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题的由来及方法论

“齐尔塞尔论题”（Zilsel Thesis），即“学者–工匠问题”。它较早由奥地利科学哲学家埃德加·齐尔塞尔（Edgar Zilsel）提出。齐尔塞尔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高级工匠与学者之间的互动，并迫使工匠之“技”向现代科学技术迈进。从理论上看，齐尔塞尔对学者与工匠关系的思考是基于近代欧洲早期的技术发展与科学诞生的背景，并聚焦于1300—1600年间形成的大学学者、人文主义者与工匠的“三大阶层”的论证^①，其核心指向是工匠与学者之间的互动进而产生了西方近代科学。潘洛夫斯基在其力作《西方艺术中非文艺复兴与历次复兴》（Renaissance and Renascences in Western Art）中强调，工匠与学者的融合引发了西方近代技术革命与文化创新^[1]，并首肯齐尔塞尔论题的先见性。但后来，霍尔在《科学革命时期的学者与工匠》（The scholar and the craftsman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2]（1957）一文中如是认为，学者只是部分接受了工匠传统的问题与思维方法，学者与工匠在科学革命时期的互动是有限的。就研究的方法论而言，直至帕梅拉·隆的《工匠/实践者与新科学的兴起：1400-1600》（Artisan/Practitioner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Sciences，1400-1600）^[3]的出场才打破有关学者与工匠的二元论研究框架。因为，帕梅拉·隆不仅突破了齐尔塞尔论题的二元论局限，还提出了工匠与学者的“交易地带”（Trading Zones）理论，进而大大超越了“学者—工匠问题”二元论的方法论体系。

简观“学者—工匠问题”的学术史进路，该题域不仅是欧洲近代科学技术史理论研究的重要线索，还是世界工艺文化及其技术史研究的应然题域。就方法论而言，传统的“学者—工匠问题”的“二元论”以及帕梅拉·隆“交易地带”等研究方法启示，学者与工匠之间的关系论确乎类似于医学上的“介导论”。所谓“介导”，原指利用某种物质作为媒介，将供体转移给受体，从而使得受体的内在基因型及其表现型发生变化。从医用发生学看，新细胞的诞生必然有其生发的媒介与转导的过程。换言之，当作为“受体”的工匠文化细胞遭遇外来学者“供体”文化的干预，自然会引起一系列受体工匠文化基因型及其表现型的细胞变化问题，这些问题便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与工匠之间的知识认识论，即“学者—工匠的介导论”。就理论而言，供体、受体以及转导是“介导论”的关键要素。引入“介导论”阐释“学者—工匠问题”，能有效解决传统方法论意义上对该问题的“二元论”或“交易地带论”的弊端。因为，学者与工匠的“二元论”忽视了两者的“转导”过程，而“交易地带论”又在注重“转导”过程中有失去了对“供体”与“受体”的独特性分析的风险。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本文拟将以作为“供体”的清代学者介导作为“受体”的工匠文化为中心，结合齐尔塞尔、潘洛夫斯基、帕梅拉·隆等研究方法论，提出清代“学者—工匠的介导论”，较为全面地展开“齐尔塞尔论题”在清代的潜在性表现及其可能性延展的讨论，以期昭示清代学者和工匠之间的特定因果逻辑，以及中国近代工匠史与科技史的内在联系，也启示当代学者介导的工匠文化向合理的向度发展。

二、以实学为枢：作为介导“供体”的清代学者阶层的文化转向

相比较而言，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导向是将科技文化排斥于社会之外，以至于中国古代工匠文化在学者层面被长期遮蔽与忽视，进而造成中国古代工匠与学者很难真正达到互化与耦合。不过，这种局面在清代被致力于实学发展的学者们所打破。在明清之际，传统学者在亡明社会的刺激以及对西方科技进步的反思中，深刻意识到心学与道学已然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林则徐、魏源等一大批文人学者大力提倡致用实学，积极主张发展科学技术。在此历史背景下，传统抽象儒学开始向以实践为本体的朴学转向，并实现了清代学者阶层从务虚向务实、从经术向治术、从理学到实学的重大文化转向。

