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资本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49，主导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从社会发展的形态来看，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来，资本及其主导的生产方式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新航路的开辟和工业革命为资本迅速扩张提供了便利，资本主义国家在掠夺瓜分殖民地的过程中，逐步缓解过剩产能，实现资本增殖，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可以说，正是资本逻辑主导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因此得以强化。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一切社会形式中总有一种部门的生产占主导地位并影响其他部门，“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1]48。可见，资本逻辑主导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充当着“普照的光”的角色，包括国家在内的一切都必须服务于资本的增殖。

在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仍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但其地位却发生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变化，即资本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主导一切的力量，利用资本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的扬弃。党的二十大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部署，并明确指出要“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2]30。过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资本与土地、技术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类资本形态多样、性质各异、规模不一。根据不同资本的行为规律，结合中国实际，规范和引导社会主义资本健康发展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研究概述与问题的提出

2022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要区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3]219。此后，社会主义资本健康发展逐渐成为研究热点，研究数量和质量皆显著提升。概括来看，学术界基本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扩展了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对当代资本的解释范围与批判界限。

学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对资本健康发展的必要性进行了探讨。在理论逻辑上，沿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运动规律的分析，学者们从正反两面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健康发展的必要性。多数研究从资本具有二重性出发探讨资本健康发展，但对资本具有“二重性”的观点看法不一。大部分学者认为资本具有生产要素的自然属性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其正反两方面作用皆源于此。以刘凤义^[4]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将资本的物质形态等同于资本的自然属性，认为这种观点“自觉不自觉地把资本范畴永恒化”。张俊山^[5]反对以资本具有二重性为基础开展论述的观点，称自然性不在资本身上而是在生产资料身上，应“在一定的领域和一定的程度上限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实现路径上，邱海平^[6]主张资本健康发展必须厘清资本与资本主义、资本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李松龄^[7]倡导从资本逐利动机与实现途径判断，将追求有偿占有超额剩余价值而实施的资本扩张认定为有序的资本扩张。张杰^[8]提出资本有序扩张的两大核心原则及衍生原则，由此得出更加具体的建议。一言以蔽之，学界以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逻辑和分析框架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展开大量学理分析，并提出若干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但对资本健康发展的界定仍未达成共识，且多以结果为导向对资本运动作价值定性，以过程研究的视角探讨资本发展还未得到重视。

底线思维是党治国理政的七大科学思维方式之一，其强调把握事物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凡事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是唯物辩证法在社会治理上的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底线思维开展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2]26具体到经济领域，资本行为具有两面性，既能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但若放任资本无序运动，则又会危害经济发展。当下市场经济变化多端，市场行为日益复杂，以底线思维治理资本，既能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作用，又能为资本行为划“红线”，防患于未然。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包括资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是一系列子过程的集合。如同食品生产中采用危害分析与关键点控制的方式(HACCP体系)保障安全一样，在资本的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类似思路进行底线设定，有的放矢地针对关键点进行规范，以底线思维从类型、规模与结构上对资本进行“塑形”，从劳动力健康、法治体系完善、产业实体化发展与资本市场发展四个维度对资本进行“塑性”。

三、“禁—放—管—治”：党管资本的底线思维演变逻辑

资本是特定历史时期生产关系的反映。马克思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9]16，规范与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社会同样面临着资本治理的问题。回顾百年党史，党对资本的治理经历了“由禁到放”“由放到管”“由管到治”的思路演进。

