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传统哲学只有“四海”的观念，没有“世界”的观念。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东有东海，南有南海，西有群山似海，北有大漠瀚海。对于古人来说，这些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中国哲人的视野被限制在“四海之内”或“天下之内”，中国哲学没有走向世界，始终保持独立发展的态势。在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比较发达，而自然哲学不够发达。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下，自然界没有成为人们单独的考察对象，很难形成自然哲学。外来的佛教虽然传入中国，也没有使中国佛教化，未能改变中国传统哲学独立发展的态势。由于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未免形成“天朝上国”的心理，淡看外来文化的影响。1840年鸦片战争中，中国一败涂地，惊醒了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他们“睁开眼睛看世界”，遂使中国走向世界，也使世界走向中国，揭开了中国哲学史的新篇章。中国近现代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合乎逻辑的发展，可以叫作革故鼎新。所谓革故，就是去掉传统哲学中已经过时的部分；所谓鼎新，就是使中国哲学焕发新的生机。中国近现代哲学已超出传统哲学的范围，实现由传统到近现代的转变。在转型过程中，传统哲学的精华得以延续，而传统哲学的不足得以弥补，中国哲学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中国近现代哲学发生的变革有两次：一次是由传统的人生哲学发展成自然哲学，发生在近代；另一次是由自发哲学发展成自觉哲学，发生在现代。

中国近现代哲学之所以称为“转型”，是因为找到了突破口。先进的中国人同西方哲学相遇以后，已经意识到传统哲学的不足之处，遂加快了迈向近现代哲学的脚步。传统哲学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关注人生哲学较多，关注自然哲学较少。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之辨为基本问题，受制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不引导人们阅读客观世界这本大书，导致中国哲学缺乏指导科学的功能。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先哲往往只谈人生，不谈世界；即便谈到世界，往往也一笔带过，并不深究。这样的人生哲学不利于推动科学发展，这或许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第二，关注价值理性较多，关注工具理性较少。这同前一点密切相关。由于古代中国哲学家缺乏研究自然的兴趣，常常把哲学话题聚焦在人生问题上。他们把价值理性方面的知识叫作“大体之知”或“天德良知”，把工具理性方面的知识叫作“小体之知”或“闻见之知”。后者被人们轻视，以为不足为观。在传统社会里，也有人从事科学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相当可观的成就，无奈登不上大雅之堂。以李时珍为例，他写出皇皇巨著《本草纲目》，在科场上却屡屡落第。第三，关注道德修养较多，关注能力提升较少。传统哲学重视道德水平的提高，不看重才能的发展。《红楼梦》中薛宝钗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其实并非限于女性，男子被人们看重的也是德，而不是才。这种导向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造成片面地重视价值理性而轻视工具理性的人。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语境里，人们不会发现上述三点不足。尽管异质文化佛教传入了中国，可是佛教也只注重人生哲学，而不注重自然哲学。在佛教虚无主义的世界观中，此岸是虚幻的，何必认真去研究呢？佛教没有给中国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不能帮助中国人认识自身的不足。直到近现代中西哲学交流之后，中国人不再局限于四海的范围内，开始面向全球，终于发现并克服上述不足。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不是以和平的方式，而是硬性闯入的，伴随着炮火和血腥。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遭受惨败。清朝出动兵力20多万，竟打不过区区2万多入侵的英军。除了武器落后外，人才匮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失败的教训唤醒了先进的中国人，促使中国哲学进入转型时期。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先进的中国人踏上“向西方寻找真理”之旅。中国哲学上也向西方看齐，扩大视域，引进自然哲学研究。在中西哲学交汇过程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逐渐结合起来，催生中国哲学的新形态，中国近现代哲学问世了。中国近现代哲学是相对中国传统哲学而言的，仔细分疏，当区分为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两个阶段。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叫作近代；从1919年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叫作现代。至于1949年以后，学术界称为当代，已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权且存而不论。近代和现代的划分仅从哲学史意义上着眼，因为这两个阶段确实不一样：近代是过渡期，现代是成熟期。近代中国哲学不再局限于人生哲学的范围，转向了自然哲学；从单纯的天人合一转向两种框架并用。近代中国人一方面保持天人合一框架，用以解释价值；另一方面接受主客二分框架，用以解释世界。有人说近代中国人采取主客二分模式是受西方人影响的结果，那是误解；因为任何哲学家接触自然哲学，都不能不选择主客二分模式。有些人直接承认世界的客观性，倾向于唯物主义；有些人认为世界作为客体乃由主体投射而出，倾向于唯心主义。主客二分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中国人转向主客二分，是从人生哲学转向自然哲学的必然选择，同西方人的影响没有关系。不过，西方学术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影响确实很大。要了解中国近代哲学的变迁，还得从西学东渐说起。

