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与社会科学无关的客观自然事实吗？从科学哲学学科发展出来的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研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有力的否定回答。为了说明社会科学(特别是科学论)能给当前的气候变化研究提供十分有价值的研究资源，2009年4月23—24日，哈佛大学教授贾莎诺夫(Shelia Jasanoff)、欧洲研究理事会主席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和英国社会学家厄里(John Urry)等多位科学论代表人物会聚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召开了一次主题名为“科学论遇见气候变化”的大型国际会议，共同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科学与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宣言》的文章，号召人们从科学论视角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本文拟从科学论中的一个研究视角(即社会建构论视角)探讨气候变化问题，从而回应这种号召的可行性与重要性。

社会建构论视角起源于英国社会学家布鲁尔(David Bloor)提出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模式。该模式从社会学角度解释科学知识内容的“具体制造过程”，认为人们传统观念中具有客观、普遍和真理等特征的科学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的情境性和地方性产物，而自然等非人类物质因素是建构它时一个没有自身力量和生命的参与行动者，甚至可以被忽略。如果我们把这种视角运用来分析当前人们十分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那么我们就更能看出：“气候变化问题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反而更是一个社会科学问题。不是科学造成了气候变化，而是科学在社会层面的误用造成了气候变化；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不能单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作用更加重要。”^[1]3英国社会学家耶尔莱(Steven Yearley)也明确指出从社会建构论视角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必要性。“气候变化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证明是科学社会学中的一个主要研究领域，因为知识和政策建议之间关系的复杂性。”^[2]402下面我们试着 从三个方面来探讨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气候变化研究。

一、 气候自然科学知识中的社会建构特征

从自然科学知识角度看，气候科学家对地球这个非常复杂气候系统的了解并不充分，他们的建模过程多在不可能完全知道地球气候系统中哪些变量起作用的情形下，预测地球系统的将来状态。因此，他们所提出的气候科学知识无疑包含了一些社会建构的特征。

(1) 气候建模过程具有一定的猜测性特征。

拉森(Myanna Lahsen)通过对一个气候建模共同体的民族志研究，考察了他们所使用的大气环流模型(或GCM模型)是如何获得可信性的。“从本质上说，这些模型是不能用来检验未来的，因为我们在决定今天的模型是否正确之前，不能等待将来的到来。实际上它们也不能满意地检验过去气候的数据，因为准确来说，它们是根据过去的信息来建构，可能针对过去的情形更准确，而不是针对将来还未出现的新情形。” ^[3]252因此，建构的气候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测性的，其社会建构论特征在这不言而喻。拉森的这种看法在整个气候建模科学共同体中也很普遍。在他的一次访谈中，他的一位调查对象就坦白地回答说：“正如大气科学家凯文·特伦伯思(Kevin Trenberth)所提到的，‘所有的模型当然是错误的，因为根据设计，它们描绘了一种对被建模系统的简化观点’。”^[4]

(2) 科学共同体间的不同认知生活方式导致各自的建模导向不同。

所有气候科学共同体并非都是同质性的，因此他们基于各自的学术理论背景和现实利益而提出的建模导向有所不同，表现出一种较明显的社会建构性。英国学者谢科利(Simon Shackley)在2001年《气候变化模型中的认知生活形式》一文中，比较了不同建模气候共同体内部的不同认知生活方式(epistemic lifestyles)。有些建模者比较关注发展最全面的气候模型，并认为这是一条进行有意义的气候预测的必要途径。而另一些建模者则希望尽可能快地建立一些能讨论气候长期趋势的气候变化模型，以便做出一些可贵的预测，并将它们引入到相关的科研决策过程中。后一种建模群体一般由热力学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主张气候系统能被当作一个与其它宇宙部分交换能量的黑箱。因此，他们对其模型有着不同的导向，对当前最重要的科研任务也有着不同的看法。而这些气候科学共同体之间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差异，与相关的研究资助体制有莫大的关系。在美国，有许多这样的研究中心，但因其学科的关注点不同，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一般会沿着各自的学科发展思路建构气候模型，有时甚至可能会给出一些相冲突的建议。相比之下，在英国，只有一个这样的气候研究中心，不同的科学家们被迫更加密切地合作，以彼此协商的共识为导向。

