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Vol. 18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转型，中国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呈现出快速变化与竞争加剧的特点，在此动态竞争的环境下，新创企业的生存难度显著提高。为了应对环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企业可以通过塑造公司企业家精神来保持核心竞争优势，有效提升组织的绩效，从而刺激企业的成长。[1]国内外学术界对于驱动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各类因素进行了广泛探讨，而其中有关领导风格对公司企业家精神影响的研究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2-4] 创业型领导是一种同时兼顾了创业者特征与成功领导者特征的新型领导风格，自从概念被提出之后，得到了国内外创业研究者的广泛关注。[5-7]创业型领导风格(简称创业型领导)是指企业领导者主动创造美好的愿景，并与员工分享愿景，以此号召、鼓励与动员下属，并使下属积极承诺对战略价值的创造而努力进行探索与发现的一种领导风格。[8]创业型领导被认为是新创企业在高速动态竞争的环境下，有效构建自身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其与战略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强调了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下更需要通过组织变革、持续创新、风险承担等途径来提升组织绩效[8-9]，而这些与公司企业家精神所包含的战略更新、创新及风险活动关联密切。另外，在已有学者的讨论中，战略柔性对于促进公司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同，战略柔性不仅能帮助企业克服组织惰性进行持续创新，还能推动企业开拓新业务以及建立创新性的技术路径与组织文化等。[10-12]因此，创业型领导与战略柔性对于公司企业家精神都有积极作用，然而在理解创业型领导和战略柔性的作用方面，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既然高阶理论强调了高层管理者在催化企业战略柔性中的重要性[13]，那么高层管理者的领导风格在促进企业战略柔性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现有研究多从组织学习、市场导向、网络结构、资源等视角，讨论如何促进战略柔性。[14-16]很少涉及高层管理者的领导风格对战略柔性作用的讨论，即使有相关的研究，其涉及的战略柔性也是一个整体变量。[3] 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从理论上强调了创业领导者会积极带领企业适应动荡变化的环境[8, 17]，而战略柔性正是企业应对环境动荡变化的重要手段，但有关创业型领导与战略柔性关系的实证研究则鲜有涉及，缺乏有效的实证检验来支持。另一方面，依据动态能力学派的观点，战略柔性的两个维度(资源柔性与能力柔性)本质上有着较大区别，不少学者建议相关的实证研究应从战略柔性的两个维度来具体分析，更能反映企业在资源柔性化与灵活运用资源两方面的实际情况。[15, 18, 19] 关于领导风格与战略柔性的现有研究缺少细分维度下的具体分析。其次，尽管从理论上表明创业型领导与公司企业家精神有紧密的关系，但鲜有学者实证分析创业型领导对于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更未涉及到创业型领导会通过什么样的中介变量来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制。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不但面临着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20]，而且内部也面临着资源缺乏的窘境[21]，所以初创企业的领导者在动荡环境的背景下，如何带领企业既能有效应对外部快速变化的环境，又能充分利用内部有限的资源，从而保障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这是许多初创企业领导者面临的重要问题。战略柔性的两个维度(资源柔性与能力柔性)则强调了企业要提高通用性资源并增加资源的应用范围来增强面对环境变化时的选择权，以及努力发现已有资源的新用途或外部新资源，同时灵活使用这些资源来支持企业关键性的活动。[15]所以，探究创业型领导者如何通过资源柔性与能力柔性来支持公司企业家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依据战略创业理论、高阶理论，试图解析高层管理者的创业型领导、新创企业的战略柔性与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内在关系，并依据动态能力学派关于战略柔性的划分，将资源柔性与能力柔性作为中介变量引入到创业型领导与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关系中，并比较两者在上述关系中所具有的中介作用的差异。研究的结果一方面填补了创业型领导对于战略柔性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为创业型领导能够积极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提供实证支持，并有助于深刻理解创业型领导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机制。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 战略创业理论和高阶理论战略创业理论认为创业型领导在战略创业过程中具有关键驱动的作用，创业型领导会影响新创企业的战略性资源管理，进而影响到企业在创新、机会开发、创造力提升等方面的行动。[22]该学派的不少学者认为创业者的领导风格对于企业建立组织的创新氛围、适应高速动态竞争的市场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是新创企业的战略管理的核心要素之一。[23]基于战略创业理论，本研究认为创业型领导会对企业战略性资源管理产生重要影响，即通过对企业资源的配置、整合与重构，进而影响到企业层面的创新、战略更新、新业务开拓等。高阶理论则强调了高层管理者的重要性，尤其是以企业领导者为核心的高层管理团队在驱动企业战略选择、战略改变方面的关键作用。[24]高层管理者在企业战略决策中处于核心地位，会通过战略认知的过程，深刻影响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发展。[25]战略柔性不仅是企业战略性资源管理的重要能力，还是其战略调整的重要基础。[26]依据高阶理论，新创企业的领导者作为高层管理团队的领军人物，其创业型领导所包含的战略性思路的认知要素，会对企业的战略柔性产生作用。另外，高阶理论也是许多研究不同类型的领导风格对公司企业家精神影响的支撑理论之一，通过相关的实证研究，检验了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在推动公司企业家精神方面的核心作用。[2-3]