(一) 由“禁”到“放”：对资本与社会制度关系的认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资本的认识主要与其制度属性相关联，“严格限制”是这一时期党治理资本的总体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研究，指出资本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虽然马克思对资本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给予肯定，但他更多地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发展给无产阶级带来的剥削与罪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广为流传，大家普遍认为资本带有天然的制度属性，必须对之慎之又慎，放任资本几乎就等同于放任资本主义。因此，私人资本虽然被容许发展，但受到严格限制。“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在人民中国并不是可以不受限制而自由发展的。”^[10]15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11]678-679。鉴于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党虽然认识到禁止那些“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私有资本无益于经济发展，但在以“耕者有其田”的合作经济为主的基调下，“节制资本”依然意味着对私人资本加以严格管制^①，对资本可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破坏高度警觉，绝不任其发展成欧美那样由少数资本家支配经济的局面。对资本严格的限制虽然禁锢了资本在推动生产力进步中的作用，但这种方式和做法在当时有着特殊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原因。

① 这个时期虽然提出“节制资本”，但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内涵上，其与如今所说的“节制资本”截然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顺利完成后，基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党开始探索资本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及作用。经过改革开放，资本作为市场经济中最为活跃的生产要素受到重视。邓小平作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重大论断，适时提出“三个有利于”，从方法论层面为利用资本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树立了评判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2]372。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工作成败的标尺，市场经济被视作发展经济的手段而非资本主义制度的象征，破除了将资本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藩篱，打破了意识形态化的资本认识。在这一历史时期，资本展现了高效集中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逐渐壮大。但资本的行为并非完全不受限制，“三个有利于”更像是资本头上的“紧箍咒”，防范资本逐利行为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造成的腐蚀与冲击。

(二) 由“放”到“管”：提升驾驭资本的能力

党中央通过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不需要资本的观点不利于我们释放生产力的潜能、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13]。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资本”的概念首次被党的文献正式使用^②。自此，国内资本规模增加，类别逐渐多样化，我国对外资的利用力度和规模逐步加大。在这一阶段，资本充分发挥了高效配置生产要素的功能，显著提升生产力和社会劳动能力，奠定了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的基本盘。

②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等论述，是党首次在重要文献中使用“资本”二字。

新时代赋予资本发展新的活力。资本积聚带来的能量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我国资本的体量之大、类别之丰富前所未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决定，市场作为资本流通最主要的载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发生了由“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重大变化。政府逐渐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转而在宏观调控上发挥作用，使资本得以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发挥纽带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不等于以市场为绝对准则，“一些带有战略性的能源资源，政府要牢牢掌控，但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去做”^[14]58。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资本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行为有着不可逾越的边界，即党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始终伴有限制资本和以体制机制为“底线”对资本加以管制的思维，对资本的治理行为由过去的“放一放”转变为“管一管”。

(三) 由“管”到“治”：始终坚持底线思维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资本衍生出新的形态，在一些领域野蛮生长，主要表现为资本的无序扩张。互联网资本的积聚使若干头部互联网企业形成行业垄断，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侵害消费者利益。互联网金融领域风险增加，教育等民生领域矛盾激化。由此，党中央强调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随着对资本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可控范围内渐进式地放松对资本的严管力度。但总体而言，坚持对资本管制是一以贯之的。从治理架构上看，我国设有专门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和资本行为进行监管，历经从“一行三会”到“一委两会一行”，再到2023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在“一行一局一会”的监管架构下，资本市场将得到更精准和更有效的管理^①。从治理效力上看，相对完善的整套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都通过设定“红绿灯”的方式对资本行为进行监管。从治理方式上看，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对部分行业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依然体现了在审慎的态度下张弛有度的治理尝试，这是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所未涉及的，也是以底线思维治理资本问题的新尝试。

① 2003—2018年，我国金融业监管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构成，即“一行三会”。2018年，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形成“一委两会一行”的监管格局，其中“一委”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23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成立，撤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至此，“一行一局一会”监管格局形成，金融监管从分业监管迈向综合监管。

综上所述，党对资本特性和运动规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排斥到接纳，由对立到融合，由被动管控到主动治理的过程。这种由“禁”到“放”再到“放管有序”的治理实践始终恪守底线思维，以正视并防范资本可能带来的各式风险与挑战。

