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Vol. 14引用本文 |
| 第一篇 先秦时期 |  [PDF全文] |
江西区域内，地层出露齐全、W浆活动频繁、地质构造复杂、成矿条件优越、矿产资源丰富，是我国主要的金属矿产基地之一。
在人类文化史上，金属的使用是生产力以以突破性发瞍的标志。这一生产力的变革，江西在夏代就已有例证，如新余珠山乡台子上遗址出土相当于夏代的铜制品.说叫生活在江西这块土地的先民，已创造出新的文明。铜的出现，开创了江西的青铜时代；而它赖以诞生，发展的土壤，是江西丰茁的铜矿资源和当地灿烂的历史文化。江西的青铜文化许多鲜明的地方特色，自然具备当地历史文化赋予的胎记。因此，从使用铜开始，继而使用铁等等金属，江西有着自己的发展过程。
丰富的矿产资源为江西治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地下所蕴藏的极为丰富的金閥矿产，在勒劳、智恝的江西人民的开发下，得到了神奇般的利用；以此所创造的灿烂文化，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江西的先民凭藉n己的努力在江西这块土地上创造出绚丽的w铜文化，为中国冶金史揭开了辉垃的一页。
第一章 江西铜冶炼业的起源与发展江西冶金史的发展，尤其是铜冶炼的发达有若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的科学资料充分证叫了这一点。让冈四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考古调杏和发掘，在江西土地上发现先秦文化遗存上千处。其中以新尔心珠山乡台子上遗址出土相当于夏时期的青铜爵残片为最早，以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为最精，数量为最多。1989年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不仅是我国南方考古的重大突破，使学术界视江南古时为“荒蛮眼地”的历史偏见得以纠正，而且为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
第一节 江西是我国铜冶炼技术的起源地之一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我国进入初期的青铜时代。这个时代是以红铜、青铜、黄铜为铸料，热涛与冷铸同时并存的时代。而我国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大多分布在南方；这是因为这里在地质上曾受燕山和喜马拉雅山两个造山运动的影响，火成岩活动特别强烈，大约在距今1~0.8亿年前发生了罕见的花岗岩活动，以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为中心，向东南方和西南方持续增强，从而形成了成矿带，导致长江流域盛产铜锡。江西自古以来就是有色金屈矿的著名产地，瑞昌铜岭商周铜冶遗址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证。正是由于江西有丰富的铜、锡矿藏，生总在这里的先民，在中原冶铜技术尚未影响及此的时候，就产生了冶铜术。以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和旲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的铸铜工艺，其有浓厚的土著特色和鲜明的地方个性，这就告诉人们这里的冶铜术是土生土长的。此随苕中原地区商代中、晚期宵铜文化的高度发敁, ,在南北经济文化的文流中，中原的光进冶铜、铸铜技术传到了南方，才予以南方各地青铜文化强烈的影响。
青铜，足指红铜和其它化学原素的合金，如铜与锡的合金为锡青铜，铜与铅的合金为铅青铜，其它还有铅锡青铜、校青铜、磷青铜等。商周时代是我国青铜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青铜被称之为金或吉金，其化学成份多为锡青铜或铅锡青铜。青铜文化的出现与发展，有赖于铜与相关金属的开采与冶炼。郭沫若先生早在M多年前就曾推想，青铜冶铸技术从南方的江淮流域输入黄河流域“是比较有更大的可能性，因为古来相传江南是金锡的名产地。”江西瑞昌商周矿冶遗址、樟树吴城遗址和新干大墓的发现以及一大批先秦青铜器、青铜冶铸遗存的出土，为这一揣想的成立増添了佐证。现在，我们有理由认为我国的铜冶炼技术分别起源于中原与南方，江西则更具备铜冶炼技术起源地的条件。
第二节 商周时期江西铜矿的开采江西的铜矿资源，是铜冶炼业发展的灼质基础。江西先民最迟在殷商时期已掌握有相当水平的采铜技术。1988年在赣两北的瑞昌市境内发现的铜岭商周矿冶遗址，据三次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其年代最早为商代中叶，中经晚商、西周，直到春秋战国，是迄今为止我国年代最早的铜矿遗址。现经江西拧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揭露的采矿区面枳达800平方米，冶炼区面枳1200平方米。已揭示的遗迹有矿并、巷道、采坑、选矿场、工棚、炼炉百余处，铜、石、竹、木、陶质采冶工具和生活用具数百件，为研究古代的矿冶史提供了大量资料①。
一 遗迹与遗物从目前的发掘及调查情况看，井、巷分别为立井和平巷。由于土质松软和岩层破碎松散，属于不稳定的围岩。古代先民为了在井筒和平巷中能安全采掘，对铜岭井、巷均采用木支护，以保障围岩稳定。所见的井、巷支护形式S本相同：井简采用间隔框架式支护，平巷采用间隔排架式支护。立并的支护结构有碗口结和榫卯结两种式样。平巷的支护结构园排架式中的完全棚的支持。矩形框架山顶梁、立柱和地袱青1成。立柱为立径约8.5厘米，长1. 3米的圆木，柱足为圆冏截耵中神、柱上端为开口贯通榫。巷道两侧及顶棚用木棍和板材作成背板与顶板。所有框架尺寸及构件均是顶制和装配式的。它们大都保存完好，足证并茌木支护结构具有良好的抗压能力，可保障采矿的正常运行。
探矿遗迹有井口露天槽坑。槽坑为半地穴式，长760、残深52~60、宽M0厘米，两侧采用不同横断面的木桩档土，桩径6~7厘米不等。桩下端为锥状，打入地下深16~24厘米。选矿遗迹有木溜槽和觅砂池。木槽用大圆木刳成横断面呈弧形的槽面，槽长3. 43米，净宽34~42厘米。槽上段有档板，宽10、厚2厘米，与梏东壁扣嵌、西壁榫卯相接。槽尾也有一可活动的档板，呈弧形与槽底吻合。尾砂池紧靠木溜槽, ,池底与槽尾呈台阶状相接，台面分别由宽10~14厘米的木板铺垫，池底未见铺板。池东、南、西三壁为背板护壁，内为圆木潢搾。池深76厘米。溜槽东、西两侧为档土板及档土立往。在木溜漕的东侧发现三只双耳竹筐，筐内盛有红褐色铁质粘土，夹有孔崔石粒。
在井、巷之中，除支护木外，还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从器物质料上分有铜、木、竹、陶四类。其中，铜器6件，均为生产工具，有斧、凿2种，皆合范铸成，浇铸口开在銎部. 木器16件，有轳辘、锨、铲、盘、钩、水槽等6种。竹器8件，有盘、筐2种。陶器50余件，有规、鬲、罐、瓮、豆等5种。另外，还发现苧麻搓织而成的绳索和矿工穿的草鞋。这些出土遗物都与当时矿工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青铜斧用来加工木村，铜凿可以汗凿岩石，木锨、木铲、竹筐是装载工具，木轳轳、木钩和绳索为提升工具，木质和竹质的淘砂盘作选矿淘砂之川，竹签用来照明；陶器则大都用来作为矿工们的生活用具。