(二) 创业型领导与公司企业家精神创业型领导是基于战略创业理论框架所提出的，自从概念被提出以后，就有多个不同的定义，本研究采用的是Gupta、Macmillan与Surie 关于创业型领导的定义，[8]认为创业型领导是领导者主动创造一个愿景，以此号召、鼓励及动员下属，并使下属积极承诺对企业战略价值的创造而努力进行探索与发现的一种领导风格。另外，有关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定义，至今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大致可以分成两类观点：行动学派与精神学派。[27]在行动学派的支持者中，Zahra将公司企业家精神界定为企业在内部创造新的事业或开展风险活动，并从战略角度更新企业的发展模式的过程；[28]Guth与Ginsberg认为公司企业家精神是由两类重要的企业活动所构成：企业内部新业务的产生与组织的战略更新；[29]Sharma 与Chrisman指出公司企业家精神是与组织相关的个体或群体创建新组织或在内部进行创新与更新组织的过程。[30]Zahra在以往研究基础上，认为公司企业家精神是由企业的战略更新、创新与风险活动三个维度构成[31]，并开发出3维度的量表。战略更新是指企业改变竞争策略或竞争手段，创新则是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或引入新的管理体系，而风险活动是指企业进入新的市场。另外，支持精神学派的学者则强调了公司企业家精神是指个体企业家精神在整个公司的渗透，将其作为一种公司层面的企业家精神或导向，表现了公司对于组织创业的积极态度或倾向。[32]两个学派的观点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只是分析的视角不同而已。陈劲、朱朝晖与王安全认为公司企业家精神体现的是整个企业的创新、创业精神[33]，但在评价公司企业家精神方面则是通过企业实际的创新行为、风险活动的表现来测量的。在目前的国内实证研究中，较多采用行动学派的观点来界定公司企业家精神。[3, 27, 34]战略创业理论关注的是创业型领导者在创业过程中如何引导企业实现自身财富的创造，而财富的创造来源于实际的创业行动，同时也有学者明确提出正是因为企业实际的创业行动才使得企业具有了公司层面的企业家精神[27]，因此本研究依据行动学派的观点来分析公司企业家精神更为适宜。
在初创企业中，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可以通过创业型领导积极促进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发展。[35]依据创业型领导理论，创业型领导者自身不仅具有自我挑战的特点，还为了最大程度地挖掘员工潜力，为员工设置挑战性目标，同时积极鼓励员工独立思考、突破思维定势，动员他们积极从事那些能为企业创造战略价值的活动。[8]创新是保障企业持续创造战略价值的重要活动，而创新本身具有较大的挑战性，因而创业型领导者会鼓励下属积极从事创新，并努力推动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9]同时，已有实证研究表明高层管理者的创业型领导是企业创新的重要驱动因素。[6]对组织结构惰性的不断否定是公司企业家精神的本质，而组织本身已存在的结构会抵制这种否定行为，因而需要企业领导者通过其领导行为，积极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公司、环境与资源的有效匹配[3]，而创业型领导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企业灵活应对动态变化的竞争环境[6]，并通过自我质疑、自我变革来实现企业与环境、资源的匹配[8, 17]，所以会通过变革设定的方式打破组织惰性，积极推动组织架构的调整来适宜企业战略的改变。另外，创业型领导者一方面具有敏锐的洞察性，对市场变化的敏感度比较高；一方面会主动通过与股东、下属以及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交流，及时获得较为全面的市场信息[8]，而这些有助于领导者带领全体成员制定出适应市场变化的竞争策略，从而推动企业竞争策略的灵活调整。创业型领导者敢于主动承担各类风险，勇于抓住新机遇而乐观应对其所带来的挑战或可能出现的失败，为达成高绩效的目标而积极开展有利于实现战略目标的风险活动[36]，因而有助于企业为了扩展生存空间而开拓新业务或进入新市场。依据行动学派关于公司企业家精神的界定，上述表明创业型领导对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三个方面(创新、战略更新与风险活动)都有促进作用。基于此，创业型领导者通过敏锐洞察市场变化、鼓励创新、自我变革等方式，积极推动企业的战略更新、创新与风险活动，而这些行动的集合正是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实质表现。[27, 30]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创业型领导对公司企业家精神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 创业型领导与战略柔性在高速动态竞争的环境下，战略柔性是企业应对环境变化的一种基本方法[26]，具体是指企业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行动中，迅速地投入资源以及熟练自如地运用资源的能力。动态能力学派认为战略柔性是由资源柔性、能力柔性共同组成的[15, 19]，两种柔性之间具有明显的区别：资源柔性是以提高企业拥有资源的适用范围，来增加其面对环境变化时的选择权，从而支持企业以较小的成本实现其经营策略的转变；而能力柔性不但强调整合、配置已有资源来创造企业价值的能力，而且更强调企业发现已有资源的新用途或外部新资源，并降低创新的时间、成本，从而加快企业开拓新业务、开发新产品的手段，本质上体现了企业对新机会的识别与把握。
