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作出了具体阐释,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由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就既有研究成果看,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集中在四个层面: 一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的研究。学者们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与党的发展历程一致,大体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例如,燕连福等[1]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创造的系列成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取得的众多成就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基础与强劲动力。康凤云等[2]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经历了现代化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变,这一转变历经被动选择到主动求索的意识觉醒期、现代化艰难探索的自主转型期、走自己道路的独立期以及创新拓展的飞跃期。二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时代内涵的研究。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研究分为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前者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性与整体性;后者重点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体性。从横向研究视域看,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囊括物质、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为一体的综合现代化。燕连福[3]分别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等方面叙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宋艳华[4]从“五位一体”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从纵向研究视域看,石建勋等[5]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纳入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展开研究。三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特质的研究。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五个层面”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契合自己国情的特色。从这一维度,学者形成了不同的见解。一部分学者,如张三元[6]、刘守英[7]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重大论断,围绕现代化是为了人民的现代化、实现现代化依靠人民、现代化的现实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论逻辑展开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如韩保江等[8]、赵德友等[9]主要研究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四是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意义的研究。学界的研究既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也肯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何星亮[10]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接续奋斗创造的重要成果,是“两个结合”的时代产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期实现标定了路向。于安龙[11]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代表着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标清了所处的历史方位,勾勒了战略图景,锚定了未来走向,明确了领导力量与利益归宿。周树辉[12]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可贵之路,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创之路。丰子义[13]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建“一带一路”。
学者们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研究思路步步递进,层层深入,呈现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成果愈加厚实。但是,从科学思维方法视角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还比较少。因此,分析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可为后期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新思路。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4]875理论与实践相对应,是通过实践概括出来的之于自然社会的系统结论,也是理论思维形成的前提。理论思维,又称抽象思维,指人们在理性认知阶段,以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类型揭示事物发展规律、普遍联系的过程。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15]509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坚持运用理论思维要将科学思维方法用于治国理政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之中,“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16]17,这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思维方法的具体体现,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二、运用战略思维定位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与任务战略是对事物发展变化的全局掌控、总体策划与具体指导。“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17]10战略思维强调以宏阔、前瞻、远大的视域分析事物发展规律及把握事物运动趋势。善于运用战略思维,是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中抵抗、化解风险的重要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战略高度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战略思维看待、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且以“为什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思维,科学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从哪来,到哪去,如何走”的现实问题,同时对中国式现代化是遵循“西方论”,裹挟“霸权论”等谬论与误解作出了回应。更深层次地讲,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是由现代化问题及中国式现代化诸多问题构成的,不是一个问题的呈现或多项问题的累积、叠加,而是“有其内在联系及多维触角的复杂问题”[18]。因此,破解中国式现代化问题要有战略思维。
习近平从整体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强调“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9]。这一重要论断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局限于中国问题,也关系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发展问题,与世界发展密切关联。一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破除了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元维度,打破了西方化即唯一正确道路的迷思,为其他国家与民族在道路走向上提供了新路径、新选择。二是应对全球公共危机,如“环境治理”等问题,中国不仅强调推行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等治理方案,也参与引领全球环境气候治理,积极践行“双碳”目标。三是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面对全球经济状态低迷等问题,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积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推动经济增效扩能、促使经济复苏。这些均体现出习近平胸怀天下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准确定位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与任务,科学规划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图景。首先,从总体战略维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新时代“两步走”战略: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至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总体目标,蕴含着强烈的战略思维,为从整体上统揽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科学安排与部署。其次,从战略步骤维度,进一步细化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任务。从“八个方面”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即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影响力,建立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大力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扎实推进平安中国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20]47-49。再次,从“八个方面”阐释了第一步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的主要任务,即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四化”同步发展;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教育、科技、人才、文化、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提高,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形成,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国家安全体系与能力全面加强,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20]45-47。复次,从战略机遇维度,习近平深刻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21]65在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合理规避各类风险,有效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最后,在战略布局维度,实现了“总体小康—全面建设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的转型,实现了“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换挡。具体而言,从经济层面的中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从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从政治层面的发展基层民主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从精神层面的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到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从生态层面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这些均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与任务,表明习近平由简到繁、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战略思维。