1. 从务虚转向务实

在清代早期，满人对学者或知识分子采取高压与怀柔政策并举。尽管在国家层面大兴文字狱，但学者还是被“团结”在满清政府周围。学者也因此开始“积极”入世，并显示出对国家的“关怀”与民生的“关注”，这充分体现于对“心学”空谈与误国的思考与批判之中。至清代中后期，伴随社会经济快速繁荣以及欧洲人文主义及其科技思想的进一步溢进，清代学者阶层在“经学”与“考据”中逐渐意识到社会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于是便转向自然科学及其对社会有用的实学领域。特别是在康熙二年至七年（1661—1668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与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1901—1905年）三次废除八股科举制度改革之后，清帝国政府在国家层面将学者从“科举入仕”的藩篱中解放出来，致使清代学者的文化导向发生革命性地逆转，即从传统的文化“务虚”向科技“务实”方向迈进。在此语境下，清代的工匠文化方开始走向学者知识场域，学者对技术性的工匠文化予以重视，从而使清代工匠文化达到应有的历史高度与美学高峰。

2. 从经术转向治术

在清代早期，尽管工匠文化能显示出关乎民生与国家的商业能量及其技术活力，但在国家层面，手工业或工商业还是被确立为抑制之业。譬如雍正上谕就指出：“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匠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4]显然，清廷的“抑商”思想不利于传统工匠文化的健康发展，也阻隔了传统学者从经术向工匠之治术迈进。但到了1864年，李鸿章致信给清廷总理衙门如是指出：“盖中国之制器也，儒者明其理，匠人习其事，造诣两不相谋，故功效不能相并，艺之精者，充其量不过匠目而止。洋人则不然，能造一器为国家利用者，以为显官，世食其业，世袭其职。故有祖父习是器而不能通，子孙尚世习之，必求其通而后止。”^[5]显然，李鸿章已意识到中国学者与工匠的分离现象，并潜在地显示出国人要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文化立场。在李鸿章积极倡议下，清廷开始意识到要发展实学的重要性。于是，清廷开始招募“西洋工匠”，精选能工巧匠，以期“师夷之长技”。至近代，作为知识分子林则徐则主张“藏富于民”，大力提倡发展工商业与手工业，尤其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等科学技术。学者魏源则提出“以经术为治术”的响亮口号，并主张“能致用便为实学”的治术思想。在此主流学者治术思想支配下，清代工匠文化得以稳步、健康地向前发展。另外，清代皇宫中的帝王以及士大夫对手工艺品也格外地推崇与喜好，更极大地刺激了工匠文化的飞速发展。张荫桓在日记中如是写到：“（光绪二十年）二十七日乙巳（3月4日）晴。前日慈宁宫筵宴蒙太后恩赏福字、白玉如意、铜手炉、磁花瓶、江绸袍褂、帽纬、荷包、漆盘共八色，向系宴毕分给桌上，所谓‘盘子赏’也。”^[6]可见，清慈宁宫筵宴太后将器用物作为一种给予臣子的赏赐，工艺品作为“盘子赏”反映皇帝对器物的看重。清代皇帝作为知识分子对工匠活动的靠近、介入与参与，也为清代工艺文化走向巅峰时代提供强劲动力。

3. 从理学转向实学

在明代前中期，程朱理学占据明代社会主流思想，理学的心学化与抽象化开始走向极端。但到了清初，传统理学开始走向实学，这主要体现于清代学者对传统文化的整理、考证以及对西方技术文化的译介层面。起初，清代学者对西方技艺怀是有轻视态度的，特别是在文字狱以及在质疑满人的法统地位背景下，“清代最具特色的文化成就和明代一样，不是创造而是综合与分析”^[7]，因此，在器物考古、收藏、图书集成等方面便有了综合性的大型文献著作出现，特别是在工艺、建筑、科技、立法、钟表等方面的著述颇丰。譬如陶瓷工艺著作有朱言的《陶说》（1774）与蓝浦的《景德镇陶录》（1815），刺绣理论著作如《丁氏绣谱》《雪宦绣谱》等，建筑理论著作如《鲁班经》《营造法原》等，清工部编写《工程做法则例》，科技理论著作《镜史》，历法著作有《六历通考》（顾观光）、《畴人传》（阮元）等，钟表科技著作有《自鸣钟表图书》（徐朝俊）。另外，在文献考证方法指导下，清代学者热衷对自然科学的考证，并实地考察与研究，并著述自然科学。如戴震《策算》《九长补图》《勾股割圆记》，焦循《加减乘除释》等。另外，一批数学文献如《孙子算经》《九章算术》《五经算术》等经过考证注释，客观上为这些遮蔽已久的中国数学知识得以保存与重现。清代经学学者自觉地阐释自然科学，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份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传统学者从理学转向实学的显著标志。