四、规范与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底线思维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本质上是“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9]784-785。在不同的制度土壤里，资本带来的结果也不一样。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绝不能脱离具体的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抽象地将资本“悬空”；而应基于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现状，从理论上明确何为资本的健康发展，以何种方式健康发展等若干重要问题。规范和引导社会主义资本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对资本进行“塑形”与“塑性”。

资本的行为必须有底线。对资本的态度源于对发展为了谁、财富属于谁这一问题的思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上，资本的发展应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而绝不能本末倒置。

(一) 资本健康发展的内涵

规范资本的前提在于客观认识资本发展现状。有学者认为社会对资本积极作用的了解已较为充分，对资本消极作用的认识却避而不谈^[15]，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实际上，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学术界探讨，都长期将教育与研究重心集中在资本带来的副作用上，媒体对资本的贪婪、剥削与唯利是图等行为的宣传更是不在少数。可以说，民间与学界对资本消极作用与积极作用皆有较清晰的认识，但过去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有意选择更大发挥资本推动生产力的作用，而对其带来的负面效应未能及时采取有效举措一举化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资本，但绝不允许资本肆意妄为，成为主导一切的权力。资本健康发展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遵守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承担相应风险、追逐合理利润并由全民共享的资本行为的总和。及时判断资本是否发生无序扩张，发现资本是否正野蛮生长，既要研究资本“一般”的行为共性，也要熟知各类资本行为特性。从过程发展视角来看，资本在运行中如果出现危害政治安全、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妨碍社会公平，阻碍经济发展，损害人民福祉等行为，就必须及时依法干预和阻止。

(二) 资本健康发展应紧密结合中国实际

西方经济学往往将资本作为经济系统的单一部分孤立出来研究，忽视了资本所反映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自然科学的熵增定律告诉我们，孤立系统的熵只能增大，达到平衡态时为最高值。这一定律描述了物理系统不受外力干扰而自发趋向混乱的自然现象，若将熵增定律扩散到社会生产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中，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如果任由资本发展，最终将发展为混乱无序的状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生产资料的积聚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9]779-78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将因个别企业生产的有序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灭亡。类比熵增定律，那时的资本无序性将达到顶峰。

那么，如何对抗熵增呢？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系统必须从外界吸取能量，以此作为系统之所以能够保持有序性与组织性的源泉，减小熵值^[16]187。如此看来，资本的发展也必须借助“外在的力量”来对抗无序，而不能寄希望于市场经济系统通过自组织，发生偶然的突变使原有系统重新步入稳定。根据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借鉴耗散结构理论，可知对资本的发展进行管制是必要的。在市场经济中引入外界能量，可以使系统通过耗散结构实现“熵减”，实现组织与功能上的有序。“节制资本在减少流动资本，提升财政稳定性，降低资本经济过热风险等方面是有效的”^[17]，政府可以通过节制资本以达到政策预期效果。因此，政府对资本的合理干预和适度监管是合理的，更是必要的。

作为政治经济学术语，资本健康发展的提法极具中国特色。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经济发展的若干手段也许一样，但最终目的截然不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资本的发展以利润最大化为最终目的，资本运动被认为是自然规律。其扩张就同激增、停止、紧缩与外逃等运动形式一样，始终受到市场的无形调控，在合乎个人理性的框架内运动，控制资本也不过是基于资本流动伴随风险波动的纯经济考量。而“资本健康发展”这一提法则将资本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坚持党管资本，强调资本发展为了人民的最终目的，更加突出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属性，更加聚焦资本对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作用。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为导向对资本的发展给予界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剥离了资本制度属性的外壳，转而将目光投向其生产要素的基本属性，如此看来，似乎对资本进行“塑性”已是多此一举。但现实表明，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中的公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在趋利本性下，同样存在出现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违反公序良俗、破坏社会公平秩序甚至突破法律底线等失序行为的可能，如放任不理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因而必须加以适度干预和治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剧增，结合我国对外开放并且开放程度越来越高的实际，我们要在不确定性中寻求资本健康发展的确定性，就必须以底线思维对资本进行有效治理。

