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理论上讲，改造传统农业、使之成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关键在于通过引入现代化的生产要素实现技术变革，进而提高农业生产率。^[1]事实上讲，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着产品需求不断提升、生产资料日趋紧张、环境约束日益严格等带来的巨大挑战，传统的粗放式增长已难以满足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国际竞争者凭强大的质量与价格优势不断提高其在我国的产品市场占有率，导致农产品供给安全问题不断凸显。因此，我国迫切需要实现农业的转型发展，提升生产率水平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路径之一。

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可以促进科技、机械、专业化和组织化的经营方式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应用，从而提升生产率，这已为理论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所证实。^[2]但我国农业生产的规模化进程面临着多方面的限制：如土地的流转因其保障功能而受限、养殖业用地因环保压力被限批、农业生产者经营能力不足，等等。同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下降，引发了大量的人口“空心村”现象，进一步降低了农业生产者经营能力，阻碍现代化农业生产要素的应用。在此背景下，农业生产外包这一经营模式表现出优越的性质：通过将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给专业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供给方，农户有了更多利用先进生产要素的机会和可能，继而能够在不改变农业生产规模的情况下提升生产率。因此，农业生产外包被学者们视作农业规模化经营的一种特殊形式^[2-3]，或者小规模农户获取较高生产率的重要途径。^[4-6]农业生产外包的上述功能已为许多实证研究验证：宏观视角的研究如郝爱民(2011，2013)和魏修建等(2015)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得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对提升我国农业生产效率具有重要的作用；^[7-9]微观视角的研究如陈超等(2012)基于江苏省三县的农户调研数据，验证了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能够有效地提高生产率^[10]，Picazo-Tadeo等(2006)通过对西班牙柑橘农场的分析得出农业技术外包对其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4]Wolf(2003)和Gillespie等(2010)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1-12]

农业生产外包的种类很多，根据外包内容可分为机械作业外包和生产技术外包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进一步探讨这些不同种类的农业生产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发现农业技术外包提升农业生产率的效果最为显著：如郝爱民(2011)分析得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中科技推广和农村金融支持对提升农业生产率的作用最明显；^[8]魏修建等(2015)分析得出相比于农业生产服务业中的其他行业，科研技术、交通运输仓储和通讯行业对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作用更为显著；^[9]陈超等(2012)分析得出以技术替代为主的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能够带来更大程度的生产率效应。^[10]此外，学者们还注意到有些因素与农业生产外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农业生产率：如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优良的政策环境因素和城镇化发展水平等。^[7]

既然农业技术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在以农作物生产为研究对象等的研究中得到显著体现，那么其是否也普遍存在于畜牧业生产中？农业技术外包生产率效应的发生机制如何？明晰上述2个问题能够促使农业外包生产率效应更充分地发挥，并有益于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创新，但已有研究并未完整地回答上述问题。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农业技术外包生产率效应的发生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并选择生猪良种技术为例，利用对北京市271家养猪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农业技术外包在畜牧业生产中的普遍性和农业技术外包生产率效应的发生机制进行验证和分析，希望能够进一步丰富农业生产外包的研究成果并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二、 农业技术外包生产率效应的发生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 基于外包程度的生产率效应发生机制

分析农业技术的特征可知，农业技术成本中的许多组成部分具有投入上的规模效应。如为搜寻、确认和学习农业技术而产生的农业技术信息成本就具有首期成本很高、复制的变动成本或边际成本很低的特征，因此具有巨大的规模效应。^[14]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农户规模是现代农业技术应用的一个最基本的正向影响因素，大规模农户能实现技术投入的规模效应，并具有更快的技术接纳速度和技术投入量。^{[2, 15-16]}本质上讲，农业技术外包即是在不改变农户生产规模的前提下，实现“规模化经营”的另一种方式：具有相似技术需求的多家农户将同种技术投入外包给同一农业技术接包方执行，技术投入成本在多家农户间分摊，技术成本投入的规模效应得以实现，每个农户的技术投入激励提高，从而提升技术投入量，最终提高生产率。以生猪良种为例，生猪良种生产与应用的各个环节中所需的成本均包含大量的可分摊部分，如为制定选育目标而搜集市场信息的成本、搜寻适宜种质资源的成本、基因型与表型值的确认成本、性能测定设备的投入成本、具备特定知识的人力资源成本等。因此与自行生产并应用生猪良种的农户相比，将该技术外包给专业的种猪(精液)提供商的农户将获得规模效应，从而又激励投入更多技术、实现更高的生产率。并且随着外包程度(生产与应用生猪良种的全部环节中发生外包的环节的数量比例)的增加，生猪良种外包提升生产率的作用也将增大。