三、运用辩证思维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及运行逻辑唯物辩证法强调“一分为二”地认识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辩证思维是辩证法的主观反映,亦是人们之于客观事物的认知过程,反映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辩证思维强调以科学思维为前提,通过对科学思维方式的进一步反思,从哲学视域反思人的实践活动及现实活动中矛盾关系的产物。辩证思维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与原理认识社会历史活动的思维方式。习近平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理论观点,在治国理政中,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本质,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运行逻辑。
习近平运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观点,阐释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共性”与“个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9]。这一重要论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维。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其他国家现代化的特征,即先进的生产力、发达的科学技术、丰富的市场资源、充沛的人力资源;也具有符合我国国情的特色,即人口规模巨大的主体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协调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价值性、人与自然共生的和谐性及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和平性。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同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一样,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并且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不仅体现着世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特征,而且表达出中国现代化的特质。
习近平坚持把握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从世界发展维度,他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既心系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人民,为推动全人类共同发展作出新贡献。从“五位一体”维度,他强调注重公平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物质需求;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确立人民当家作主主体地位,增进人民福祉;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平衡发展、协调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关系,丰盈人民精神品质;解决就业障碍与公共服务问题,稳定社会发展秩序;参与全球治理、致力“碳达峰,碳中和”,建构“生命共同体”。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人类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唯物辩证法重点论在治国理政中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与方法,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认识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内在逻辑体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习近平把中国式现代化与具体理论相联系,阐述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一问题。例如,针对现代化与生态环境问题,他提出,“我国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否则资源环境的压力不可承受”[15]124,强调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也要积极重视生态问题。针对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问题,他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22]461,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并行的道路,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要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也要推动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地发展。习近平将问题导向与发展前景相统一,将长远利益与当下利益相统一,体现了他强烈的辩证思维,为新时代治国理政工作的展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与工作方法。
二是习近平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系统的、协调的现代化,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他指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23]4中国式现代化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共同构成的多维度的现代化,不但体现着某一领域、层面的发展,而且蕴含着事物发展的整体性,注重一并推进、整体推进。展开来讲,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五位一体”的单线发展,或注重经济建设,或强调民主政治建设,或侧重生态文明建设;更为重要的是把握“五位一体”中“五大建设”之间的联系及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如平衡协调经济增速与经济扩能,民主政治与法治民主的关系等。因此,坚持以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不能拘泥于某一特定方面,要有系统思维能力。针对经济问题,既要化解这一具体经济发展问题,也不能忽视经济建设辐射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问题。同时,从“五位一体”的序位可以看出,经济建设为基础,政治建设为根本,文化建设为动力,社会建设为保障,生态建设为底线,其关系紧密、相辅相成,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这也是习近平辩证思维的具体彰显。
三是习近平不仅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部联系阐释如何实现现代化,而且从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四化”、教育、科技、人才现代化方面着重论述了如何实现现代化。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维度,习近平指出:“现代化离不开农业农村现代化”[15]66-67。农业农村现代化涉及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换言之,农业农村现代化、“五大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紧密、不可分割。这不仅体现出习近平运用联系的观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而且反映出习近平通过解决“三农”问题逐步破解现代化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从“新四化”维度,农业仍是“新四化”建设的短板,农村仍是防止返贫的重点场域,农业农村发展不协调、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对此,在奋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时刻,既不能忽视农业现代化,也不能抛弃农村现代化,要牢牢把握“新四化”建设的整体性与协调。从教育、科技、人才维度,习近平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6]27-28,理清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任务。教育、科技、人才与中国式现代化密切关联,是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习近平不仅注重某一因素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作用,而且强调多种因素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整体作用。
四、运用创新思维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内涵及新发展创新思维是指突破固有思维、超越过时陈规,通过揭示事物发展规律,接续开拓的思维方法,重点为“求变”“求新”。善于运用创新思维是我们党宝贵的历史经验。关于创新思维,习近平强调,我们必须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24]21。他不仅强调创新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贯彻创新思维的新论断新观点新方法。这一思维方法主要体现在道路、理论、制度层面。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出,是中国道路层面的创新发展。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理论命题;并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及许多重要会议讲话中多次对其进行阐释。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9]。这些重要阐释与重大论断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样态,不仅实现了对既有“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赓续发展,而且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创新超越。这一道路是与人类文明形态同频共振的文明道路,是坚持我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文化为依托的中国道路,是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世界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问题上,习近平还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政治发展道路、文化发展道路、国家安全道路、和平发展道路等,呈现“一路多面”的步骤与方式,既扩宽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也丰富创新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创新的主要内容。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5]13,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内涵,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属性。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转变,足以表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诚如习近平强调:“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26]17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我们不仅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在中国式现代化场域的指导作用,而且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塑造功能。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17]344,而是在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前提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异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层面的创新。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这一重要论断后,相应的部署被进一步展开落实。在总体维度,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其中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7]47。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制定规划的制度路线图,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制度的伟大创新。在具体维度,习近平强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行政体制,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先进文化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等。以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大制度为范本,涉及各领域、各层面的系列制度体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范畴,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制度层面的创新发展。