(3) 气候建模过程明显受到整个科学共同体文化传统因素的制约。

不可否认，气候建模过程还受到一些现实客观的物质条件约束。比如，气候建模过程有时十分昂贵，并且非常耗时：“尽管计算机性能获得巨大增长，但今天最先进GCM的充分运行仍需要巨型计算机耗费数百小时，因为建模者添加复杂性到模型中的速度甚至比计算机的提升速度更快。”^[3]232然而，这个过程还受到整个气候科学共同体文化传统的制约。谢科利和维妮(Brian Wynne)与两个荷兰同行一同研究了一系列气候模型和政策评估在气候敏感性方面(如温室效应)的看法，竟然发现它们之间有着惊人一致的特征。举例来说，它们“对二氧化碳的气候敏感性的预测范围(1.5℃—4.5℃)在20多年中竟然一直十分稳定，虽然气候科学发展很快。”^[5]谢科利和维妮等人对这种现象给出的解释是：整个气候科学共同体的文化传统倾向于维持预测知识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因此这个共同体中的许多社会学因素不太可能导致预测知识有很大的变化。此外，这个预测范围实际上足够广泛，以至于它竟能够承认无数关于它的不同解释。虽然气候科学共同体使用了高度技术性的模拟模型，但是特定的社会学因素对于这个共同体而言也十分关键，因为它们明显影响了它所制造的气候变化知识，有力表明了气候科学家行动者可利用的选项,以及不同的选项会造成哪些明显差异。

(4) 气候建模所设置的定量参数具有人为的选择性。

IPCC第四次报告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全球气候变暖现象与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浓度有很大关联。欧盟甚至提出所谓“2度阈值”，即“全球平均气温升高2℃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温”。如果超过这个“2度阈值”，那么全球气候变化很可能处于危险水平。这里有两个问题：(1)这里的“危险水平”如何被确定？这明显是一个具有社会学特征的决定。它与确定“危险水平”的偏好、信念、文化和社会建构过程有密切关系。正如斯多奇(Hans Von Storch )和布雷(Dennis Bray)所指出的，“对北美的许多人而言，对付危险的这种进路与乌珀塔尔(Wuppertal)的人们完全不同。”^[6] (2)为何要以二氧化碳的温度作为衡量全球气候变暖的标准？这个标准的设置具有人为的选择性。其实我们完全还可以从二氧化碳的浓度、海平面上升、格陵兰(Greenland)的融冰率、乌珀塔尔(Wuppertal)的冰雹变化以及海洋的pH值变化等定量参数来衡量。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Thomas C. Schelling)就坦言：“存在严重不确定的是定量参数，以及近几十年来的气候变暖是否完全由‘温度效应’所引起，也许还存在其他未知的太阳影响。”^[1]50

著名气候怀疑论者罗姆伯格(Bjrn Lomborg)则把大量精力用来研究这样主题，如云和水蒸气的处理，从而解构二氧化碳与大气温度增加之间的必然关系。众所周知，在地球能量的平衡中，云的作用很重要，但是云依据它自身的类型和位置，可能会反射太阳的热量或导致绝缘增加。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减少或加剧气候变化。要仔细模拟云，很困难，因为它们在更小的尺度上变化，这非模型能够处理。因此，气候科学家们在其主要气候模型中没有直接对云的影响进行分析，而只是人为地选择了一般的参数作为其代表。而在罗姆伯格看来，这不是模型的结果，而是建模者当初设置参数时决策的结果。同样，水蒸气也明显起作用，因为它是一种主要的温室气体和一种潜在的正反馈来源。上升的气温将导致大气中有更多的水蒸气，而水蒸气反过来将加剧变暖。水蒸气的数量不仅与大气的表面温度相联系，而且与大气最底层的温度相联系。因此，在罗姆伯格看来，对大气温度的测量并不容易模型假设与吻合，因为地表变暖似乎比大气变暖遥遥领先。也就是说，水蒸气可能不会像模型提出的那样快形成，因此温度不可能像期望的那样增加。在评估模型的有效性时，水蒸气模型的推测与水蒸气的直接测量之间的不协调被完全忽略了。

