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技术的关系不仅是当代社会直面的现实问题，也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探讨的重要论题，对科学理解技术的本质、资本与技术的“同谋”以及技术的解放向度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劳动是主体的感性对象性活动，通过劳动工具能够现实化思维建构的“虚拟世界”，在“思维形式”客体化为“现实世界”的过程中确证自身的现实力量，技术水平直接决定着主体对象化自身的实际能力。在资本主义时代，“发达的机器”是机器大工业“狂飙”的技术基础，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因而可以将这一阶段称为“机器时代”。在当下，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于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重新定义了时代，即“智能时代”。“如果说以机器体系为标志的第一次劳动方式变革解放了人的肢体，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那么，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二次劳动方式变革则解放了人的大脑，实现了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1]在“机器时代”，“自动的机器体系”能够代替人类完成繁重的体力劳动，人类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并从事脑力活动。在“智能时代”，智能系统与机器体系的结合不仅解放了体力劳动，而且解放了脑力劳动。然而，“自动的机器体系”和人工智能在解放劳动的同时，也在流放劳动。所谓流放劳动，是指劳动过程不再需要特殊的劳动者或劳动者本身不再是生产过程的必需要素，机器体系本身能够自发完成全部生产任务，无须劳动者的控制、辅助和协调。劳动者不仅丧失了在劳动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更是被排除在生产过程之外，成为“无用阶级”。技术进阶与技术反叛加深了主体对技术现代化的“恐惧感”，因此如何理解技术现代化的“二律背反”并合理解决其现实困境就成为当今时代的重要论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技术现代化的分析以及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剖析为我们科学理解技术现代化提供了参考，马克思依旧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作为“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不仅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2]601，也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劳动是透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关键，“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550。劳动不仅是“现实的人”自我存续、自我确证和自由发展的基本途径，也是人类历史生成和展开的现实基础。因此，要想探析技术现代化与劳动的关系首先就要回到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解构其劳动思想并分析劳动的价值、构成与类型。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519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把握既没有走黑格尔式绝对精神外化的道路，也没有走陷入唯心主义泥潭无法抽身的费尔巴哈式的道路，而是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4]530。“现实的人”以劳动作为其存续的基本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其他一切社会成果。直接的物质资料生产既是人类个体存续的现实基础，也是实现自由解放的前提要件。没有现实的人类劳动，任何超越性的社会理想都是“乌托邦”。

劳动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始终的基础性和决定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215。人类首先表现为“自然存在物”，需要像动物一样获取生存资料，保证自身生理机能的正常运转，否则自然生命便无法得到维持和保存。人类劳动的确会提供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但是劳动水平和劳动能力如果始终保持在同一水平，那么人类社会便不会呈现出整体的上升性，人类历史就只是纯粹的“循环史”。但是，人类恰恰不是像动物一样消极被动地适应被给定的现实，而是通过有目的性和否定性的“超现实活动”变革当下、超越当下。“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是把人的非现实性(目的性要求及其所构成的世界图景)转化为现实性(人的生活世界)，而把世界的现实性(自在的或者说自然的存在)转化为非现实性(满足人的需要的世界)。”^[6]127在劳动过程开始前已经“观念地存在着”的劳动目的是劳动超越性得以实现的前提，因而人类社会才呈现出总体的上升性。

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追求的“最高理想”，也是人类劳动的终极价值指向。人类劳动首先是为了满足主体的基本生存需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不足”使个体终日束缚在繁重的劳动之中，无法获得足够的和丰富的物质资料，同时还要将劳动产物“无私奉献”给奴隶主和封建主。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实现了社会化大生产，但是个体自由时间被用来无偿增殖价值，主体的生命活动附属于资本的增殖过程。“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7]174只要社会生产力仍处于较低阶段，“生产不足”问题便无法解决，人类就只能以牺牲自由时间为代价，获得仅够维持自身基本生存的物质资料，终生束缚于物质生产领域，无法享受自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虽然不断赋予劳动过程以社会性和科学性，但是使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成为“资本的生产力”，为少数人服务。只有劳动主体真正占有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在满足“绝对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之外留有自由时间，进而建构“自由王国”。