五、运用法治思维解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旨及多维度关联法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其不仅以法律制度为约束,而且以价值理念、思维方法为缔约,是“良法”与“善治”的有机耦合。法治思维,又称规则思维,强调以法规、制度规范人们行为活动与交往关系,是程序思维与价值思维的统一。习近平指出,坚定不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28]63。
在整体维度,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的法治思维体现为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就前者而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29]这表明人民不再局限于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基本需求,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层面也有更高的追求。因此,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从满足人民“两大需求”转变为满足“多种需求”。习近平积极回应人民对于法治建设的需求,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思维的重要体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列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内容,并强调:“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9]这一重要论断表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蕴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起点与归宿;另一方面,维护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及防止两极分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点。实现两方面的目标任务,均离不开法治建设,法治建设通过追求公平正义与防止两极分化,积极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后者而言,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法治思维的重要体现。基于这一本质要求,习近平强调,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0]17-18。习近平从民主的高度论述现代化,体现出民主之于人民、社会、民族的重要意义。
在具体维度,习近平着重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遵循,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保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唯一正确道路。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走出来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在这一道路问题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30]38走适合我国的法治道路,必须坚持我国基本国情,融入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既不能模仿“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西方道路,也不能硬套“城市中心论”“高度集权”的苏联道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与封闭僵化的老路。历史与事实证明,道路决定方向,走适合我国国情的、遵循我国法情的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法治要求。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治道路建设并不完全排除其他国家法治道路的经验,诚如习近平强调,探索适合我国的法治道路,要“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30]46。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是习近平辩证思维的体现,也是其法治思维的呈现。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的法治思维体现在强调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法治道路的同时,也注重把握以下问题。一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法治体系建设层面,习近平尤为强调筑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法治体系。对此,他指出,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我们要“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31]137。二是在法治治理现代化问题上,习近平强调,要正确处理“法治与人治”[32]的基本问题,明确法治与人治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三是在经济建设层面,习近平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32],把法治思维贯彻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强调通过加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长远、高效发展。总之,习近平以强烈的法治思维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从法治道路、法治体系及法治现代化的相关问题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六、运用底线思维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与价值主体底线是最低界线、限度,底线思维,是事物发展不可触碰的临界点,也是“现实的人”不可触碰不能逾越的界线,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与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将底线思维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从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底线及维护人民利益的价值底线强调底线思维的重要性。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逐步完善、深入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此后,“工业化”理论命题的提出,拉开了现代化的帷幕,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初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顺利完成“一化三改”,并进行了“四个现代化”探索,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与工业体系,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强劲的政治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3]163,既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也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江泽民指出,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与摸索做出的历史性的选择”[34]69,表明党与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党的十六大后,我们党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平等性、和谐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注入和谐特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更加重视党的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第一点,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9]。百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党革命、建设、改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说到底,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根本底线。倘若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上将无法建构,在实践上也将无法推进;倘若党的领导能力软弱,中国式现代化将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如出一辙,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走上“先污染后治理”老路;倘若党的领导不全面,中国式现代化或只注重经济现代化,或只注重生态现代化,现代化发展将会走向失衡。
维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是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底线。习近平不仅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论断,而且在具体层面强调落实这一论断。与西方资产阶级标榜的价值理念不同,中国共产党突破资本的桎梏,摒弃资本的罪恶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19],均围绕人民或人类的利益展开,不单重视“个体”的需求,而且更为重视“共同”的需求;不仅强调“单线”发展,而且更为强调“多面”发展;不仅重视“量化”,而且更为注重“质化”。就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言,习近平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15]123。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要把握“全体人民”,也要追求“共同富裕”,促进各地区、各领域、各民族统一的、协调的富裕。这种富裕在一定程度上既允许一部分人民或地区先富,又保持合理的差距。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而言,习近平强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坚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15]123-124,辩证处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关系、传统与现代化关系。进一步说,人的现代化不仅表现为衣食住行层面的物质富裕,而且体现为包括情感满足、社交丰富、权利享有、生态宜居在内的精神富裕。就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而言,习近平指出:“我国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15]124在习近平看来,我们不仅重视地域和平,也重视全球和平,不单重视国内和平,也重视世界和平,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提倡“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方案,“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35]399。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言,习近平强调,在绿色低碳转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坚定走下去,积极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发展中合理、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35]344。具体到农民的底线,习近平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36]270。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不仅要注重农民的物质需求,而且要关注农民的精神需求,还要协调平衡二者关系。同时,基于广大农民的利益问题,习近平提出,进行农村土地改革,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把握耕地的红线,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减产了,不能把环境破坏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37]12,进一步表明农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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