(三) 资本健康发展的“底线”设置应坚持以人为本

资本总公式(G—W—G′)包含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9]142。资本健康发展既是合乎法律和规律的生产和积累过程，也是流转畅通的过程，同时还是以人为本、坚持共同富裕的分配过程，是质与量的齐头并进。因此，资本发展的底线设置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首先，资本积累必须注重人的健康发展。资本扩张以积累为前提，而资本积累实质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正如马克思所述，“剩余价值虽然要资本化，但往往要经过若干次循环的反复，才能增长到(也就是积累到)它能实际执行追加资本的职能的规模”^[18]91，足够的资本规模乃是提升资本扩张效率和速率，更快投入价值循环过程的必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积累是一个不断吮吸活劳动，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也是一个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同时发生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同样来源于活劳动，资本固有的生产关系属性和逐利本质没有消失。但劳动与资本不应作为绝对对立面，必须高度重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杜绝将人异化为“工具人”的做法，消除不合理、不合法的高强度劳动现象，尊重人的体力、脑力发展规律，缓和劳动与资本相对立的矛盾。

其次，资本流通必须统筹效率与公平。资本在流通的不同阶段承担不同职能，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与商品资本循环往复的运动是社会总生产顺利进行的保证，也是扩大再生产和剩余价值资本化不断实现的前提。这个“时间上继起，空间上并存”的转化过程是资本生命力的所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周转时间和次数往往是决定资本增殖效率的关键，周转时间越长，需要的预付资本越多。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国家，追求效率和高利润的私有资本往往不愿投身于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美国屡见报端的火车脱轨，木制老旧电线杆不堪重压而频繁出现的大面积停电等事件都凸显了美国基础设施的陈旧与老化。与此不同，在社会主义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更新既拉动了经济增长，又改善了民生。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①，将大量资本投入基础设施领域的升级中。短期看，较长的回报周期损失了资本获利的效率，但长期来看却是激发市场潜能、提升社会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举措。

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1-12-11(01)。

最后，资本健康发展必须兼顾劳动与分配。资本有序扩张是资本健康发展的表现，但如果一味将资本健康发展的讨论局限于引导资本有序扩张，却忽视劳动者所得如何分配的问题，即使资本规模再大，财富累积再多，也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分配是资本发展的最终环节，在社会主义中国，价值生产与价值分配同等重要，剩余价值的积累和转换必须最终服务于广大劳动者。

(四) 资本健康发展的“底线”设置应注重防止极化

(1) 资本的极化。极化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事物运动逐渐趋向两极分化，使原有性质和表征发生改变的现象。这一概念普遍应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冈纳·缪尔达尔(G.Myrdal)非均衡增长理论认为，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通常扩大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由于存在循环累积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分异或极化^[19]3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未正式提出资本极化理论，但不少论述中已经潜在蕴含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资本趋向极化的判断。《资本论》第一卷中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是不间断进行的，单个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的集中^[9]643。资本集中使那些需要漫长的资本积累才能够做到的生产与制造在瞬间完成，但集中是有限度的，“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20]723。列宁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经济部门，在市场的统治下，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均衡的发展。”^[21]103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虽认为持久技术进步及稳定增长的生产率可能平衡私人资本的不断极化，但他的不平等理论同样认为，在资本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且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情况下，“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22]374，故资本的极化是资本非均衡发展的结果。既有研究已经论证，“资本集中在少数个体或私人手中，就创造了资本无序扩张的温床”^[8]。随着时间推移，资本在不同的区域、部门、行业及所有者手中集中，不断极化。在量上表现为规模的激增，在空间上表现为各生产要素的区域高度集中，在行为上表现为垄断以及资本脱实向虚。不同的经济部门和同一部门的不同企业之间，发生极化的资本规模、程度与速度都有明显区别。