劳动是主体生物本能发挥、生物机能得以保存的现实基础，也是人类超越性特征实现和变革现状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劳动是现实的人生存、交往和发展的本体论前提。”^[8]205没有现实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不仅主体的自然生命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其社会理想也无法实现，主体现实历史建构的根基也就无法夯实。劳动承载着人类的理想，但其“感性现实性”和“历史超越性”的落成离不开劳动过程的现实要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

马克思对主体劳动过程的分析并不是从纯粹的主体角度出发，而是从主体(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体(劳动的客观条件)相统一的维度出发。“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207-208通过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劳动过程首先表征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而物质变换过程则由人类自身的活动(劳动资料)来中介，进而实现人的劳动目的和意图。

劳动过程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5]208。人作为劳动过程的主动方，是体力和脑力总和的“力量之源”。从体力来看，人的劳动能力首先作为“自然力”存在，这种自然力在其发动机理和作用形式上同动物的自然力没有本质性的差异，这是由生物的生理基础和身体特征决定的。从智力来看，人的劳动过程是有主观目的和意图的，这就决定了主体不是自发将自然力作用于对象，而是在意识的控制和调节下作用于外部世界。这也就是说，体力的发挥建立在智力驱动、控制和引导的基础上，是自觉的过程。作为体力和智力统一体的人类能够在社会生产中创造一种新的生产力形式——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建立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使得人类社会能够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数倍于自然生产力的“新生产力”。劳动过程承担着人类“物化自身”的职能，通过人与劳动资料的结合使劳动结果呈现给劳动者，创造出劳动者直观自身和确证自身的现实对象。

劳动资料是人与劳动对象之间的中介，是将人的劳动力量转移到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在人类进化初期，“劳动者身体的器官是唯一的劳动资料”^[5]209，主体单纯通过自身的身体器官作用于对象，改造对象的能力和水平受到人类物理器官的限制，因而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随着劳动经验的积累，人类能够制造简单的工具并不断完善劳动工具。人类充分利用“异我之物”的自然属性，按照有利于人类劳动目的的方式改变其最初形式，进而将自然身体与工具形成统一体，延长人的“自然的肢体”，将自然万物的优势集中到人的身体上。人类将“自在之物”按照利我的目的改造其外在形式使之作为“为我之物”在劳动过程出场，这从根本上扭转了主体生存对自然的“绝对依赖”，极大提升了劳动效率和生产力水平，这是人类得以超越自然世界并建构属人世界的关键之所在。劳动资料或者说劳动工具的具体形态是判断特定历史阶段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尺度”。“机械性的劳动资料”(现代机器)相较于单纯的自然器官更能代表现代技术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征。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要素的内部结构不断变动，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正是由于“物或物的综合体”的革命，传统的生产方式才得以实现历史性变革。劳动工具的细化、专门化和机械化不仅依赖于人类的自然体力，也离不开人类智力的发展，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的过程中，人类生产力才能不断发展。

诚然，体力劳动在人类获取和生产物质资料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能把人类劳动直接等同于体力劳动，因为这样就将人理解为“动物性存在”。“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3]558这也就是说，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类越来越主动地运用自己的智力从事物质生产，将自发的生理冲动转化为自觉的文明行动。相较于人类社会初期较为低级的智力运用水平和层次，现代社会更多依靠脑力劳动实现生产力发展。劳动力可以“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5]195。因此，劳动的类型可以划分为体力劳动(体力的耗费)和脑力劳动(智力的耗费)。

“体力是人作为一种动物(自然物)所具有的能力，体力的存在表明人是一种动物。”^[9]30体力就是人的自然力，取决于人体内部身体机能的自然反应，体力的发挥、恢复和增强遵循自然规律。体力的使用必须要尊重人体的“生理界限”，不可以无限度消耗，否则便会日渐枯竭，无法持续供应。动物也存在体力耗费、恢复和消失的环节，这是由生物个体的“自然必然性”决定的，在这一点上，人和动物是一致的。但相较于动物的体能发挥，人的体力耗费过程是自觉的，因而劳动过程不表现为一维时间性的圆圈循环，而是呈现螺旋式高阶推进的特征。人类劳动的自觉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劳动结果在“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5]208；其二，劳动过程是“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5]208的现实活动；其三，劳动过程结束后，人类“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163，并把劳动过程作为意识的对象而思之。

