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热播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引起科学界高度关注。荧屏再现了“文革”结束不久，邓小平以科学教育领域拨乱反正为突破口，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岁月。恢复高考，组织教授编写教材，让科学家搞科研，……这些在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之事，当年却需要手握重权的政治人物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突破观念和体制上的重重阻碍才能得以实现。回眸往事，我们可以说在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历程中，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科学家“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的论断，使得科学家摆脱了“臭老九”的“政治贱民”身份，其政治地位获得了根本性提升——“科学的春天”也是“科学家的春天”！

毋庸置疑，过去30多年中国科学家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已有显著提升。然而，尽管人们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耳熟能详，而基于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却仍习惯于突出科学的精神价值，如“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两弹一星精神”等，对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应当如何体现科学的经济价值与科学家的经济地位始终语焉不详。科学家除了抱怨“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以及科研经费可买无用的设备而不可“养”所需人员(即“重物轻人”)等等之外，似也不敢对自己的经济地位提出明确主张，颇有“君子讳言利”的顾虑。管理部门则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等具体问题上，而对产生经费使用问题的症结之一——科研的人工成本以及科研人员的合理薪酬水平等结构性问题缺乏深入探究，故而很难从根本上解脱“重物轻人”之轭。

毫无疑问，任何劳动都有其经济价值，在成熟的市场体制中都能得到合理的经济回报，科研活动也是如此。科研工作到底价值几何？科研人员的薪酬多少才算合理？对这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本人无力进行全面分析和精确测算，仅想从最简单而直观的投入产出、生活成本等方面谈几点看法，就教于方家。

市场经济有其价值规律，这已得到大家的共识；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科学领域劳动力的经济价值一直没有受到必要的重视。在市场经济下，除了个人兴趣之外，影响人们职业选择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许就是对投入产出的考量了。一般说来，当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没有大的波动时，一个人为其从事的劳动投入越大，获得的收益也越高；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一种职业的门槛越高，其薪酬水平亦越高。

众所周知，如今的年轻人若没有博士学位大概是很难进入专业科研队伍的，科研人员的门槛不可谓不高，而从大学算起的“十年寒窗”也是投入不菲，家庭和个人都要有相当大的花费。然而，他们的付出能够换得相应的回报吗？青年科研人员的状况应该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自嘲为“学术民工”的他们大多月工资不到5000元，据说这仅相当于装饰市场一个熟练民工的一半，而后者可能从初中、至多高中毕业或肄业就已经开始挣钱了。根据最新调查数据，在建筑学、应用化学、软件工程等高薪专业，大学毕业即就业的年轻人在工作五年后的平均月收入可达八、九千元甚至一万多，普遍远超同专业在硕博连读后再入职的科研人员。这样的对比下，哪里能够吸引大批优秀青年从事科学事业？

收入不高却不得不应付大城市逐年攀升的生活成本是年轻人的另一窘境。虽说是“更爱真理”，但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科研人员先得对付“衣、食、住、行”这几只构成生活基本需求的“拦路虎”。以北京为例，即便买房不成转而租房，在合租房里保持一个独立房间每月至少也要花2000元，而一个安静的独立空间是科研人员最基本的居住需求。很难想象，一个时常为生计发愁的年轻人会排除万难、全神贯注地“攀登科学高峰”。尤其是当他们为自己的科研“老板”管理着数以百万、千万元计的项目经费时，通过钻制度的漏洞或者违规使用经费来设法改善生活水平的诱惑该有多大！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院士就呼吁，要让科学家过上“体面”的生活！十几年过去，似乎出现了两极化的倾向，部分科学精英的生活已堪称富足，但大批最有活力、最具创造力的青年科学家的生活仍然远算不得“体面”！

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稍有了解的人，往往羡慕民国时期教授们的崇高地位和优渥待遇。且不说大学校长刘文典敢于指着蒋介石的鼻子理直气壮地声称“大学不是衙门”，就是大学教授一人的工资也足能供养一家五、六口人，外带轿车、洋房和佣仆。有数据表明，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一个由无技能的工人供养的五口之家月均支出约22元，由有技能的工人供养的家庭月均支出约为36元，而国民政府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所规定的月工资在400—600元之间的教授们，足以过上“富人”的生活。先撇开那时的教授经济待遇是否“畸高”不论，但可以肯定，足够高的薪酬水平对科学家投身科学事业是有正向激励作用的。中国现代地质学的开创者之一丁文江就认为，知识分子既然在经济上和知识上占据了优势，享受了“特权”，就应当为社会的公共福利事业尽心尽力。人们常常感叹西南联大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依然群星闪耀、人才辈出，而当今大学校园却大师难觅。我们也许还可以在中国传统士大夫“士为知己者死”的知恩图报、投桃报李的情怀中找到些许答案。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不少中国科学家的收入已相当可观，甚至出现了年薪百万的教授，经济待遇不输欧美同行。其实，那主要是功成名就且往往掌握各种资源的“成功人士”，在庞大的科研队伍中所占比例不高，百万年薪的教授更是少数大学自筹经费勉力支持的凤毛麟角，没有推及总体的普遍意义。虽然不少人对时下海外人才引进计划颇有微辞，我倒认为政府为海外人才开出的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价码(如千人计划B类：国家补贴50万元，入选者连续三年每年至少回国工作两个月，实际约合年薪百万)，可能为国内科研人员的薪酬水平提供了一个参照，至少为长期坚守国内的部分优秀人才提高工资待遇提供了依据。然而，国家虽连年加大科研投入，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作为科研人员合理薪酬水平的定价标准，导致了人员流动兼职失序、人才计划“满天飞”的乱象，催生了报假账、违规套现等科研经费使用中的不端行为，也助推了恶性竞争、学术浮躁等不良风气，从而影响了科研经费的整体使用效率。这也表明，在中国科学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飞跃”的今天，传统的低劳力成本“优势”已经难以为继；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型类似，科学的发展方式同样面临转型！

长期以来，科学界对“重物轻人”的批评不绝于耳。近年国家虽不断放宽项目经费中劳务费的比例限制，但劳务费的发放对象只是没有工资性收入的人员，何况能够得到项目的人数毕竟有限，而且竞争性项目不能带来稳定的经费支持——最稳定的支持方式就是薪酬！科研经费使用中问题频发，固然与科研人员的自律和诚信的缺失有关，但科研人员薪酬制度不能很好地体现科研工作的合理价值，也许是更具根本性的原因，特别是以收入极化为特点的科学界各层级的薪酬结构问题突出。当前，国家如果不能为科研人员普遍大幅加薪，能否先提高年轻人的工资水平，并使科学界各层级之间的薪酬达到合理的比例？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青年才俊投身科研，激发近百万青年的无穷创造力，造就更多高层次人才，从而保证国家科学事业可持续发展、后继有人，实现我国从科技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快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