(2) 资本极化的负面效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运动最终目的是不断实现资本的自我增殖。资本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因而资本的积累乃至垄断的出现，都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范围和时间与日俱增，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日益显著的贫富分化及劳资纠纷、精英人群与普通劳工的割裂、国内居民高福利生活与殖民地剥削加剧等都可看作是资本极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样应重视资本极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一是资本的过度极化带来资本无序风险。单个资本的运动受市场理性与政府理性的制约，发展往往是有序的；但是，社会总资本的扩张容易呈现出无序与混乱。资本运动包括扩张与收缩两个方向。在资本总量保持平衡的状态下，资本的扩张与收缩是相对的，资本总体的扩张过程包含具体资本的扩张与收缩，但无论哪一个方向的运动，其动力都源自对价值增值的无尽追求。资本的健康发展不仅在于引导其有序扩张，还必须对资本的无序收缩加以关注，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资本无序收缩引发的风险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危害更甚。

二是资本的时间极化带来阶层固化风险。马克思指出，社会财富不断膨胀带来相对人口过剩，这是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9]663。托马斯·皮凯蒂认为，当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时，资本收入的不平等远大于资本本身的不平等，继承财富比储蓄财富更重要，资本分配呈现两极化^[22]478。富裕家庭的财富传承往往使得下一代的资本所得超过自身劳动所得，资源在实力相近的人群中流动。随着时间推移，食利者数量与日俱增，食利者与食利者之间通过交流、联姻、合作等形式，又塑造了新的阶层壁垒。而穷人则在财富传承和积累中天然处于劣势，资本在代际间的极化造成少部分人占有社会大量财富的现象。

三是资本的空间极化带来发展失调风险。资本的扩张还伴随着区域的开拓。资本面前，效率为王，最大化生产要素流动效率要求不断扩张资本运动空间，寻找生利的落脚点，如此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悬殊，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虹吸效应”明显，产业、资本及劳动力外流频繁。例如，资本向海外扩张；再如资本加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将污染较大的工厂移至海外，落后国家和地区为了发展经济，不得不采取以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方式积累财富。总而言之，资本极化对地域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科技与金融更是加剧了资本的空间极化，带来了对空间的不合理挤压和破坏。

四是资本的利润率极化带来结构失衡风险。马克思认为，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利润率的下降必然引起竞争斗争^[23]285。资本积累过程中，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驱动资本不断进行愈发激烈的竞争和艰难的积累，为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资本不断催生和普及新技术。然而，科技的飞速发展并不意味着人人平等地享有科技红利。利用高科技生产工具获得利润的智力门槛与经济门槛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高，这将进一步加剧资本的集中，拉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形成“知识垄断”。科技的飞速提升越是依赖资本集中，部门之间的发展越是难以均衡，财富的积蓄更加困难，相对消费不足的弊端愈加显露。同时，虽然生产力的提高使得资本周转、循环的运转效率大幅提升，形成暂时平衡的循环，但某个新兴领域面临海量资本的短期集中，必然出现脱实向虚、盲目建设、重复投资等乱象。一旦生产力的提升仅靠资本的堆积已经难以再有质的突破，海量资本就会面临停滞、无序紧缩甚至失去生命力的危险，最终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停滞。

五、资本的“塑形”：以底线思维保持资本动态平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理论既承认资本的增殖本性，也肯定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巨大能量。我国正面临经济结构的转型，对资本的规模和结构“塑形”有利于总体把握资本的发展程度和水平。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出，顺利实现扩大再生产要求两大部类按一定比例进行生产，相互实现实物替换和价值补偿，以维持各部门供需平衡，避免出现严重不足或严重过剩的情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承担各类职能的资本众多，性质、定位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以底线思维将资本结构与规模保持在合理稳定的范围。