二、西学东渐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哲学的显著变化就是西方文化的广泛传入。在西方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西方哲学逐渐传入中国，相对来说要晚一些。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传播涌起三次浪潮。第一次叫作“西情东渐”，发生在鸦片战争时期。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非钦差大臣林则徐莫属。他在广州禁烟期间，派人每天刺探英军情报，翻译西方书籍，购买最新的报纸。他这样做，显然出于战事的需要。那时中国人编译的关于西方文化的著作，多属于地理学范围，能够帮助人们大概了解西方的情况，以便做到知己知彼。用张之洞的话说，这是“中国知西政之始”。魏源著《海国图志》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在日本影响也很大，明治时期维新派表示高度重视。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反映出先进中国人接受西学的目的，还是要战胜侵略者。

第二次浪潮叫作“西技东渐”，发生在洋务运动时期。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洋务运动开展起来，洋务派掀起第二波浪潮。开展洋务运动急需大量科技人才，这样的人才在中国固有文化中找不到，只能从培养科技人才做起。1865年，江南制造局创立，附设译书馆，采取中外学者合作的方式翻译西方科技方面的著作。据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记述，译书馆所翻译的书多达180多种，大多数属于实用技术类读物，其中有算学、汽机、测量、地理、化学、天文、地学、行船、医学、工艺、造船、零件制造、水路兵法、年表、报纸、国史、交涉公法等方面的书籍。

第三次浪潮才叫作“西学东渐”，发生在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认为，翻译西方学术不能只限于自然科学技术，还必须引进西方的社会科学。梁启超发文批评了只重视自然科学而忽视社会科学的倾向。他说：“甲午以前，我国士大夫言西法，以为西人之长不过在船坚炮利，机器精奇，故学知者亦不过炮械船舰而已。此实我国致败之由也。乙未和议成，士夫渐知泰西之强由于学术。”^①严复赞同梁启超的看法，强调翻译西方的社会科学是当务之急。他本来被清朝廷派到英国学海军，却在翻译社会科学和哲学著作方面投入很大精力。他的译著有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斯的《社会通诠》、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书，号称“严译八大名著”。在八大名著中，影响最大是《天演论》。戊戌变法前后，“西学东渐”才变成现实，从而为西方哲学传入中国铺平了道路。

① 参见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上谕恭跋》。

中国人在17世纪才接触到西方哲学。1631年，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傅泛济同李之藻合作，共同翻译《名理探》时，把哲学译为“爱知学”。《名理探》译本写道：“爱知学者，西云斐录琐费亚，乃穷理诸学之总名。译名，则知之嗜；译义，则言知也。”他们解释说：“译名，则言探取凡物之所以然，开人洞明物理之识也。”可惜“爱知学”译名没有流传，西方哲学还没有在中国发生实际影响。严复才是把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人。严复既翻译西方近代社会科学著作，也介绍西方哲学。他的论著中有笛卡尔、培根、赫胥黎、斯宾塞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的名字，提纲挈领地介绍了他们的思想。1906年，他发表《述黑格尔惟心论》一文，介绍黑格尔的学说，并且首次创立了哲学术语“唯心论”。先验论(音译阿菩黎诃黎)、内籀(归纳法)、外籀(演绎法)都是他的创造。蔡元培先生曾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1]351贺麟赞同蔡元培的论断，也在《当代中国哲学》一书中写道：“谈到介绍西方哲学，大家都公认严几道是留学生中与中国思想界发生关系的第一人。”^[2]25