人类越自觉自我，其智力运用程度和水平便越高，也就越能实现“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当生产不再为了使用价值，而是“为生产而生产”时，也就越需要脑力劳动促成生产效率的提升，人类脑力劳动对生产“促动效应”最明显的因素无非就是自然科学成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脑力劳动的成果成为资本增殖和扩大再生产的“助推器”，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36，进而创造了现代社会。

“现代化”一直是学界研究的关键概念，但受制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理论需要，目前学界对其并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学者们分别从西化、工业化、科技革命、社会制度和体制更新等多角度、多方面定义现代化，并依据各自的理论基础，对现代化发展进程、具体表征以及现实意义展开论述。因学科背景、依据文本以及考察角度不同，对“现代化”的界定必然会产生差异。笔者立足于《资本论》文本，从现代生产方式革命的视角来考察技术现代化过程。“工具机”的出场彻底变革了传统的劳动方法，成为机器生产方式变革的起点，是技术现代化的开端。19世纪“发达的机器”为人工智能的出场与应用奠定了基础，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应用是技术现代化的发展与进阶。

从《资本论》文本来看，技术现代化发端于机器生产方式的革命，因为机器(或工具机)彻底改变了劳动方式，使生产过程摆脱了对特殊技能和劳动者的依赖。资本关系出现于封建社会末期，简单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期样态，随着资本力量的强大，以分工协作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以现代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才得以出现。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分工协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劳动方式，只是逐渐改变了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和社会组织形式，为工具向机器的转变奠定了物质基础。手工工具向现代机器的转变重新定义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使资本增殖找到了最为合适的生产方式，进而将资本的增殖欲望转化为“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以现代机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彻底颠覆传统生产过程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主体的生活世界。因此，技术现代化的起点是“劳动资料革命”，即工具向机器(或工具机)的转变，但技术现代化并非一个完成时的结果，而是一个进行时的趋势，其间虽然存在“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11]10，但始终未终结技术现代化的运动趋势。从蒸汽革命、电气革命、信息革命以至于当下的人工智能革命，生产方式在变革的同时也极大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技术现代化究竟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无法作出完全准确的判断，但是对于其发端，我们必须回到19世纪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

技术科学化的前提是技术独立。技术独立并不意味着技术取得了“唯一者”的形而上学地位，构建了自在的运动系统和发展机制，而是回归了其本原性使用价值，既不为封建上层建筑的政治统治服务，也不为宗教神学的信仰统治服务，摆脱了传承壁垒和生产阻碍，为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服务。同时，技术独立也并非意味着技术与科学的二元对立，技术现代化离不开“科学因素”，但是科学成果无法直接转化为社会化生产的现实力量，必须要转化为可应用的技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3]23自然科学成果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相遇”才推动并促成了技术现代化。

科学是主体对自在自然和属人世界本质的探索、认知与掌握，源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主体不满足于直接被呈现的现实自然，渴求透过感性杂多的表象掌握其深层本质，进而满足主体向外求索的需要。技术则是人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具体方法和具体装置，科学越发展，生产技术越摆脱对特殊劳动者和直接肢体运动的依赖而代之以“物和物的综合体”。中世纪以来，封建政治权力和宗教束缚限制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成果一旦与宗教教条相违背就会被视为“异端邪说”，科学只能为宗教信仰论证，因而无法实现独立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渐确立主体理性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对科学性、合理性与可计算性的需要推动了科学本身的独立。自然科学成果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实践推动了劳动工具的“革命”，生产经验的积累和特殊技能的精进不再成为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7]357，因此技术科学化程度得以显著提升，为技术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劳动资料革命与技术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5]230。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共性”，需要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统一才能创造出社会所需的使用价值。劳动资料的发达程度是商品生产效率得以提高的重要“推手”，而劳动资料或劳动工具的先进程度则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个性”，需要创造剩余价值才能维持资本的生命力，生产技术越先进就越能够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而言，“现代技术”的应用和革新是资本的内在需要，只有不断推动劳动资料变革才能保证自身的社会统治地位。