由此提出假说H1：生猪良种技术的外包程度对生猪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 基于外包技术质量的生产率效应发生机制

外包技术市场上的技术供给种类往往不止一种，不同技术接包方提供的技术往往因质量不同而异。具有较高质量的技术具有较好的技术效果，也往往具有较高的成本。技术发包农户将在保证其技术投入边际利润不小于零的前提下，根据偏好选择合适质量的技术进行外包，这直接决定了农户通过农业技术外包提升其生产率的程度：农户选择的外包技术质量越高，提升生产率的效果越明显。以生猪良种为例，经过更加科学的选育程序和更加严格的性能测定生产出的种猪及其精液往往表现出更好的生产性能与性状稳定性，从而体现为更好的良种技术效果，更大程度地提升生猪生产率。

由此提出假说H2：生猪良种外包的技术质量对生猪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 基于配套技术服务的生产率效应发生机制

配套技术服务是指农业技术接包方在提供外包技术的同时，向农户提供能够保证该技术的理论效果充分实现的其他技术的投入要求。不同农业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往往涉及非常复杂的生物体反应，为保证某一种农业技术的效果充分实现，必须充分考虑该技术与其他技术是否能够协同配合，这是农业技术区别于工业技术的显著特征，也是农业技术外包的生产率效应的发生机制相比于农机服务外包等更为复杂的主要原因。由于农业技术接包方是生产或应用农业技术的直接执行者，对其本身提供的技术往往更加了解，因此接包方为发包农户提供配套技术服务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因配套技术使用不当导致的技术损失，保证技术效果，从而实现相对于未接受配套技术服务的发包农户更高的农业生产率。以生猪良种为例，种猪(精液)提供商可在为农户提供种猪(精液)等物化技术的同时，提供引种应激处理、不同生长阶段的种猪饲料配方、温湿度控制标准、发情鉴定技术与配种技术等相关技术的使用方法与标准，从而更完整地体现种猪(精液)的优良性能，提升生猪良种的实际技术效果，最终提升生猪生产率。

由此提出假说H3：生猪良种场是否提供配套技术服务对生猪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四) 基于外包关系连续性的生产率效应发生机制

外包关系的连续性指农户将某种技术连续地外包给同一接包方的时长，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提升农业生产率：第一，农业技术具有实践性、复杂性、经验性、时间性和空间性等特点，需要通过频繁接触、互动作用和反复学习的过程才能完整掌握^[14]，而在连续的外包关系中，农户可以更加长期、反复地对同一种技术的应用进行学习，有利于农户利用经验降低技术损失，从而使技术效果更完整地体现，提升生产率。这在我国农业生产者素质普遍偏低的现状下尤为重要；第二，由于农业生产的复杂性，农业技术效果的确认成本较高，具有典型的信任品和经验品特性，因此农户在农业技术外包的过程中往往面临“以次充好”的技术质量风险。连续的外包关系不但为技术效果的确认提供了天然的重复试验，而且可凭借外包双方的“重复博弈”机制激励接包方为维护长期利益放弃短期的质量投机行为，保障其技术供给质量，从而保证技术效果；第三，连续的外包关系为接发包双方协同创新的实现创造了更大的可能性：对于接包方而言，连续的外包关系使其能够针对稳定的客户需求不断创新，并不断利用农户的反馈信息检验和提升技术效果；对于发包农户而言，连续的外包关系使其能够反复、多次地表达技术需求。而协同创新的实现有利于提升技术创新效率，降低技术创新成本，从而为农户的技术投入提供激励，实现生产率的提升。以生猪良种为例，长期使用同一种猪场提供的种猪(精液)的农户应更加了解该品种猪的饲养方法、更容易辨认新引进的生猪良种是否存在质量缺陷，从而更好地保证生猪良种性能的充分发挥。同时，农户可将生猪良种在其场内的性能表现数据持续地传递给生猪良种提供方并反馈技术需求，实现生猪良种技术的协同创新。