依据创业战略理论，创业型领导是企业战略性资源管理能力的重要前因变量，创业型领导者为应对高速动态竞争的市场环境，需要有效管理企业的战略性资源(如柔性资源等)来应对未来的突发情况，敏锐洞察新的发展机遇，并做好企业未来行动的准备。[22]因为战略柔性本身就是企业战略性资源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37]，因此创业型领导对战略柔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高阶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会通过定义愿景、选择性感知以及有限性解释三个步骤来影响战略选择，而这些认知过程是推动企业战略柔性发展的关键[25]，创业型领导者拥有的战略性思路包括了其对战略选择的认知过程[8]，因而会对企业的战略柔性产生影响。在影响战略柔性的因素中，认知偏见对战略柔性有严重的阻碍作用[38]，而创业型领导者能够积极鼓励下属进行独立思考并获得下属提供的信息与想法[8]，从而在战略决策过程中降低认知偏见发生的可能性，从而改善企业的战略柔性。另外，有实证研究证明了领导者对市场正确的判断力与较高的决策水平会对企业的战略调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9]，而创业型领导强调了领导者需要有识别与把握新机遇所必需的心智模式及决策能力[40]5，因而会对作为战略调适的重要内容的战略柔性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资源柔性、能力柔性而言，创业型领导对两者同样具有影响。首先，新创业企业相比成熟企业在资源方面相对匮乏，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也更大，而创业型领导者追求挑战性目标、高绩效水平[8]，因此需要提高同种资源在企业不同产品中的使用率、增加资源的适用范围，从而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尽可能降低成本，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所以，创业型领导对资源柔性有积极的影响。其次，任何发展机遇的把握对于新创企业的成长都是重要的，创业型领导的核心就是领导者带领下属去识别、开发及抓住新机遇，引导下属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40]76，这就需要领导者对环境具有敏感性，同时要求企业对环境变化具有良好的应变能力以及相对最少的反应时间和应对成本，从而帮助企业适时开发出新产品、新业务，而能力柔性就是企业应对这种变化的手段。所以，创业型领导对能力柔性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2：创业型领导对资源柔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H3：创业型领导对能力柔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 战略柔性与公司企业家精神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实质就是企业对组织惰性的不断否定，而战略柔性可以帮助企业克服组织惰性，为企业的战略调整、创新、组织变革等行动提供有力的支持。[3]孙宝文、涂艳与王天梅[41]认为战略柔性应该包括4个具体的柔性能力：①创新、战略决策与危机应对方面的能力；②组织协调、组织优化方面的能力；③组织学习、文化塑造方面的能力；④资源整合、配置及重塑方面的能力，上述这些能力深刻影响着企业的组织文化、创新、资源链等各个领域。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战略柔性会从4个方面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首先，资源配置方面的柔性能力有助于企业快速提供开发新产品所必需的资源以及推动企业对不同产品的差异进行实验而改进其工艺流程。[14]其次，组织优化方面的柔性能力有利于帮助企业建立创新性的技术路径。[11]再者，文化塑造方面的柔性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建立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促进内部的学习交流。[12]最后，战略决策方面的柔性能力有助于企业建立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反应机制，适时调整企业战略、组织架构与市场策略，以便及时抓住新的发展机遇。[42] 综上所述，企业的战略柔性能积极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各要素。另外，有相关的实证研究检验了战略柔性对公司企业家精神显著的正向影响。[3, 16]
对于资源柔性、能力柔性而言，两者对公司企业家精神同样具有影响。第一，资源柔性反映了企业对现有资源使用范围、转换成本及转换时间的水平，高水平的资源柔性可以为企业开发新产品、开拓新业务或进入新市场迅速聚集必需的资源[43]，从而有效支持企业创新、风险活动等顺利进行，而低水平的资源柔性的支持力度则会明显降低。第二，能力柔性不仅体现了企业获取新资源的能力，还表现了其快速应用资源开展各种企业活动的能力。企业的创新、组织优化、开拓新业务等持续开展，都离不开新资源的不断注入[44]，而高能力柔性不但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新资源，还能最大程度利用新资源来获得更多收益[18]，从而推动企业更快成长。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4：资源柔性对公司企业家精神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H5：能力柔性对公司企业家精神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五) 研究的理论模型本研究通过上述的文献回顾，梳理出创业型领导、资源柔性、能力柔性对公司企业家精神的积极影响，而创业型领导同时也对资源柔性、能力柔性有正向影响。基于创业战略理论、高阶理论，本研究认为创业型领导作为新创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会影响到企业战略柔性的发展，进而通过战略柔性影响到公司企业家精神，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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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的理论模型 |
