治试图通过科学技术的影响力来扩大自身的权威，即韦伯所痛恨披着科学外衣的“语言”。^[1]这使得科学成为资助机构或政治意识形态的代理人（例如，在否认气候变化等方面），科学的自主性越来越小，从而导致了伪科学的显现，使得科学的权威不断降低，即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科学在繁荣的表象之下孕育出的信任危机。

五、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韦伯时代所未曾料想到的全球化进程、市场操控与创新压力等日益凸显，新自由主义掌控了科学外部的政治话语权。尽管对于科学的理解早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但韦伯时代“旧科学”与当代“技性科学”之间并不存在“天壤之别”，因为学者用“技性科学”这一术语时，并不主张其同过去的科学存在根本不同，只是我们看待科学的角度不同了。^[2]这表明技性科学必定承认了韦伯所说的“科学的进步是理智化过程的一部分”，即保留了科学内在自主性，这乃是科学之根本。

韦伯将外部政治压力与科学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对抗性的相互依赖”，并没有完全否认外部政治对科学具有的积极性。这种纯粹追求科学经济功效的进路，“和所有资本主义的经营，这一发展趋势在技术上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1]即在韦伯时代，高效的官僚化体制使得德国在工业和技术上发展迅猛，并在经济上赶超了英法。与此相对应的是，新自由主义加快了科学成果向市场转化，在促进整个科学领域的繁荣与经济增长方面确实成效显著。这作为技性科学发展的一种现实状态，彰显了新自由主义对科学驱动的合理性。然而，经济功效仅是真实科学所展现的状态之一。新自由主义更进一步，将科学的经济功效转变为其义务，来实现自身的政治目的，使得科学政策走向了极端，导致了张力的改变。科学在面对外在政治与内在自主性的时候，不得不做出妥协让步，接受相对化的立场。这导致了韦伯所强调的“科学天职”的丧失，使科学蜕变为政治（新自由主义）的工具，验证了韦伯所说的：“一旦科学的手段性知识彻底转化为官僚日常管理的计算工具，成为社会福利目标的游标卡尺，这势必摧毁整个科学职业内在的精神推动力”。^[1]

韦伯式的张力问题表明了，科学家应当在知识问题上保持中立，这并非为了在象牙塔中从事科学研究，而是为了让科学与政治之间能进行建设性沟通。尽管新自由主义下的科学政策主要盛行于英美，但在全球化浪潮中，对中国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面功效主要体现在：美英新自由主义介入科学领域时，恰值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期，1978 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科技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并于第二年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议》，开始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技交流。由此，中国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技术，科研活动开始面向市场、走向企业、与经济紧密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产学研进一步融合，知识产权不断完善，激发了（科技活动）主体创新的活力。而负面影响表现为：第一，在承认中国科技事业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部分科学家在科研探索上好奇心的缺失，反而将科研视为积累物质利益的途径，^[17]从通过权力资源“抢帽子”到论文“灌水”。在这些事件的表象背后，不应当忽视西方新自由主义对科学家观念造成的侵蚀，反思的角度应当从对个体因果解释转移到韦伯所强调的张力上。第二，过度强调科技与市场结合，对基础研究相对重视不足。对应了韦伯所担忧的“那些事关推动世界的重大理念问题，······，被转变为‘生产率’这样的技术-经济问题”。^[1]基础研究是为了获得关于自然现象和观察事实背后的新知识，^[18]并没有预定任何具体的应用目的，却是自主创新的源泉。中国作为科技后发国家需要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蚀、产业化的冲击与市场化的高压下，正视韦伯所揭示的科学在时代中的外在使命与根本局限，这正是韦伯的科学观对当代的启发。

① 韦伯演讲中的Wissenschaft，并非仅限于当时的自然科学，而是指理性化的学术，但科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这种理性化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