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之前，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通过引入量子化条件，提出了玻尔模型来解释氢原子光谱，提出对应原理、互补原理和“哥本哈根诠释”来解释量子力学，对20世纪的物理学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波尔本人也于192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为纪念玻尔模型问世100周年，2013年12月3日至6日，哥本哈根大学主办了一次名为“开放世界：玻尔思想之光中的科技和社会”的国际会议。主办方邀请了全球50多位学者专家共聚哥本哈根，讨论新科技、新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并试图提出应对办法。

此次会议涉及的领域包括经济、社会、信息、科技、气候、军事和外交关系等。学者专家们就这些全球化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并热议了开放世界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提出应利用玻尔63年前提出的“开放世界”理念来解决众多全球性问题(诸如军备竞赛、核武器、气候变化等)对人类的威胁。

本次会议包括“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正式会议分为“军事科技未来展望会”、“新全球可能性威胁讨论会”、“全球开放性的基础：互联网”、“新科技带来的新政策和新经济”和“科学与政策”等阶段会议。

12月3日晚，预备会议在玻尔旧居——嘉士伯学院的庞贝厅举行。会议正式代表均参加了预备会议。会议组委会主席、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系主任Ole Waver主持会议，嘉士伯基金会主席Flemming Besenbacher做了主题发言，参会代表们也积极发言，主要针对会后拟发表的公开信提出各自的观点和意见。

12月4日上午，会议正式开始。会议组委会主席Ole Waver介绍了会议日程，参加会议开幕式的还有丹麦王妃、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副秘书长Getachew Engida、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主任Yukiya Amano等。哥本哈根大学校长Ralf Hemmingsen首先致欢迎辞。随后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作家Richard Rhodes代表大会做了题为“玻尔和开放世界”的主题发言。他从玻尔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的使用，讲到依赖互联网的现代社会，并特别指出了建立一个开放世界的重要性。在开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秘书长和原子能机构主任也分别做了发言。

12月4日下午，各个阶段会议开始。第一阶段会议的主题是未来的军事技术。这个会议主题容易造成误解，发言人并不是讲直接军事技术，而是讲如何防止现在的新科学技术军事化对人类造成的威胁。其中包括数字网络战争、无人机军事应用的法律地位和无人机技术开发对人类的义务、纳米技术的军事应用和它造成世界军事力量不平衡的可能。来自南美的代表讲述了科学家通过参与对核设施的相互核查，避免了南美的核战争，促使南美成为一个无核武器的地区。这也是少有的一个应用玻尔开放世界思想的正面案例。

第二阶段会议的主题是人类面临的新全球性威胁。会议发言人提出，随着世界和社会的开放，卫生和健康的威胁已经全球化。此外，会议还强调了开放对避免核事故的重要性。

第三阶段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开放性的互联网。这一主题的复杂性也体现在了会议发言者的文章中。有人提出开放和透明应该是管理互联网的基准。考虑到个人隐私和美英监视网络通信的现实情况，也有人质疑真正互联网开放的可能性。发言人还提出由于互联网安全对国家机构的重要性，以及对有效管理网络革新、竞争和冲突的要求，需要建立互联网的安全准则。

第四阶段会议的主题是新科技下的政治和经济。发言人侧重于大数据以及大数据的采集和开放性，包括疾病监控、气候变化，以及大数据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中国与会者王德禄先生做了《玻尔是新经济先驱》的发言(详见文后附录)。

第五阶段会议的主题是科学家和政治。两位发言人分别讲述了社会对气候变化的理解和认识，以及核能的控制与扩散，主张把增加的核弹头和核裂变材料的透明度作为核裁军的一个措施。

(程宏、苏道宁、宋宇腾 撰稿)

