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人才指富于开拓性，具有创造能力，能开创新局面，对社会发展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才。教育和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本文结合笔者多年从事教育与科研工作的经验与体会，谈一下关于人才培养和评价的几点思考。

不拘一格

“不拘一格”在成语辞典中解释为不拘泥于一种方式或标准。在这里我想着重强调的是，不拘一格尤其指一种广义的人才观，即我们应当不拘泥于单一标准来衡量人才。

清末诗人龚自珍有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所主张的，就是一种广义的人才观。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涵括门类不同的众多事业，需要不同职业和不同层次的人才。古人对此有深刻的体会，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讲得就是这种广义的人才观，讲得就是应秉持平等的人才理念，善待各种人才，尤其是重视各行各业中之佼佼者。兹以科研队伍的组成为例，一支善于攻关克难的科研团队，不仅需要有领军人物和学科带头人，还必须有各种各样的辅助人员，包括实验人员、软件编程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具体实施和操作人员等等。这正如同混凝土一样。混凝土之所以坚固结实、牢不可破，就是因为它由各种成分组成，既有不同粒径的砾石，又有沙子、水泥、水和各种添加剂，缺一不可。这就启示我们，必须具备广义的人才观，重视和善待各种类型和各种层次的人才，鼓励不同岗位、不同职业的人才都成为 各自岗位上的佼佼者。应科学制定各类人才的晋级标准和相应待遇，使各类人才都有光明的前程。如此我们的事业方能兴旺发达。过去有些领导同志，目光只盯着那些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只重视大师级的人物。这些人物固然重要，重视他们也是理所当然，但若忽视其它层次人才，就不恰当，也不明智了。

明白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道理，树立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广义人才观，接下来一个合符逻辑的结论，就是必须建立广义的教育观，即需要建立培养、训练各类别、各层次人才的相应的教育机构，并且平等地对待它们，鼓励这些教育机构成为各自类别和层次的教育机构中之佼佼者。以高等教育为例，我们应当既有一批培养高级科研人才的研究型大学，以重点培养博士、硕士等高学历人才，还必须有更多以培养各种职业的本科人才为主的高校。这些高校应当以培养合格称职的各种职业人才，例如教师、律师 、医生、护士、建筑师、工程师等为己任，而不宜笼统地都以培养所谓创新型人才为口号。我们还应当有众多的高等技校，以培养门类众多技艺专精的各类合格的技师。上述这些学校不应该也不必要互相攀比，纷纷改学院为大学，再改大学为综合性大学、为研究型大学。各类学校，应当力求成为各自类型学校中之名校，并以此为荣。

只有不拘一格的广义人才观深入人心，我国才会出现各类人才辈出的景象，我国的科学事业才会真正兴旺发达，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毕其功于一役

“毕其功于一役”的意思是把应该分成几步做的事一次做完，亦以形容急于求成。在初从事科学或学术研究的研究生中，具有“毕其功于一役”想法的人，恐怕不在少数。这或许是由于这些研究生缺乏正确的指导，不懂得如何做研究；或许是由于他们急于求成。总之，这反映了一种浮躁的学风，乃是做学者之大忌。

笔者经常参加一些博士生的开题报告会，发现每次总有那么几位研究生，喜欢选择宏大的题目，试图做一位集大成者。有的研究生将博士论文写成洋洋洒洒十几万字乃至数十万字的鸿篇巨著。他们乐于搭起完整的章节架构，论及相关问题自始至今的发展历史与沿革，顾及相关问题的方方面面，深怕予以遗漏。他们不懂得博士论文与编书的区别，不明白研究论文本质上是一种“著”的工作，必须基于研究者本人的工作，尽量以研究者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而不是编书籍，写教科书。由于他们企图论及问题的方方面面，因此尽管周到，却容易肤浅，而且容易成为文献综述和他人资料的集成。他们不懂得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因此写成的论文，看似面面俱到，但深究起来，却发现很可能哪一方面的问题都没有真正地予以解决。

博士生要在通常规定的3年时间内完成论文，其时间与精力必然有限，其工作量也必然有限。若将此精力与工作量比喻成为一定容积的水，再将其摊在一个过于宽广的面积上，则水层必然显得浅薄。反之，若将之集中灌注在一个面积狭窄的井管内，则水层必然显得深厚。这是一个浅近的道理，说明初入门的研究者最好先集中精力于一个小的问题上，把它研究深透，以便能真正解决问题，有所创见。因此，笔者主张研究生宜“小题大作”，而不宜“大题浅作”。杨振宁教授在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作关于《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的报告时说过：“常常有同学问我，说我们将要得到博士学位，或者我们正在做头两年的博士后，我们应该做什么题目，是大题目还是小题目。这个问题很重要，而且我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也问过费米。他的回答很清楚，他觉得大题目、小题目都可以想，可以做，不过多半的时候应该做小题目。如果一个人专门做大题目的话，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而得精神病的可能性很大。做了很多小题目以后有一个好处，因为从各种不同的题目里头可以吸取不同的经验，那么，有一天他把这些经验积在一起，常常可以解决一些本来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我自己就有很深的感受。”由此可见，杨振宁、费米这些大科学家也是主张先从小题目的研究做起的。