4. 从实学转向科技救国

清光绪25年（1899年）小仓山房石印本《富强斋丛书正全集》（64册），一名《西学富强丛书》（清代袁俊德辑），这套丛书是清代知识分子从实学转向科技救过的重要表现。在中日甲午战争的伤痛思考中，清廷知识分子开始讲求时务、提倡西学，以备求强救国。《西学富强丛书》始编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于次年告成，后又辑有续集，分算学、重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史学、公法学、矿学、工艺学、兵政学等门类，诸种西学由当时江南制造局翻译局负责。《西学富强丛书》反映出清代社会开始从实学走向科技救国之路。在工艺层面，当时的江南制造局翻译美国版的《髹饰录》—《垸髹致美》（Manufacture of Varnishes and Paint）^[8]。从知识社会学视角看，《垸髹致美》是西“漆”东渐的历史产物，其知识语境与“洋务运动”有密切关联。从发展实业看，学习西方技术与技术引进成为晚清政府地当务之急，引进《垸髹致美》反映晚清社会注重科学与发展实业“自强救国”的强烈愿望。《垸髹致美》既表征晚清社会洋务思潮以及发展工商业的状况，也昭示晚清社会发展实业、学习新知识与注重科学的社会征候。

尽管清代学者开始了从务虚向务实、从经术向治术、从理学到实学的文化转向，但“洋务运动”的破产客观上显示了晚清学者与工匠互化存在制度性、文化性的保守主义缺憾，也反证了唯技术科学思想在人文主义学者领域的局限性。

三、主体解放：作为介导“受体”的清代工匠群体的身份转型

在一定程度上，清代学者“以实学为枢”的社会定位及其立场是知识分子主体解放的展现，这也为工匠群体的身份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清代的工商会、市民公社、公馆公所等组织机构的成立与运作为工匠群体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以至于工匠群体获得了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的根本性转型，具体体现如下：

1. 从“家族制”向“学徒制”转型

在教育层面，清代工匠身份转型的动力来自清早期国家职业技术教育的初步发展。清代以前，工匠的知识传承基本按照“世袭传授”的方式完成工匠文化知识的学习与传承，并受制于严格的“家族制”，即“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其主要教育方式是“口传心授”。这种工匠知识教育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缺陷性。但到了1840年前后，传统的工匠知识教育被中国江苏兴化、山西忻州等地兴起的“官局学徒”制彻底打破。直至清朝末年地方政府全面开始施行“设局招徒”^[9]，研习工匠技术。这种略类似于近代职业技术学校的工匠教育制度的诞生，宣告了清朝新的“学徒制”正式诞生，从而彻底改变了以往工匠文化家族式的“世袭传授”制。在“设局招徒”是思想的指引下，清政府在全国开始招生学徒，并设立工艺传习所。为解决工师短缺问题，清政府派专人去江浙一带聘请匠师、机师、织师等“高级技师型”的工匠，积极创办工艺文化传习机构。譬如河南省的“蚕桑总局”（1880年）^[10]、广西的纺织“机房”（1888年）、北京（直隶）的传习机构“北洋工艺局”（1903年）^[11]，等等。“设局招徒”制为清代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的发展奠定雄厚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工匠技术人才的储备。这些在传习所毕业的学生或“留充工匠”成为工艺机构的骨干，或“传为教习”成为学者型的匠师，或“创办实业”成为国家实业发展的先驱。可见，清代工匠的学徒制度不仅为近现代中国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实践经验及制度文化，还在诸多方面拓展了工匠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从而为近代工业发展积蓄了丰富的工匠制度及其实践技术人才。

2. 从“终生为匠”向“弃匠入仕”转型

在制度层面，由于清代国家实施了“摊丁入亩”的赋税制度，以至于明代的终生为匠的“匠户制度”名存实亡。同时，这种“地丁制”极大减轻了无田亩农民的赋税，特别是给手工业者的提供自由迁徙式的手作空间。在顺治二年（1645年），清政府“令各省俱除匠籍为民”，并实施“计工给值”或“按工给值”的新型工匠雇募制度。直至雍正四年（1726年）之后，清廷将各省把工匠班银归并田亩或地丁带征。因此，工匠身份因此获得极大地自由与解放，也大大增进了工匠生产的积极性与自由性。清代工匠制度的改革昭示了国家生产关系的一种新进步。清代工匠制度的改革不仅打开工匠的生产身份枷锁，还打破了工匠社会职业身份的羁绊。在清代中后期，国家政策规定工匠可以“弃匠入仕”，甚至不通过科举考试也可世代为官。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工匠入仕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显示出在国家层面对工匠身份转型的认同，抑或说国家对工匠技术在社会进步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的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工匠一旦入仕为官或称为知识分子，工匠的技术经验被转化为技术文本知识将成为可能，进而为工匠之“技”向科学性知识的延伸与文本凝固做好了人力资本准备。