丰富的遗迹、遗物对于全面研究古代采矿技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井巷用木料支护，以保安全和加快采掘进度，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使用木支护进行地下开采铜矿的实例。竖并的主体支护是用四根木料以榫卯法穿接或碗口接内撑制成方形的框架，框架之间用木棍或木板别住，方形框架层层叠架而成。巷道用木板、木棍作顶棚，顶棚下用横梁、立柱、地袱连接的木立框支撑，又用板作为背板，以防顶压和侧压。井巷相通，联合开拓。地下开采主要利用凿井的高压引起气流变化解决通风问题。这些都是很先进的工艺。国内其它地点仅发现地下采矿遗迹，而铜岭遗址既有地下开采的井巷遗迹，又保存有露天采矿和选矿等遗迹，如采坑、槽坑、选矿槽、甩砂池、储水井、工棚等。这些迪迹的揭露，第一次洱现了数千年前我国露天采矿的真实情况②。
铜岭采铜遗址的原始地说保存较好，不仅保存有地下采矿系统，而且还保存着露天采矿遗迹。这对于完整地了解和研究中国先秦时期的采矿方法和技术水平有着重要价值。有关它的采掘始末年代，考古人员从层位学、碳十四测定和器物分析等三个方而进行了探讨。这些资料说明.瑞昌铜岭的发现把我国采铜历史从西周晚期提前到商代，时间往前推了数百年。
二 铜岭古矿的科学价值铜岭遗址内涵十分丰富，出土遗址和遗物相当齐全，为全面研究江西早期采矿技术和水平，提供了可贵的依据。
由初步勘査得知，古代采矿分布而枳约五千平方米，均位于现代地质勘深所圈定的矿体范围内，表明了古代矿工的探矿的准确性。早期采矿由露采到坑采，这是符合矿藏开发由浅入深的规律性和古代技术条件的。现场发掘揭示，铜岭遗址商代中期的第11竖井掘进过程为：先用露采法开挖露天槽坑，于坑的两侧打木桩作为档土版墙，再由槽坑尾端向下开挖成为井筒。这种槽坑与竖井相连接的采掘方式是竹次发现的。由竖件底部开拓平巷.形成采矿生产系统即“竖井~平巷”联合开采法，在商中沏已经采用。它的优点足工程量小，运输简易。这就再现了古人从地表迪踪富矿带，从露采发展到坑采，进行深部开发的过程。为减少剥离工作量，早期矿工依据地形和矿体赋存特征，采取以地下开采为主的矿区开发方式。这一技术采用是事半功倍的。但采用这一技术，就要防止地下开采必然要遇到的围岩塌落事故及抗衡井、巷所受的顶压和侧压。铜岭古矿的劳动者在商代中期就已采用木质支护，这在世界上也是最早的。
疑属西周时期的选矿木溜槽，也是一个重要发现。它的结构先进，且是我国已知同类遗物中最早的。槽尾与尾砂池相接，利用矿粒在斜向水流中运动状态的差异予以选分。用档板控制选矿过程，既简便又及时可靠。这种选矿法以前只见于宋代的文献记载，瑞昌铜岭遗址选矿工具的出土将这一选矿技术提前了二千多年。此外，旷区的工棚遗迹，大量木、竹、铜制的采掘工打，以及用于照明的竹签等矿工的生活用具，对探讨遗址各时期采矿活动及与其它遗址作比较研究都有重要的价位，有的属于国内首次发现。
由于铜岭矿冶遗址的发现，结合其它遗址的发掘研究成果，可对我国先秦采矿技术的发展作如次归纳。在开采方法上，有从露采到坑采，包括落矿、出矿和地压管理三种作用>在开拓方式上，从商代中期的竖井——立井联合开拓到西周时期发展为竖井（或斜并）——平巷——盲竖井联合开拓。竖井又有矩形和方形多种形式；井巷掘进用工具开凿和火爆破碎，采矿方法按地质条件的不同，采用自然支护或人工支护。二者又分别有多种形式。特别是木架支护，是古代矿工经长期实践和分析比较而选定用于较松围岩的井巷支护形式。从商代中期到存秋中期，竖井采用隔离式支护。奍秋中期以后，出现密染式木垛盘支护。平巷和斜巷均用棚子支护，按其完备程度，先后有护顶式、半框架式、框架式、加强式和可缩式支搾。按木架结构分，各个时期又有用于竖并的碗口内搾式、碗口互搾式、榫卯内撑式、单榫单卯套接式和企口式支撑等等。矿井的通风在早期主要利用井巷位置高差来形成自然风流。照明用竹签、木棍。至迟在西周已用木轳辘、转向立盘作提升装置来解决井下积水和可采矿石的运输。排水用水槽。所有这些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技术成就, 构成江西自己的早期采矿技术体系。世界上已发现的早期采矿遗址并不很多。已知最早的铜矿遗存位于奥地利的密特堡，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著名的古埃及提姆纳采铜遗址时代与之也大体相当。就世界范围而言，铜岭遗址年代之早、保存之好、遗存之丰富也都是罕见的。
长江中下游铜矿区在我国铜矿蕴藏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大冶钔绿山和铜陵铜苜山矿区都屈矽卡畀型矿床，把矿物富集，品位甚高，适于在古代技术条件下开采和冶炼。这一地区的古矿山都位于农业区内，有充足的粮食、燃料供应。矿区都临近长江，有水进、陆路相通，便于人员、材料、产品的往来输送。铜岭古矿所处环境条件也是这样：距长江不足十余里，矿体又赋存于白云质灰岩与泥质粉砂岩的接触带内，岩体坚固性低，埋藏浅，易于开采。古矿井所出孔雀石经检测，含铜量达20.48%。这种高品位的氧化铜矿物，由木炭在高温下还原熔炼，较易得到优质粗铜。而且.瑞昌所在的鄱阳湖赣江流域早在商代就已得到开发.农业生产有相当水平。可见，这一铜矿区的早期出现是由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促成的。
早在1981年，苏秉琦先生就咨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它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待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村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互和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③。华觉明先生也认为“治铜术在中国可能有多个发祥地而不是单一起源④。近年出土的早期金属遗物和经发掘的众多早期矿冶遗址，表明上述论点是有道理的。中国的青铜文化不只有单一的起源，而是存在多个起源。而且，就资源开发利用和具体的工艺、技术来说，中原地区不一定都是最早的。先前所认为的文化传播以中原为中心的单向幅射模式.似应代之以双向、多元的相互传播的模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铜岭古矿冶遗址这一考古发现显示了江西在中国冶金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第三节 先秦时期江西有色金属的冶炼和铸造江西出土的商至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不少。有文献可沏的资料告诉我们，江西出土青铜器开始于魏晋时代，以后各代都有零星发现。据找们粗略统计，共达二十余次，分别出土于南凸、丰城、武宁、修水、吉安、瑞金、南康、鄱阳、宜黄、进贤、上高、高安、奉新、清江、分在等十六个县市，基本布及江西全境。出土的青铜器中，计有铜钟、铜鼎、铜觯、铜盆、铜剑等，而铜钟特多，总数达一百余件。大多数可概定为两周之遗物⑤。