二、 IPCC报告中的社会建构特征

世界上最权威的专业气候科学共同体要数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署(UNEP)共同发起和组建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IPCC自身并不从事科学研究，而是搜集、整理和汇总世界上数千位来自不同学科的顶尖科学家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的最新研究成果，然后再给出相应的科学评价和政策建议。自1990年以来，它已经发布了四次影响深远的权威性评估报告，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这里要探讨气候变化研究所包含的社会建构特征，那么对IPCC报告建构过程的讨论当然就无法回避了。

IPCC报告的出炉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业知识作为其科学基础，同样也需要IPCC中各个行动者(包括科学家、政府等)之间的艰辛谈判和利益协商。“这个领域中的模型不是由孤独的学术界制造，建模能力是非常昂贵的，气候规划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少数几个中心中产生。最终结果的达成是一个煞费苦心的谈判过程。尽管学术界可能在无数期刊和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成果，但最主要的出版物还是IPCC报告。这个报告的完成是一个由科学讨论和外交谈判构成的杂合过程，政府代表在写每章总结时，总有很大发言权。考虑到利益攸关和努力取得国际共识的重要性，这毫无疑问是明智的。然而，这确实意味着：谁去写这个结果、介绍什么、如何总结，都是一些与标准学术模型不同的事情。‘气候科学和权威性的气候规划都开始以这种方式组织’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其建构的一个成分——这是科学共同体在社会学层次上的一种建构。”^[2]392具体地，IPCC报告中所包含的社会建构特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1. 同行评议

IPCC报告在国际气候变化研究学界很有权威性，然而建构它的同行评议过程包含了一种明显的社会建构论特征，这使得IPCC报告中包含社会建构变得不言而喻。

首先，IPCC在其工作中总是希望尽可能广泛地组成一个跨学科的共同体，这使得IPCC报告包含一种社会建构性。IPCC这种做法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与IPCC自身的既定利益有关。IPCC每年的经费十分有限，不足以应付其庞大的开支。“作为联合国的机构，IPCC每年的经费只有区区680万美元，远不够支撑科学研究，所以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成员国资助。据《华盛顿邮报》透露，在由2500名科学家组成的IPCC中，有很大一部分科学家的研究经费都来自欧盟成员国。”^[7]因此，它要获得足够的资助，就会不自觉或有意识地去夸大全球气候变暖现象可能带来的威胁程度，这样就会引起更多社会行动者的资助。二是与IPCC对公正形象的理解有关。在IPCC看来，IPCC不能只被气象学家或大气化学家等少数专业科学家所控制，而应尽可能地把所有相关学科的科学权威都包括在内，这样有助于保证其宣称的公正理想形象。于是IPCC报告的结论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各个社会行动者集体判断和利益协商的产物，这明显偏离了传统科学所标榜的与社会无关的公正形象。“IPCC的报告还有这样一个特色:它的判断级别较高，因为它的每一份报告开头都是一篇供决策者参考的摘要，其中的只言片语都必须征得各国代表的认可。因此，……它是一个政府间谈判的文本。”^[1]384

其次，IPCC同行评议系统中对所谓“同行成员”的精心选择具有社会建构性。IPCC选择“谁在合格专家俱乐部中”，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得和各个政府的决策者协商解决。传统科学所宣称的客观公正性标准很难完全保证。举例来说，大多数自然资源位于热带的第三世界国家，而IPCC推行的气候减缓政策，比如重新造林计划或碳减排交易，则有进一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自由和主权的风险。