基于理论模型图，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6：资源柔性在创业型领导与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关系中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假设H7：能力柔性在创业型领导与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关系中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三、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变量的测量为了保证本研究的准确性，对于变量的测量，主要采用国外使用较多的成熟量表，并结合本研究的主题，对这些量表进行适当的修改，从而使量表中选项的表达更加清楚，各量表均采用7级李克特量表的形式。
创业型领导的测量主要参考了Gupta、Macmillan与 Surie[8]设计的成熟量表，该量表包括5个维度，即构建挑战、缓冲不确定性、厘清路径、简明约束、建立承诺。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36。战略柔性的测量，采用了Li、Liu与Duan等[45]开发的基于中国情境的量表，该量表涉及资源柔性、能力柔性两个方面的测评指标，与动态能力理论所提出概念的内涵相一致。在本研究中，资源柔性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59，而能力柔性的Cronbach's α为0.908。公司企业家精神的量表则采用了Zahra[31]开发的成熟量表，该量表包括3个维度：创新、风险活动、战略更新。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39。
同时，为了消除一些外生变量的影响，参考以往研究的情况[3-4]，本研究使用公司成立年数(简称公司历史)、公司所有制形式(简称公司性质)、公司所属行业(简称公司行业)、公司员工总数(简称公司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公司历史为公司成立之时到现在的年数；公司性质分为私营企业、非私营企业两种类型；公司行业则考虑了现有主要的几种行业，包括制造业、服务/商贸、科技类、建筑/房地产以及其他行业的5种类型；公司规模为全部员工的总数。为了便于统计分析，将上述控制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其中公司性质、公司行业采取“哑变量”的形式，公司性质以“非私营企业”为参照组，公司行业则以“其他”为参照组，其他变量变成0～1。
(二) 研究样本的采集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来获得研究数据，样本来自中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部分新创业企业。选择新创企业的标准参考了Chen[9]的选取标准，筛选后确定400家新创企业作为调研对象。为了便于搜集样本，本研究只选取每家新创企业的1位高层管理者(除CEO以外的副总经理或总监)来填写问卷，虽然作为企业层面实证研究的样本可能不是特别理想，但此类方法在本研究领域还是被广泛采用的。[3, 6, 9]
在正式调研前，先在本地区的创业产业园发放了50份问卷进行了预调研，并依据调研结果对原始量表进行了部分修正。正式调研的时间是2015年的9月～11月。在发放问卷前，课题组先通过各种渠道联系到这些企业的CEO，并经过其同意后，通过电子邮件传送电子版问卷或上门现场发放纸质版问卷，邀请CEO指定的高层管理者进行填写。在实际调研中，课题组共计发放了348份问卷，收回279份，其中有效问卷数为239份，有效回收率为68.7%。
在这239份问卷中，所有企业的公司历史均在8年以内，样本以私营企业为主，主要涉及传统制造、房地产、科技产业等多个不同行业，公司规模绝大多数都在500人以下，规模超过500人的比例仅占2.5%，基本符合新创企业的界定标准，具体的样本信息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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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的描述性分析(N=239) |
本研究采用SPSS18.0、AMOS17.0以及MPLUS7.0对样本进行数据处理：①利用统计软件对样本进行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②利用SPSS对样本进行分层回归分析，以此检验带有控制变量参与下的资源柔性及能力柔性的部分中介效应；③利用AMOS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测算出创业型领导、资源柔性、能力柔性以及公司企业家精神彼此之间关系的标准化路径系数；④使用MPLUS对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进行分解，计算出资源柔性、能力柔性的个别中介效应值及Bootstrapping检验下的95%置信区，并分析资源柔性与能力柔性个别中介效应的差异。
四、 统计结果的分析 (一) 同源误差检验因为问卷均系被调查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一人所填写，所以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误的问题。为了检验该问题，需要进行同源误差的检验。本研究采用Harmon单因素测试的方法，利用SPSS18.0对样本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获得了9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计可以解释方差的70.287%，最大因子方差解释了方差的31.740%，由此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误问题。