3. 由“经验型匠人”向“科技型巧匠”转型

在生产层面，清代工匠对技术性知识生成及其推广有着不可忽视的介导作用。清代著名工匠吴鲁衡（1702—1760）精通罗盘制作工艺。^[12]在雍正年间，他在万安镇老街创设吴鲁衡罗经店，其日晷、罗盘及指南针等产品承古法而又时新。1915年，吴氏产品在美国费城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对指南针技术的推广与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另外，《松江府绩志》记载了嘉庆年间上海工匠任某擅长制作浑天仪；《宁国府志》记载了嘉庆年间安徽人刘茂吉制作浑天球、自鸣钟、日晷等；^[13]158《上海县续志》记载了咸丰年间工程师华蘅芳与徐寿一道制造轮船等；《续印人传》记载了机械工师徐玉善勾股，精自鸣钟设计与制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制作乐钟、日表及日规扇等多种计时器。^[13]160总之，这些原来的“经验型匠人”已然向“科技型巧匠”转型，他们确是近代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向的技术人才，更昭示着清代工匠地位及其身份开始走出传统匠人、家族、经验的藩篱，走向更为广阔的技术空间与科学领域。

四、双向互动：清代学者对工匠的介导效能

在分析中发现，清代学者被广泛地介入工匠场域，并相互发生彼此溢进与认同，具体而微地呈现出学者与工匠的双向互动，并产生诸多领域的介导效能。在此消彼长的文化体认与耦合中，工匠经验技术的文化性与艺术性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与延伸，特别是工匠经验技术的理性化、科学化以及普遍性获得了再造与发展。

1. 清代学者对工匠的介导偏向

在实业救国与科学发展层面，清代学者与工匠具有共同的使命与价值取向，特别是清代学者在运用科学知识介入工匠技术维度上实现了学者与工匠的双向介导，其具体偏向如次：

第一，运用数学等知识阐释工匠技术。工匠技术是清代学者研究之重要偏向，清代学者程瑶田、汪莱、邹伯奇先后用数学、力学、几何学等方法研究古代打击乐器石磬的重心与悬空位置，从而充分认识与解决了《考工记》所载古代工匠对磬重心设计的问题，极大地发展了古代工匠文化及其知识体系。同时，经清代学者引进的西方数学、几何学等更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工匠技术的阐释。譬如邹伯奇将数学与（物理）力学的结合，有效阐释了古代乐器的制作原理，这堪称西方科技在中国运用的一份样本，也堪称学者与工匠文化双向互动的典范。

第二，运用数学等知识阐释天文科学，是清代学者致力工匠技术研究的重要领域。由于清代文字狱的影响，天文科学或许是知识分子最易介入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古代的天文仪器及其知识创造与“巧工”是不可分离的。清代学者李锐《日法朔余强弱考》（1799）与顾观光《日法朔余强弱补考》（1843）是继承中国传统数学知识研究调日历算的典范性著作，也是学者结合西方引进知识介入天文技术科学考证的范本，为后世天文学与数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学原典。

第三，清代学者关注工艺技术，并积极撰写科技著作。古代工匠之所以称为“匠人”，是因为他们很少有知识总结与理论概括学力，更无法致力于著述事业。但清代著名的钟表师徐朝俊不仅精通钟表设计及其原理，还撰写钟表科技理论著作，如《自鸣钟表图说》《天地图仪》《海域大观》《高厚蒙求》等，其中《高厚蒙求》集有《揆日正方图表》（2卷）、《中星表及仪器图说》（1卷）、《测夜时晷》（1卷）、《高厚蒙求摘略》（1卷）等。^[14]在《婺源县志》中，曾记载天文、水利器械制造专家齐彦槐于嘉庆二十四年（1809年）发明了一种能移动的日晷，道光十六年（1836年）设计建造了双面日晷，并著有《天球浅说》《中星议说》《北极星维度分表》《海运南漕丛议》等。^[15]另外，咸丰年间工程师华蘅芳（1833—1902）与徐寿一道制造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并在实验与译介的基础上掌握了大量数学与几何学知识，著有近代中国第一部数学著作《抛物浅说》（1859年），还著有《测量法》（1887年）、《数根演古》（1892年）等。^[16]他为近代科学发展及其知识普及作出了极大贡献。这就是说，清代学者对工匠的介导致使工匠文化著述成为可能。

