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宾伯(Bruce Bimber)教授可以说是研究“社会性媒体”(social media)与政治关系的技术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美国著名专家。他在获普赖斯奖的著作《信息与美国民主：技术在政治权力演化中的作用》中，对技术与政治权力间的复杂关系做出了详尽的描述。该书的标题本身就很有意义，正如其副标题所表现的那样，他更关心的是“演化”的问题。然而，“演化”是个“大”词，可用于任何场合。但宾伯却将这个大词限制在一个小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是更狭窄的政治权力之内。

美国是个技术很先进的年轻国家，尤其是作为“社会性媒体”的互联网。宾伯最感兴趣的是信息时代由于普遍计算所导致的所谓的“后科层制多元论”(post-bureaucratic pluralism)。实际上，政治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技术，也就是说，科层制要根据先前的那种格局进行变革。在这本书中，宾伯给出了从“美国宪法制定之初”到“互联网驱动的技术革命”的4种政治信息革命的历史大框架。在每个阶段，传播信息的手段都是不同的，因而政治力量也就不得不利用这些技术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宾伯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各抽象和具体的政治组织业已适应在变革的机会和限制下，管理政治信息和通信。在通信和信息的成本和分配中，这些变化并未持续发生，而是经历了长期的稳定，但这种稳定却被相当迅速的变革瞬间所打破，其原因是来自技术发展或经济的和社会制度上的复杂关系。信息革命在政治市场上使某些组织优于其他，并顺应了世界政治的潮流。

在过去的200多年中，这些变革逐步在演化，但却不是发生在国家建制的组织层面。与信息革命相关的变革，集中体现在各类组织和中介机构的结合部：在这个领域，联系着间或迅速变革的社会中的个人，与较缓慢演化的国家机构。互联网的兴起与政治组织顺应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环境变革，其间在美国产生了第四代信息政体(information regime)，其特征是在信息与通信的丰富性中体现出来的，它弱化了物质资源和管理某类政治行动的能力之间的各种关系。

把“事情”转变为“实情”肯定是个社会过程。可又没人会断言社会能完全掌控它，即便是当“实情”与人造物和系统相结合时也是这样。技术并非一种有意识的主体，它本身并非一个独立的客体。技术在我们面前所呈现的往往是令人感到恐惧的环境，因而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也就不足为奇了。技术决定论所面临的两难处境也让人一目了然。社会是最高的“教主”抑或谦卑的“学徒”呢？或者二者并存？

尽管如此，宾伯对“后科层制多元论”或“信息政体”还是持乐观主义态度的，他认为公民可以通过互联网的信息而广泛参与政治活动。他尤其强调信息革命将发生在中间层面。充分享有信息的市民社会是一种“美国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信条”，信息革命中所得到的核心价值对好的市民社会要更多；当然，随着当代信息技术的兴起，也会给这种享有信息的市民社会的理想带来一些问题。宾伯举了几个例子：如果媒体演化和随时间变化的信息的特性改变导致政治的中介机构性质的变化的话，那么市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水平又当如何？由于信息丰富以及当前的后科层制结构的集体行为，是否会对更广泛的政治参与产生关联呢？

除了市民参与率的纠结问题之外，该书大部分的论述均集中在美国政治和技术的真实行动上，特别是集中探讨变化的政治结构的参与性以及组织的新方法，而不是有多少人参与或不参与这样的琐碎问题。宾伯认为，社会性媒体的革命如果并没有为信息革命带来加速的变化，那它就与传统媒体没有什么区别。通过社会性媒体这个工具，政治联合新结构的出现和消亡也就是常有的事物，这些政治联合往往集中某些特殊事件，如表达抗议或政治决策等。与此同时，常设的正式机构也正在适应并在探索新策略以应对先前没有的新情况。

作者在中文版序中指出，自该书出版以来，又出现了两项重要的进展。

首先，在技术世界和政治本身中，新一代的互联网工具出现了，它迅速成为了所谓的“社会性媒体”。从2003年和2004年开始，使用互联网和移动电话有了各式各样新方法，其首要作用就是赋予人们创造和分配他们自己的信息、图像和其他内容的能力，围绕各种社会网络组建他们的通信和分享信息--他们自己的网络，在各种网络之内它们是人们自己的网络，以及这些网络的进一步移除。此进展之于政治的一个关键特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网络分层与个体市民之间的边界遭到破坏，一是大众传媒与政治组织的边界受到侵蚀。这一现象是全球性的，通过社会网络的各种工具，它已触及不同地方的政治，如印度尼西亚和缅甸，丹麦和新西兰。在美国，在社会网络中的市民和正式政治组织崩溃的边界之间，达到了它的顶峰，奥巴马已成功赢得2008年美国总统的大选--其特征便是强化和熟练运用技术，而这些东西在几年前根本就不存在。

其次，则涉及到媒体和政治研究中的进步。在美国的语境中，一个让许多人着迷的中心问题，就是互联网是否会有助于增加各种民主参与。在该书的第五章，作者提到了若干可以追溯到1998年和2000年的几个事实，表明增进民主参与的可能性。本书的读者对这些发现进行了各种解读，他们将其作为利用互联网不能进行民主参与的反证。自该书出版之后，其他学者试图解开这个谜题，有些案例研究表明，在使用互联网和进行民主参与之间，确实存在小型的积极联盟，这一点用人为的某种政治兴趣或研究者模型中其他内生性问题是无法解释通的。这一效果似乎集中体现在年轻一代；越来越清楚的是，政治的公共事务的兴趣和其他动机性的特征，在数字媒体的使用中相互作用--这是作者书中还未能涉及的。

中国拥有世界上互联网最大的用户群。涉及到民主问题，在中国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一旦某话题上了网就会迅速传开；其后果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国家而言或许是灾难性的。与信息政体相比，中国正在采用一种协商式民主的方式，从而避免了宾伯所观察到的在美国发生的“百万母亲大游行”的问题。

中国的互联网上有许多公共论坛，它们超越了时空并以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传统科层制的官员传达他们的心声，迫使官员们直面现实世界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没有互联网时往往被隐瞒且不为公众所知。以往政治被认为是政府内部的事物，可是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兴起，在政府之外人们也开始讨论并参与到政治中来了。在多元的环境下，许多与政治和政策的话题也开始进入了公众讨论范围。在本文作者看来，这一方面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动力，而在另一方面，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化解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民主意识。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经历的社会变革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依然任重道远。宾伯的书对中国的学者而言，是一部杰出的可资借鉴的佳作，我们将看到新的技术总是会推动中国政治格局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