(二) 验证性因子分析在本研究中，各量表的Cronbach's α值均超过0.85，表明了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很好。为了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先对创业型领导、公司企业家精神展开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高阶潜变量与各维度的一阶潜变量之间的聚敛情况(结果见表 2)；然后，再对指标化的创业型领导及公司企业家精神、资源柔性、能力柔性进行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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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二阶潜变量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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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变量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
通过二阶验证性因子分析，创业型领导的二阶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均比较理想(χ2 /df=2.280，CFI=0.956，GFI=0.906，IFI=0.957，RMSEA=0.066)。如表 2所示，各一阶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均在0.722～0.889之间，基于此计算出的平均变异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的数值也在0.588～0.683的范围内，而相应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的取值区间也介于0.877～0.915之间，反映了创业型领导所属5个维度的潜变量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另外，其二阶潜变量所对应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分别介于0.768～0.921之间，表明了创业型领导的二阶因子模型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度。同时，通过计算所获得的公司企业家精神模型的拟合指标也是比较理想的(χ2/df=2.318，CFI=0.952，GFI=0.899，IFI=0.953，RMSEA=0.071)。其中，所属一阶潜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值均超过0.73，而对应的各AVE、CR的数值也分别超过了0.5以及0.8的阈值，由此表明了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二阶因子模型也具有良好的聚敛效度。
另外，考虑到创业型领导、公司企业家精神是多维度的变量，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容易因为潜变量以及观察项的数量过多，而影响整个模型的拟合效果，所以将一阶潜变量作为二阶潜变量的指标，以此降低高阶潜变量的维度，从而保证模型的统计效力。[6]然后，将指标化后的创业型领导、公司企业家精神与资源柔性、能力柔性一起进行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下表 3所示。
依据表 3，可以看出：创业型领导、公司企业家精神、资源柔性以及能力柔性的标准化因子载荷、CR、AVE值均符合统计学要求，作为一阶潜变量的创业型领导、公司企业家精神的CR与AVE值均明显好于之前二阶模型的指标值，由此表明了各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为了检验潜变量的区分效度，还需要运用竞争模型比较法来分析。本研究构建了4个因子模型，分别是：①合并所有观察项后所形成的单因子模型；②合并创业型领导与资源柔性、能力柔性所属观察项后形成的新因子同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二因子模型；③合并资源柔性与能力柔性后形成的新因子与其他2个潜变量的三因子模型；④4个潜变量各自组成的四因子模型。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各模型的拟合指标(见表 4)。通过竞争模型的比较，发现四因子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最佳，表明将战略柔性区分为资源柔性、能力柔性是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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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标(N=239) |
运用SPSS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的功能，输出的结果如表 5所示。结果表明：创业型领导与资源柔性、能力柔性、公司企业家精神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上述相关系数均为正数，且相应p值均小于0.01)；资源柔性、能力柔性与公司企业家精神也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的p值均小于0.01)。另外，通过比较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与表 3中的AVE值，发现其均小于对应的AVE值的平方根，说明了各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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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矩阵(N=239) |