由此提出假说H4：生猪良种技术外包关系的连续性对生猪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由课题组成员于2015年5月～8月通过一对一问卷调查获得。调查问卷共设置41个问题，包含养猪户基本特征、用种认知与行为、用种效率、用种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等4方面内容。样本选择兼顾各地猪肉的生产特征，选择来自北京市生猪主产区(顺义、大兴、平谷、通州和房山等)以及其他区县(昌平、延庆、密云和怀柔等)共9个区县的271位养猪户作为被调查对象。被调查对象均为本场的直接管理者，熟悉本场的基本生产情况，且其饲养方式均为自繁自养(即存在生猪良种需求)。因此所获数据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和可信度，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 北京市生猪良种外包及其技术效果的特征

父本良种外包程度极高，母本良种外包程度相对较低。^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全部271个被调查养猪户中发生父本良种外包的有269户，只有2户完全利用自产公猪作为父本精液来源。发生父本良种外包的养猪户中，只发生公猪外包的占11.20%，只发生精液外包的占41.70%，同时发生公猪和精液外包的占44.40%，这部分养猪户利用外源精液的比例平均为39.78%；相比之下母本良种外包的程度较低：全体被调查养猪户中发生母本良种外包的占70.90%，有近三成养猪户自行生产母猪。发生母本良种外包的养猪户中，有46.32%的养猪户只发生了部分环节的母猪外包，即购买祖代种猪后自行扩繁生产二元杂交母猪，有32.45%的养猪户只发生了全部环节的母猪外包，即直接购买二元杂交母猪，同时发生2种母猪外包的养猪户占21.23%。

①与农作物品种相比，生猪品种数量少、更新慢，少数品种如长白、大白等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这是由动物育种技术属性和特征决定的。问卷调研结果显示，以“杜×长×大”为繁殖方式生产三元杂交生猪的农户占99.26%。本文选择样本均为采纳上述繁殖方式的养猪户。

生猪良种价格波动较大，养猪户对生猪良种质量较为满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养猪户近2年购买祖代母猪的价格平均为2 814.70元，样本总体标准差为891.84元；近2年购买二元杂交母猪的价格平均为2 350.89元，样本总体标准差为1 091.51元；近2年购买公猪的价格平均为3 869.47元，样本总体标准差为1 618.78元；近2年购买精液的价格平均为每份17.81元，样本总体标准差为12.29元。产生样本标准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4方面：一是生猪良种质量不同，表现为基因型、基因纯度与免疫性等的不同；二是价格中可能包含配套技术服务费用。如调研过程中发现精液价格中经常包含公猪站提供上门配种服务的费用；三是由于价格中可能包含生猪良种运输费等交易费用；四是价格中包含的生猪良种提供商所获利润不同。对已购种猪的质量评价，多数养猪户认为较满意。其中认为质量一般的占28.23%，比较满意的占53.11%，非常满意的占17.70%。对已购精液的质量评价，多数养猪户认为较满意。其中认为质量一般的占36.05%，比较满意的占49.79%，非常满意的占13.30%，不太满意的占0.86%。

配套技术服务覆盖面小，但服务效果理想。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全体发生种猪外包的养猪户中，种猪场向其提供配套技术服务的仅占32.21%。其中提供用种方法咨询的占51.47%，提供引种应激处理服务的占22.06%，提供养殖技术服务的占66.18%。对于配套技术服务的评价，60.32%的养猪户认为非常有用，38.10%的认为一般，仅有1.5%的养猪户认为无任何作用。

外包关系的连续性较好，体现出明显的生产率效应发生机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发生种猪外包的养猪户中，有64.40%在2年内与同一种猪场保持持续的交易关系；发生精液外包的养猪户中，有71.50%在2年内与同一公猪站保持持续的交易关系。说明养猪户与生猪良种提供商的外包关系的连续性较好。基于外包关系连续性的生产率效应发生机制可通过相关性检验结果得以体现(见表 1)：首先，由于具有使用经验，处于持续的生猪良种外包关系中的养猪户更容易掌握新引进种猪(精液)的使用方法并面临更少的引种应激问题，且用种行为更加规范(表现为更长的引种隔离期^①和更高的种猪更新率^②)；其次，持续的生猪良种外包关系中更少出现质量争议，养猪户对种猪场的宣传和介绍更为信任；第三，持续的生猪良种外包关系中的养猪户更多地记录种猪性能表现信息，能够为种猪场(公猪站)利用后裔数据改进育种方案提供更多可能，进而实现种猪接包双方的协同创新。