解放以来，江西境内陆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据不完全的统计，除新干大墓的出土物以外, 有确切出土地的青铜器还有240余件。它们分别出土于南昌、樟树等二十余个县市，范围遍及江西全境。出土次数和数量最多在赣江中、下游及鄱阳湖滨地区，反映江西地区商周青铜文化是以鄱阳湖——赣江中、下游为中心的。这和已发现的商周遗址的分布情况也基本吻合。
一 新干大墓铜器群的发现新干大墓在1989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中发现的。在不到川平方米的墓室中，出土青铜器480余件，可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艺术品及其它等六大类，四十余种。不仪种类齐全.铸造销工.而且形制大方，纹饰绮丽, 并出现了一些过去罕见的器物⑥。
1、出土行铜器分类
礼器共48件，种类较齐全。按其用途可分为食器、酒器两类。食器有鼎、鬲、餌、簋、豆等5种，计40件，是这批青铜器中的梢品。酒器只见贮酒、盛酒和挹酒器，不见饮酒器，有壶、卣、曇、瓿、瓒等5种，计8件，除暴为高达60. 5厘米的巨制外，余均为中型器，甚为精致。鼎，30件。有圆鼎、方鼎、扁足鼎、瓿形鼎、鬲鼎5种。圆鼎7件，可分为柱足鼎和锥足鼎两式》柱足件.其中兽面纹鼎3件，圆涡纹鼎1件》锥足鼎3件，其中兽而纹鼎2件，弦纹鼎1件。方鼎6件.可分为单腹方鼎和夹腹方鼎两式。夹腹方鼎仅1件。扁足鼎14件，可分为虎形扁足鼎、夔状扁足鼎和鳍状扁足鼎三式。虎形扁足鼎9件，有7件耳上各卧一虎《夔状扁足鼎3件，有2件耳上各伏一凤鸟。瓿形鼎2件，鬲鼎1件。鬲，5件，有圆/Tf鬲和折肩鬲2种。圆肩鬲4件，可分为啓而纹鬲和雷纹鬲两式。3件兽面纹圆中，有中型鬲1件，小型鬲2件。折約鬲仅1件。餓，3件。有巨型躲和常规瓤2种。簋1件，(假腹，作盘状。豆1件，亦为假腹，粗柄。壶.2件，均为无盖的椭圆形壶。卣，3件，有方腹卣和圆腹卤两种。2件圆腹卣皆为三足提梁式。髯、瓿、麟各1件。
乐器共4件。分为鳟、铙两种。缚，1件, 为鸟饰。铙，3件。依腹腔形制可分为六边形腔和合瓦形腔铙两式，其中，六边形腔跷1件，形制甚为罕见。2件含瓦形腔铙又可分为螺旋纹铙和勾连雷纹铙。
兵器共280余件。计有矛、戈、勾戟、钺、刀、剑、匕首、镞、胄、馎及其它等11种。不仅种类齐全，且出现一批过去未见的器型。出土时，戈的内部多残留木秘夹持和绳索绑扎的痕迹，矛的銎管中亦有腐烂后的木质，嫉则成批的迭放、铤部常残留箭扦所遗的木纤维，可知基本上都是实用品。矛，3 5件。依其基本形制，有短骹、长骹矛和异形矛3种。短骹矛20件，可分为常规矛、长叶矛、方邊矛和带系矛四式，而以常规矛员多，达13件。长骹矛10件，可分为凸青矛、降青矛和带系矛三式。异形矛5件，其中，有穹叶矛1件，四校维形矛2件，另2件残莊，形制不详。戈，28件。皆为有阑戈，除少数几件为长胡或者短外，余均或无胡、或微胡，阑部褪本无穿，但内部均有一穿或两穿。有直内戈和曲内戈2种。直内戈25件，内部作成长方形或横置的梯形，内端少数有缺或刺.更有作成龙首形者。依援的不同形制可分为隆竹戈和凸脊戈两式，其中隆脊者14件。曲内戈3件，内后部曲成虎首形，张口咧吡，三角齿，圆睹中镶嵌绿松石。此类戈疑非实战兵器。勾戟，1件，刀、戈浑铸式。镞，123件，有短脊宽翼镞、短脊窄翼镞、常规镞和异形镞4种。其中，短脊宽翼镞36件, 可分为弧刃镞和镂孔镞两式。短青窄翼镞41件.可分为直刃镞和楼孔镞两式。常规镞38件。异形镞均为无翼镞，可分为圆锋、扁菱锋和方锋三式。刀，15件，有短柄钮首刀和直条带穿刀2种。短柄翘首刀13件，出土时多被折成数段迭成一堆。依其脊部形制，可分为直脊和曲脊两式。立条带穿刀2件.呈竖置的挟长条形。钺，6件。有方内钺和堪内钺2种。其中，方内钺5件，可分为大型和小型两式。大型方内钺2件，均为氏、宽近10厘米的巨制，一件为目雷纹大钺，一件为云：纹大钺。小型方内钺3件，状苦短体阔斧。恐内钺1件，形似堪竹小铲。短剑，1件。匕首2件。均为茎薄体式。胃, 1件。岡顶帽形，39件。依其形制，有长锁状、圆锥状、多按维状和捕圆状1种。其它，还有一些兵器的柄、把手及饰件等。
工具共143件。按其用途.有农业生产工具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两大类，还打几件鱼叉形器，可能是渔猎工具。计有犁、铺、未、耜、铲、戕、锛、镰、锋、《、仇又形器、兹M刀、凿、手斧、刻刀、锥、刀、砧等18种。犁，2件。均为常规的三角形宽体犁。锸，2件，均为斜坦凹n铿式。宋.1件.整个造别近于《齿长短、宽窄不一的叉状。耜，1件，三炻恐宽沐式。铲，12件，均为溜府铲，有椭圆堪和方漤2种。椭圆銎溜肩铲11件，可分为双目纹铲和连珠纹铲两式，方逛溜府铲仅1件。所, 8件，有狭刃所和阔刃所2种，狭刃所6件，立面呈朿腰长条形，銎截面为长方形，依刃口弧度，可分为平口和弧口两式《阔刃所2件。锛，3件，形制较小，立面近梯形，器身正面呈斜弧形，背面平齐。镰，5件，形类现代农村所用之镰。钱、拢各1件。鱼叉形器，15件，有长、短2种，长体负叉形器5件，状若单翼镞；短体鱼叉形器10件，状若靴形小刀。裁制刀，6件，呈竖直的长条形。凿，17件，有平口凿、弧口凿和圆口凿3种，平口凿9件，均为长条形.单面刃，刃口略呈弧形，岌椭圆；圆口凿7件，正立面长方形，横截而半圆。手斧，17件，均长的，弧刃，扁平体，素而无纹。刻刀，15件，有长条形和三棱形2种，长条形刻刀7件，可分为单两式；三棱形刻刀8件，可分为长否形扣细条形两式。锥，12件，有三校维和圆维2种。分別为2件和10件。刀，21件，大多形休打小，通体素面无纹，有尖首刀和翘有刀2沖，尖有刀16件，可分为拱脊和直脊两式，分别为11件和5件，翘首刀8件，与尖首刀明显不同之处在于刀身作长条形，可分为直脊和曲脊两式。砧，1件，阶级状的二层台形，近似现代的小铁砧。
艺术品共3件：《而神人头形器、伏鸟双尾虎和羊角兽面，皆造型奇恃。双面神人头形器作扁平的双而人头形，上宽下窄，中空，两而均圆凸目内空，竖耳，大口露齿，头顶正中有圆管，两侧各出一角，角端外卷，器下有方銎。伏鸟双尾虎似虎尊，但腹底不联，作半卧欲起状，张口吡牙，突目粗眉，两耳耸立，粗颈，垂腹，背脊突出，后垂双尾，竹伏一短尾小鸟，尖喙圆睛。羊角兽面呈浅浮雕状，甚扁薄，曲卷双角，双目突出。
2、分期和断代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时间跨度较大，为各地商代墓葬中不多见。这批青铜器虽地方特色浓重，但总的说来其造型和装饰风格与中原出土物有着相近或类同之处，可以进行断代比较，并可据此将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分为早、中、晚三个不同的时期。下面，以墓中出土的青铜礼器为例进行初步的断代和分期⑦。