最后，IPCC同行评议中所依赖的科学事实证据也包含社会建构的特征。IPCC第三份报告中决策摘要的科学基础就是曲棍球图证据，下面我们就拿曲棍球事件加以说明。

1998年，《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层次上的气温模式和过去6个世纪的气候力量》的文章(简称MBH98)，其署名作者为曼(Michael Mann)、布拉得利(Raymond Bradley)、休斯(Malcolm Hughes)。他们根据对树木年轮、冰芯和珊瑚礁样本(这些常被看作是气候指标)等的详细分析，得出结论：人类释放的温室气体是20世纪气候变化的主导力量，在此之前的8年是最暖和的。为证明这种观点，他们采用许多不同的图表、数字、曲线图等，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他们绘制的一幅对北半球平均温度进行时间重构的曲棍球图。这幅曲棍球图发表之后，很快引起科学界的普遍关注与认可。2001年IPCC在其出版的第三份报告中明确把这幅图作为IPCC这种观点的科学证据：20世纪90年代是一千年中最热的十年。当然这幅图也很快获得了公众的极大关注，2006年它似乎作为一个确定的科学事实而出现在美国副总统戈尔主演的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中，它也逐渐变成绿色环保运动者们最引以为豪的重要科学证据。然而，2003年一位名叫麦金太尔(Stephen McIntyre)的业余统计学家和威尔夫大学一位名叫麦克特里克(Ross Mckitrick)的经济学家在《能源与环境》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简称M&M)。文中他们指责曼等人的上述MRH98文章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他们认为这个曲棍球图“主要是一个假象，由糟糕的数据处理、过时的资料以及对主要成分的不准确计算构成。”^[8]气候怀疑论者美国特拉华大学地理学家里盖兹(David Legates)也在《能源与环境》上发表一篇批评曼的文章。他写道：“曼等人用仪器记录取代了20世纪的代表性记录。这也产生这样一个错误的印象，即仪器记录与代表性记录一致，且这种仪器记录为零错误。”^[9]

围绕“这幅曲棍球图是否为真事实”的科学证据的争论一直没有定论。而质疑一方为说明曲棍球图的不可靠性，转而去挖掘曼等人建构曲棍球图的具体过程。里盖兹坦言：“从一种完全真正的意义上说，在曼等人的曲线被当作科学事实之前，这是科学家们必须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9]而正是挖掘曼等人建构曲棍球图的具体过程使得“曲棍球图这个所谓的科学事实证据明显包含一种社会建构的特征”凸显出来。与石油燃料集团利益捆绑在一起的许多美国共和党成员是典型的气候怀疑论者。他们乐衷于挖掘出曲棍球图(作为气候变暖现象之科学证据)背后的社会利益建构过程，以达到彻底否定曲棍球图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目的。美国众议院商务和能源委员会主席及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议员巴顿(Joe Barton)就被认为是其中一位。2005年6月，他针对曼等人的这篇MBH98文章，开始了一次富有争议且不同寻常的调查。在一封他写给曼等三人的信中，他要求他们向他这个委员会提供与他们研究相关的所有资助、他们署名为作者的所有资料记录位置、可能获得基金的一切协议以及他们在IPCC的准确作用，等等。尽管巴顿的这番调查很快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强烈反对，如美国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波勒特(Sherwood L. Boehlert)在一封公开信中要求巴顿停止调查，担心这样的调查会伤害未来科学的研究，并认为巴顿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用议会的政治审查替代科学的审查。但是巴顿的做法无疑也让我们看到了作为科学事实证据的曲棍球图所包含的社会建构一面。这些争论后来被大众媒体广泛报道，其中包括《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头版文章以及后继的评论，这就是著名的“曲棍球门”事件。