① 为防止疫病从引种场到本场的传播，引种后应对新引进种猪进行隔离，隔离时间越长疫病的传播风险越小。

② 种猪更新率为种猪的更换频率。为保证种猪性能维持在较高水平，需及时更新种猪。

技术效果差，提升潜力大。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生猪良种技术效果较差，提升生猪生产率的作用有限。从母猪年提供活仔数来看，样本养猪户的平均水平为19.60头，2012年全国平均水平为15.66头^①，样本养猪户的母猪年提供活仔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差甚远：如2008年丹麦母猪年提供活仔数平均为27.15头，荷兰为26.72头，法国为25.34头，北美PIC 113万头母猪PSY平均为24.35头，Agri-Stats行业基准中为22.87头。从母猪年产窝数来看，样本养猪户的平均水平为2.07窝，而丹麦为2.25窝，法国为2.28窝，荷兰为2.36窝。从平均日增重来看，样本养猪户的平均日增重为0.64kg，而丹麦为0.90kg，法国与荷兰均为0.78kg。可见通过提升生猪良种技术效果提升北京市乃至全国的生猪生产率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与必要性。

① 根据《中国畜牧兽医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四、 实证分析 (一) 变量设置

生猪生产率。生猪良种是众多能够影响生猪生产率的技术中的一种，其作用路径是通过提高种猪繁育能力和生猪的生长性能来提高种猪、饲料、圈舍、医疗防疫、燃料动力和劳动力等生猪生产要素的单位产出，从而实现生猪生产率的提升。如果用通常意义上(如用DEA、SFA等方法计算得出)的生猪生产率作为因变量验证生猪良种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发生机制，必然要求控制其他所有技术的相关投入情况，这将给样本量获取及变量设置等工作带来极高的难度，基本不具有可行性。因此，本文借鉴动物科学领域的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将生猪良种在提高种猪繁育能力和生猪的生长性能两方面的实际技术效果作为被解释变量，表征其对于生猪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所有生猪生长性能指标中，生猪生长速度最能体现父本良种的技术效果，因此用生猪平均日增重来体现父本良种的技术效果；在所有衡量母本良种技术效果的指标中，年提供活仔数是母本良种最重要的生产力性状^[17]，因此用该指标来体现母本良种的技术效果。基于此，设置两个连续变量：PROD^mp为生猪平均日增重；PROD^fp为母猪年提供活仔数。

生猪良种技术的外包程度。首先是父本良种外包程度的变量设置。父本良种技术投入过程共包括两个环节：首先是种公猪的生产，其次是利用公猪生产精液。根据养猪户是否发生上述两个环节的外包，分别设置1个虚拟变量体现是否发生公猪外包，设置1个连续变量体现外源精液使用比例，并利用这两个变量及其交互项将养猪户分为4类：一是未发生任何外包的养猪户；二是只发生公猪外包的养猪户；三是同时发生两个环节的外包，即既利用外购公猪，又利用外购精液进行配种的养猪户；四是只发生精液外包的养猪户。4类养猪户的父本良种外包程度依次增大；其次是母本良种外包程度的变量设置。用于生产生猪的母本良种为“长白×大白”二元杂交母猪，其生产共包括两个环节：首先通过纯种扩繁生产祖代长白猪与大白猪，然后利用杂交制种生产二元杂交母猪。根据养猪户是否发生上述两个环节的外包，分别设置两个虚拟变量，并利用这两个变量及其交互项将养猪户分为4类：一是未发生任何外包的养猪户；二是只发生祖代种猪外包的养猪户；三是同时发生两个环节的外包，即既利用祖代种猪自制二元杂交母猪，又购买二元杂交母猪的养猪户；四是只发生二元杂交母猪外包的养猪户。4类养猪户的母本良种外包程度依次增大。上述4个变量名称分别为：OS_B为是否发生公猪外包；OS_S为外源精液使用比例；OS_GPS为是否发生祖代母猪外包；OS_PS为是否发生二元杂交母猪外包。

生猪良种外包的技术质量。根据前文分析，发生生猪良种外包的养猪户对所购生猪良种的质量普遍较为满意，因此认为北京市生猪良种市场基本能够实现优质优价。故选择用公猪价格、精液价格、祖代母猪价格与二元杂交母猪价格分别体现公猪外包、精液外包、祖代种猪外包和二元杂交母猪外包的技术质量。由此设置4个连续变量：P_B为公猪价格；P_S为精液价格；P_GPS为祖代母猪价格；P_PS为二元杂交母猪价格。