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还依赖于劳动者的特殊技艺，依赖于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特殊工具，那么资本的自由增殖就无法获得充足空间。只有特殊的工具被同一的、可同时操作的现代机器取而代之时，才能够实现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从手工工具到工具机的转变既是工具形态革命的起点，也是机器生产方式变革的起点，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工场手工业时期，劳动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为机器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工场通过工具的简单组装形成了“复杂的机械装置”，直接推动工具向工具机的转变。“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7]356-357借助科学成果，先进技术直接被应用于生产过程，为以“发达的机器”为核心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统治地位提供了便利。正是因为技术的科学化，工具革命才得以实现，劳动资料的具体形态因而可以从手工工具发展为现代机器，进而促成现代机器大工业的诞生。

技术的科学化和工具革命使工业革命得以蓬勃兴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得以持续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工业革命，正是起源于同加工的材料直接接触的那一部分工具的变革”^[7]329。工具机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的最终完成。在现代科技和资本的推动下，“自动的机器体系”才得以出现，这是当时最发达的机器形式。生产技术革命的社会效应并非仅限于生产领域，而是逐渐扩散至全部社会空间，因而是一场广泛且热烈的社会革命。

工具机拥有强大的机械力，不仅破除了自然体能对生产的限制，同时也改变了人与技术、人与生产过程的关系，工具机可以“操作”工具完成工人手脑并用完成的相同工作。人操作工具受到人体器官数量的限制，但工具机则不受自然器官数量和体能的限制，可以在既定的时间内连续性地进行改变对象形式的运动。工具机的大规模应用加速了拥有特殊技能并使用特殊工具的劳动者的淘汰过程，劳动者“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转变为“偶然因素”，这也就是说“作为单纯动力的人”取代了“作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人只需从事单纯的体力消耗工作，而几乎无须智力耗费。人一旦不再运用独特的技巧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驱动工具机的时候，“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5]432。“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10]32推动世界市场形成的同时也刺激了主体对商品的需要。市场需要增加推动了工具机数量和规模扩大，而劳动者充当动力来源无法满足生产连续性的需要，这便加速了工具机与动力机的结合。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5]429各部分独立机器的出现并没有引发社会生产的整体革命，因为只要生产过程仍然依靠特殊的劳动技能和有限的人力，就无法摆脱生产过程的自然限制，更无法实现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但随着工具机、传动机构和动力机的结合，“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5]436，实现了“各个独立机器”的有机组合。劳动对象只需“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联结的不同的阶段”^[5]436，并且每个过程都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5]436来完成，“真正的机器体系”成为自我推动、自我运转和自我加工的生产体系。在动力机的支持下，工具机自动抓取劳动对象，用原来人手操作的工具作用于其上，通过传动机构传递给下一环节的工具机。“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5]438，“自动的机器体系”就得以出现了。

“自动的机器体系”的出现不仅是纯粹的技术革命，也引发了强烈的社会革命，塑造了新的世界。在以分工和协作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中，没有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可以脱离其他工业部门而单独完成整个生产过程。社会分工使每一生产阶段在独立的生产空间展开，同时又作为总过程的一个阶段而相互联系。一个生产部门的技术革新必然会引起其他生产部门的技术进阶，最后从整体上改变社会的面貌，掀起社会革命。资本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效应”，而且是“正外部性效应”，生产部门革命催发交通部门革命，交通部门革命又加速生产部门面貌改变，进而带来主体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剧烈变化。“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10]36促成了化学业、交通运输业、通信业、农业等生产生活各领域的变革，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命性成果不是停留在本区域内部，而是扩散至全球，因为“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12]23。“现代技术”所缔造的现代生产方式随资本流动而逐渐扩散到世界各地，深刻改变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总体发展样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其在全球统治地位的过程中，技术现代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现代技术”的助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便不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确立其社会统治地位。然而，技术进阶并非固定的封闭过程，而是开放上升的过程，“技术从根本上界定了一种与自然的具体关系——一种动态和矛盾的关系”^[13]75，这就意味技术现代化的“非终结性”。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不仅深刻改变社会的生产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重新定义着时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人类身体的延伸与拓展，增强了征服自然的能力”^[14]，机器不仅延长了人的物理肢体，也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现实力量。在机器时代，人们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也重新定义了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同时，人的劳动技能不再作为定义个体的独特方式，而是被降维为普遍的可代替性。而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兴起，主体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样态也经历了新的变化。技术现代化的最新成果——人工智能，在重塑现时代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劳动方式。