早期之器数量不多，可举出弦纹锥足鼎、立耳大方鼎和无盖三足卣等。通体纹饰以扁平的宽线条构成，符而强调突出的双目，与郑州白家庄、辉县琉璃阁、湖北盘龙城等地的二里岗期器物装饰风格一致；特别是颈部兽而纹的构m.除專部少一茶细凸棱以外，与白家庄2号墓所出鼎之颈部、3号墓所出觚之腰部所饰艿几无二致。余数件.亦大致类此。故可知这些旱期器物相当于中原二里岗期。
中期器物较早期为多，如三件方鼎和符而纹维足鼎，鳍状扁足鼎，夔状扁足鼎以及豆、簋、瓒和兽面纹鬲等。这些器物一般器型较为规整.胎体頤彿适中，装饰技法多采用较大而枳上饰以单迭花纹，线条较宽且平滑，阴线条细而流畅。与二见岗者比较，显得典雅大方；与殷墟期者比较，又显得古朴拘谨，因此可定为二里岗期至殷墟期之间的过渡之物。
晚期青铜礼器甚多，除上述10余器外，剩下的30余件均阀晚期之器。相对早、中期而言，晚期若器体厚重，形制规整，精美的花纹遍布器身，纹样工整细致，华丽美观，特别是三呑花纹的施用，使装饰具浅浮雕效果，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比较可知，它们的时代相当于中原的殷墟一、二期。在青铜时代，青铜制品是十分珍贵的所谓“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物，故一墓之中的随葬青铜器年代有一定跨度是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大多数为晚期之物，与墓中随葬的陶器时代非常一致.同属旲城文化第二期。
二 江西先秦时期铜的冶炼江西出土的商至周时期的铜器可分为红铜与青铜两大类。对红铜的成分测试发现，这些标本的含铜量大多在90%以上，有的高达99. 13%，且未见有锡和其他合金元素的存在。这些红铜器的器壁一般较薄，除器表有一微薄的铜绿层外，内心呈紫红色⑧。这些红铜的发现，表明江西在先秦时期已能用氧化铜矿炼出纯铜。江西商周青铜器.冶炼方法有两种可能: 一为铜矿石加锡矿石或铅矿石，或由含多种元素的铜矿石冶炼出青铜》另一是分别炼就铜、锡、铅三种金属，或铅锡合金，然后再按比例混合熔炼。对江西出土部分舂钬战国时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进行分析发现，某些青铜器已开始出现了接近中原“六齐”合金规范的趋势，即不仅较广泛推行了合金的应用，而且一般能对合金进行科学的配制。所谓“六齐”, 指的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合金成分的比例，最早见于《考工记》，这是先泰时代浊一无二的关于古代劳动人民生产实践、经验知识的记录。《考工记》中记载六种不同用途器物的不同含钨量，称之为“六齐”.这六种不同合金的比例是钟鼎之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斧斤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戈戟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大刃之齐三分其金而保店一，削杀矢之器五分其金而锡届二，鉴燧之齐金锡半。”这里所说的金，指的是纯铜，六齐中特别指铜和锡的化合，就是单纯的锡青铜，所包含的成分是铜的比数和锡的比数。青铜的合金，除了使器物的外观褚美以外，主要在于获得不同的硬度、韧性和其它的机械性能。“六齐”是古代铸工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的总结，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六齐”的合金比例是合乎科学原理的。樟树出土的铜鼎，其合金成分，特别是锡的含量与“六齐”中的“钟品之齐”基本相符。“六齐”之术的惟行，说明当时青铜冶炼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肢扣提商，对合金成份能进行科学的配制，标叫鄱阳湖——赣江流域的青铜冶炼技术具有两项成就：江西先民已能分别炼成铜、锡、铅等金属；并能按不同的器物的要求人为地控制调幣锡、铅的配比来炼制合金⑨。
樟树吴城商代遗址还发现用来熔铜或冶铜的半地穴式的圆形竖炉。它位于该遗址TM和T13探方堆枳之内，平面呈圆形，口和底径均为2米，深40~60厘米。三壁平亢，坑底中问还有一个平面呈半扇形的小坑，直伸至西南壁，小坑深21厘米。小坑底部有一层厚约5厘米的红烧土，上部是灰土与红烧土相间断的堆枳。四周坑壁上貼附荇厚约5~8厘米的烧土壁，壁上附着一层铜渣。小坑内出土了一批石范、泥芯和2块铜片，以及大员的铜渣、木炭，还出土了6件可复胶的陶鬲和一些陶器残片⑩根据圆形坑炉的特点，我们认为可称之为半地穴式竖炉。圆坑由西向东倾斜，很可能记铜溶化或炼出后通过的“流道”。
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商周时期各地熔铜的方法，郎州商代中期多川外涂草拌泥的大口尊和原始绳纹陶沐；湖北盘龙城商代中、后期采用的陶胎坩埚；宁镇地区湖熟文化中则常见厚胎陶钵的悒艳灌铜液的勺类。虽然在殷墟发掘过外径达1米左有的熔铜竖炉.在洛周铸铜遗址中也发掘带铜济的草拌泥竖炉炉壁，但中原这种地而起建的竖炉和吴城遗址发现的半地穴式圆形熔炉仍明显不同。
这一遗存说叫江西先民已恼得挖坑冶铜。他们把采集来的铜矿石破碎，加入木炭，再一并投入岡坑似的炼炉中进行冶炼。这种熔炼炉与中原同期用粘土做成的炼铜坩锅相比，容量更大，耐温程度更高，缺点为不宜移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昌铜岭古矿冶遗址中的冶炼区。在六百多平方米的治炼区内，发现熔炼炉两座。炉的平面呈马蹄形，炉缸的烧土面附打烧瘤，炉底有一内小外大的排济孔。似专家列断，这两座熔炼炉是我国时代较早，保存最好的冶铜地炉。该遗址中还发现大量的炼渣堆积和成片的红烧土层，可见先秦时期江西铜的冶炼已有相当大的规模。
此外，宜丰、广昌等地的商周行铜器出土处附近也发现古代炼铜铜渣；樟树樊城堆遗址的上文化培也有炼铜渣的出土⑪。上述说明江西在先秦时期铜冶炼地区的广阔与技术的普及。从樟树吴城商代炼铜遗存分析，江西先秦时期金属冶炼的基本燃料为木炭。由瑞吕铜岭炼铜遗址的早期地层取得的炼渣分析，共含铜量仅有0.334%⑫，可见铜的回收率相当之高；其炼渣多为片状、色黑，表面又有波纹，表明铜还原程度很好，炉况的稳定与热的流动性也得以说明。这些都是江西先秦冶铜技术发达的重要标志。
三 先秦时期江西青铜器的铸造江西先民最迟在商代中叶已能铸造出怙美适用的青铜器，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出土大量的用以铸造铜器的石质涛范即是明证。以后，江西青铜器的铸造进入石质涛范与陶质铸范并用时期。存K时期，江西青铜器的铸造，在商、西周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这时期，陶质铸范基本上代替了石质铸范，即或有些孑遗，也R是部分运用在某儿种工具或兵器的制作上。到了战国时期，随矜中原涛造技术的空前提高，江西的铸造技术也相应发展，基本完成了陶质铸范到金属衿范的过渡。
1、各种铸范的发现与使用
石质铸范、陶质铸范和金閥铸范，均可简称为石范、陶范和金属范。江西地区早期铜器铸造工艺中，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石范与陶范并用.而且以石范为主。石范以恃树旲城商代遗址出土最多。吴城遗址前后经过多次发掘，択露而枳约两千多平方米。抿初步统计，出土石范共300多块，其中较大者106块。目前能辨识其型的大多是铸造生产工具、武器和车马饰的范⑬。
