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华杰教授(以下简称华杰)提出的科学传播“第四主体”问题引起我的兴趣。思之，产生些疑惑，提出来与之商榷。由于该文引述了他此前关于科学传播阶段划分及模型的论述，于是又读了他的几篇主要文章，发现他的“第四主体”与其早期的科学传播三阶段和三模型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因此，要谈“第四主体”问题就需要首先追溯其理论脉络。

一、 回溯：从“三阶段”到“第四主体”的演进脉络

“科学传播三阶段”是华杰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①。该文首先区分了广义的科学传播和狭义的科学传播，认为：“科学传播指除科学知识的生产环节以外的其他所有科学活动过程，包括科学知识与科学文化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以及在整个社会中向广大民众的传播。狭义的科学传播专指后者。”他的“三阶段”即是基于狭义的科学传播，即“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提出来的。

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②，华杰进一步完善了三个阶段的具体提法，将其表述为：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有反思的(reflective)科学传播。此外，该文在“三阶段”说的基础上，拓展性地概括出了科学传播的三个模型及对应的三种立场，由此形成了科学传播的“三模型”说，并预测性地提出了科学传播的演化趋势及其相应的模型及立场。

①刘华杰.面对国家利益与民众需求的科学传播.光明日报. 2003年5月13日.

②刘华杰.科学传播的四个典型模型.博览群书. 2007(10): 32-35.

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①，华杰阐述了科学传播的模式、阶段划分的依据，即源于经济学理论分类的启发。他指出：“经济学问题可以分为政府、厂商和家户三个主要层面来讨论，因而主要有三种不同层面的经济学理论。对于科学传播系统，可以类比地考虑三种主要立场。”按照类比地考虑，科学传播系统的三种主要立场包括：(1)最高层--国家、政府立场；(2)中间层--科学共同体立场，企业立场，国际组织、NGO立场，传媒立场，等等；(3)底层--公民立场。

①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科普研究. 2009(4): 10-18.

科学传播的“第四主体”是华杰在2011年6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上提出来的。他在阐述“考虑科学传播新主体的个人机缘”中提出了与五件事相关或受到启发。但从整个报告看，“第四主体”与其提出的“三个阶段”及“三种模型”，“三个主体”及“三种立场”等，却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和内在逻辑。

二、 质疑：关于一些关键概念及概念转换的自洽性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学者田松曾对刘华杰的研究给予了这样的评价：“2003年2月，刘华杰发表文章，从立场问题着手，使得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以及我们所谓的科学传播之间的差别明晰起来。刘华杰指出，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则科学传播则(应该)是公民立场。立场问题把后面的隐藏的利益机制明确地凸现出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科学传播也是与利益(interesting)相关的”。^②我认为田松对华杰研究的学术意义做了非常精辟的概括和评述。但是，沿着上述几篇重要文献对刘华杰的理论脉络做进一步的探究和思考，我认为，存在着一些关键概念及概念转换的自洽性问题。主要如下：

②田松.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7(2):81-90.

1. 基于两种情景“传统科普”的概念转换带来的分期问题

深入探究“科学传播三阶段”的内涵，就会发现其中的不一致性。这典型地表现在对“传统科普”的两种阐述：一是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概述，认为传统科普建基于小科学之上，是一种科学在上、公众在下的行为方式，塑造和传播的是科学神圣的形象。二是作为一种典型的传播模式的表述，认为传统科普是一种“中心广播模型”，它适用于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服从于国家、政府的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塑造科学的神圣性和超人性，在传播内容上偏重于具体知识和技术。与前者不同，后者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具体讲，它完全嵌合于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情景。

这种概念的转换具有很强的目的性，直指立场问题。一般讲，历史分期并不存在一个普遍和绝对不变的划分标准。它取决或符合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把握历史的维度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二是该事物的所在情景或时空场所。对于前者，华杰对科学传播的阶段划分很明确，主要看立场问题。但对于后者，其阶段划分显然不在同一个时空场所。因为，将传统科普从小科学情景转换为计划经济情景，虽然明晰了它的立场属性，但是，基于计划经济情景的传统科普也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地域性特征。

2. 经济学系统与科学传播系统的类比问题

基于科学传播的阶段划分及其典型模型的概念转换，华杰指出，传统科普是国家(或政府，有时使用“政党”)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有反思的科学传播是公民(或人文)立场。根据他的阐述，这源于经济学理论分类的启发。我不是做经济学的，但对他的经济学理论分类颇感困惑，于是向经济学专业人士讨教，得到的答案是经济学界没有这样分类的，即将经济学问题简化为是从政府、厂商和家户三个层面来讨论的。如从微观经济学角度看，厂商和个体作为市场的两个主体存在，而政府作为公众物品的提供者和市场失灵的解决者，与前两者不是一个层面的行为主体。

让我们暂且抛开这种经济学理论的分类是否合理这个问题，来看他的经济学系统与科学传播系统的类比。在华杰看来，经济学系统包括了政府、厂商和家户三种行为主体(实体)，进一步推演即是三个行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代表了三种立场。与之相比较，科学传播系统包括了政府、科学共同体和公民三种行为主体，类推之，它们在科学传播活动中也代表着三种立场。我认为，明确科学传播中的不同立场是重要的，但是，没有必要采用这种机械的类比方式来“印证”。揭示科学传播的立场问题完全可以基于经验的判据来获取。

