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虚拟特效、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广泛运用，图像叙事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外显与传播的重要形式，它通过观之有形、叙之有物、触之有感的视觉表达方式表征和形塑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本质和外在形象。高度抽象化、理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抽象的观念系统转化为具象的鲜活形象进入生活世界，推动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样态创新和美学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该论述一方面强调了“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不仅丰富了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更成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好中国形象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开展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即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需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推进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现实展演，将图像符号本身所凝聚的文化意涵和精神力量展示出来。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不仅需要科学理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逻辑内涵，更需要正确认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面临的现实问题。为此，要科学探索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优化理路，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的过程中加强和改进主流意识形态叙事效果，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是人们在视觉表征系统内，借助图像符号表达社会主流思想、传递社会主导价值的形象表意实践活动。它通过观之有形、叙之有物、触之有感的普遍性形式表达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传递着图像符号本身所凝聚的文化精髓，发挥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以言行事力量”^[2]。作为表达思想、塑造形象、传递价值的叙事方式，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通常需要借助特定的图像符码表征和传递社会主流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一般而言，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系统性，指向社会发展的宏大叙事和重要事件，其图像表达在一定意义上阐释了其背后所受知识、文化和价值影响的叙事意涵，是人民现实生活过程的具体表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图像结构的静态彰显，更是一种具有实践指向性的价值表达形式，表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系统”, 形塑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形象”，隐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意图”。

第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是以图像符号表达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内容的叙事方式，表征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系统”。“意识形态”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观念的科学”，法国思想家特拉西使用“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术语描述它的“观念学”计划，“这门学科有关对观念和感知的系统分析，对它们的产生、结合与后果的分析”^[3]31。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意识形态的内涵不断丰富和演变，然而其“观念”之维始终作为其思想内核沿用至今。从发生学的维度来理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概念，可以知道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作为社会主流的“观念”反映，具有特定的观念系统和思想体系。作为特定观念系统和思想体系的反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需要通过具体的自然事物和客观存在的图像形式使其观念系统为人们所“感知”和理解，进而呈现于、浸润于人的头脑与意识。图像叙事正是通过其“可视”的叙事特点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系统”外显的重要方式和有形载体，发挥着表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内容的工具性功能。

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使现实的、感性的自然之物与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地联系起来。在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过程中，这种抽象的思想和观念的系统随着图像内容的安排、图像情节的深入、图像次序的排列和图像形象的塑造深入人心。构成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图像元素和标识性符号，不是以其零散的、直接存在的原貌被人们所认知，而是在图像符号与图像意义的协同中被人们所熟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需要特定的图像符号或者标识之物，如五星红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意义、中国共产党党徽上镰刀和锤头的象征意义等。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借由图像符号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系统”具象化、可视化、可感化，勾勒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丰富内容与生动形式相统一的象征图谱。

第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是以图像符号宣介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手段，形塑着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形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不仅是表征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宣介社会主流文化的一种传播手段。有学者指出，“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宗教、道德、文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态”^[4]。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反映着“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与社会主流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一方面，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的发展繁荣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元素，离开主流文化的根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就会失去理论支撑和丰富意涵；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其图像叙事就是要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和发展动力。

在当今社会，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映射着主流文化的本真内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介与传播的重要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说，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发展壮大过程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文化意涵的广泛传播过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具有丰富的文化元素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通过用图像讲故事的策略和方式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以及在此过程中生成的具体形象链接起来，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图像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在推进社会主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形塑出表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蕴的“文化形象”。这种“文化形象”易于被人民群众感知和理解，并在深入人心的过程中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也就是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不仅在实践中建构着图像本身的形象，还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系统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协同中形塑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形象”，实现着武装人、引导人、塑造人、鼓舞人的理想效果。

第三，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是以图像符号传递社会主导价值的表意实践，隐含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想意图”。恩格斯指出：“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5]238。恩格斯的这一论述说明了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发展主体，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和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推动着主体“理想的意图”的产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蕴含着主体强烈的目的与意图，它不仅成为一种用图像来记录社会存在的文化符码，还成为服务党和国家发展、服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积极力量。作为具有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的图像符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不仅表达着图像的“表面含义”，在叙事中还隐含着叙事主体的话语意图和价值追求。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通过图像所蕴含的核心价值理念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人们在接触图像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着图像叙事所内含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实质。也就是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不仅仅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叙事方式”和“传播手段”，发挥承载内容、传递思想的工具性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它“很可能就是内容本身”，在生产着自身存在的意义的同时，也在无形中生产着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统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意图。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6]203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问题是表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向的重要现实问题。用图像叙事表达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引导和价值引领作用，就是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现实性问题进行准确界定和正确理解，也就是要解决社会生活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质量提升和效果优化问题。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在多元媒介和市场竞争中蓬勃发展，塑造了众多可信、可爱、可敬的叙事形象，然而也面临着多元媒介和市场逻辑带来的现实挑战，经历着图像霸权带来的形象颠覆危机。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是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表征、叙事形象展演、理想意图彰显的重要方式。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应当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新变化、实践发展的新要求，系统解决多元媒介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文本内容、图像霸权颠覆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积极形象、市场逻辑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理想意图等现实问题，为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影响力提供有力支撑。

