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了文化自信与社会主义强国的内在关系^[1]。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信的逻辑起点和坚实根基。国家“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强调了旅游在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根文化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维系情结和文化认同上起着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寻根旅游活动在不断增加。如何在寻根旅游的框架下建构游客的文化认同，唤起游客的宗族姓氏记忆，是在中华民族根文化的传承与认同中要考虑的关键问题。要回答此问题，须对三个问题进行解读：

第一，旅游与认同的关系。认同指“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即‘文化历史设定’)之间的被意识到的联系”^[3]，从类型上可以分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等，核心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人们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4]，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之下，不同文化之间越来越密切的互动交流既给人们带来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也带来认同重构的机遇，从而愈发显示出文化认同这一话题的重要性与时代性。旅游作为一种体验，与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具有耦合关系。对旅游与认同这一话题的讨论由来已久，较早的研究更关注于族群认同^[5]、社区认同^[6]、地方认同^[7]等，大多使用定性和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近年来，随着文化自信重要性的突出以及“文旅融合”战略的实施，旅游与认同的研究，一方面对前人的研究话题予以承继，另一方面关注点逐渐向国家认同等方向转移。大量研究置于文化旅游的特殊情景下，探讨旅游对文化认同的促进作用。例如：余召臣^[8]基于互动仪式链的理论视角，认为遗产旅游中的互动仪式对文化认同具有促进作用。孙艳等^[9]运用叙事研究方法，发现海外移民家庭在返乡旅游过程中形成的集体记忆有助于其国家认同建构。张圆刚等^[10]则分析了红色旅游对国家认同实现的多元路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工具，而且具有文化和社会价值。旅游与认同的研究情景多元化、研究方法多样化，关于旅游对文化认同影响机制的解析越来越深入，但鲜有研究者关注“寻根旅游”这一特殊的文化旅游形式。

第二，寻根旅游的具体含义。国外对于寻根旅游的研究可查最早文献发表于1996年^[11]，随后，研究者们对寻根旅游的动机^[12-13]、旅游者群体的内部差异^[14-15]、寻根旅游体验^[16-17]等进行了广泛且深入地研究，涉及的研究对象以跨国(境)的寻根旅游者群体为主。寻根旅游与文化认同的关系在诸多研究中得到探索与检验。Li等^[15]以文化认同为关键判别依据之一，将寻根旅游者分为“再次肯定者(re-affirmative)”“探寻者(quest)”“重新联结者(reconnected)”“疏远者(distanced)”“客观者(detached)”，不同类型的旅游者拥有不同的旅游体验，体现了寻根旅游对文化认同影响效应的差异。国内对于寻根旅游的关注几乎与国外同时期，且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李志伟等^[18]指出寻根旅游将成为中国旅游的新热点。但关于寻根旅游的研究却一直显得少而分散，主要探讨寻根旅游的概念与界定分类^[19]、寻根旅游的规划与开发^[20-21]以及从人类学视角对中华文化背景下寻根旅游精神内核的解读^[22]。

第三，寻根旅游的认同建构过程。已有学者对海外返华寻根旅游者的情感体验进行研究，发现情感体验的两个维度——怀旧记忆和情感唤起——对于地方依恋中的地方认同维度都有正向影响^[16]。Otoo等^[17]检验了个人参与在情感体验与地方依恋之间的中介效应。二者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寻根旅游体验与文化认同存在相关关系，并一定程度上探明情感体验对文化认同建构的作用机制；但未关注到除情感体验以外的旅游体验维度，同时经验观察范围内未涉及在一国境内流动的寻根旅游者，而生于并长期生活在本国文化环境下的本土居民在旅游体验和文化认同上有别于移民群体及其后代。

本文使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寻根旅游者为主要对象，将广东省南雄珠玑巷作为典型案例开展研究。首先，通过隐喻抽取技术(ZMET)的定性研究方法分析12位典型寻根者的认知地图，总结出共识地图；并从共识地图中识别出寻根旅游体验、文化认同的关键因子以及两者之间的连接路径。其次，结合定性研究结果与之前研究基础，在定量研究中建构寻根者文化认同的假设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最终得出寻根旅游体验对文化认同建构的作用机制模型，以期为建设高质量寻根旅游目的地、促进文化认同提供参考。

二、基于隐喻抽取技术的珠玑巷寻根游客文化认同的共识地图构建 (一) 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

隐喻抽取技术是一种把非文字语言(如图片、影像等)和文字语言(如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Gernald Zaltman于1995年提出^[23]。最初，该方法多运用于营销学、传播学等学科，21世纪初我国旅游学者将该方法运用至旅游研究领域^[24]。本文采取Zaichkowsky^[25]所提出的PII量表筛选样本，筛选出具有高涉入度的寻根旅游者作为访谈对象，使用ZMET进行半结构化式访谈，得出每位受访者的认知地图。然后，通过网络文本分析对所得构念进行比对验证后得出共识地图，从而为假设模型的建立提供依据。

(二) 研究准备 1. 样本选取

PII量表用于研究个人涉入度，即个人认知某事物及其在需求、兴趣和价值观方面的涉入程度，从而保证研究的可信度。该量表最低为10分，最高为70分，划分低(10~29)、中(30~50)、高(51~70)三档涉入度等级。

研究者对有意愿参与研究的候选者发放PII量表，根据PII值的高低，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向候选者发出邀请，最终共有12位中高涉入度的候选者参与访谈，受访者人口统计特征如表 1所示。