锛范 均纪长条形，可分两式。1式，窄免宽刃，锛身上部刻有兽而蝉纹。一件单扇锛范，近攀处有一凹下横棱.棱下刻有符而蝉纹，长19.4、宽8厘米。恰与吴城二期墓葬中出土的一件蝉纹铜济合模。1式，宽邊窄刃。上端无蝉纹。
斧范 斧体呈宽扁长方形，宽弧刃。
戈范 直内无胡无穿，带上、下阑.两边有刃，中间有脊。为灰白色粉沙岩。
耜范 身近梯形，微弧刃，中脊突出，柄呈扁椭圆。近刃部一端，其侧有浅凹槽。灰白色粉砂岩质.制作相当精细。长17. 5, 宽13厘米。
镞范 均为长翼实铤式。其中一件为完整单扇，中间脊槽深，双翼浅，顶端近锋处有一缺口。长10.3、宽6厘米。
刀范 整块铸型长12、宽9厘米。刀范本身长10厘米，近柄处宽3厘米，刃部一侧凹下仅1毫米.背部的现端凹下仅6毫米，近锌尖一端为3毫米。此种刀范和遗址地层中出土的长条形锋刃上翘形制相近。
车马饰范 一件范体呈长方形，上半段凹下，平整光滑，下半段整个突出，其上刻琢有7条凹捫，31成廟而状。长1 2、宽10厘米。另一件R剩半截完整的.中问为一凹下的圆圈，两端各3条凹皓仲出。中问圆径6.5厘米，两端凹青i长4厘米。
吴城遗址中还出有型芯35件，其中有陶质的.也有石质的。芯壁上往往附有一层薄薄的铜痕，它们对于江西先秦铸造技术的研究同样有重要价值。
与石范伴出的除大量铜渣、木炭外，还有一批铸器时的装备附件或工具，其上也往往附有铜渣和高温变黑的现象。
陶范目前只发现2块残片，一块印有云雷纹。这种云雷纹陶范，很可能是在陶模上翻下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吴城的石铸型，在全酋其他一些商周遗址中也有零星出土。如1956年，清江营盘里遗址上层出土石范两件，一件为中廟斧范，另一件为单扇锛范。1977年，第二次发掘淸江筑卫城遗址时，出土一件斧范，青石质。1978年，清江三桥樊城堆遗址出土有镞范和其它器类范等。1979年.乐平县风凰山垦殖场高岸岭遗址采集到残石范两件。1980年，赣县白鹭乡官村圆背岭遗址出土石范一扇，红细砂岩质，中有斧形凹槽。1981年，永修县新棋周绍溪山遗址采集到石范一件。1982年，上高县泗溪乡中宅鹭鸶岭遗址发现红砂岩质石范两扇，一为锛范，另一为镞范。
上述各地出土的石范，都出于商或西周的遗址之中，有不少遗址内伴出吴城一样的陶器遗物，实同于吴城文化系统。石范出土的地点，清江、永丰地处赣中，乐平地处赣东北，赣县地处赣南，上高地处赣西北，永修地处赣北。可见，这种石范，在赣酋的东、南、西、北、中都有出土，其分布范围较为广泛，是这一地区商、西周时期广为流行的一种铸型。
综观江西清江吴城等地商周遗址出土的这些涛型，给我们这样一些初步的认识：
(1) 琢制石范的石料都较软，常见的为红色粉眇岩质，只有少数系白色粉砂畀和青砂岩质。石范的制作工序是，琢麽坯体——凿刻铸型——若需铸纹，则先用彩笔描绘，然后增刻出阴纹。石范扣合铸器时，在外必须川绳子捆扎，以免浇铸时松动变形。
(2) 石范的背而左右都琢磨光滑，既无棱角，也无凹窝。有的石范一端刻有浇口，便于注入铜液和排气。有的在一端的两侧刻有很浅的纵凹槽，有的在一端的两侧又刻有很浅的纵凹槽；有的在一端的两侧刻有乳钉式的凸起，有的却又刻有浅窝似的榫眼，这些都应该是双合范子母口相合的记号，以便铸器时扣合，以固定两范的位置。有的石范上还刻有“ ↓ ”记号，那可能是灌铸铜液以及放置合范方向的指示记号。
(3) 从现已发现的石范来有，石范的组合，单范少，基本都是两扇的合范，多扇的组合范也少见。石范的种类基本都是生产工具、武器或车马饰范，至今尚未见有铸造容器的石质铸型。有的刀范、镞范已经从一范一器发展到一范两器或多器。
(4) 吴城遗址先后出土石范.多如中在一个区域，而且主要在吴城二期的堆积中，也即相当于殷墟早、中期。旲城一期和三期都出土较少。
以吴城为代表的青铜文化，它不仅证明吴城文化确是一支与中原商文化平行发展的土著青铜文化.而11说明它有着古老的文化传统，其铜器制作工艺应是在它d身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
石范的出现一般与红铜的使用是密切相关的。大概占代人们住发现红铜的初期，制作简易的工只或武器，记把烧软的铜决放在石头上敲打成形。后来在实跋中发现，如來在石块上刻出一定的凹捫，再灌进铜液，就可以铸成器具。于是，石范应运而生。从铜器产生的历史来考察，最早使用的铸型应该是石范，石范铸造是青铜时代的初始阶段。
从石范涛造发肢到陶范铸造，其间不能截然分开，即或青铜文化达到较高的发展，也偶尔可见用石范制作青铜兵器或工具的例子。据民族学的资料，在云南曲靖县，至今还有人使用以范铸造铁铧犁和犁镜。
像江西兄城发现这样大批石范的遗址，目前不仅在中国, 就是在南亚都甚为罕见，具有代表性意义。
这一时期的金属范目前仅发现一件。1 976年在新建县大塘赤岸山战国遗址中出土了一件铁质斧范。其背面有坏状钮.以便把握；范体近方形，长12. 3、上端宽12. 6、下端宽12.3厘米。金属范本身也是铸件，用这种范生产的铸件，不仅规整，而且容易形成规模生产的能力。春秋战国时期有些铜质工具，器身闪亮，几可照人，似金属范所制。这类铜工具与铜用具数量不少，可见金属范的运用已推广开来。
2、江西青铜铸造工艺及其意义
先秦时期江西铜器的铸造工艺主耍仃通体浑铸，分铸铸接和訏投讳三帥类型。
(1) 通体浑铸 所谓迎体浑铸，就足将多块范芯紧密扣合，然后一次烧铸而成。如1 976年新干中汝水库墓葬中出土的两周列鼎，从其颈、腹、足部的铸缝分析，其所采用的就是通体浑铸。这批列鼎中的一号鼎的腿部至今还保留着一些泥芯，则是此种铸造工艺的明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苏荣誉先生的考察和研究，指出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也使用了通体浑铸法。
在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中，浑铸主要用于体积小、器形较简单的兵器和生产工具之类，但也施之于礼器中器体中小型又不带装饰附件者。礼器使用浑铸法涛造时，其锥足和袋足器，多采用早商时期盛行的三壁范过足包底法持造，故在器底留下“丫”字形的范缝。例如标本4兽面纹锥足圆鼎，斜折沿，厚方唇，立耳微外侈.深腹，腹壁近直，下部微鼓，囿底，空锥51外撇，不与腹通。口沿外侧饰燕尾纹一周，5外侧环饰简化了的对龙纹，上腹部外壁饰由三组外卷角兽而纹构成的纹带一周。通高37. 1、口径27厘米，重8. 5公斤。器身范缝明显，可知由3块腹范与1块腹芯织成铸型。3块腹范沿三足外测中线分型，足部、足腹连接处及牧部纹饰涛造披缝明显。腹芯与三足芯合为一体。浇铸口开在足底，铜液沿二足例立浇注。
柱足圆鼎则常取三角底范的排铆扣合合铸法，即底范浊为一块.应三足为三角形，而勾三览范的三柞铆扣悬空，不再与三壁范联。，故器外底留下三角形范缝。新干大墓中的圆鼎也即这样铸成。此品通高70. 2、口径44. 1厘米。浑铸成形，铸造披缝明显, 鼎底可见三角形底范痕迹。沿三足外侧中线分型, 由3侧范、1底范和1腹芯组成铸型。