严复虽为中国介绍西方哲学的第一人，可是他还没有使用“哲学”这个译名。“哲学”是日本学者西周翻译的，其中“哲”字取自中国。西周曾留学荷兰，回日本后致力传播西方学术。他将science译为“科学”，意即“分科之学”，以具体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将philosophy译为“哲学”，意即“诸学之统辖”，以世界总体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黄遵宪最早在《日本国志》上使用“哲学”一词。此后，“哲学”在新式学人中间流传开来，一直沿用至今。新式学人还从日文中接受了大量的哲学术语译名，如唯物论、辩证法、真理、知识、本质、现象等。他们之所以很顺畅地接受这些哲学术语译名，是因为这些译名已经融入了中国元素。如哲学中的“哲”，来自《尚书·洪范》中的“明作哲”，孔子也有“泰山其颓乎，哲人其萎乎”^②的说法。“辩证法”同中医中的“辨证施治”有关，“唯物论”其实是《易经·序卦传》中“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的缩语，而本质、现象、知识、真理等都来自中译本的佛教典籍。

② 参见《礼记·檀弓上》。

在旅日中国学人的推动下，西方哲学借助日语逐渐传入中国思想界。影响较大的有马君武1903年在《大陆报》第2期发表的《唯物论二巨子(底得娄、拉梅特里)之学说》、章太炎所著《无神论》《建立宗教论》。章太炎的论著中还涉及黑格尔、陆克(洛克)、培根、费希特等西方著名哲学家的观点。梁启超在日本发表的《西儒学案》也介绍了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洛克、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边沁、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已经有了西方哲学简史的模样。王国维把叔本华看成康德的后继者，表示接受叔本华美学以及悲观主义思想。蔡元培称王国维是“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学的第二人”。旅法学者李石曾也曾介绍卢梭和伏尔泰的启蒙哲学、拉马克的动物哲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些论著虽对中国思想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远不及旅日学人。

三、中西会通

在近代中国，西方哲学虽已传入，但中国学人还没有意识到哲学的学科性质，关于哲学的概念还停留在包罗万象的学问。严格地说，中国近代没有专业的哲学家，只有从事哲学思考的思想家。对于他们来说，哲学还是副业，并不是主业。他们的哲学思考还散见在其他思考中。对于近代中国，只可作广义的哲学史陈述，还不能作狭义的哲学史陈述。

近代中国人面临的哲学思想资源，已经超出中国传统哲学的范围，多出了一个西方哲学。我们不能把中国近代哲学仅仅看成西方哲学在空间上的拓展，还必须了解中国近代哲学自身的独到之处。中国近代哲学虽受西方哲学的影响，却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方式作创造性的诠释。大多数中国新式学人来自旧式学人，常常以中国哲学为底色去理解西方哲学。在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听到对于旧学的批评，却听不到“全盘西化”的声音。我们不能把中国近代哲学仅仅看成“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而应当将其看成中国哲学自我转型的历史，看成中西哲学会通的历史。由于近代中国人面临两种资源，且受到民族危亡加剧的逼迫，他们既不能走传统哲学的老路，也不能照搬西方哲学已走过的路，只能选择中西合璧、综合创新、独辟蹊径的新路。有人批评近代中国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其实这正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特点。近代中国人刚刚接触到西方哲学，来不及理解消化，未免带有过渡期的特点，对此不能苛求。在“学问饥荒”的年代，他们常常用自己不太熟悉的中国传统哲学解释不太熟悉的西方哲学，难免出现一些误读的情况。