生猪良种外包中的配套技术服务情况。根据发生生猪良种外包的养猪户是否接受了种猪场提供的应激处理、用种方法指导等服务，设置3个虚拟变量分别体现养猪户在祖代母猪、二元杂交母猪和公猪外包过程中接受配套技术服务的情况：SERV_B为公猪提供商是否提供配套技术服务；SERV_GPS为祖代母猪提供商是否提供配套技术服务；SERV_PS为父母代母猪提供商是否提供配套技术服务。

生猪良种技术外包关系的连续性。根据发生生猪良种外包的养猪户在两年内是否与同一种猪场(公猪站)保持持续的交易关系，设置4个虚拟变量分别体现养猪户与祖代母猪、二元杂交母猪、公猪和精液提供商之间的外包关系的连续性：CONTIN_B为是否在两年内从同一种猪场购买公猪；CONTIN_S为是否在两年内从同一公猪站购买精液；CONTIN_GPS为是否在两年内从同一种猪场购买祖代猪；CONTIN_PS为是否在两年内从同一种猪场购买二元杂交母猪。

控制变量设置。本文设置以下可能影响母猪偏要素生产率的控制变量：户主年龄、家庭成员中是否有种猪场员工、猪场大专及以上学历员工比例、是否为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以及父母代母猪总存栏。分别用age、breeder、colledge、demfarm和scale代表，其中age、colledge和scale为连续变量；breeder和demfarm为虚拟变量。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所示。

(二)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STATA11.0软件，利用OLS法回归估计下列2个方程中的系数：

$\eqalign{ & PRO{D^{mp}} = {\alpha _1}O{S_B} + {\alpha _2}O{S_{BS}} + {\alpha _3}O{S_B} \times O{S_{BS}} + \cr & {\alpha _4}O{S_B} \times ({P_B} - {{\bar P}_B}) + {\alpha _5}O{S_{BS}} \times ({P_{BS}} - {{\bar P}_{BS}}) \cr & + {\alpha _6}O{S_B} \times SER{V_B} + {\alpha _7}O{S_B} \times CONTI{N_B} + \cr & {\alpha _8}O{S_{BS}} \times CONTI{N_{BS}} + {\alpha _9}age + {\alpha _{10}}breeder \cr & + {\alpha _{11}}colledge + {\alpha _{12}}demfarm + {\alpha _{13}}scale + \mu \cr} $

(1)

$\eqalign{ & PRO{D^{fp}} = {\beta _1}O{S_{GPS}} + {\beta _2}O{S_{PS}} + {\beta _3}O{S_{GPS}} \times O{S_{PS}} \cr & + {\beta _4}O{S_{GPS}} \times ({P_{GPS}} - {{\bar P}_{GPS}}) + {\beta _5}O{S_{PS}} \times ({P_{PS}} - {{\bar P}_{PS}}) \cr & + {\beta _6}O{S_{GPS}} \times SER{V_{GPS}} + {\beta _7}O{S_{PS}} \times SER{V_{PS}} + \cr & {\beta _8}O{S_{GPS}} \times CONTI{N_{GPS}} + {\beta _9}O{S_{PS}} \times CONTI{N_{PS}} \cr & + {\beta _{10}}age + {\beta _{11}}breeder + {\beta _{12}}colledge + \cr & {\beta _{13}}demfarm + {\beta _{14}}scale + \delta \cr} $

(2)

为了验证前文所述的农业技术外包的生产率效应的发生机制，需检验外包程度、技术外包质量、配套技术服务与外包关系连续性4类变量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本文利用F检验进行验证：检验父本良种外包是否具有显著的生产率效应，应检验假设“α₁至α₉同时为零”是否成立；检验父本良种外包程度是否显著影响生产率，应检验假设“α₁至α₃同时为零”是否成立；检验父本良种外包的技术质量是否显著影响生产率，应检验假设“α₄与α₅同时为零”是否成立；检验配套技术服务是否显著影响生产率，应检验假设“α₆与α₇同时为零”是否成立；检验父本良种外包关系的连续性是否显著影响生产率，应检验假设“α₈与α₉同时为零”是否成立。用同样的方法可以验证母本良种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及其发生机制是否存在。为了进一步明确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及大小，需结合各因素的系数估计结果进行判断。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模型中包含许多交互项，本文在充分保证待估计系数意义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通过变量的中心化处理来降低由多重共线性导致的不利影响。方程中P_B为公猪平均价格；P_BS为精液平均价格；_GPS为祖代母猪平均价格；P_PS为二元杂交母猪平均价格。其他变量名称说明见前文“变量设置”部分。