圈足器则采取底范恳空法，用底范上的铆眼和®范上的榫头互相扣念，其排铆多作方形或十字形，故壶、豆、攘等圈足器的足部多衍下这类形状的镂孔。例如，无盖椭圆壶。特范沿长柚对开分型，由2侧范、1腹芯、1圈足芯共4块外、内范组成铸型，分型面穿过贯耳。浇铸时倒立，由圈足底沿浇注铜液。
工具，兵器等小件器物，铸造工艺较为简单。一般是上、下分范浑铸而成，少数带銎管者，当另有一泥芯内范。
(2) 分铸铸接法 简称为分铸法，又为合铸、二次铸造、多次铸造的合称。分铸法有两种方式，一是后铸法，即先铸器的主体部分器身，然后再在其上接铸附件。另一法与此相反，先铸附件部分，在铸器身时再将附件放入陶范中和器体铸接。器体和附件铸接的方法有三种: 其一, 榫卯式的铸接。一般用于器壁较厚的器物。其方法是，在铸造器体时，在预定的部位铸出榫头，然后在已铸好的器体上安放附件的分范，进行浇铸。若是先铸附件，则在附件上与器体相接处预留出孔洞。在铸造器体时，将铸好的附件置于器体外范适当部位。浇铸器体时，铜液进入预留的空隙中，形成榫卯式铸接。其二，铆接式铸接。其作法是在器壁预留孔洞，在铸接附件时，置附件范于器壁外的预W孔洞处，内壁亦有泥饼一块支承。在浇铸附件时，铜液从孔洞入内壁，在交接处形成一铆钉帽状结节，依靠金属凝固收缩，使附件与器体紧密贴接。此法一般用于器壁较薄的铜器。其三，多次铸接。对于一些造型、结构复杂的器物，器体和附件较多的铜器无法一次铸接完成，就需进行多次的铸接。这种方法亦你作排卯式铸接⑭。最典型的例证足1975年恃树三桥璜塘锄狮脑出土的商代晚期虎形扁足鼎，其腿部与腹部相接处尚有洁晰的分铸府迹。上述诸种方法，新干青铜器与全竹各地出土的青铜器在铸造过程中都曾使用过。甚至一器之上多种方法兼用，通过先铸和后铸，运用榫卯式、铆接式、套合式三种铸接方法，分多次把几个部件连接成一个整体。在完成复杂器件m合的同时，实现了各器件功能的要求。下而，以新干大墓出土的扁足品、夹瞍方鼎、提梁方卣、卧虎大方鼎和立鹿大飯为例，进行一些介绍。
虎形扁足鼎，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巨大的一件扁足鼎，它通高62.4、口径39. 3厘米，重28.5公斤。全器分铸铸接成形，先铸耳上卧虎和腹部扉棱，接着与鼎腹、鼎耳铸接，最后铸三扁足，一共使用了20多块泥范。耳上卧虎由2侧范、1迎面范与腹芯组成铸型，纹饰以泥范做出。腹部三扉棱均对开分型，各2范。鼎腹由3外范和腹芯组成铸型。足亦对开分范，各有2范1芯。其浇铸形式为，卧虎由接榫处倒立浇铸，扉按亦由接榫浇铸，腹部足端接榫倒立浇铸。
夹腹方鼎为目前青铜器中仅见的一件造型奇特的作品，可称之为中国最早的青铜火锅。鼎腹呈仰斗状。双层平底，中为5厘米高内空的夹层，正面横开一门，有轴，可以启动，并有纽状插销眼。通高27、口纵18、口横21J厘米，重4. 5公斤。在铸造方法上.活门先铸，余浑铸成形，并与活门连接。活门对开分型，2范。鼎腹沿四棱分型，底有长方形底范，铸型由4侧范、1底范、1腹内芯组成。纳活门之枢，系由开槽下芯法做出，下有与2块活块范，与此面范组合，活门与鼻及与鼻对应的插环亦然，共4块活块芯。浇铸方式为活门从侧边浇铸，鼎身由鼎足倒立浇铸。
提梁方卣是件独具匠心的精美作品。通高28厘米，方形的腹部有透空槽穴，梢宽3. 1、高1.6、深10. 5厘米，水平断面呈繁体的“ 
以上3例均为中型器，在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中，不乏高达数十厘米、乃至百厘米，重达数十公斤的煌煌巨制，更是精湛制范与浇铸工艺的结品。
卧虎大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 2公斤。从器表遗留的大量铸缝和铸接痕迹可知，此鼎使用了30多块内芯外范，熟练地运用分铸法，分步铸接成形：先铸出鼎底，并留好与四足相适应的四个预铸孔》接着铸出鼎腹四壁，再向四壁底铸四足，四足既迭压鼎底.又迭压四足对鼎底的包边；最后铸耳上卧虎。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此鼎与司母辛等基本同期的中原出土大方鼎相仿，纹饰显得祖犷，这种浑厚纹路的铸就非具有高超的泥范制作技巧是不能成形的。另一方面，此品器壁仅2~4毫米，而郑州杜岭、向阳食品厂和殷墟西北岗、妇好墓出土的大方鼎，壁厚均在4~8毫米之间。前者自然节拧村料，且传热性强，但也不免影响其刚度和整体性。为了解决这一矛尥，这31的工匠们除了在立耳槽内涛一进凸起2~3毫米的拱形纹外，还在腹外底涛有“田”字加强筋。
立鹿大甎，通高105厘米，重78.5公斤。青铜甌，虽自商代前期就有拷造.伹为数甚少.形体商大、纹饰筘美者疋不多见。此器高1米有余，见兼耳上附铸动物造型, 器表自耳至足均有装饰花纹，尤为它处少见。更令人赞叹的足，如此庞然大物，除耳上立鹿先涛外，全器竞然一次铸成形。自甑至鬲沿扉棱中线分型，由13块泥范组成铸型，倒立浇铸，浇口开在足端。由于在甑的收牧处设有3周、每周16枚方形铜芯撑，又在两足之间各置两处泥芯撑，使全器厚度基本均匀地维持在8毫米左右。据冶金史专家研究结果矣明，在中原青铜容器铸造中芯撑的正式应用始自殷墟期，而芯撑有规律的设置和使用规范化，则是入周以后的事。但是，这座下葬于殷墟早、中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容器，却大多数使用了芯撑，且相当部分已规范化。铜芯撑的使用是青铜器铸造工艺上的重大进步，它是中国三千多年前能铸造出那样华美的青铜器的一个重要技术保证。关于它的起源尚待探讨。据研究，二里岗期青铜器中铜芯擇的使用还较少见。般墟时期的青铜器，使用铜芯撑者虽不乏其例，但大多数器物用量却很少，分布的规律性也不明显。直到西同早期，青铜器铸造工艺中才大量使用铜芯撑，排列的规律性也很强，成为西周青铜器的一个基本待征。然而，新干青铜器中已有如许者，似乎表明铜芯撑有始自南方的可能性。而且，这里的匠师们已经能很好地掌扼合金的性能。综合有关测试资料分析的结采.证明新干铜器的村质主要为铜锡铅三元金，杂质少不仅低于中原二里岗和殷墟期的器物，而且低于周代以后的铜合金。三千多年前高超的冶炼、铕造工艺，足令人叹为观止。
(3) 合范悦铸 合范模袴也是江西先秦时期青铜器的主要铸法之一。江西各地发现的这类器物为数不少。1979年在恃树发现的西岡晚期甬钟和1965年万载具发现的西周甬钟，就是此种铸法的范例，它们都有“明显的合范模铸的痕迹”⑮。
3、青铜器的装饰技法 青铜器的器表装饰技法的实现也依赖于铸造工艺的进步。战国时期，江西地K的铸铜工艺水平钉了大幅度的提高，除继续有用通体浑铸、分铸熔接、合范模铸法外，还荇遇采用分铸焊接法。装饰纹样丰富、表现技法高超，也是江西宵铜器铸造工艺的待色之一。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中的绝大部分礼器、乐器和艺术品，扣当部分的兵器和生产工具，其器表都祜本有花纹装饰。这些纹样不仅题材丰富，而且装饰手法多样.技法高超。以表现技法而言，有立体雕、浮雕、透雕和线刻数种•以构图手法而言，有写实的造型，抽象的囝案，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半写实作品；以铸造方式而言，既有模作纹，又有范作纹，更多的是模、范合作纹。