“发达的机器”被广泛应用的过程，既是个体生产技能独特性被日渐消解的过程，也是劳动者特殊劳动普遍可代替性被确立的过程。资本以价值增殖作为其根本生存指南，只有“螺旋式的无限积累”才能保证资本的生命活力，这就需要劳动更确切地说是剩余劳动的无限持续。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早期，资本家通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获得剩余价值，而且对劳动力的剥削不限于成年男工，甚至包括女工和童工。然而，自然人类是“有缺陷的结构”，永远无法保证自身体能24小时的持续输出和劳动速度的稳定保持。而现代技术则使资本摆脱了这一“短板”，扩大了资本的增殖空间，创造出了比人类体力强劲得多的“人造体能”，让人“在自己制造的产品的质量面前感到一种自叹不如的羞愧”^[15]3。“自动的机器体系”完美解决了人体的自然缺陷问题，只要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提供，“自动的机器体系”便可无止境运转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只要劳动连续物化为劳动产品，资本家便可以持续获得剩余价值，因而每位劳动者都是抽象力的发出者，都是可替代的，成为现代机器的“有意识的器官”，而不需要特殊劳动的耗费，这种劳动以“主客异位”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在机器时代，“发达的机器”虽然将主体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以简单、重复、抽象的体力劳动代替了人类的个性劳动。

技术经历了数次革命，推动了电气革命、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因而人类实现了从机器时代向智能时代的跃迁。计算机是一种智能机器，是辅助人类脑力劳动的工具，帮助人类从事简单、重复的智力工作，其系统不完备性使人类智能显现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人类对计算机的控制轻而易举，离开主体的操作，计算机便丧失了使用价值。但是，人类在研究和利用计算机的过程中，不断模拟人类智能，进而推动计算机智能系统的升级和程序的优化，智能算法系统模拟人脑的能力不断提升，人类智能被不断转移至计算机，实现了人脑智能与机器的结合，现代机器拥有了“类人智能”。智能系统、数字算法和自动程序的统一使计算机的启动和运转速度越来越快，人类智力的“独特性”不断被智能机器消解，人类只需要简单操作计算机，智能机器便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复杂的智能工作。智能机器系统的完善和升级为计算机与生产机器的结合提供了可能。

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自动的机器体系”的完备程度已经到达一定高度，“自动的机器体系”可以独立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大部分工作，劳动者只需“从旁照料”。“自动的机器体系”代表着自动化生产的较高阶段，“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5]438。相较于21世纪的人工智能，虽然“自动的机器体系”解放了劳动，但仍然还有很多劳动力被束缚在生产体系之中，离开人的辅助，机器生产很容易因遇到各种突发问题而无法持续，包括机器的启动和停止、机器间衔接的流畅性、临时故障的修复等，这些工作是机器本身无法自我完成的，必须依赖人类劳动。智能系统与机器体系的结合为机器生产的智能化和自动化进阶提供了技术支持。机器的运转时间、机器故障的处理程序、机器间的自我调节都极大改变了生产过程对人类主体的依赖，主体智能劳动的优越性被现代人工智能取代，越来越多的生产工厂成为“智能工厂”和“无人工厂”。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智能算法系统与“自动的机器体系”的结合创造了生产的“智能时代”。物质生产过程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由智能算法系统自动设定，机器的故障排查、故障检测和故障修复完全可以通过算法系统自身调整来解决，不需要主体任何直接劳动的参与。在生产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被生产过程排除。

“人类有两种基本能力：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在机器与人类的竞争仅限于身体能力时，人类还有数不尽的认知任务可以做得更好。”^[16]28819世纪，机器大工业的繁荣虽然能够不断取代简单体力劳动，但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优越性依旧存在。到了21世纪的智能生产时代，不仅体力劳动者不断被生产过程淘汰，就连脑力劳动者都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而且有越来越多的脑力劳动者已经在被淘汰的路上。智能时代意味着算法系统更新速度不断加快，这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掌握新知识，就难以应对现时代对“合格劳动者”提出的新要求。因此，智能时代塑造了大批“无用阶级”，他们不仅无法被生产过程吸纳，也丧失了对象化自身的现实途径。智能时代引发的技术困境直接驳斥了“技术乌托邦”，技术现代化非但没有消解社会问题，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技术现代化究竟是解放劳动，还是将人类流放到生产过程不再需要的“真空区间”？人类的劳动究竟在技术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些问题不断推动着我们重新思考技术现代化和劳动的关系。

