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发展史上,资本与科学一直都具有复杂的社会关联。近代科学萌芽的早期,资本扮演着科学助产士的重要角色,有钱又有闲的社会阶层往往更有条件在科学上有所作为。随着科学的职业化,特别是大科学时代的到来,资本也从科学的背后逐渐走上前台,不但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支撑,更成为引领科学发展走向甚至建构科学知识内容的神奇力量。对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已有精辟论述。其揭示出的科学被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社会因素干扰影响的例证,甚至令人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都一度产生动摇。或许正是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这一批评特性,使其成为继科学体制社会学、传统科学哲学之后,极富解释力的科学与社会的新理论。在这一理论洗礼下,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也日益走向健康、理性和多元。然而,随着中国科学的快速崛起,资本及社会对科学的建构型塑,似乎又再次将科学引向歧途。
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学事业正不断取得进步,各种指标和数据一再提醒人们,中国科学正在全面赶超甚至逼近世界先进水平;微观层面上,中国学者从几十年前发表一篇纯英文论文就足以傲视同侪,到今天在世界顶级期刊发表论文也不足为奇,此间进步首先值得肯定。但也许是我们在追赶的路上跑的太过艰辛,光顾了追赶,似乎有些忘记了目标和方向,不仅各类学术不端此起彼伏,更忽视了科学江湖还有资本大鳄出没其间。当我们为进一步提升科研质量全力以赴应对国内重大学术不端事件时,国际资本正通过开放获取期刊对中国科学资源进行着空前的掠夺。深入揭露此类隐性科学不端,方可从外部环境上为我国科学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二、资本对科学新的掠夺要戳穿国际资本大鳄的科学吸金游戏,其实并不困难。用Web of Science初步统计,2017年中国学者共发表SCI论文44万多篇,表面上看我们的科学研究一派繁荣。再仔细考察国人发表SCI的首选刊物,发文量排名第一的,居然是著名的《自然》(Nature)杂志子刊《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2017年刊发中国学者7778篇论文,该刊为开放获取期刊,2017年一共发表25334篇,含有中国作者的文章高达30.7%。
这一现象不禁令人警觉,以目前国人基本的英文水平,如此世界一流科学期刊真的已三分天下被中国人攻克?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考虑到此刊发表1篇论文平均的版面费大约在万元人民币左右,仅此一刊就可能从中国吸金7000多万元人民币,国际资本与中国科学的零和博弈正由此悄然展开。
这一现象并非我们最先发现,有识之士早已察其端倪。江晓原、穆蕴秋在《科学出版乌托邦:从开放存取到掠夺性期刊》一文中就明确揭露:“所谓的‘开放存取运动’,是西方科学出版界一些聪明人下的一盘大棋。在这盘大棋的开局阶段,那些聪明人利用人们交流科研成果的朴素愿望,并借助于《布达佩斯开放存取宣言》之类的乌托邦叙事,来掩盖背后唯利是图的商业算计。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深入考察西方有关期刊的操作手法,以及这些操作对学术生态的影响,就会发现,一些非常丑恶的故事正在上演[1]。”
当然,将开放存取期刊一概看成是资本大鳄掩盖敛财嘴脸的挡箭牌,显然也有失公允。开放存取期刊代表了互联网时代科学传播的新样式,因其发表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信息发布与获取成本低等优势,大有取代传统期刊之势[2]。然而,随着开放获取运动的深入发展,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由于世界范围内对科研从业者数字化评价管理的巨大需求,通过创办开放获取杂志,为有迫切需要发表论文的科学从业者提供付费在线发表渠道,已经被证明是一条新的科学出版生财之道。开放获取期刊的龙头老大PLoS ONE,2013年一年就发表3万 篇文章,因此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学术期刊[3],这一期刊有别于传统期刊的最大特点有两点:一是发表更加容易,出版速度更快;二是要向作者收取高额版面费。然而,仅能快速便捷发表是不够的,科学界还有另一条同行评价的金标准,那就是期刊的影响因子—只有在那些被SCI收录,同时还具有较高影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才能证明其价值。因此, 只有高影响因子的杂志才更有可能收费挣钱。于是,快速创办一家影响因子尽可能高的开放存取期刊,通过收费牟利就成为科学出版界名正言顺的财富创新课题,资本对科学的新一轮掠夺也就此拉开帷幕。
三、靠科学赚钱的另类游戏然而,目前全球进入SCI目录的期刊不到万种,SCI期刊遴选尽管有种种弊端,但毕竟是通过数据统计筛选出来的。一个新创办的期刊要想迅速入选SCI目录并提高影响因子,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对于那些已经瓜分全球科学出版市场的几大出版巨头来说,却可能另辟蹊径柳暗花明。这些集团已拥有若干高影响因子的著名期刊,这些期刊的高影响因子尽管也有可能被人为操纵[4] ,但更多的还是其多年苦心经营的积累所致,也是这些出版集团最为宝贵的优质资产。这些名刊本身已经办到名利双收的境界,科学社会学所揭示马太效应在此再次显灵。
不妨看看江晓原教授等的分析:
“如果这些高居影响因子神坛的名刊也来挣开放存取的钱,这钱可是有点脏—开放存取期刊是靠发表低端论文挣钱的!试想一下,如果《自然》《科学》《柳叶刀》都变成了开放存取期刊,那它们一两百年积累起来的名声马上就会轰然倒塌!