立体雕即圆雕，其装饰纹样为无任何附着背景的、完全的立体造型，可以四面观赏。其主要附铸于新干大墓出土的鼎、覷的双耳及搏的嬅、栾相接处和双尾虎背上的动物造型，其纹样题村有卧虎、伏鸟、立鹿等，皆为十分写实的动物造型，形象生动，比例适当，一个个栩栩如生，维妙维肖。如上述立鹿大敏双耳上的一对幼鹿，精制小巧，双目圆睁，回首互顾，安祥宁静之中透出几分机警和灵气。上古匠师们抓住鹿的基本特征，以写实和夸张相结合的手法，表现出纯真、然、质朴之美，引人遐思。立体雕的造型一般以分铸法单独浇铸成形，然后用浑铸法铸接于器体之上。浮雕是在平面上雕出凸起的形象，依其凸起厚度不同，可分为高浮雕和浅浮雕，除不能四面欣赏外，其立体效果仅次于圆雕。在新干铜器上，浮雕式装饰以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存在着。其一，单独铸造或附铸于器身某一部位的高浮雕矜苕，其视觉效果接近于圆雕，形象也颇为写实。四羊挢肩部的羊首、卣提梁两端的咨头和羊角啓面形器即属此类。其二，鼎、等柱足器足部的拧体式咨面，严格地说这不是浮雕，但由于许多这种纹样以高高的扉棱作鼻，双目突出，两角祖硕，颇具浮雕效果.有的还近似于高浮雕。其三，由主纹、地纹、次纹组成的三迭或两迭花纹.由于主纹祖而突出，使纹祥具浮雕效果。多施之于容器的腹部，如鬲鼎、椭圆壶等，皆以此种技法装饰。它们连同器体一次性铸成，为了保持器物胎体厚度均匀，内壁对应主体纹样处常有凹窝或凹槽。其纹样多为分解式矜而纹，故构®比较抽象。透雕，本为介于圆雕和浮雕之间的一种手法，即在浮雕的堪础上镂空其背景部分，有单面雕，也有双面雕。不过，新干铜器上的透雕与这一般意义上的透雕有所不同，实为一种近似双面雕的扁体变形圆雕，用于装饰大部分扁足鼎的足部，有虎形扁足、夔形扁足和鳍状扁足三种，其构图也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多单独浇铸，然后同器体铸接成形。线刻，即在器物表面以刻划的线条勾勒出纹样的图案，是这批青铜器使用的最多的一种表现手法，纹样题村也丰富多样。但构图大部分非常抽象。其线条有阴文、阳文之分，以阳文为主，因为青铜器上的纹饰线条与铸范上的正好相反，而在铸范上刻出阳线要比阴线困难得多。不过，勾连雷纹铙却是一件罕见的全阴线构图装饰的作品。铙体腔两面外侧满布阴线刻的勾连雷纹和卷云纹，不见一根阳线条，与储圆的大凸目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阴刻的纹饰线条深而细、且规整，足以反映铸造工艺水平的高超。
纹样主要有饕餮纹、云雷纹、圆圈纹、窃曲纹等。这些纹饰绚丽多彩，工整流畅，说明当时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
江西出土的青铜器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雷同者不多见。同时，从出土情况来看，江西先秦时期使用青铜器的地区也是相当广泛的，说明当时青铜器的生产从赣北到锜南均有，其中以鄱阳湖——赣江流域为最。江西出土此一时期青铜器甚多，仅赣中新干商墓就出土青铜器480余件，其中不乏青铜重器。上述均表现出江西先秦时期青铜冶涛的规模。
四 先秦时期江西青铜器的防锈与镶嵌江西境内出土先秦时期的青铜器，有些器物虽在地下埋藏了三千多年，但出土时仍不染锈斑，仍然熠熠生辉。最典型的是新干大墓出土的凸脊直内戈，至今仍寒光逼人。此戈通长28. 7厘米，阔长条形、直援，中脊凸起呈尖棱状。还有同墓出土的蝉纹大刀、兽而纹鬲、虎耳方鼎以及不少生产工具和部分兵器，或全器光闪透兗.或局部无锈泛黄，器表光洁可爱，刃部锋锐如故，这在中国早期行锏器上是不多见的。为探明此项工艺，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上海工业大学联合进行了“新干商代不锈青铜器的表层元素研究”，通过俄馱电子能谱及电子探测法，对两件手工生产工具即拱脊尖首刀和裁制刀进行了表面层元素分析，检出其中含铜、锡元素，其含锡量表面层高于基体。在3~10微米表层，又发现存在铼和稀土元素，而它们的基体却未见有铼和稀土。研究结果表明，其表面存在一层铼和稀土元素的富钨铜合金，系优良的防腐蚀层。
以往，不少的科学工作者对一些光亮无锈的古铜器，特别是具有此类特殊表面的古铜镜曾有很多剖析研究报告，分析结果大多数是富锡的铜合金，但尚未见到古器表层中有铼和稀土元素的报导。含有铼和稀土元素的富锡铜合金，按氧化腐蚀机理，其防锈蚀能力有可能要比单铜锡合金强。因此，新干大墓出土不锈蚀青铜器的表面实际上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优良防腐层。新干出土的不锈铜器表层亦有富锡层，这与它们防锈性能好有很大的关系。而表层3~10微米内存在的铼和一些稀土元素，对提高铜合金的防氧化、抗变色和防锈蚀能力也有很大作用。铼和稀土元素也有类似锡那种极易氧化成具有保护能力的氧化物，从而有效地阻止了铜进一步的氧化和腐蚀。近代出现的仿金抗变色材料——“稀金”，其功能和组成有些类似上述样品的表面层，但不含铼。
另外，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还有使用绿松石镄嵌工艺的装饰。这种镶嵌工艺在战国时多用于兵器，象九江沙河大王岭战国遗址和樟树等地战国墓中出土的青铜短剑，其中脊部就铕嵌着红铜⑯，使脊和腊部的呈色不一。
从江西境内发现的考古遗存可知，早在商代中期这里就存在着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从其文化面貌有其土著特色并占主导地位来看.应是古越族的一支青铜文化。虽然这支W铜文化在西周以后与中原青铜文化渐趋一致，但古越族在中国青铜冶铸史上的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第二章 江西冶铁技术的出现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我国发现的最早铁器是春秋中期，以后到战国时期，则更广泛地被使用和推广。江西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铁器标本，属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
一 早期出土的铁器在九江县沙河街的磨盘墩遗址上层出土铁器残片两件，时代为春秋晚期；后又在九江县沙河街的大王岭遗址出土残铁器5件，可辨明的器形有锸。其器虽残损，但仍可看出平面呈凹字形，时代为战国早期。另外的发现分别在上高县和武宁县。上高县塔下村出土以枚铁镞，伴出的有3件外撇足铜鼎。铁镞全置于一铜鼎内，其形制可分为3式，一般长2.5 ~3. 5厘米。从其外撇足的典型越式铜鼎和铁镞形制分析，当是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遗物。武宁县石门乡毕家坪战国墓出土铁斧一件，长方形，方銎，平刃，锈蚀较重，时代为战国早期。这些早期铁器标本的发现，说明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至少在赣江下游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使用铁器，只是这时铁器的数量还很少，器类只有凹字形锸等小型农具和斧、锛一类的手工业工具。