在进行SPSS分层回归分析时，在SPSS回归统计量中选择DW检验以及共线性诊断的选项，可以得到各个方程的DW值与各个方程中变量的容差值与方差膨胀因子。通过检验，发现各方程的DW值均在2左右；各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在1.3～2.1之间，而容差值都在0.48～0.77的范围内，说明了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序列相关及多重共线性问题。
2. 资源柔性、能力柔性的中介效应检验对于带控制变量下的资源柔性、能力柔性的中介效应检验，利用SPSS的分层回归分析来实现，过程如下：①分别建立控制变量与创业型领导到资源柔性、能力柔性的两个回归方程，如表 6中的模型1、模型2所示；②再建立控制变量到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回归方程，如模型3；③在模型3的基础上，分别引入创业型领导、资源柔性、能力柔性作为新自变量，从而建立如模型4、5、6的回归方程；④在模型4的基础上，把资源柔性、能力柔性分别加入方程中，以此建立如模型7、8的方程；⑤再将资源柔性、能力柔性同时代入模型4中，最终建立如模型9的方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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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创业型领导、战略柔性与公司企业家精神回归分析的结果 |
由表 6可知，创业型领导对公司企业家精神、资源柔性、能力柔性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值分别为0.545、0.498、0.601，p值均小于0.001)，由此支持了假设1、2、3的成立。而资源柔性、能力柔性对公司企业家精神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值分别为0.540、0.602，p值均小于0.001)，证明了假设4、5的成立。在模型7中，随着资源柔性的加入，虽然创业型领导的系数值由原来的0.545下降到0.371，但对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仍然显著(p＜0.001)；在模型8中，随着能力柔性的引入，创业型领导的系数值也下降到0.289，但仍保持着显著水平，由此证明了资源柔性、能力柔性单独在创业型领导与公司企业家精神关系中的部分中介作用。另外，在模型9中，资源柔性、能力柔性、创业型领导对公司企业家精神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相比模型4、7、8，创业型领导的系数值又下降了，进一步证明了资源柔性、能力柔性的部分中介效应是显著的，支持了假设6、7的成立。
3. 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通过SPSS的分层回归分析，初步验证了资源柔性、能力柔性的部分中介效应，但是SPSS分析的结果不够直观，同时因为本研究涉及到多个中介变量导致变量之间路径相对复杂，而多数学者认为相比传统分层回归的逐步检验法，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应的检验会更严谨些。[46]本研究利用AMOS17.0建立两个竞争性的多重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一个是包括创业型领导到公司企业家精神直接路径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另一个是去掉该条路径的完全中介效应模型，运行结果显示：部分中介效应模型的各拟合指标为χ2 /df=1.833，GFI=0.917，IFI=0.969，CFI=0.968，RMSEA=0.059；而完全中介效应模型的拟合指标为χ2 /df=1.925，GFI=0.909，IFI=0.965，CFI=0.968，RMSEA=0.062，前者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后者，依据简约性原则，拒绝完全中介模型，接受部分中介模型，输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见表 7。从表 7中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都是显著的(p值均小于0.01)，其中创业型领导经过资源柔性到公司企业家精神的间接影响效应为0.149，而经过能力柔性的间接影响效应为0.237，后者高于前者，表明了能力柔性的中介效应高于资源柔性的中介效应，但两者之间是否显著差异，还需要后面的统计分析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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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AMOS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结果 |
因为本研究中有两个中介变量，所以可以通过多重中介效应的分解来进行比较。针对多重中介效应的检测，本研究使用Bootstrapping检验法，因为Bootstrapping检验不需要数据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也不需要太大的样本，因而在多重中介效应的检测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现有的统计软件AMOS在应用Bootstrapping检验多重中介效应时，因为无法设置辅助变量不能进行完整的分析，所以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MPLUS则可以通过“MODEL CONSTRAINT”命令设置多个辅助变量，因此成为可以有效检测的统计软件之一。[47] 本研究参考了方杰、温忠麟、张敏强等[47]提出的检验步骤，选择抽取2000个Bootstrap样本展开分析。软件得到的模型的拟合结果是χ2 /df=1.840，TLI=0.962，CFI=0.968，RMSEA=0.059，表明了该模型具有良好的适配度，具体的统计结果如表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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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MPLUS多重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 |