技术现代化是人类自身劳动促成的结果，发端于机器生产方式革命，但是技术现代化进程以何种形态和结果结束，我们不得而知。因此，在不确定性中，人们对技术现代化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在“技术解放论”看来，技术现代化是人类摆脱外物束缚，实现自由的根本途径；在“技术悲观论”看来，技术现代化导致了复杂的现代性问题，拒斥技术现代化并后撤回前资本主义时代便可享受安静、美好的生活。“技术解放论”与“技术悲观论”的片面论断并不能全景呈现技术现代化的社会历史效应，而马克思则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技术现代化进程，在颂扬技术现代化“正效应”的同时，也揭示了技术现代化“负效应”的深层根源，为正确理解技术现代化与主体劳动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劳动作为感性现实活动，是人类自我存续和发展的依托，没有主体对象化活动，人便无法成就自身，也无法作为现实的历史主体以自身的现实活动应对充满变数的历史进程。正是借助技术现代化的成果，人类劳动过程才呈现出鲜明的现实性、时代性与历史性，能够在不断变动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主体的自我确证与自我发展。技术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过程，我们无法确定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究竟会以何种形式结束，但技术的每一次革命与进阶都是主体现实性的体现，使人类历史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和总体性。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以生存为目的而开展的物质生产活动既是人类确证自身的重要途径，也是人类社会历史得以展开的现实基础。没有物质生产活动的开展，人类便无法从自然进化过程中抽离出来，建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人类历史。技术在推动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进阶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离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产力便只能单纯依赖劳动者数量的增加，而难以以新的生产方式定义新的历史阶段。劳动工具是定义生产力具体阶段的重要标志，劳动工具对人类获得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具有重要意义。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工具的具体形式除了身体器官、自然存在物以及简单加工的工具以外，没有其他更先进的样式，故生产力水平并没有取得质的提升，但这是资本关系得以出场的历史基础，在此基础上，生产力获得了发展。“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5]586因此，在继承前资本主义社会既有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在生产技术经验的积累、自然科学发展和资本增殖需要的共同推动下，技术现代化才得以实现，人类才能进入新的时代。技术革新的过程既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提升的过程，也是人类通过劳动不断形塑和创造新的历史阶段的过程。

人是一种超越性存在，不满足于当下自然、社会所提供的既定现实，希冀通过自身的现实活动改变当下的现状。“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以满足自己生活的需要，这就是人所特有的生存——存在方式。”^[17]94人的超越本性向现实性的转化必然需要人类劳动过程的中介，“意图”与“结果”的符合程度离不开人类劳动所借助的劳动资料，这是由技术水平决定的。既定的技术高度无法满足人类的新需要，因此技术必然要不断进化，进而推动更先进技术的出现。技术现代化是历史的过程，不仅意味着技术具体形态的进化，也意味着人类对象化自身具体方式的改变。在技术现代化所促成的劳动方式更新过程中，劳动过程也反向加速着技术现代化进程，使得技术现代化过程和劳动对象化过程都呈现明显的上升性。

劳动自由既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探究的重要命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价值理想。人类是超越性和否定性存在，这种超越性和否定性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实现并不是由人类主观意图决定，而是由客观的生产力水平规定。技术现代化便是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主体劳动能力提升的决定性因素。没有技术现代化，劳动过程就只能依赖于落后的生产方式，劳动者也只能被束缚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4]527借助技术现代化，人类才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为自由解放奠基。

“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5]56人类生存和发展建立在物质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如果生产力水平无法达到一定高度，那么主体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就只能是被迫的，受到自然必然性和社会所有制的双重限制，一旦人类不从事这样的活动，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自原始社会以来，虽然人类逐渐学会了使用工具，不断提升劳动过程的技术水平，但是这样的劳动是不自由的，主体没有选择的余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成了技术现代化，塑造了现代生产社会和消费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7]359，资本与科技的“结盟”推动了丰裕的使用价值的创造。然而，资本将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强行占有为“资本的生产力”，并充分利用一切积极要素为资本增殖服务。但是，资本主义技术现代化并非永恒的历史过程，而是新的社会形态得以诞生的“历史媒介”，“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18]288。如果不经历资本与技术的结合过程，人类社会便无法在较短时间内拥有发达的现代生产力。