因此，IPCC第三份报告的科学事实证据(即曲棍球图)也不是传统气候科学视角下的纯粹客观自然事实。它也包含一种社会建构的特征。

2. 经济学评价的作用

在IPCC建构其报告的过程中，经济学评价在其中的作用也颇受争议。我们这里不妨就拿“气候变化对生命威胁”的经济学评估问题来加以说明。面对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现实或可能威胁，人们对此似乎有两种可能的策略措施回应：一是人们试图通过减排方案或发展先进的碳固存技术(carbon sequestration)等方式限制温室气体的形成；二是采取适当的措施去适应气候变化的现实，如：建立更好的海上防护设施，重新安置家园，增加一些冷却房屋和相关措施的条款等。但是要在这两种策略中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人们显然需要知道相关的利弊，但上述这两种策略却都有其利弊。因此，有些参与1995年评估报告的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案：“人们不能评价不同的政策途径，除非他对这些利益与成本有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分析。在他完成这样一个分析后，能够解这个方程，以便使这些混合政策能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大的净收益。”^[10]也就是说，他们想计算出减排方案的经济学成本(直接成本和损失的收入机会)，以及适应气候变暖的经济学成本，包括适应的代价(如海上防护)和人们为应付气候变化付出的成本。这就意味着需要给不同国家人民的一般生活收入进行经济学估价。但是无论选择“完全消除气候变暖”策略，还是选择“完全适应气候变暖”策略，有些人总是受害者。举例来说，全球气候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每一个南亚人为此付出的花费比起每一个西方人少得多。有部分经济学家狡辩说，他们不是在评估人们的生活价值，只是对个人损失的收入估价，但是这个过程的确看起来是在说一个南亚人的生命价值大约只是北方市民的生命价值的1/15。也就是说，南亚人生活相对花费低廉，北方人的生活相对花费昂贵，当前的全球气候变化策略最好是采取完全适应策略，因为这种适应策略看起来相对不贵，它影响的不过是南亚等地区的低收入人群。这样一种从经济学角度评价不同地区生命价值的看法，显然包含了一种社会建构论特征。我们都说人生来是平等的，而在这里却被经济学家社会建构为不平等的。

上述这种经济学评价的思路曾被保留在1995年评估报告第3卷第6章中，但因为它显然违背了国际社会一致同意的公正性原则，因此在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全球平民组织)中遭到十分激烈的广泛批评，最后也在《决策者摘要》中被否决了。1996年，布鲁斯(James P. Bruce)等人在其《决策者摘要》一文的“人为气候变化的社会成本”的部分里，就这样明确写到：“这部分主题的文献是富有争议的……如何评价统计学上的生命价值，或如何合计不同国家统计学上的生命，这没有共识。货币估价不应模糊人为气候变化危害人类的后果，因为生命价值有着超越金钱考虑的意义。”^[11]

这种成本—收益的经济学评价方法在后来的IPCC评估中很少见，但不是说没有。2007年出版的斯特恩报告(Stern Review)就延续了这种方法，宣称是根据中立客观的经济学评价来形成决策。但一年以后莫比尔特(George Monbiot)也用这种斯特恩方法从事研究，结果却发现他的报告也是一种人为选择性的社会建构产物。他不无讽刺地说：“他的报告表明：无法阻止一种很有可能发生的全球变暖现象所损失的美元，但这要比不采取行动更有价值。因此，努力去阻止逃走的气候变化，这有着经济意义。但是如果他发现从燃烧更多化石燃料中所赚的利润超过了碳的社会成本，那又该如何呢？我们然后会发现杀人也有经济意义。”^[2]400 因此，IPCC运用经济学评价方法建构其报告的过程也包含社会建构的特征。

三、 各种社会行动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回应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显然不能仅仅停留在“气候变暖这一事实究竟是否存在”的口头科学争论上，还应付之于行动。而各种社会行动者(人们、政府、公司和个人家庭)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回应行动显然包含了一种社会建构性。

首先，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回应行动具有社会建构性。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认为：“毋庸置疑，战后现代性的叙事预先假定‘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相互分离……气候变化的事实却证明恰恰相反。也就是说，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结合、交错和‘混合’在持续不断地拓展与加深。那种认为自然和社会相互分离、相互排斥的假定只能成为笑柄。”^[1]386也就是说，代表社会力量的人类与代表自然力量的自然必然相互纠缠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人们的诸多社会行动根本无法完全游离于整个全球大气环流系统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碳系统或社会系统，而是社会系统直接与不同的气候变化机制发生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例如，飞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把更多的碳添加到大气中，而且可能加剧了卷云和与飞机发动机相关的航迹云等现象的发生。社会行动的不同选择会以多种复杂的发生方式影响着气候的未来。再如：对于气候变化规划的政策反应必须依靠人们接受政策指示的意愿，人们愿意将低碳减排的目标与他们日常的低碳消费生活联系起来。如放弃飞机旅行，选择更环保的电动车或自行车，或者容忍气候危险等等。