所以必须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既不错过‘开放存取运动’这班挣快钱的车,又能够爱惜百年名刊的洁白羽毛,不坏名声。
这样的两全之策,还真找到了!这就是—办开放存取子刊。
举例来说,自二〇一〇年起,在科学界知名度很高的‘四大名刊’《自然》《科学》《细胞》《柳叶刀》,已先后创办了多种开放存取子刊。
例如:《自然》创办了《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和《科学数据》(Scientific Data),这三个开放存取子刊二〇一六年的影响因子依次为12.1、4.2、4.8,每篇文章的收费依次是五千二百、一千七百六十、一千六百七十五美元。《细胞》创办了《细胞报告》(Cell Reports),影响因子8.2,每篇文章收费五千美元。《柳叶刀》也创办了《柳叶刀环球健康》(The Lancet Global Health),影响因子17.6,每篇文章收费也是五千美元[5]。”
和江晓原先生观点有所不同的是,我们不认为上述世界名刊的开放获取子刊具有资本原罪。从其刊物宗旨也可看出,多数情况下它是可以为正刊文章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补充的,这对于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无疑是有益和必须的。至于高额的收费,或许也可从其运营成本分析中找到辩护的理由。因此,我国众多科学家都曾在上述期刊发表大量学术成果。
首次将资本对科学掠夺的狰狞面目全面揭露的,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图书馆员杰弗里·比尔(Jeffrey Beall),他以“开放获取正在被掠夺性期刊所毁灭”为题于2012年在Nature发文[6] ,指出有一大类开放获取期刊具有大致相同的运营模式:即先不明码标价发表费用,录用稿件后再寄送账单;不征得同意就将知名学者列入编委会,有些干脆伪造编委会名单;刊名大多冠以“国际”、“全球”或“世界”等字样;网站主页办公地址多为欧美,账户地址却另有所在;伪造国际期刊标准编号;伪装成SCI期刊,甚至伪造影响因子等等。比尔将此类杂志统称为“掠夺性期刊”。从2010至2016年,比尔曾逐年推出“掠夺性期刊”黑名单,在学界引起极大关注和讨论。据估计,2010年全球“掠夺性期刊”约为1800份(对应发文数5.3万篇),至2014年已激增至8000份(对应发文数42万篇)!这些期刊几乎无一例外,都要收取高额版面费。在资本对科学掠夺的真相日益败露的同时,暗黑社会对比尔的压力也与日俱增,他不得不从2017年1月起关掉了揭露掠夺性期刊的博客,否则就将“饭碗难保”[7]。
至此,真相已不言而喻。
这些年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科技实力增强数据中,很可能含有水分,甚至还有假冒伪劣!由国际资本大鳄导演的这场隐性学术不端,正在其合法的外衣掩护下名利双收。
四、中国科学界应提高警惕还以著名的Nature子刊Scientific Reports为例。以Web of Science为检索工具,不难检索得出自2011年创刊以来,该刊所发论文署名中含有中国单位的论文情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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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1-2018年Scientific Reports发表的含中国单位的论文情况 |
需要再次申明,我们并不完全同意阴谋论的推断。不能因为开放获取运动被资本利用牟利就全盘否定开放获取的发展趋势,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的都是低端论文。但中国如此高的发表占比很难说没毛病。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由于Nature的崇高声望,人们下意识会觉得其旗下的子刊水平也相当不错。事实上应该也是如此,否则不可能获得较高的影响因子。但由于其收费发表的运行机制,导致相当一些拥有资金又急于发表的科学从业者选择了在Nature这样的大牌杂志子刊上发表成果。按目前我国的科研管理体制,不少应有的支出往往限制颇多,而恰恰支付版面费合理合规,同时又要求以一定的文章作为成果量化评价和项目验收的依据。可以说,正是我们在科学评价方面的这些漏洞,一方面使得国际开放获取杂志得以疯狂淘金,一方面又使初得科研其门而入,迫于频繁考核压力的从业者们甘入虎口,在集群冲刺高影响因子开放获取杂志,快速获取科研绩点的利益驱动下,才出现了目前这种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壮观”景象。
在这场国际资本与中国科学零和博弈的游戏中,国际资本大赚其钱的同时,我们的科学也正在失去理想和纯真。据保守统计,我国每年被国际资本通过开放获取杂志榨取的科研经费总额至少在7亿人民币之巨,甚至出现近乎专为中国作者量身定制的吸金期刊,如中国作者占65.5% 的Tumor Biology, 占80.3%的Oncotarget, 以及中国作者高达95.3%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5]
如果我们的科学从业者通过多年学习和锻炼,最终只学会向国家申请科研项目,制造形式上精致的学术论文,通过付费即可发表的国际渠道进而从表象上“圆满”完成一轮科研活动的话,中国科学非但不能振兴,而且很快就将人财两空。
五、资本博弈中的政府力量从科学与社会的视角看,发达国家科学职业化起步较早,深谙资本与科学关系者大有人在,他们除挟资本以令科学外,更发现了利用中国科学评价的漏洞,通过开放获取期刊大发其财的旁门左道。由此一途,我国科研投入的相当部分就源源不断流入西洋学术投机商人的腰包。