(三) 结果分析 1. 生猪良种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及其发生机制的显著性检验

由系数联合检验结果(见表 3)可知：首先，父本良种与母本良种技术外包均存在显著的生产率效应，验证了农业技术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在我国畜牧业生产中的普遍性；其次，生产率效应发生机制中涉及的4个因素影响生猪生产率的显著性也得到验证：外包程度对父本良种与母本良种的技术效果均有显著影响；外包技术质量对父本良种的技术效果影响显著；配套技术服务对父本良种与母本良种的技术效果均有显著影响；外包关系连续性对母本良种的技术效果影响显著。

2. 生产率效应发生机制中各因素的作用方向与程度检验

首先，说明外包程度的作用方向与程度。在发生生猪良种外包的农户使用的生猪良种价格为市场平均价格、未接受生猪良种场(站)提供的配套技术服务、且未与生猪良种场(站)发生持续的交易关系的情况下：与未发生任何父本良种外包的养猪户相比，只发生公猪外包的养猪户的生猪平均日增重高出106.78g，同时发生公猪和精液外包的养猪户的生猪平均日增重高出116.22g^①，只发生精液外包的养猪户的生猪平均日增重随着外源精液使用比例的升高而增加，当外源精液使用比例为100%时其生猪平均日增重相比未发生任何父本良种外包的养猪户高127.79g；与未发生任何母本良种外包的养猪户相比，只发生祖代种猪外包的养猪户的PSY并无显著提升，同时发生2种外包的养猪户的PSY平均高0.40头，只发生二元杂交母猪外包的养猪户的PSY平均高2.97头。可见，随着生猪良种外包程度的增加，养猪户的父本与母本良种技术效果均呈现显著的增长趋势，说明生猪良种外包对生猪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与假说相符。

① 在外源精液使用比例为平均比例的情况下计算得出。

其次，说明外包技术质量的作用方向与程度。在发生生猪良种外包的农户未接受生猪良种场(站)提供的配套技术服务的情况下：与发生公猪外包且所购公猪价格为市场均价的养猪户相比，所购公猪的价格每提高10 00元，养猪户的生猪平均日增重高5.36g；只发生公猪外包的农户，所购公猪的价格比平均价格每提高1 000元，其生猪平均日增重相比未发生任何父本良种外包的养猪户高出112.14g；同时发生公猪和精液外包的农户，所购公猪的价格比平均价格每提高1 000元，其生猪平均日增重相比未发生任何父本良种外包的养猪户高出121.58g。可见随着公猪质量的提升，养猪户的父本良种技术效果呈现显著的增长趋势，说明生猪良种外包的技术质量对生猪生产率的提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与假说相符。分析结果显示，祖代母猪、二元杂交母猪与精液价格对生猪良种的技术效果并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第一，问卷调研存在一个明显的情况，就是养猪户对祖代母猪与二元杂交母猪及其价格经常混淆，但往往对公猪价格印象深刻，导致公猪价格的可信度和数据质量更高，而母猪价格的准确性受到极大影响，造成检验结果不显著；第二，问卷调研过程中发现精液价格中往往包含上门进行人工授精并保证配种成功的服务费用，导致精液价格不能准确体现精液质量，造成检验结果不显著。

再次，说明配套技术服务的作用方向与程度。在发生生猪良种外包的农户使用的生猪良种价格为市场平均价格，且未与生猪良种场发生持续的交易关系的情况下：发生公猪外包的养猪户中，接受公猪场提供的配套技术服务的养猪户，其生猪平均日增重相比未接受的农户高出41.51g；发生二元杂交母猪外包的养猪户中，接受杂交母猪场提供的配套技术服务的养猪户，其PSY相比未接受的养猪户平均高2.56头。可见在生猪良种外包过程中，生猪良种场为养猪户提供配套技术服务能够显著提升生猪良种技术效果，进而提升生猪生产率，与研究假说相符。分析结果显示，祖代种猪场提供的配套技术服务对提升母本良种技术效果无显著作用。可能的原因是：由于利用祖代种猪自繁二元杂交母猪的技术过于复杂，种猪场即便提供配套技术服务，养猪户由于设备与能力所限也无法完全达到配套技术要求，因此配套技术服务的效果无法发挥，导致其提升母本良种技术效果的作用不显著。