中国近代哲学出现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实现历史观转向，由变易史观转向进化史观。中国传统哲学不赞成那种把万物看成为一成不变的观念依然可取，但其没有建立在实证科学依据的基础上，而是停留在直观猜测的层面，带有循环论的色彩。中国传统的发展观已无法满足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要求，必须加以改造和发展，由直观型转向科学型。中国近代思想家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遗产，一方面引进达尔文的进化论科学理论，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发展理论。

中国近代哲学出现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实现本体论转向，由天人合一转向主客二分。囿于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中国古代哲学家不可能有“独立外物”的观念。中国传统哲学在人生哲学方面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人们培养道德意识，有助于人们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然而，中国传统哲学有助于成人，却无助于成才。在认识自然和认识社会方面，中国传统哲学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巨变，饱受列强欺辱，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如何认识极其复杂的社会现实、寻找中国的出路，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中国传统本体论已无力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从价值意义研究的视角转向研究存在的视角，特别是研究社会存在的视角。由于这个缘故，中国近代哲学家必须借鉴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改造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并且试图把二者结合起来。

中国近代哲学出现的第三个变化，就是实现知行观转向，从关注价值理性转向关注工具理性。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是广义的；西方哲学中的“知”很具体，就是关于外界的认识。中国传统哲学把关于事实的认识叫作“闻见之知”，而把关于价值的知识叫作“天德良知”。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天德良知”感兴趣，对“闻见之知”却不以为然。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说的“行”往往侧重于道德践履，而不看重改造世界的能力。显然，在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势下，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无能为力，要求知行观必须从价值型转向知识型。

中国近代哲学出现的第四个变化，就是实现人性观转向，由子民观念转向国民观念。受制于自然经济，中国传统哲学关于人的看法不可避免地会落上封建主义的灰尘。例如，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所着眼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因而不能形成人权意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忽视社会平等；倡导人身依附的子民意识，而忽视人的自主性。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已进入商品经济时代，推进人学观念的近代转化势在必行。近代思想家已突破传统人学观念，重新认识“人”。孙中山继承和发展了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人的新人学，提出国民说。国民说是近代中国最高理论思维成果。在此基础上，共产党人提出人民观念，取代了国民观念。

四、学科自觉

现代哲学发展到了新阶段，中国哲学发生第三次变革，即由自发哲学转向自觉哲学。中国人终于意识到，在科学昌明时代，哲学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哲学区别于任何学科，乃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中国人达到哲学自觉的时间，大约比西方晚了三百年。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西方人几百年走过的路程。中国哲学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转折，没有放弃天人之辨，但注意到自然哲学意义上的主客问题。中国哲学家们二者并用，使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他们考察客观世界，采取主客二分模式；而考察价值观，仍然沿用天人合一模式。例如，冯友兰向往的天地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从1919年开始，中国出现了一支专业的哲学家队伍，其中著名者有蔡元培、胡适、李达、金岳霖、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张东荪、艾思奇等人。张东荪创办哲学专业刊物《哲学评论》，后来变成中国哲学会的专刊。哲学家出于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创立一个个哲学体系，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新理学》《论道》《新唯识论》《社会学大纲》《大众哲学》等一系列哲学专著。北京大学率先创立哲学系，以后建立哲学系的大学多达5所。现代新儒家、中国实证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三大思潮纷纷登场，极大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面貌。

西方哲学学科自觉意识发生在科学高速发展时期。各门科学纷纷从母体中独立出来，那么，哲学母体中还剩下什么？那就是关于世界总体的学问。哲学终于回到自己的本来意义，以世界观为研究目标。哲学同科学相比，可以说是一种另类学问。各门具体科学皆以物质世界的局部为研究目标，可以与之对象化；哲学以世界总体为研究目标，无法与之对象化。人作为研究者，永远与世界同在，好像演员一样，无法同时成为观众。哲学世界观中的“观”字，只能是“观念”的意思，绝不能同“观察”混为一谈。世界观中的“世界”，既涵括物质世界，也涵括精神世界。凡是能提出关于世界观观念的人，就是哲学家。他们讲出了一些道理，但没有给出终极结论。