一些研究生希冀“毕其功于一役”，还反映了他们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缺乏自知之明，想一举而成为某一领域的学术权威与集大成者，雄心固然可嘉，然而却很可能欲速则不达。固然，不想成为统帅的士兵，不是一位好士兵，但真正能打仗的统帅，却必须从行伍出身，从基层指挥员做起，一仗一仗地打，以取得实战经验，逐步掌握驾驭战争全局的本领。企图避开当基层指挥员的经历，一下子就当朱德、彭德怀那样的元帅，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科学与学术研究也一样。博士生毕竟只是研究的入门者，必须经历由师傅领进门，再自行长期刻苦修行的过程，方能最终修成正果。博士阶段是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培养独立从事科学或学术研究能力的阶段。从博士生到学术大师，必须耐得住寂寞，经历较长期的研究，非一蹴而可立就也。试图从一开始，就成为某一领域的学术权威和集大成者，就如同试图从排、连长火箭式跃升为四星将军一样地不切实际。燎原大火也必须从星星之火燃起。想毕其功于一役，显然违背聚量变而成质变的辩证法普遍规律。

博士生从选择一个有意义的小题目做起，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培养独立研究的能力，取得较深入、有价值、有创见的成果。之后，可以循此继续深入研究，也可扩大战果，研究相关的课题。如此，他对相关领域的研究逐渐深入与扩大，他也就逐渐获得某一领域博大精深的知识，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逐步树立了在学术界的地位。经过持之以恒的钻研和系统性的研究，方可成为一位真正有学问、有根底、有成就的学术大家。

在科学研究上还有另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心理，就是对他人的研究成果过于苛求，乃至求全责备，恨不得别人的一篇研究论文就把某一问题自始至终，通盘解决，容不得别人只提出问题和初步想法，只开了个头。甚至也不满意他人只取得阶段性成果。之所以产生这种心理，是由于这些人对科学研究的长期性与艰巨性认识不足，是未认真学习科学史的结果。

事实上，从科学史可以了解，不少有价值的重要成果，都是许多人前承后继，持续研究的结果，甚至为此必须付出几代人的努力。其间的探索，哪怕只作出些微小贡献，哪怕所获得的阶段性结果尚不是那么准确、可靠，都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任何新生事物，只要其方向正确，哪怕暂时显得有些幼稚，有不够完善、不够妥当的地方，也不能对此横加指责，甚至一棍子打死。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予以改进、完善、推进和发展。

兹以声速的测量为例。众所周知，在常温下声速为340m/s(在0℃时为331m/s)，但得到这个数据却颇为不易。在科学史上，声速的测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实验科学课题，科学家们为此付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最早由英国著名学者Francis Bacon(1561-1626)于16世纪提出可通过测量看到火光到听到声音之时间间隔来测量声速的原理。尽管他本人未曾实施过声速的测量，但科学史上仍记载了他对解决此问题的贡献。后来，由法国科学家和修道士Marin Mersenne(1588-1648)在17世纪上半叶进行了声速测量。他采用两个办法，其一是利用离开一反射面一段距离来聆听测量者所发出的短语的回声到达时间来计算声速。最初他利用心跳间隔时间(按66次/分)来计时；后来他采用更为精确的钟摆计时法，得出声速约为316m/s；他采用的另一种测量法是采用从远距离处来记录见到开枪时的火光与听到枪声之时间差的办法来测量声速，得到488m/s的数据。此后两个世纪的科学家也采用后一办法来测量声速。稍后，于1657年在佛罗伦萨成立的科学院(Accademia del Cimento)也于1656年前后组织了用鸣枪的办法来测量声速。此次测量中，他们较准确地测量了声源与受声者之间的距离。早在1687年，牛顿就假定声扰动下气体状态的变化是等温过程，据此提出关于声速的计算公式。由于据其公式计算的声速与此前对声速的测量结果不一致，又引起人们对测量声速的兴趣。此后，英国皇家学会与巴黎科学院又组织进行了若干次声速测量。其中巴黎科学院于1738年进行的声速测量考虑得较为周到。科学家们利用两门加农炮作为声源，分别置于相距18英里的两端发声，以便抵消风速对声速的影响。尽管当时并不清楚温度对声速是否有影响，但实验者还是记录了温度。他们测得0℃时的声速为332m/s，已相当接近于今日所知的声速。声速测量的结果，表明牛顿基于等温过程的假设是不正确的。直至1816年，才由拉普拉斯对牛顿的理论进行修正，假定气体按绝热过程变化，运用气体绝热物态方程，得到正确的声速公式。

