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农业科研体系在改革中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农业科研体系改革是一项未竞的事业，要建立新时期的国家农业科研创新体系，还需进一步地改革。

一、 我国农业科研体制发展与改革的历程 1. 1978-1985年：改革初期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时期

改革初期，大批农业科研人员返回单位，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和重建，科研单位迅速发展，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由1979年的597家发展到1985年的1428家，农业科研人员由1979年的2.2万人发展到1985年的10.2万人^{[1, 2]}。

2. 1986-1998年：商业化和拨款方式改革时期

1985年底，中央启动了允许科研部门从事经营创收为主的商业化活动的改革，以增加科研单位的总体经费，改善职工的福利^[1]。我们研究发现，1986-1996年间，在扣除物价因素后，虽然农业科研机构总收入年均增长2.5%，但同期政府的财政拨款却显下降的趋势，年均增长-0.8%^[3]。80年代后期开始，创收压力和财政拨款减少的双重冲击，出现了部分科研人才的流失现象，科研活动也受到了显著的影响^[1]。与商业化改革同步，政府也对科研拨款方式进行了改革。除事业费外，许多科研项目经费从原来的计划分配制改为竞争制。据我们研究^{[4, 5]}，在不考虑基建经费的情况下，政府对农业部属科研单位的竞争性项目拨款占全部经费的比例，从1985年的零提高到1998年30%左右，到2006年更高达41%。

3. 1999-2006年：科研单位转制和企业投资萌芽时期

自上世纪末开始，国家又启动了新一轮较大规模的科研体制改革，全国地级以上1138个农业研究所与全国其它5000余个非农科研单位一样，分别转制为社会公益类、科技服务类和技术开发类三种类型的机构。研究发现改革确实大大地精简了农业科研队伍，一部分农业科研单位也被整体归入科技服务类和技术开发类。例如，农业部下属的中国农科院、中国水产院和热作院，将原来的66个研究所中的22个整体转制为企业，11个转制为事业单位，4个进入大学，保留下来的29个合并为27个非盈利研究所；改革后的三院核定编制4427人，占原总编制的21.4%。地方农科院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例如广东省农科院将原来的13个研究所中的7个转制为企业，1个转为咨询机构，5个保留为公益性科研机构^[2]。国家在推进这轮改革的前后，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初步形成了我国政府鼓励企业投资农业科研的相关制度体系，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农业科研投资，但以企业为农业科技创新主体的农业科研体系并没有真正形成。

4. 50个产业创新体系的酝酿建立时期

鉴于第二次改革所出现的问题，2007年农业部、科技部等七部委和中编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议方案》的通知文件，提出了构建由国家基地、区域性农业科研中心、试验站和企业技术研发中心等组成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方案，并逐渐建立了50个创新产业。该方案打破了创新产业中部门、单位间的限制，建立起有固定岗位的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国家对每个岗位固定投资，同时还将考核这些创新体系的研发情况。目前，50个创新产业均已运转多年，部分创新产业已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科技进步。

二、 农业科研体系发展与改革的成就 1. 公共农业科研体系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渐建成了学科门类较为齐全，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农业科研体系^[2]。到2009年底，仅农业部属研究机构便拥有职工9.5万人，其中科技人员6.4万人。同时，通过多次改革，强化了农业前沿和关键领域的学科建设，整合了这些研究领域的研究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学科设置与分布^{[4, 5]}，解决了研究单位办社会的问题。

2. 科研成果助力农业生产力提高

对12种粮食和经济作物以及4种主要畜产品从1985年到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产出指数减去所有投入品指数)的分析表明^{[6, 7]}，三种主要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在1985-1994年间达1.5%左右，到1995-2004年，年均增长率更提高到2.4%。在1995-2004年间，经济作物和畜产品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都达到了3.5%以上。研究还发现，除个别农产品外，几乎所有农产品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来自技术进步^{[6, 7]}。

3. 科研管理的运行机制得以改善

改革的另一项主要内容是在相关的研究单位试行全员聘任制，虽然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科研管理的运行机制得以改善。引入竞争机制后，一批年富力强的青年科技骨干很快走上了关键科研岗位。此外，以“基础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奖励”为核心的工资制度改革，初步实现了科技人员绩效与收入挂钩，提高了进入创新编制科研人员的收入水平和科研积极性。

4. 政府投入保障农业科技进步

虽然我国农业科研投资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增长停滞^{[3, 1]}，但自9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自新一轮改革以来，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科研的投资^[4]。全国政府农业科研机构的经费总收入(政府拨款和创收收入)从2000年的70亿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244亿元(现价)，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后，年均实际增长11%^①；其中政府财政拨款收入从2000年的49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215亿元，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后，年均实际增长高达16%。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由2000年的0.53增长到2009年的0.77；其中政府拨款投资强度由2000年的0.36增长到2009年的0.66，已超过发展中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平均0.62的水平^[4]。

①  年均增长率按回归方法计算。

5. 大批企业为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自从上世纪末开始，随着相关法规的颁布与实施，我国逐步形成了鼓励企业进入农业科研投资领域的法规体系与制度，促进了企业农业科研投资的快速增加。据我们研究^[5]，企业投资农业科研投资的经费从2000年的7.7亿元，迅速提高到2006年近35亿元(现价)，几乎相当于当年政府农业科研投资的30%，扣除物价因素后年均增长超过26.9%。