第一位认识到哲学学科性质的哲学家是蔡元培。他是中国最早到国外专攻哲学的学者，第一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指出，现代哲学家同古代哲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在于有没有自觉的问题意识。他在《简易哲学纲要》一书中写道：“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3]305他解释说，也许普通人有了怀疑，听到一种解释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可哲学家不然。他会怀疑这种解释，提出新的疑点，再求解答。有些哲学家给出答案，与其同派信徒以为不成问题了，可是又有些哲学家看出其中的疑点和问题，又求解答。于是，在哲学上不是问题越来越少，而是问题越来越多，这就促使哲学处在不断发展的途中。依照蔡元培的看法，问题意识是现代哲学的特征。一个人倘若没有问题意识，根本不配做现代哲学家。对于现代哲学家来说，不在于是否建立什么体系，关键在于是否有独到的问题意识。哲学家未必是解决问题的高手，但一定是提出问题的高手，至少会改变提问题的方式。正因为有新问题不断出现，才推动哲学不断向前发展。没有问题，也就没有现代哲学。现代哲学不再是包罗万象的学问，而是逐步深化的思维方式。由问题组成的哲学长河永远不会完结，哲学永远在途中，谁都不要以为自己达到了哲学的终点。

第二位树立哲学学科意识的哲学家是胡适。他曾在美国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他选择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正式出版改为《先秦名学论》)，内容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演化史。由于答辩委员皆不熟悉中国学术，没有投赞成票，建议修改后再答辩。胡适在没有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情况下，拒绝修改，毅然回国。由于在回国之前胡适就以发表文章的方式参与新文化运动，“胡博士”的大名早已叫响，所以回国后立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在哲学系担任“中国哲学史”课程的主讲。胡适认为，在各门科学从母体中独立出去的情况下，应该对哲学学科有新的认识。在他眼里，现代哲学的研究目标就是人生观。他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4]1他如此理解现代哲学，显然是受到实用主义影响，带有浓重的人本主义色彩。谈人生观不能不涉及世界观，可是胡适心目中的世界，并非客观世界，而是主观化了的世界。胡适坚信：“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5]228实在有如100枚钱币，可以分成2堆，每堆50枚；也可以分为4堆，每堆25枚；还可以分为10堆，每堆10枚。每个人建构的“实在”各不相同。“一个诗人和一个植物学者同走出门游玩，那诗人眼里只见得日朗风清，花明鸟媚；那植物学者只见得道旁长的什么草，篱上开的是什么花，河边栽的是什么树。这两个人的宇宙是大不相同的。”^[5]228胡适的哲学观没有得到同行们的认同，金岳霖批评说：“哲学中本来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我回想起来，胡适是有人生观，可是没有什么世界观的。看来对于宇宙、时空、无极、太极……这样一些问题，他根本不去想；看来他头脑里也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的问题。他的哲学仅仅是人生哲学。”^[6]29尽管如此，胡适毕竟意识到哲学是一门有别于科学的学科。

第三位树立哲学学科意识的哲学家是熊十力。他没有正式学历，也没有出过国，全凭出色的领悟力悟出现代哲学的学科性质。他不同意西方哲学界的流行说法，不认为哲学就是认识论，而认为哲学应当以本体论为中心。所谓本体，就是关于世界总体的观念。他所说的世界，既包括物质世界，也包括精神世界。本体应该是精神世界的担保，应该是物质世界的依据。他认为本体就是孟子所说的本心。对于精神世界而言，本心是价值的源头，“吾人一切纯真、纯善、纯美的行，皆是性体呈露，故云全性成行”^[7]389。对于物质世界而言，本心是万物的成因。本心凭借“翕”即凝聚功能，形成万物；凭借“辟”即发散功能，使万物复归。他创立的哲学体系叫作“新唯识论”，用一个“新”字表明他已出佛入儒。他从本体论讲起，最终还是要讲到人生观。为完善《新唯识论》本体论学说，熊十力几乎投入毕生精力，反复修改。他的本体论研究既涉及世界观，也涉及人生观，充分显示出哲学以世界总体为研究目标的独特性。