附录

玻尔是新经济的先驱

王德禄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一、 玻尔开放世界的公开信

玻尔的公开信是在1950年发表的，正值冷战开始的时候。公开信对世界的发展极其有价值，这封信使“开放性”成为冷战之中的重要议题。应该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发生，也有这封信的贡献。“开放性”对冷战结束有深远的影响。在冷战结束之后，开始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享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所以中国对全球化特别敏感。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是制造业全球化和创新全球化。制造业全球化阶段，资源哪里便宜就到哪里去，这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得到了好处，中国制造由此发展起来。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认为全球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创新全球化，哪里有创业、创新，资本、人才等资源就到哪里去。创新全球化中最新的趋势是社交化，我认为社交化最能体现玻尔所提出的“开放世界”的构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玻尔所提出的“开放世界”现在才刚刚开始。

2010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玻尔文献室正式开放，当时我也受邀参加开馆仪式。我在仪式上说，玻尔是新经济的先驱。玻尔在20年代到过清华大学，他有没有去过硅谷，现在我没法考证，但可以说玻尔到过中关村。我的导师戈革用了30多年来研究玻尔，翻译了玻尔全集13卷。清华大学的玻尔文献室就是戈革研究玻尔遗留下的资料。

二、 波粒二象性和新经济三象性

为什么说玻尔是新经济的先驱？因为玻尔是量子力学的教父，而量子力学是上世纪最伟大的科学革命，由于有了这次科学革命，才有了以原子能、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也由于有了新技术革命，才有了新经济的发展。并且玻尔家族的族徽采用了中国太极阴阳鱼的图案，在我看来就是让一切矛盾简单化，这恰恰是新经济所要求的。所以说玻尔是新经济的先驱。

新经济是从创新的区域开始的，这正如量子力学不是从物体的运动开始，而是从量子的运动开始，新经济也不是从整体的经济的运行开始，而是从区域经济的运行开始。量子力学和牛顿力学最大的差异是量子具有波粒二象性，新经济和传统经济最大的差异是新经济具有三象性——创业、孵化、集群，创业是新经济的动力学，孵化是新经济的生物学，集群是新经济的生态学。所谓新经济三象性就是我从三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理解新经济，这是我在实践中探索新经济的成果。今年是我下海20年，在这个时候我来到丹麦，来到量子力学的发轫之地，在这个国际讲坛上，说一说我对新经济的看法，我很荣幸。

二十年以来，我一直在中关村和所有的创业者交朋友；五年以来，我每年都去硅谷，和硅谷的创业者交朋友。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很多欧洲的青年在硅谷创业。我这次来欧洲，也准备去一些科技园区，但遗憾的是，欧洲的科技园都比较小，而亚洲的科技园区，如中关村、新竹，规模都很大。

三、 中关村的崛起

中关村的发展是从“电子一条街”开始的，从很多科学家到市场上卖计算机开始的。现在中关村已经成为硅谷之后世界第二大科技园区，每年产值达2.5万亿人民币，138万人在此就业。

我认为中关村最大的经验就是创业，一共经历了三次创业的浪潮，第一波是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第二波是留学生归国创业，第三波是跨区域创业，即不仅在欧洲美国有公司，在中关村也有公司。中关村第二个经验就是全球链接，现在中关村的创业者和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尤其是和高端科技资源集聚区有广泛的联系。金融危机之后，中关村表现出了比硅谷更加强劲的活力，中关村每年IPO(首次公开募股)企业是硅谷的三倍。

这些不仅是我研究的想法，更是我下海20年的经验。我从中国科学院下海，创办咨询公司，中国一代代的创业者成为我的客户，很多科技园区也是我的客户。今年是我下海20年，我们做了总结，长城所是一家新经济的咨询公司，新经济咨询中三个主要的方面是创业、孵化、集群，同时科技园区有三象性，也是创业、孵化、集群。我们长城所现在有300个咨询师，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分公司。我认为我创业的灵魂是从量子力学开始的，量子力学发现了量子的波粒二象性，这一独特的、看似矛盾的二象性衍生出新经济，衍生出区域的三象性。我在哥本哈根讲三象性是在寻找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