第四，清代学者译介西方科技。在清代闭关锁国之政策下，学者知识分子不仅认识到欧洲科技进步所引起的世界文明进步，还认识到西方殖民东扩以及资本掠夺的倾向。为图国家发展与革新之需要，中国清代学者开始翻译介绍西方科技。尽管所译介文本如王大海的《海岛逸志》、陈伦烱《海国闻见录》、梁庭枬《海国四说》等并不能全面反映西方科技文化，或是停留在较低认识水平上，但西方科技知识经清代知识分子的译介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较大。^[17]在机械工程、水利工程、航海天文等方面影响甚大。譬如西方的“火炮”、“灌溉车”、“火蒸车”、“定时种”、“千里镜”、“量天尺”、“察天筒”等首次带入国人知识体系中，并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主义中觉醒，开始走向世界文化场域。从译介的“海岛”（清代学者把大陆中心以外国家均称海岛国）之称来看，中国学者的大国本位主义意识较浓；但从译介的科学技术知识层面上看，清代学者的文化导向发生转向，已开始注重民生实用性科技知识。

另外，作为知识分子的清代外国传教士与工艺文化的接触，也是学者与工匠互动的一种有效途径。法国传教士殷弘绪与景德镇的官窑工匠接触甚密，在他1712—1722年的一批书信中，多次记录了景德镇陶瓷制作过程及其技术细则，这为欧洲的陶器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验知识与技术要领。

2. 清代学者对工匠的介导效能

清代学者介导工匠文化活动，必然导致工匠经验技术的文化性与艺术性得以延伸，也使得工匠经验技术的理性化与普遍性发生知识性再造，更迫使工匠的手作经验技术的科学化与理论定型化发展。

首先，学者介入工匠文化领域，使经验技术的文化性与艺术性得以延伸。当学者参与工匠活动之时，对工匠制品的审美风格及其文化气息产生很大影响。譬如清代著名学者陈曼生在宜兴任宰相期间，亲手制作紫砂壶，并与当时著名紫砂壶工匠杨彭年等合作，创制著名紫砂壶“品牌”—“曼生壶”^[18]。由于文人学者的参与，使得清代工匠文化注入一种特有的文人气息与艺术情怀。于是，清代具有文人智慧的“文人壶”也因此大盛，获得空前发展。同时，工匠也开始意识到向学者学习文化知识，以期增进工艺的文化性与艺术性。因此，清代学者与工匠的双向介导显示出手作经验与学者理性的双重耦合效能。

其次，学者介导工匠文化使得经验技术得以理性化与普遍性再造。传统依赖手作的工匠一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工匠技术转型局面必然被毋庸置疑地打开，即知识型工匠形成，如中世纪的“高级工匠”或中国的“哲匠”“巧匠”这类群体必然诞生。清代的南京建筑工匠雷发达因技术出众而被应征入京，后成为清代宫殿、圆明园、颐和园等重要建筑设计负责人，后撰写《工部工程做法则例》（1739年刊印）。另外，清代著名的出生工匠的徐寿、徐建寅父子热衷学习西方制器技术，精研数理与机械制造，成为江南杰出的工业技术专家。可见，江南工匠的技术转型致使工匠身份与角色的发生重大蜕变。很显然，伴随工匠手作的生产方式以及技术手段的更新，清代工匠在获取技术知识文化之后，由经验技术迈进科学理性之路，这是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萌芽与发展之路。就人力资源而言，近代中国工匠的身份与角色转型实则是中国早期工业生产人力资源的培育与开发的产物。

最后，学者介导工匠使工匠经验技术得以科学化与理论定型化发展。在清代中期，数学家焦循注重中西理论科学，强调实测观察及其技术，他的数学研究已经开始接近科学数学化发展方向。学者谭嗣同组建“浏阳算术社”^[19]，标志近代中国学者开始向科学化迈进。特别是在清代经济发达的江南，工匠手作经验技术向科学化与理论化迈进十分突出，在冶金、建筑、纺织、文玩、水利、化学、食品、机械制造等知识领域的科学化进程越发明显。如刺绣理论著作有《丁氏绣谱》《雪宦绣谱》等；建筑理论著作有《鲁班经》《营造法原》等；科技理论著作有《镜史》等。不过，清代“学衡派”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也反映出当时部分学者开始理性反思科技无法解决社会矛盾的问题，进而发出了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以及坚守传统文化的呼声。