第四位树立哲学学科意识的哲学家是瞿秋白。他在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训练，接受了现代的哲学观念。1923年，他回国以后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编写《社会哲学概论》，明确地表达了现代哲学的观念。他说：“随后智识渐渐分类、综合、组织而成系统，就发生种种科学，——从哲学之中分出；至今所剩的仅仅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科学分工的结果，使哲学仅仅能成为综合一贯的智识，有统率精神物质各方面的智识而求得一整个儿的宇宙观之倾向；更因科学进步而智识系统日益严密，于是，哲学——所谓‘求宇宙根底的功夫’愈益得以深入。然而初民哲学与现代哲学仍旧同样是人对宇宙的认识。”^[8]268他对现代哲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认为各门科学独立之后，哲学仍旧作为学科而存在。这种现代哲学观得到哲学家们的广泛认可。

五、资源扩大

近现代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扩大了，不仅有传统哲学资源，还有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资源，学者的眼界大大地开阔了。康德、黑格尔、培根、洛克、休谟、斯宾塞、赫胥黎、达尔文等哲学家或科学家的著作被介绍到中国。从1919年开始，西方现代哲学家的著作也传入中国，其中包括柏格森、杜威、罗素等人的著作。杜威、杜里舒、罗素等人到中国讲学，使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柏格森生命哲学等西方现代最流行的哲学在中国传播开来，帮助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最新动态有所了解。常常有人认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出现了“中学与西学之争”，其实并不确切。因为，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不是既定事实，都处在形成过程中，是个变量，而不是常量，难说孰高孰低，没有“争”的必要。中学也好，西学也好，对于近现代学者来说，都是等值的资源，都是“用”而不是“体”，不能限制他们的思维。他们讲新意、讲自己、讲综合创新，不能把他们归结为西学某一派，也不能把他们归结为中学的某一家。近现代学者做学问的方式跟传统学者也有不同，他们不但要在时间上通古今之变，而且要在空间上通中西之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步伐。具体传播渠道有三条：一是以日本为中介，一些留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然后传入中国；二是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在欧洲支部接受马克思主义，然后带回中国；三是一些共产党人在俄国劳动大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然后带回中国。更多的中国人在斗争实践中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笑称为“山沟里的马列”。1921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的思想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中国面临的思想资源变成了三种，即中国传统资源、西方资源和马克思主义资源。有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就可以鉴别、综合乃至创新。创新才是思想家的本分。近代思想家融汇中西，独立思考，写出许多创新性著作。他们留下的文献主要有：《康有为全集》《严复集》《谭嗣同全集》《孙中山全集》《章太炎全集》和《饮冰室合集》等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动下，中国哲学已达到世界哲学的前沿。现代哲学家利用这三种资源综合创新，形成现代新儒家、中国实证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三大思潮。现代新儒家学者留下的主要文献有：《梁漱溟全集》《熊十力全集》《三松堂全集》《贺麟全集》《唐君毅全集》《徐复观全集》《牟宗三全集》等。中国实证哲学家留下的主要文献有：《胡适文存》《科学与人生观》《金岳霖全集》《新哲学论丛》《多元认识论重述》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留下的主要文献有：《李大钊文集》《陈独秀文集》《瞿秋白文集》《毛泽东选集》《沫若文集》《李达文集》《艾思奇文集》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等。

我们研究近现代中国哲学史的来龙去脉，上述文献便是基本依据，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出发点。我们必须认真阅读上述文献，力戒游谈无根，才能对学者作出中肯的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