(一) 不同性质资本构成的合理底线

研究资本行为不可忽略其所有制基础，否则只会陷入泛泛而谈、空有外壳的形而上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资本“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18]121-122。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普照的光”，但当社会制度发展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将体现新的生产关系。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类性质各异的资本规模激增，运动活跃。不同的资本构成有不同功能，执行不同职能的资本循环形式也不同，过程同时塑造着资本结构的变化。宏观上看，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构保持稳定，资本结构形式以公有资本为主体，其他性质的资本为辅。资本健康发展表现为能够以高效配置资源的资本结构完成资本循环过程。国有资本在关系民生的重大领域中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但是，也存在“大而不优”的问题，总体回报率较低。民营资本则呈现规模小但效率较高的情形。因此，以公有资本为主不意味着非公有资本越少越好，民营企业“小富即安”“大富恐慌”的思维阻碍着私有资本满足市场多层次、多种类需求。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及外资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例协调是一个动态过程，宏观上要服从国家经济方针政策，微观上要最大化生产效率，坚守为公为民的底线。

(二) 产业资本配置的恰当底线

产业资本在经济生产中处于创造价值的基础地位，能够通过扩大投资规模和投资范围带动经济发展。我国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合理配置产业资本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线。

首先，保持产业资本的基础作用不动摇。资本积累是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资本积累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地区经济生产速度和社会总财富的积累程度。根据社会再生产一般规律，社会总资本的结构协调是社会总产品的流向能够补偿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前提。为顺利进行扩大再生产，执行生产职能的资本必须足够应对预付资本价值，且按一定比例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进行配置。一旦生产部门生产的产品远多于消费部门所需，再生产越扩大，越会出现生产过剩；反之，则出现产能不足，阻碍经济增长。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以来，技术发展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被生产束缚的资本减少，部分过剩货币资本从循环中跳出，脱离实体产业成为生息资本。应该认识到，对经济发展而言，一定规模的产业资本是必备的底线，不能对离开实体产业的资本听之任之。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更需要维持资本投入实体产业的底线不动摇，引导资本以合理比例在不同附加值的生产部门合理配置和流通。尤其是投入科技、服务、文化等高附加值产业链，提升生产的质与量，以适应市场需求。

其次，保证产业资本循环的畅通。无论公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只要是产业资本，都要历经G-W…P…W′-G′的货币资本循环^[18]31、P…W′-G′-W…P的生产资本循环^[18]75以及W′-G′-W…P…W′的商品资本循环^[18]101，整个循环过程是流通与生产过程的统一。应利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契机，疏通资本循环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行政壁垒、基础设置限制、自然资源禀赋制约等“堵点”，使产业资本循环畅通，更好地提升资本运行效率。

(三)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协调配合底线

产业资本收缩与金融资本膨胀带来生产结构失衡。如前所述，游离资本成为借贷资本后，若要执行扩大再生产，首先必须达到新投资所要求的规模，那些难以找到投资目标的借贷资本同样会发生过剩。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析了过剩资本(贮藏货币)如何转化为借贷资本，深刻地指出，“货币资本本身的过剩，不是必然地表示生产过剩，甚至也不是必然地表示缺少投资领域”^[23]573。资本总是试图绕过肮脏辛苦的生产阶段而直接获利，依靠信用机制，过剩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金融资本，不必经过漫长的生产过程和充满风险的销售过程，直接分割剩余价值总量。在美国及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奉行去工业化的理念，重金融轻实业，资本直接跳过了生产和流通过程完成增殖，直接后果就是非物质生产挤压物质生产，导致制造业迅速衰落。