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完全实现了劳动自由，因而更高级的社会阶段依旧需要借助技术实现更高级的发展。只要人类依旧为了自身生存而被迫进行劳动、依旧受到自然必然性的驱使和辖制，那么这种社会就依旧是非自由社会。资本推动的技术现代化将人类逐渐从必要劳动时间中解放出来，增加自由时间，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基础。“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7]203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主体自由时间的丰富，主体劳动便摆脱了被迫形式，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2]435。同时，更高级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消灭了技术，恰恰相反，物质财富的生产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技术。因此，实现主体的劳动自由必须要借助技术现代化过程。

“现代技术从后果看具有‘善恶对价法则’：一项技术造成善果的能力，也可以造成同等程度的恶果。”^[19]解放劳动和流放劳动是技术现代化呈现的两种悖反性社会效应，如果无法以历史的视野把握技术现代化进程，就很容易导致抵制、否定技术现代化的极端行为。非理性、非历史性的理论观点不仅掩盖了技术现代化引发消极问题的深层逻辑，而且容易将人类引向歧途。

资本主义技术现代化使现代技术摆脱了“超验”目的，为现实的物质生产和资本增殖服务。“技术是知识的本质，它的目的不再是概念和图景，也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方法，对他人劳动的剥削以及资本。”^[20]2因此，资本主义技术现代化成为资本推动下束缚劳动、剥削劳动和流放劳动的工具。“发达的机器”虽然提高了机器生产的连续性，创造了丰富的商品，但是将劳动者排除出享受丰富物质财富的范围，资本甚至不惜牺牲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来为增殖服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大量篇幅描述技术现代化进程中，资本、技术与劳动者非正常死亡之间的紧密相关性。资本不满足于既定的技术条件，要不断推动生产方式革命，人工智能便是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最新途径。“技术作为工具的领域，既可以加快人的衰弱，又可以增长人的力量。在现阶段，人们对他自己的机械装置或许比以前更加软弱无力。”^[21]186高度发达的智能系统和自动化机器使劳动者被替代、排斥和流放，包括直接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劳动对象化自身权利的丧失意味着劳动者同生产、生活资料的分离，劳动者不仅丧失了生活必需物质资料的来源，也导致了个体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空虚。

因此，技术现代化一方面将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将劳动者从生产过程中排斥出去，进而形成了解放劳动与流放劳动的二律背反。诚然，资本主义技术现代化最大限度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代价。因惧怕技术现代化的消极影响而拒绝技术现代化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放劳动者，而过分夸大资本对技术现代化的促进作用，进而主张承认资本的绝对统治地位也无法实现劳动者的解放与自由。只有充分看到技术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正反效应，才能对技术现代化所创造的解放劳动与流放劳动现象作出科学评判。从《资本论》来看，技术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流放劳动的现象只是暂时性生产关系引致的结果，并非技术现代化本身的自然属性。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既要合理利用技术现代化，又要避免资本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控制，进而使技术现代化真正成为人类建构“自由王国”的助力。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既是主体对象化自身的现实活动，也是建构人类历史的现实基础。正是通过劳动过程，主体才得以实现自我存续和自由发展。作为否定性和超越性的存在，主体在继承原有生产力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发展不断变革生产方式实现生产力的更大发展。技术现代化发端于工具机，进而催生了机器时代，使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摆脱了对特殊劳动技能的依赖，实现了机器对劳动者的代替。智能时代是技术现代化进阶的产物，实现了智能系统与机器体系的结合，实现了对主体自然体能和自然智能的双重超越。技术现代化在解放劳动的同时也在流放劳动，主体对技术现代化的“恐惧感”不断加重。其实，从《资本论》来看，技术现代化是人类发展生产力实现自由解放的必经之路，技术现代化的“负效应”只是资本作用的结果，要在扬弃资本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其技术成果，使之为“自由王国”添砖加瓦。因此，不能因为技术现代化的消极影响就否定技术发展本身，而是要对技术现代化充满信心，技术现代化不会使劳动者成为“无用阶级”，而是会使之成为“自由人联合体”的重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