由表 8可以看出：资源柔性、能力柔性的个别中介效应的点估计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95%置信区间不包括0)，而两者个别中介效应之和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95%置信区间不包括0)，但两者个别中介效应之差却不显著(95%置信区间包括0)。该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资源柔性、能力柔性的部分中介效应是显著存在的，但两者的中介效应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各自发挥的中介作用是相当的。
五、 研究结论与局限 (一) 研究结论经过分层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及多重中介效应分解统计，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创业型领导、战略柔性能够有效提高新创企业的公司企业家精神。在以往研究中，关于变革型领导、任务导向型领导等对公司企业家精神的积极影响已得到证实，在这些研究中多以较为成熟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鲜有讨论新创企业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对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在高速动态竞争的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而新创企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与生存威胁，更需要获得提高自身竞争优势的手段，因而通过创业型领导的视角聚焦于该类企业的公司企业家精神的生成机制，对于指导新创业企业的成长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结论证明了创业型领导和战略柔性是积极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两个重要因素，为新创企业发展公司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更多途径。
其次，创业型领导可以通过提高新创企业的资源柔性、能力柔性，从而最终提升新创企业的公司企业家精神。实证结果表明资源柔性、能力柔性具有部分中介的作用，证明了战略创业理论关于创业型领导的核心驱动作用，表明创业型领导是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不仅能直接对公司企业家精神产生积极影响，还可以通过资源柔性、能力柔性来促进公司企业家精神。以往有关领导风格与战略柔性的分析，多是将战略柔性作为一个整体变量进行分析，本研究依据动态能力学派的观点，将战略柔性具体到资源柔性与能力柔性，并引入到创业型领导与公司企业家精神关系中，通过实证方式验证了创业型领导同时对新创企业的资源柔性、能力柔性的积极影响，丰富了关于领导风格影响企业战略柔性的有关研究。
最后，资源柔性与能力柔性的个别中介效应没有显著差异，两者具有的中介作用基本相当。通过MPLUS的多重中介效应的对比分析，发现资源柔性与能力柔性的个别中介效应之差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了资源柔性、能力柔性在创业型领导与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基本相当。该结论说明了创业型领导者在发展公司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需要同时重视资源柔性、能力柔性所发挥的作用。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前期必然面临所需资源的匮乏，如资金、人力、设备等资源的缺少，因此需要最大程度利用现有的资源，通过资源柔性来提高现有资源的适用范围、不同资源的转换时间和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总成本。新创企业不仅要生存，更需要成长，因此需要重视能力柔性的建设，去获得尽可能多的新资源，并将获取的新资源与已有资源成功运用到企业的创新、新业务开拓等活动中，从而推动企业更好成长。
(二) 研究局限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仅从领导与组织层面分析了影响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因素，但公司企业家精神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如外部环境、社会网络、企业制度等，所以本研究的分析还不够全面。其次，本研究只关注了创业型领导与战略柔性的关联，没有测量其他战略行为(如创新战略等)、员工要素(如工作满意度等)与创业型领导的关系，及其可能对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而资源柔性、能力柔性的部分中介作用也恰好说明了该点。再者，本研究虽然考虑了外生变量的影响，如行业特征、企业规模等，但样本所涉及的行业类型相对有限，样本所覆盖的地区只限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而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新创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还是有较大差异的。最后，本研究采用的样本是横断面数据，虽然从现有数据上可以看出创业型领导、战略柔性及公司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密切，但不能完全推断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后面可以采用纵向设计的策略，来研究变量影响的长期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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