其次，政府、公司、消费者、个人家庭和其他社会行动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回应行动具有社会建构性。如：为应对气候变暖现象，很多国家主张利用绿色自然能源取代石化能源。然而就个人家庭而言，欧洲等发达国家与东方发展中国家印度采用绿色自然能源的做法却完全不同，大家都在因地制宜地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前者发展风能和原子能，而后者中的印度农民则利用牛粪等来解决生活所需能源。另外，他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社会行动受到IPCC、气候怀疑论者、游说团体和其他人所制定的不同气候变化规划的影响，当然也将受到气候科技专家们观点及其宣传的影响。比方说，IPCC和气候建模者所制定的未来气候变化规划明显不同于天气预报的预测。如果政府、公司和消费者关注到这些未来气候的规划，并积极行动起来，采取适当的措施应对，那么这些预测的情形将会改变，或许将来永远不会发生。正是这种想法导致IPCC在其头两次评估报告中总是预测将会发生的某种情景，在2001年的第三份评估报告中则出现无数可能的预测情景，这个情景范围的扩大反映了社会和技术的回应以及气候科学所承认的不确定范围。

四、 对社会建构论视角下的气候变化研究的反思

当前的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呈现一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携手共进的研究局面。本文主要从社会科学中社会建构论视角考察气候自然科学知识、IPCC报告以及各种社会行动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回应行动这三者都包含的社会建构特征，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从社会科学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社会学家耶尔莱指出：“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不能在缺乏社会学分析的情况下进行，理由有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对气候变化担忧主要是因为它对人类、贸易、城市和野生生物(某种程度上)的意义。将出现的实际影响明显依赖于人们如何回应。在这些政策问题上没有专家的忠告，就不可能对气候学家的工作有明智的模拟。另一方面，对于气候变化可能的政策反应再次取决于人们接受政策指示的意愿——放弃飞机旅行或者容忍气候危险等等。”^[2]400

但我们用社会建构论分析气候变化问题，有一个先天不足性，即仍沿袭了涂尔干经典社会学传统，强调用隐藏的社会因素来解释一切现象，自然、物质等非人类因素在这里是死的东西，没有自身生命^[12]。这也就意味着它至少忽视了气候变化问题中这个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且有其自身生命力量的非人类物质行动者(包括自然)。美国环境社会学家邓拉普和卡顿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弊端：“如果全球气候变化主要看作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一种客观条件(虽然理解上不完善)，那么它对我们人类物种的未来就几乎没构成威胁。”^[13]

针对社会建构论的先天不足性，从科学论中发展出来的另一种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视角^[14],以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皮克林的冲撞理论等为代表，该视角否认了社会建构论致力于寻求隐藏的社会致因(皮克林语)的做法，承认自然等非人类物质力量具有其自身的生命和力量，主张去描述人类力量(包括社会)与非人类力量(包括自然、物质等)之间的辩证互动和相互缠绕过程，并认为该过程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开放式冲撞过程。这给我们指明了一条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新途径。根据这种后人类主义视角，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气候自然科学(自然一极)的问题，而且也是社会科学(社会一极)的问题。“社会科学的作用不是去取代而是去补充当前处于气候变化研究主导地位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对不断进行的全球性对话的一个主要作用是它能够分析、征募和适应多种社会观点、价值和利益，其目标是创造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稳健社会协定。”[16]因此，我们在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时，不能用“不是…而是”的简单二元论来思考它，取而代之是以一种“既是…又是”的后人类主义视角。我们需要把社会力量与自然力量之间的异质互动和开放式生成置于某个技科学网络(technoscience network)中来具体考虑，不能顾此失彼。这也就意味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应携手起来，才能真正有效地研究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