第一，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存在多元媒介解构叙事内容的问题。多元媒介解构叙事内容问题主要体现为不同媒介依据自身特有方式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文本内容的解构。“每一种媒介都有自己的文本建构规则，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梳理和呈现事实。”^[7]受不同媒介文本建构规则的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在不同的媒介中所呈现出的文本内容具有差异性，所产出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不同内容和映像，提供的是经过媒介主体“加工”过的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产品。媒介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多元媒介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性——普通群众能够现实地进行话语表达和图像叙事。在多元媒介中，人们不再接受被一个“统一的声音”告知对或错。每一个媒介使用者都在浩瀚的媒介空间寻找自己需要的、关注的信息，并在对这些信息进行理解和加工的过程中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文本内容进行个体判断和个性解读。主流的意识形态与非主流的意识形态、科学的意识形态观念与错误的意识形态观念的辩争逐渐演化成媒介的冲突。多元媒介所呈现出的图像内容受到政治、商业、复杂利益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为了实现价值意图，部分意识形态图像符号及其背后的“媒介渗透”不惜混淆是非、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甚至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媒介伦理和职业道德。在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过程中，存在部分叙事主体利用多元媒介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中的核心人物和事件进行“加工”，甚至通过负面舆情引导生产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虚假意义”，对中国发生的各类事件进行炒作性、歪曲性和隐瞒性报道，解构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文本内容，造成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内容的部分“失实”“失真”。

第二，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存在图像霸权颠覆叙事形象的问题。一般而言，图像霸权是指图像在传播活动中“逐渐代替文字成为视觉文化的主流，致使文字出现和使用的频次逐渐减少的一种现象”^[8]。在意识形态领域，图像霸权颠覆叙事形象是指在视觉媒介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西方国家凭借科技、影视等先发优势占据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使承载西方价值观念的图像产品以几何级的传播速度强制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客观存在部分被歪曲丑化了的中国形象大量投屏在网络空间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相当一部分人对我国国家形象的看法。有学者指出：“这是一个形象主宰话语的时代，也是一个影像霸权时代——形象重于生命，甚至重于事实本身。”^[9]4在形象主宰话语和影像霸权时代，形象具有高于事实的重要地位。当前，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建构了众多关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负面形象，其通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软实力”诋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处于“挨骂”的境遇，并导致了西方国家“虚假的图像叙事”被认同、被接受。一方面，西方国家将图像叙事作为其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进行图像生产、景观制造，创造了大量视觉幻象传播西方“普世价值”，美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形象，引导人们鼓吹和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导致“美国至上”的意识形态广泛渗透；另一方面，他们利用其信息媒体优势和网络影响力，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渗透“引流”到中国社会，意图建构一个与其所宣扬的“自由、民主、进步”等思想完全对立的极端负面化的中国形象，颠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中原本真实、立体、全面的叙事形象。

第三，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存在市场逻辑消解叙事意图的问题。从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生产维度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产品是“政治、资本与市场三者逻辑的共同产物”^[10]。运用市场逻辑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文化生产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和引领视觉消费文化的内在要求。然而，由于市场的逐利特性，受市场逻辑影响的部分图像产品却在无形中消解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崇高追求和“理想意图”。有学者指出：“社会主流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遭遇市场逐利性的挑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定范围滋长蔓延，道德失范、自私自利行为和唯利是图、低俗庸俗媚俗等现象屡屡突破底线。”^[11]在现实生活中，部分图像产品的创造者倾向于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实现物质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导致了一些粗制滥造、低俗庸俗媚俗的图片、影视作品进入市场，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又以理论武装群众、促使人们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旨趣，以培养具有崇高追求、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为目标。在资本和算法技术的双重赋能下，大量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通过图像产品“润物细无声”地进入市场，影响着一些人的认知，从而削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理想意图”来看，其崇高追求影响着国家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精神气质的塑造，观照着人的自我实现和个体需求的满足。在市场逻辑主导下的部分图像生产以经济效能为直接目的，其通过图像产品的生产与图像消费的引导实现自身的逐利性目标，使人们逐渐陷入视觉图像消费所构成的“虚幻图景”之中，从而降低人们的道德底线、消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导致国家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精神气质逐渐负面化。受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影响，少数人在日常生活中“躲避崇高”，无形中陷入市场引导的消费主义窠臼，开始追逐物质化、片面化的享乐以实现个体欲望的满足而忽视崇高价值的引领，导致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所蕴含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价值理念不断虚化，造成“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12]“为人类求解放”的崇高追求不断矮化。