五、余论：几点启示及相关问题

“齐尔塞尔论题”在清代的潜在性表现及其可能的展开显示，清代学者对工匠的介导及其所彰显的效能是明显的。本文在阐释中发现，清代学者对工匠的介导逻辑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点启示：（1）清代学者以“实学”为中枢的文化革新是传统工匠的经验知识向技术科学转向的关键，特别是从传统儒家学者“做而论道”之经术向“起而行之”的治术转向，为中国近代技术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2）尽管受制于文字狱以及其他社会政治影响，清代学者只能在朴学中考证技术科学或在译介中引进西方技术科学，或存在清代中国学者对西方科技的片面性理解，或存在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但学者们表现出的科技救国、实业兴国的积极入世精神是前所未有的。（3）清代学者尊重工匠知识及其文化，并致力于技术科学的研究，显然是对传统学者治学的一种怀疑立场与批评思想，这对于清代社会向近代中国过渡的冲击与影响是巨大的，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显然是清代知识分子文化思潮之延续。（4）晚清学者对大量西方技术科学的引进，特别是一些数学、天文学以及工学知识的译介与传播，促使中国近代哲学世界观发生重大变化。学者对工匠的介导，昭示出以工匠经验与观察为基础、以天文学工具为手段，运用数学、几何学描述世界的近代中国科技哲学观已然形成，这种学者、工艺与科技相结盟的科学哲学新思维为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石。（5）“洋务运动”的破产客观上暗示另晚清学者介导工匠存在制度性、文化性的保守主义问题向度，也反证了唯技术科学在人文主义学者领域的局限性，晚清社会的“学衡派”对科学主义的批评就反映出当时部分学者开始理性地反思科技无法解决社会矛盾之问题，进而发出对科学主义的怀疑以及坚守传统文化的呼声。抑或说，清代的学者介导工匠文化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矛盾性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与理论储备。

“齐尔塞尔论题”在清代的潜在性表现给予当代学者介导工匠领域的启示也是深刻的。譬如清代“齐尔塞尔论题”对当代手工业发展有何启示？作为清代“学者-工匠问题”对当代工业或创意产业的理论发展有何借鉴？当代“工匠精神”的复苏是否意味“齐尔塞尔论题”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难解命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补于对当代学者介导工匠文化的结构性思考与方向性指导。

第一个问题关乎当代手工业发展中的知识分子介导逻辑。清代学者与工匠的之间的特定因果关系显示，学者对工匠的介导逻辑是基于清代社会制度与西方文化入侵后的被动选择，并在有限的技术领域发挥部分的介导作用。在当代，中国学者对工匠文化的介导应该向多个向度的文化通道转移，在最大范围内发挥学者对手工业的介导价值，进而有效地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对新型手工业产品的消费要求，并引领当代手工科技发展朝向人文与科学协同道路迈进。

第二个问题关乎当代工业发展的知识分子介导价值问题。清代学者对工匠的介导现象显示，传统的中国工匠史、技术史与科学史的理论化发展是基于知识分子的介导为前提的。因为，知识叙事的理论化、定型化与普及化需要学者的靠近、参与与介入。那么，在当代，任何忽视学者对工业或创意产业的思想引领与理论指导的偏向都是很难理解的，也是不正确的。社会的发展需要学者对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学者的介导社会效能确乎是工业发展的冷却剂。抑或说，当代工业发展的新基因型与新表现型的生发与突变是离不开学者介导的。

第三个问题关涉传统手工业知识的当代传承问题。传统工匠知识的传承到底指向何处？是传承工匠精神，还是传承工匠技艺或科学？问题的难度在于，人们总习惯性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史而无科学史，即“李约瑟难题”为传承工匠文化增添了惯性思维。依据清代学者对工匠的介导效能，传统手工业知识的传承应当基于学者、工匠以及它们的“交易地带”，整体批判性接纳传统工匠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科学价值。否则，任何复苏“工匠精神”的宏大愿景都是徒劳的。

简言之，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向度指向一种“学者-工匠的介导论”，并在研究中显示，清代学者对工匠的介导实现了近代工匠之“艺”向技术性再造，也完成了工匠之“技”向科学化迈进，更打通了学者与工匠之间“交易地带”的文化通道，进而部分实现了学者对工匠文化的有价介导，这些对当代手工业或大工业发展的启示是深刻的。

① 有关“齐尔塞尔论题”，参见（荷）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