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应保持协调。二者的矛盾既是经济发展承压的原因，也是经济结构改革的推力。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同样出现了经济发展“脱实向虚”的倾向，个别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和第三产业占比明显高于第二产业的趋势。制造业关系国计民生，因此，应当对金融资本跨过生产阶段，盲目追求利润的过程进行干预。但金融资本并非越少越好，而是应与产业资本在规模与结构上保持合理比例。2023年10月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准确把握货币信贷供需规律和新特点，加强货币供应总量和结构双重调节”^①，金融资本关键是用在刀刃上。投资上应以支撑实体经济为主，减少部分实体企业盲目向金融领域扩张的现象，对利用高倍杠杆却没有实体产业支撑的资本投机行为依法进行监管。此外，针对低端制造业外迁明显，高端制造业处于技术突破关键期的特征，应引导不同职能资本互相协调运作，推进科学的产融一体化，使资本切实投向扩大再生产，防止资本“空转”，提升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①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11-1(01)。

(四) 引进外资与转变机制的同步底线

当前，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及外来资本等^②。“在公有和私有之间的中间地带，同样存在不同类型的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24]，基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客观实际，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必然。

② 对资本进行分门别类是为了研究上的方便，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决定了以绝对的二分法对资本的公私属性进行简单划分是粗糙的。

外来资本曾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随着涌入我国的外资规模不断加大，为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本运行效率，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坚守底线思维，通过不断转变机制，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消除要素流动中的行政壁垒，以鼓励竞争为基调，变资产管理为资本管理。除了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核心领域实行国有独资或绝对控股外，鼓励各类资本参与投资，保证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提升引进外资的效能。在满足国内大市场需求、提供就业岗位、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作用，使各类资本运行协调畅通，优势互补。

六、资本的“塑性”：以底线思维降低极化风险

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如对其不加以干预，其将不会按照人们的预想进行合乎理性的运动。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大，应结合我国实际，充分考虑资本在中国发展的现状及资本治理的条件，针对资本在市场经济中的积累、流通、竞争与积聚四个阶段，在“实然”的基础上作资本健康发展“应然”的探讨，合理设置资本发展的“红绿灯”，否则容易脱离实际而陷入盲目。由于资本的有序只能由演化而得到，而无法提前规划，故而对资本“塑性”有利于防止资本极化带来的诸多负效应。

(一) 坚持资本健康发展的劳动力健康化底线

健康的劳动力是能够创造价值的资本，如果资本积累和扩张片面追求利润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那么这样的资本发展是无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法定职工周工作时长不断下降，有酬劳动时长下降^①，但当下劳动者仍然面临亚健康隐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倾向通过高强度的劳动时间获取更多劳动产出。而当经济增长率回落，在竞争压力下，人们普遍觉得更累了。个别行业加班成为常态，人们依然倾向通过提升生产率或延长劳动时间获得更多报酬，忽视甚至透支身体健康，造成“内卷”。存量竞争越是加剧，“内卷”就越严重，这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背道而驰。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与《2018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对比两份报告可以发现居民的平均有酬劳动时间相较无酬劳动时间下降更快。参见https://www.stats.gov.cn/zt_18555/ztsj/2008sjly/以及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2/t20230203_1900224.html。

马克思曾从节约劳动时间的角度指出，劳动时间的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25]107。节约劳动时间并不会降低生产效率。相反，节约劳动时间客观要求提升生产力，有计划、按比例地实行生产，杜绝劳动和资源的浪费，节约下来的时间用来实现个人的充分发展，是补偿原有劳动力消耗、提升整体素质使生产效率得以提高的重要举措。工人将自己的劳动用于现代化建设，理应合理合法地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即得到物质补偿和精神补偿。法律法规的完善在坚持劳动力健康底线中占据关键作用，个别地方劳动法“执行难”，劳动者维权成本高的问题理应得到妥善解决。应摒弃以所谓“狼性精神”为幌子的加班文化，依法惩罚恶意透支劳动人民身体与精神健康以牟取私利的行为，清理“尸位素餐”的食利者。