到战国中、晚期，如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江西地区发现的铁器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地域更广，表明这是铁器使用日益普遍。1971年临川罗家寨遗址出土铁斧20件，铁口锄4件及铁质蹄形鼎腿、铁釜和铁剑等残片。斧平面多呈长方形，方銎，平刃，体长约14厘米左石。铁锸，平面呈凹字形，弧刃，身长8厘米。1 976年，新干县界埠仓遗址的纵沟中出土完整铁斧两件。1981年九江县马回岭乡磨盘山遗址一坑中，出土铁斧、铁镰各一件，以及铁铤铜镞数枚，伴出的还有印纹硬陶罐、高足陶灯和石矛、砺石等。1984年，高安郭家山战国墓地的三十二号墓中，出土一件铁矛与泥锈合，已断为三节，通长32厘米。
二 铁器铸造技术上述出土的这些铁工具和兵器，虽未经金相学的科学考察，但经观察分析知多数为生铁铸造，锻件较少，尤其是那些斧、锸、锄、镰之类。此外，这些铁工具的形制和中原以及两湖、江浙等地出土的完全相同。例如大王岭遗址出土的铁锸与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类同，临川罗家寨遗址出土的弧刃铁口锄与广东始兴县白石坪山遗址以及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凹字形侈口锄相同，上高塔下村出土的Ⅱ、Ⅲ式铁嫉也与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出土的Ⅱ、Ⅲ式铜镞相似，临川罗家寨、新干界埠粮仓出土的铁斧与河南辉县固围村及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的相一致。这就清楚表明，战国中、晚期，南北各地冶金技术水平的日趋一致，江西地区也不例外。
在战国中、晚期，我国的冶金技术得到了重大发展，这突出表明为发明了铸铁技术，而这种技术在欧洲是直到M世纪才开始的。证明这一时期我国已掌握了铸铁技术的材料很多，如长沙识字岭三一四号墓出土的铁口锄和洛阳水泥制品厂工地出土的铁铲以及河南新郑郑韩故城仓城村发现的镬、铸（空首布式）、刀等泥质内外范。泥范是铸器的模子，它们无疑是供铸铁器用的。又如河北兴隆发现一批铁质铸范，这是目前我国出土最早的一批铁范，反映出冶铁术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鄱阳湖——赣江流域，到战国中、后期，冶铁技术水平已发展到铸铁阶段，清江观上战国墓中出铁蹄足鼎腿就是通过浇铸法而铸成的。而1976年新违县大塘岸山战国遗址出土一廟铁质斧范，更是铸铁技术产生的有力证据。这件铁范，背面带环纽，便于握持，长12. 3厘米，上端宽12. 6厘米，下端宽12. 3厘米，其结构比较紧凑，胎壁之厚度较为均匀，基本符合于均匀散热和抵抗冷热变形的的强度要求。铁范本身是在高温下用铁水浇出的，它自身就是一个铸件，而且有时铸造铁器的模具。铁范的出现显然是为了满足社会对铁器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而产生的。用金属范来制造铁器，其优点是经久耐用，可以连续使用数十次乃至数百次不等，从而大大提高了成型效率，同时可使铸件形状稳定，易于得到定型的规格产品；此外，铁范冷却速度快，易于得到白口铁组织，便于柔化处理。
就全国范围发现铁器标本来看，春秋晚期主要发现于吴、楚两国，相当今江苏、湖南两省；战国早期逐渐扩展到赵、燕、韩、洛邑等地》到战国中、晚期，全国各地较为广泛使用，而南方楚国则是当时冶铁术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联系到江西境内一些早期铁器器标本的发现地, 诸如籁江下游的九江、赣西北的武宁等地，在春秋晚期恰恰都属“南楚”之地1至于新干、南昌、临川等地的铁器标本，时代已为战国中、晚期之后，这些地区当时也已属楚的范围。所以，即或从江西境内已发现的早期铁器标本来看，也可证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已具有较发达的冶铁技术。
据考古发现并由文献资料所证实的江西先秦冶金业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江西先秦冶金发达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走在冶金前面的陶器制造业为金属冶铸技术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和物质基础。如冶金的高温技术直接来源于陶器的焙烧技术1青铜器的纹饰有的也是直接承袭陶器纹样•冶金所使用的耐火村料有不少是陶制品*冶金的铸型开始为石范，尔后陶范逐步成为主流。2、丰富的矿产资源为江西先秦时期冶金的发达提供了客观的条件。3、祭祀、征战和生产等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需要为冶金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江西先秦冶金的发达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同时为秦汉以后冶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岭遣址发掘队：《江西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第一期简报》，《江西文物》1990年3期。
② 贡同：《江西瑞昌发现商周时期采铜遗存》，《江西文物》1989年1期。
③ 苏束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翊》, 《苏束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④ 华觉8月：《中国古代全属技米》，《世界冶全发展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⑤⑧⑨⑬⑯彭这凡等：《江西地区早期铜器冶铸技术的几个问題》，《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⑥ 幻这凡、刘怵、麿开逊：《江西新千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10期。
⑦ 詹开逊、刘林：《新千商磊的断代及地方特色》.《南方文物》1993年1期。
⑩ 李家和等：《江西青铜文化类型综述》、《江西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暨学米讨论会论文集》，1986年8月。
⑪ 胡绍仁：《立丰县出土商代铜铙》，《江西历史文物》1985年1期。
⑫ 周卫徤等：《瑞昌铜岭古矿冶遗址的断代及科学价值》，《江西文物》1990年3期。
⑭ 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⑮ 黄冬梅：《清江县发现西周甬钟》，《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3期；刘徤等：《万我县出土西周雨钟》，《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