最后，说明外包关系连续性的作用方向与程度。发生祖代种猪外包的养猪户中，与祖代种猪场保持持续的交易关系的养猪户比未保持的养猪户，其PSY平均高2.42头。可见在生猪良种外包过程中，养猪户与生猪良种场保持持续的外包关系能够显著地提升生猪良种技术效果，进而提升生猪生产率，与研究假说相符。分析结果显示，除祖代种猪外，在公猪、精液与杂交母猪外包中，外包关系的连续性对提升生猪良种的技术效果均无显著作用，可能的原因是：第一，与祖代种猪相比，公猪、精液与二元杂交母猪的使用方法相对简单得多，不涉及复杂的性状确认与群体选择过程，因此不需要反复多次进行经验积累才能掌握全部使用方法；第二，公猪、精液与二元杂交母猪的技术效果只需经历一代繁殖即可体现，比祖代种猪具有更低的技术效果确认成本与难度，如发生争议可更容易地界定质量责任，不特别需要持续的外包关系具备的“天然重复试验”的功能；第三，与祖代种猪相比，公猪、精液与二元杂交母猪由于直接用于生猪生产，其性能表现受相互间的影响较大，导致其性能的反馈数据的参考价值小于祖代种猪，通过协同创新降低育种成本的作用不大。因此，与祖代种猪相比，公猪、精液与二元杂交母猪的外包关系的连续性的作用不显著。

3. 控制变量的影响程度报告

除生猪良种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发生机制中涉及的影响因素外，家庭成员中是否有种猪场员工也是显著影响养猪户PSY的因素。户主年龄、猪场人力资本、是否为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与养殖规模对养猪户PSY均无显著影响(详见表 5)。

五、 结论与讨论 (一) 简要结论

鉴于农业技术外包的显著的生产率效应，本文进一步对其发生机制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包程度、外包技术质量、配套技术服务与外包关系的连续性作为农业技术外包生产率效应的主要发生路径，能够通过影响农户的技术投入量和技术效果影响其生产率。其中，外包程度可以影响农户的技术采纳激励，从而通过影响农户的技术投入量影响其生产率；外包技术质量直接决定了农户通过技术外包提升其技术质量的程度，从而影响其技术效果和生产率；配套技术服务能够降低技术使用不当导致的技术损失，从而提升农业技术效果和生产率；外包关系的连续性能够降低技术损失、保证技术质量和降低技术成本，从而通过提升技术效果和投入量实现生产率的提升。以北京市生猪良种技术外包为例的实证分析表明：农业技术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在畜牧业生产中同样存在，其发生机制中涉及的4方面的影响因素对生猪生产率均具有显著影响，影响方向与程度均与研究假说一致，验证了本文的分析结论。

(二) 政策含义与进一步研究建议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利用农业技术外包提升农业生产率的思路应作为现阶段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之一，并引起充分重视。尤其是在现阶段我国农业生产规模普遍偏小、规模化发展存在诸多障碍的现状下更是如此。在制定促进农业技术外包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技术本身的属性和特征，优先选择促进那些规模效应更显著的农业技术的外包，以获得更大的生产率效应。对于已经存在的农业技术外包，应注重提升外包技术质量、鼓励接包方提供配套技术服务和促进农户与接包方形成持续的外包关系，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农业技术外包的生产率效应。为达成上述目标，接下来应重点研究如下问题：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外包的影响因素、农户选择不同外包技术与程度的影响因素、连续外包关系的形成机制与相关主体的行为和意愿分析，等等。此外，本文仅在市场交易的框架下讨论了农业技术外包及其生产率效应的发生机制的相关问题。随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的日益多样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引领的内在扩张模式、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外部拉动模式以及农产品市场带动与新型农业服务组织模式等新的组织模式也提供了一些实现农业技术外包的内在机制^[18]，因此可以对不同组织模式中的农业技术外包问题进行探讨，对比分析其生产率效应及发生机制，进而从发展模式选择的角度提出促进我国农业技术外包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