(二) 坚持资本健康发展的法治化底线

“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②。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5]426，而非单纯的由商品交换所呈现出的“物与物的关系”。故规范资本健康发展应规范资本背后人的行为，正视资本所有者背后的社会属性，即“人格化的资本”。一是资本所有者的行为规范必须受到道德和法律的框定，遵循伦理规范和伦理准则。通过依法界定允许、部分允许和绝对不允许私人资本介入的领域，对资本行为加以监管。二是坚持反腐败不放松，对资本与权力相勾连所滋生的腐败行为零容忍，斩断资本伸向公权力的手，约束资本所有者的行为。三是法律的完善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同步。不断完善资本进退机制，使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资本流动畅通，而触碰法律底线的资本能够依法有序退出。

② 参见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三) 坚持资本健康发展的产业实体化底线

金融是把双刃剑，作为现代经济重要的要素市场，金融市场能够通过融资与投资推动实体产业向前，但也是风险孕育和滋生的平台。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是资本有序发展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曾犀利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18]67。游离资本为追逐利润，设计了丰富的金融产品与精密的金融游戏规则，让资本跳过实体生产这样艰辛的过程实现轻松套利，“实体经济中的利润率极化现象投射到虚拟资本领域，产生了虚拟资本在利润率上的时间极化与空间极化”^[26]。资本无序扩张在金融资本阶段达到巅峰，并不断加剧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

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的流向也是非均衡的，哪里有利润，资本就“顺流”到哪里。而那些资源禀赋不足、自然条件恶劣、发展饱和的地区和产业则面临资本逃离的压力。只有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借助转移支付、减免税收等手段引导资本“逆流”到相对落后地区，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让资本获利，才能弥补不同资本之间因市场竞争造成的利润率下降缺口。但坚持实体经济不意味着盲目砸资金、上项目，刺激性政策很容易复制已有的产业结构^[27]，原有结构问题依然存在，且易导致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和排挤竞争的现象，制约发展活力，对此必须加以正视。

(四) 坚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市场规范化底线

资本市场是筹集资金、配置资源及满足社会所需金融服务的平台。我国资本市场规模越来越大，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加深，对外开放力度持续加大，客观要求我们加强风险管理能力。受金融人才短缺、监管能力与水平不足及投资者结构等因素制约，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相对发达国家还不够完善，应通过不断改革获得发展，提升治理精度，依法打击扰乱资本市场正常秩序的行为。提升金融市场主体风险把控的意识与能力，避免资本市场大起大落，防范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保证“放得开”的同时能“管得住”，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七、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发挥资本推动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避免资本极化带来的危害，是社会主义资本健康发展的应有之义。党中央对资本健康发展高度重视。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现实，以底线思维对资本进行“塑形”与“塑性”具有可行性。社会主义资本的健康发展最终应该回归社会主义的人民性，明确资本的利益绝不能背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方面，维持不同性质资本构成合理，恰当配置产业资本，注重产业资本同金融资本协调配合，引进外资与转变机制协同的做法有利于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与规模。另一方面，合理设定资本健康发展的劳动力健康化底线、法治化底线、产业实体化底线、资本市场发展规范化底线，做好事前引导、事中预防及事后干预，引导和规范社会主义资本健康发展。

资本健康发展最终的落脚点在分配。分配的效率与公平是社会主义资本健康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物之不齐，物之情也”^①，受不同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制约，我国不同区域或同一区域不同行业的发展参差不齐，地区与个人的发展差异必然存在，也应当允许其存在。资本健康发展既要避免资本绝对极化，也要避免资本绝对平均化，过度追求效率最大化和绝对公平都已被历史证明不可取。发展的非均衡使区域、部门及行业之间存在“落差”，合理范围的落差能够产生“势能”，促进人才、技术、物流与信息的流动。正是发展动能和势能的相互转化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因此需要消除的是发展的差距而非差异。当前我国强调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协调并行。如何更好发挥劳动者、政府、企业等不同主体在不同分配环节中的主导作用，利用不同分配方式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占比，使资本健康发展的成果最终由全体人民共享，是当前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① 参见《孟子·滕文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