三、 农业科研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

经过30年的发展与改革，我国的农业科研体系在体系与学科建设、运行机制、政府和企业投入等方面取得了进展，缓解了一些矛盾，但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1. 缺少领军人才和优秀创新群体

经过两轮改革各地各部门引进了一批农业科研创新人才，初步建立了学科门类较为齐全的农业科研体系，但许多学科还未形成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一批优秀创新群体，特别是领军级的科研帅才和将才相对比较缺乏，这些问题在中西部尤其突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国家有关部门对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认识还不够，人才计划投入不足，农业科研单位的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2. 改革难以适应农业生产的变化

改革30年以来，虽然农业生产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政府在种植业和畜牧、水产养殖业上的科研投入比例一直保持在3:1左右^[5]，与近年来快速增长的畜牧业和水产业生产极不成比例。在种植业内部，科研投入同各作物领域的科学家知名度和著名科学家数量紧密相关，使得国家科研立项同农民的技术需求存在许多脱节现象。调查结果表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对蔬菜水果种植栽培技术、畜牧水产养殖技术、优质品种和大田作物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劳工节省、施肥等方面的技术需求显著增长，但以上的许多领域由于缺少著名的科学家以及技术难以物化或创收，使农民很难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形成这种科研与需求脱节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目前国家科研立项决策机制所造成的，这个机制往往受主管部门的利益和著名科学家的个人偏好和主观意识所影响。

3. 社会公益性和商业性科研活动依然混淆

许多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既有商业性也有公益性^[8]。上世纪末启动的新一轮改革试图强化公共科研单位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公益性职能，弱化其商业性职能，力图培育和吸引大型企业参与农业科技创新，并使之成为创新的主体。然而，上述改革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个目的。被确定为公益性的一些研究所，在“公益性研究所”的牌子下，受市场利益的诱惑，反而强化了其商业性的研究活动，从而与企业在农业科研领域形成竞争，阻碍了企业参与农业科技创新的积极性^[9]；被确定为技术开发类的研究所，被整体推向市场，忽视了这些研究所同时拥有公益性和商业性职能的特性，严重影响了其基础性和应用基础性学科的发展。此外，公共科研部门包办一切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两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大型或超大型农业科研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4. 科研投入仍然不足和竞争性项目投入比例偏大

近年来，虽然农业科研投资显著增加，但农业科研投资强度仍远低于全国所有行业科研投资强度的平均数^[4]；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农业科研投资也仅相当于本世纪初发达国家政府平均农业科研投资强度2.36%^[10]的近1/3。同时，农业科研投入的结构失衡，竞争性的项目投入比例偏大，基本事业费和固定研究经费所占比例偏低^[5]。2006年财政基本事业费占农业科研单位经费总收入的比例还不到40%，近年来国家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增加，主要是依靠竞争性项目经费的提高。过度依赖竞争性项目经费往往使研究院所和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随研究课题的改变而改变，难以做出战略性的规划，也难以形成长期的科研大协作；过度依赖竞争性研究项目使科研人员整年忙于申请项目、应付各种检查和汇报，从事科研的时间和效益显著下降，并难免出现急功近利的现象。

四、 关于农业科研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几点想法 1. 实施农业科技创新人才战略，培养和吸引一批领军级农业科技人才和大批优秀创新群体

中央和地方应同时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基金，提高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在总结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和教育部的“长江学者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优秀创新群体”和中国科学院的“创新团队计划”等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专门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基金和计划。鉴于农业科技部门在同等条件下要比其它科技部门难以吸引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农业科技创新人才计划的人均投入水平要适当高于其它领域。

2. 探讨建立全新的农业科研投入机制，使其更好地适应国家和农民对农业技术的需求

在目前的农业科研立项和投入机制情况下，国家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需求不受主管单位的部门利益和科学家偏好的影响几乎不大可能，但要打破这种格局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现阶段，应首先开展探讨研究工作，分析建立农业科研投入新机制的可能性，研究如何在新的投入体制下引入农民技术需求的反馈机制，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好地适应国家和农民对农业技术需求的农业科研投入新机制。

3. 强化农业公共科研单位的公益职能和在现阶段的主体地位，加快培育现代农业科研企业

要在进一步强化国家公共农业科研单位的公益服务职能和主体地位的同时，进一步分离公共农业科研单位商业化的研究和产业化活动，为未来企业进入农业科研提供空间。商业化的改革不应以研究所的整体改制为主，应以所内专业领域的分离为主，而且改革应采取稳妥和循序渐进的方式。要培育现代农业科研企业，还必须强化知识产权的实施力度和提供优惠政策，为企业进入农业科研领域提供激励机制。

4. 继续增大农业科研投资力度，改善农业投入科研的投入结构

到“十二五”末，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强度应逐渐从2009年的0.66%提高到1%以上。同时，调整政府的投入结构，提高固定经费拨款(相对于竞争性项目经费)在总投入中的比例，改善各种农产品的科研投入结构，增加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的农业科研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