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现实优化，事关主流意识形态系统表征的战略全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以“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着力点，以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体系为主线，以图像技术创新为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认知需要和审美期待、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现实优化客观上是对时代变迁和人的视觉需求变化的主动适应，是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凝心聚魂的重要途径。新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现实优化，应当持续提升叙事主体的媒介素养，精准传导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文本内容；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叙事理念，精心塑造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展演形象；引导规范文化市场的叙事实践，着力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理想力量，为“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

第一，持续提升叙事主体的媒介素养，精准传导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文本内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反映了叙事主体依靠传播媒介将主流意识形态的抽象观念转变为视觉的图像认知逻辑的实践过程。在现实形态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思想内容常常是比较抽象的，因而其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影响的施加往往需要经过叙事主体对图像内容与形式的多重转化后，才能显现于人的意识，才能被人所理解、所认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13]152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是一种关联“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真实生活情况的实践活动，要想将抽象的、观念的主流意识形态变得生动具体，让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为人们所认知、认同，实现其价值引领目的，关键是要持续提升图像叙事主体的媒介素养，精准传导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文本内容。这就要求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主体要具有驾驭和创造图像信息的能力，能够在辨别错误媒介信息的基础上主导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阐释，将抽象的理论具象化，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不断转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的表达样态，用中国化的风格、时代化的形式、大众化的符号描绘人民群众具象的“现实生活过程”，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和内容体系在多元媒介中以更“接地气”、更富生活气息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鲜活形象鼓舞人、感染人、引领人。

第二，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叙事理念，精心塑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展演形象。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不仅是表征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宣介中华文化、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手段，因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现实优化，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叙事理念，精心塑造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展演形象，在赢得民心的基础上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打破西方国家的图像霸权的基础上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4]面对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任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既要坚持人民至上的叙事理念，立足于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实践发展的新变化、人民生活的新期待，把反映民意、汇聚民心、引导民力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要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中蕴含的深邃思想形象化，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感染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以震撼的视觉效果、多彩的图像形象和真实的感官体验不断实现着自身的美学变革和样态创新，推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入脑入心”。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现实优化，应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叙事理念，以内容建设为根本、以先进图像技术为支撑、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认知需要和审美期待为目的，精心塑造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展演形象。一方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要选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鲜活事例，讲述根植于中国大地的真实故事，传递人民普遍认同的历史记忆，实现人民群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另一方面，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要善于把握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在传播活动中的叙事形态，选用贴近不同群体受众的形象传播方式，推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形象的分众化展演，进而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国际传播能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第三，引导规范文化市场的叙事实践，着力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理想力量。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是承载主流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的外在形式，它以其特殊的符号系统表征和隐喻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崇高追求和理想意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参与市场竞争有助于推动图像产品不断繁荣和发展，进而在融入人民群众的图像消费中推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崇高的理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实践中不断实现。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与市场文化的不断融合，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现实优化，应当积极引导和规范文化市场的叙事实践，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价值表达范式，着力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理想的意图”转化为“理想的力量”。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实践，既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逻辑，采取市场化的文化建构和生产策略”^[15]进行图像产品创造，同时也要保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核，凸显其独特的文化品格和理想意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追求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建构某种系统的意识形态叙事体系，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科学引领，推进“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求解放”的价值理想。而人的发展意涵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一般表现为主导性价值在个体身上的真正确立，并逐渐转化为个体的实际行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中崇高的价值理想需要通过人这个社会实践主体来实现，现实的个人的实际行动也只有在崇高理想的指引才能激发“伟大和力量”^[16]83。因而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的现实优化，应当积极引导和规范图像文化市场的叙事实践，打造良好的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叙事生态，使其不仅围绕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场景进行叙事，还在引领人民群众在日用而不觉的实践活动中将崇高的理想意图“内化于心、外化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