那么，为什么要在经济学系统与科学传播系统进行这样一种类比的考虑呢？我想，也许华杰需要借用经济学的“利益”概念，来影射立场问题后面隐藏的利益机制。众所周知，“利益”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科学传播与经济学的类比，实际上非常隐蔽地赋予了立场以“利益”的内涵，由此实现从“立场”向“利益”的概念转换，也可以说，使科学传播的三种立场(实体)转换为三种利益(实体)。由此不难看出，这种概念转换实际上带有很强的前定目的性。华杰所要揭示的“科学传播是一种与利益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但这种揭示其实也是可以基于经验的判据获得证明的。

3. 科学传播的“科学共同体立场”和“公民立场”能否成立的问题

针对华杰提出的立场问题，田松就提出“公民立场能否成立？”的质疑。他指出：对于“公众”，“由于概念过于庞大，反而没有明确的一致的利益要求。实际上，公民的不同集团之间利益常常是有矛盾冲突的，所以这里的公民立场不可以从现实的公民利益来理解，它实际上是指一种超越了具体利益集团的立场，……”^①。对此华杰也认为“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②。

①田松.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新闻与传播研究. 2007(2):81-90.

②刘华杰.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科普研究. 2009(4): 10-18.

与“公民立场能否成立？”问题有所不同，对“科学共同体立场能否成立？”的质疑，主要源于华杰对“科学共同体立场”的概念界定。在2009年和2011年的两篇文章中，华杰对“科学共同体立场”的界定，不仅包括了科学共同体立场，而且还包括了企业立场，国际组织、NGO立场，传媒立场，等等。借用田松对“公民立场”的质疑，华杰所构筑的庞大“科学共同体”概念，同样也是没有明确的一致的利益要求的，而且这些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也常常是有矛盾冲突的，可以说，“科学共同体立场”实际上也是一种超越了具体利益集团的立场。

这些问题显然与前面谈到的类比问题密切相关。利用经济学系统类比地考虑科学传播系统，是无法或不可能给予科学传播主体立场及利益以明确内涵的。在经济学中，厂商的利益诉求是使其利润最大化，消费者的利益诉求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它们的利益都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达的。而在科学传播中，主体立场则是复杂和不清晰的。经验地讲，影响和决定各主体立场的关键要素不仅局限于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还包括了多元的价值诉求。

三、 商榷：关于科学传播“第四主体”的建构

毋庸质疑，华杰对科学传播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探索，提出或揭示了一些当前科学传播学界所忽视的有趣话题。但是，他在科技传播的理论建构方面的一些错误或偏差却使得他提出的科学传播“第四主体”面临了难以回避的理论挑战。实际上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挑战及所带来的困境，正如他在《论科学传播的“第四主体”》中提出的“第四主体”的利益由谁代表，如何具体地表达出来？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存在，只不过此前利用经济学的类比使其被遮蔽了而已。

当一个理论不断遇到来自多个问题或者相同问题的挑战时，我们就需要对这个理论建构本身提出质疑。类比是理论建构的一种方法。但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表象类比或机械类比会导致理论建构走入迷途。在此还需指出华杰的科学传播理论的另一个类比问题--即借鉴经济学的理论分层构造出科学传播三层主体模型。如前所述，经济学理论不是按行为主体来分类或形成不同的理论体系的。在经济学中，有厂商理论、需求(消费者)理论，两者均属微观经济学范畴，但并没有一个对应的经济学政府理论。刘华杰按经济学中三个行为主体构造了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理论，但在经济学中，政府、厂商和消费者作为相对独立的行为主体，三者在不同的经济事务中所构成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经济学的理论分层”是不成立的。

实际上，这是一个分层的标准问题，“分层”概念来源于地质学家分析地质结构的专有名词，社会学家将其引入社会学，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概念，以表达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层次及等级秩序。社会分层可以采取经济因素的标准，但不可以采取经济学理论作为分层的标准或依据。那么，如果从“社会分层”来看，可以把科学传播系统中的三个行为主体分层为最高层的政府、中间层的科学共同体、最底层的个体公民吗？显然，这又回到了分层的标准问题。无论我们从社会地位、还是主体立场或利益诉求来讲，都不可能作为一致性的分层标准的。

对于华杰提出的科学传播“第四主体”，我认为，经验地讲，其隐含的问题是有价值的。但“第四主体”显然并非从即有的理论框架内在地推演来的，正如他所说，是从政治学、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生态系统长久维持的角度建构出来的一个包含了人类主体和非人类主体的非政府非国家主体。然而，它被主观地置于一个充满了“类比之殇”的科学传播的理论框架之上，由此成为原有理论框架的难以承受之重，也使得原有理论框架的内在问题凸现出来。

那么，科学传播需要建构这样一个集人类主体和非人类主体于一身、被赋予“文明精英”立场的“第四主体”吗？推之，作为“文明精英”的“第四主体”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不禁使我们联想起“科学”。科学曾经是“神圣的”、“非人的”或者“超人的”。在科学传播系统中，当我们祛除科学的神圣化，赋予科学以人性时，我们是否需要再建构一个“神圣的”、“非人的”或者“超人的”的“第四主体”？

我想，我们也许应当回到科学传播的目的性及动因这个问题的原点，通过更广泛的贴近实践层面的实证研究，丰富我们的经验并加深对科学传播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