治理此种另类科学不端,难度同样不可小觑。如果简单以阴谋论思维武断对待开放获取杂志,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很可能又会出错。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开放获取杂志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对待开放获取运动。
从原理上看,科学劳动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其成果发表后本应获取相应的回报。除非特定商业目的,一般不应为了发表还继续投入。如果考虑到科学活动的区域性以及成果转化的地方性,控制关键成果的发表更是科学资源再配置的重要手段。因此,欧洲科学界开始联合抵制在那些顶级传统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要求大家将原创性的科学成果首先发表在本国开放获取的科学期刊上[8]。2018年9月4日,来自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11个欧洲国家的主要科研经费资助机构,在欧盟委员会的支持下,联合签署了一项令传统学术出版商极为不满的论文开放获取计划Plan S。该计划表示:“从2020年1月1日起,所有由上述11国以及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拨款支持的科研项目,都必须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完全开放获取(open access)期刊或出版平台上。”
这意味着只要科学家接受了来自这些机构的研究资助,从 2020 年起他们就必须同意不再将论文发表在Nature、Science、Cell和The Lancet等需要付费订阅的顶级期刊—除非这些期刊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转变为完全开放获取期刊。
由此可见,科学研究已从崇高的探索活动转变为国家和相关从业者之间的一场利益博弈。开放获取运动不但不会受到遏制,而且还将以国家力量的推动而深入发展下去。
六、科学终究不是买卖要理清这堆资本与科学的乱麻,其实头绪也很简单。本质上说,发表科学论文,名利与影响因子都在其次,首先是为了和同行交流,通过传播媒介寻找知音,或宣传研究成果使之发挥更大效益。由于我们在科学职业化的道路上起步不久,考评职业科学家相对简单的办法就是数论文看项目,评价质量相对容易的办法就是看影响因子。这些办法相对而言都有其合理性和可取之处,但一旦将其推向极端,成为被操弄的对象,科学就从事业变成了买卖,评价数据也从严谨走向了荒谬。最近网上曝出的一篇不存在的文献被引用将近400次的幽灵引用之谜就是最好的例证。它提醒人们,目前看似相对公平的引文分析评价工具,正在逐渐走向其反面。
应该承认,通过引文分析对科学论文进行评价是西方实证科学的传统和重要发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写文章讲究引经据典却不列参考文献,读者不懂文中用典只能说明其自身学养欠缺。然而进入大科学时代,由于科学信息的指数增长,引文分析已成为科学评价的重要工具。除了类似沃森(James Watson )和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提出DNA双螺旋结构那样鲜见参考文献的著名论文外[9] ,一篇没有摘要、关键词和参考文献的非标准格式论文,连合格的分数都得不到。在形式大于内容、数据大于意义的学术评价机制驱使下,人们的精力部分被转移到文章的形式而不是内容上了。为了按要求凑够参考文献,才闹出不存在的文献被引用将近400次的荒唐结果[10]。
当人们发现引文可以让论文看上去更华丽时,滥用引文就成为一种隐形不端而四下蔓延,通过开放获取杂志滥发论文,则又为国际资本的掠夺提供了大好机会。事实上,借助高额版面费敛财也好,钻营引文规则提升影响因子也罢,所有这些隐性学术不端的产生,都和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有关。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靠科学的进步,还要靠经济的发展,更要靠我们自身对科学活动本质的认识。强大的经济实力才有可能使我们甄选一些科学家予以稳定支持,使之心无旁骛潜心探索,不再为论文发表而焦虑;而比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人们内心的向往。当一个民族有相当一些人不是为了生存或发财从事科学,而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或探索欲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更高的水平上和发达国家竞争。因此,重新认识什么是科学,怎样才能做好科学,只有对这些看上去似乎已经了解,但实际上并未真正把握的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我们才有可能从这场国际资本与我国科学的零和博弈中突出重围。