从声速测量的例子可知，一项重要科学成果的取得，有赖于人们付出长期的努力，有赖于前承后继地持续研究，决非可以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的人只是提出问题，有的人只提出关于解决问题方法的设想，而未作实际的实验。有的实验结果或理论推导，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相关技术条件的不完善，可能存在不正确、不准确或不完善之处。但他们的努力与贡献，都值得肯定，都值得在科学史上书上一笔，而不能为此而轻易予以否定。只有破除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锲而不舍地持续研究，方能最终攻克科学难题。

通文达理

通常“通文达理”这一成语是指有学识，通晓事理。若将此成语中的“文”作文科解，将“理”作理科解，则通文达理可理解为“文理兼通”，与之相对立，则是文理不相通。

文理不相通是现代教育容易犯的一个弊病。尤其是当今中国在中学阶段，便过早地实行文、理科分班，而在大学阶段又过于偏重专业的教育，未认真实行通识教育，使这一现象更形严重。 文理不相通也是近代科学与学术过于强调分门别类，强调分析，而未强调综合与学科交叉的结果。各专门学科之间，隔行如隔山，更何况作为大的学科分野的文科与理科之间，更是横着楚河汉界，彼此壁垒森严，轻易不可逾越。许多学习文科专业的学生，缺乏基本的科技常识；不少学习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也缺乏文艺与社会科学方面的修养，缺乏审美意识。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成为梁思成先生所批判的那种“半边人”，而不是全面发展的人才。前不久，钱学森先生曾经提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即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笔者以为，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不注重文理兼通恐怕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古今中外许多大学者、大科学家、大艺术家，都是文理兼修的典范。远的如东汉的张衡，不仅是发明地动仪与浑天仪的大科学家，又是能写出“二京赋”和“四愁诗”的大文学家。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不仅是饮誉世界的大画家，又是在天文学、物理学、解剖学、建筑学与军事学等各领域都有杰出贡献的大科学家；近的如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不仅是大语言学家，还曾在清华教过物理学与数学。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与沃尔夫数学奖得主丘成桐，业余喜爱并擅长诗词创作。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生平酷爱美术，在美术创作方面也颇有造诣。这些例子都说明文理不仅可以兼通，而且可以双晖。

主张文理应当兼修的理由有很多。最近看了江晓原先生在《中华教育报》上发表的《用一生去追求文理兼通的目标》一文，颇受启发。文中谈及达尔文在67岁那年写的《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的回忆录》。达尔文在该回忆录中谈到他少年时对诗歌、戏剧、绘画、音乐等有过热烈的爱好和兴趣，时常一连几小时静坐不动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但是到他写作回忆录时却是另一番情形。他写道：“到现在，很多年来，我竟不能容忍去阅读一行诗句。最近，我尝试去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却发现它枯燥乏味……我几乎也丧失了对绘画和音乐的兴味。”对于这些“高尚的审美兴趣”竞会消失殆尽，达尔文感到震惊而悲哀。他忧心忡忡地写道：“这些兴趣的丧失，也就是幸福的丧失，可能会对智力产生损害，而且可能会对品德有害，因为这种情形会削弱我们天性中的情感部分。”我想，达尔文之所以会在科学上取得重大成就，与其少年时期对文艺的爱好和深厚的修养不无关系。他谈到的为什么自然科学家应当保持对文学艺术爱好的理由十分到位，也至关重要。

此处，我想补充的一点理由就是，文理科的思维在本质上有许多共通之处。二者都需要想象力，需要直觉力，需要灵感，需要顿悟，需要由此及彼的联想能力。正如李政道先生所说：“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尽管自然现象本身并不依赖于科学家而存在，但对自然现象的总结乃属人类智慧的结晶，这和艺术家的创造是一样的。”因此，文理兼修不仅不会相互掣肘，相互矛盾，而只会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理科的学者学习文艺，提高审美意识和兴趣，将会有益于智力的提升和灵感的涌现，也有助于培养丰富的情感和对人文的关怀。而文科的学者学习科技知识，也将有助于养成较严密、系统的逻辑思维能力，有助于形成正确、理性的世界观。1984年，笔者在清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曾写过一首《获博士学位有感》的七律，内中有这么两句“边缘领域拓荒始，理纬文经织锦成。”的确，以理科知识为纬线，以文科知识为经线，可望织出一片绚烂的锦缎来。

当然，由于人的精力有限，因此，提倡通文达理，或文理兼通，不是主张每个人在文理两方面平均使用力气，也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在文、理两方面都取得骄人的成就，而是主张在“术业有专攻”的基础上，兼顾文理知识的汲取和人文与科技素质的培养，在心智两方面获得平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