什么时候我们能从对各种排名指标趋之若鹜的追求中挣扎脱身,什么时候我们的科学能够从容应对资本的诱惑与制约,什么时候我们的科学技术才有希望迎来全面的突破与发展。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从某种意义上批评了实在论的科学观,但探索真理揭示自然奥秘仍然是科学的终极目的,也是评价科学的唯一依据。当今世界不发表就出局的评价方式,已经使科学界弥漫着名利和欲望。事实上,评判科学家的贡献,核心依据依然应该是其为人类文明贡献了多少知识,或揭示了什么规律,而不是依附在其身上的各种头衔或指标。既然有一定的聪明才智从事科学研究,那么破解各种指标背后的规律性,利用这种规律来获得较高的指标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当今世界,发表论文、比影响因子、争科学基金、报科学大奖,凡此种种已成为科学从业者们巨大的精神包袱!
卸下这些本不该有的身外之物,不但是每位科学从业者必须考虑的哲学论题,也是改进完善科学评价,杜绝种种学术不端的前提条件。
[1] |
江晓原, 穆蕴秋. 科学出版乌托邦: 从开放存取到掠夺性期刊(上).
读书, 2018(8):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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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吴爽, 徐飞. Science 2.0—科学活动新范式.
科学学研究, 2016, 34(9): 1281-1286.
DOI: 10.3969/j.issn.1003-2053.2016.09.001. |
[3] |
European Commission.Background Document.Public Consultation ‘Science 2.0’: Science in Transition.https://ec.europa.eu/research/consultations/science-2.0/background.pdf.[201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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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江晓原, 穆蕴秋. 影响因子是可以操弄的.
读书, 2016(9): 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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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江晓原, 穆蕴秋. 科学出版乌托邦: 从开放存取到掠夺性期刊(下).
读书, 2018(10):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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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Jeffrey Beall. Predatory Publishers Are Corrupting Open Access.
Nature, 2012, (489):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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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党中华. 美国知名教授Jeffrey Beall的" 掠夺性”期刊黑名单.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928966-820810.html.[2019-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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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魏潇. 老牌顶刊将遭欧洲11国抵制: 后年起禁止其资助研究登上CNS. https://mp.weixin.qq.com/s/ztcti1aTWmIdnZdBsrqfgA.[2019-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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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James D. Watson, Francis H. C. Crick.. Molecular Structure of Nucleic Acids.
Nature, 1953, (171): 73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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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Anne-Wil Harzing. The Mystery of the Phantom Reference: ADetective Story. https://harzing.com/blog/2017/11/the-mystery-of-the-phantom-reference-a-detective-story.[2019-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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