2. 影像资料搜集

ZMET方法要求研究者在正式访谈前5~7天明确告知受访者访谈目的与访谈主题，并请受访者自行搜集、选择能够代表自己内心想法的影像资料8~10张。研究考虑到中西文化差异和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将本步骤调整为受访者自己提供资料与在研究团队提供的资料中选择相结合的形式。

3. 研究过程

2022年1月21日—2月25日，研究者前往珠玑巷进行实地调研访谈, 受疫情影响，部分访谈通过视频通话的方式进行。研究者在访谈前1~2周联系受访者，告知研究主题为“寻根旅游与文化认同”，向受访者详细解释研究目的，解答疑问，确认访谈双方均已了解研究主题与访谈步骤。

经受访者同意，研究者对访谈全程进行现场笔录及录音，留存访谈原始资料以便于后期构念整理及认知地图绘制。具体访谈过程如下(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展示受访者D的抽取过程):

(1) 讲故事

受访者根据自己提供或选择的8~10张图片，以讲故事的方式表达内心真实想法与感受，并说明该图片与珠玑巷寻根旅游的关联。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借助攀梯法引导访谈，对提及的关键构念进行现场记录，照片说明、故事描述与构念抽取如表 2所示。

(2) 遗失的影像

请受访者描述对他认为重要但现场影像资料未能充分表达的内容，该步骤目的是了解受访者较为深层的内心想法。遗失的影像描述和构念抽取如表 3所示。

(3) 分类整理与构念抽取

受访者按照自己的逻辑对图片进行整理归纳，分类后受访者需要给每一组图片命名并给出分类理由，该步骤在于了解受访者对不同构念及相互联系的认知，并初步建立所得构念之间的区隔与联系。分类整理与构念抽取如表 4所示。

(4) 最具代表性的影像

请受访者选择一张最能够代表研究主题或自身感受的影像，并说明原因。受访者D的选择及构念抽取如表 5所示。

① “装故事”是由戏曲演变而来的民间娱乐戏，在2015年被列入韶关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相反的影像

通过描述在寻根旅游中感受到的与寻根过程最不符合的影像，进一步了解受访者对于寻根过程所产生的构念。影像描述与构念抽取如表 6所示。

(6) 绘制认知地图

研究者复盘现场记录并将录音资料整合为文本，在ZMET认知地图绘制原则的基础上，将抽取的构念依照其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分层。受访者D的构念可分为四类：吸引物、认知情感、个人参与和认同归属，将吸引物归入起始构念，认知情感及个人参与归入连接构念，认同归属归为最终构念，从而建立构念之间的联系。受访者D的认知地图如图 1所示。

(7) 小短文

受访者D对自己在珠玑巷的寻根旅游体验做概括性描述，该步骤目的在于再次确认抽取的重要构念。总结影像和小短文如表 7所示。

三、研究分析 (一) 构念抽取整合

在绘制共识地图之前，研究者首先根据单个受访者的访谈结果，为每位寻根者绘制认知地图(如前面所展示的受访者D的认知地图)，通过对12位寻根者认知地图的分析整理，抽取共识构念，绘制共识地图。

在抽取的过程中主要采取凯莉方格法，寻找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构念，并用盘梯法寻找构念与构念之间的关系。构念抽取必须遵循收敛原则，即共识地图中构念至少需要1/3的受访者提及(本研究为4人及以上) 才能考虑。研究者共整理12名受访者的访谈录音与影像资料，提炼出99个构念，并对构念进行一致性趋势分析，如图 2所示。可以看出，随着受访者人数的增加，新增构念出现得越来越少：受访者A提出29个构念，受访者B提出31个构念，而受访者H—K中每位受访者提出的新增构念已不超过5个，说明这12名受访者提出的构念趋于饱和。

为使抽取的构念更加全面与准确，研究者使用“八爪鱼”软件爬取国内外知名旅游网站(TRIPADVISOR、携程、美团和马蜂窝等)上旅游者在珠玑巷旅游后的评论文本，共计508 775字，从中抽取出82个出现超过10次的构念。研究者对这部分构念进行距离矩阵分析，找出相关性较高的构念组，与使用ZMET抽取出来的99个构念比对，完善抽取构念。

整个过程采取“背靠背”的方式，由不同研究者对原始材料进行多次抽取，抽取过程互不干扰，针对各自抽取的结果进行讨论、比对和调整，将相似构念予以合并(如“南迁故事”和“先祖南迁历史”合并为“南迁历史”，“胡妃塔”和“贵妃塔”合并为“贵妃塔”等)。最终，得到30个关键构念，其中7个原始构念，17个连接构念，6个最终构念，如表 8所示。

(二) 寻根者共识地图分析

两个构念之间至少需要1/4受访者(本研究为3人)提及才能建立连接关系^[26]。小部分构念虽然达到提及次数要求(如：“珠玑后人”被提及5次，“抗击疫情”被提及4次)且构成连接，但因与其他构念尤其是与最终构念关系不明显而被舍弃。最终，共识地图中共包含28个构念，其中5个原始构念，17个连接构念，6个最终构念，如图 3所示。

1. 共识一：地方特色人文景观触发认知与情感

寻根旅游本质是一种文化体验旅游，特色文化景观是激发寻根者对于寻根地认识和情感的重要吸引物。南雄珠玑巷在岁月积淀中，形成并保留了许多独特人文景观，如贵妃塔、宗族祠堂和舞龙舞狮等。

贵妃塔是最具代表性的建筑景观，它记述胡妃故事，是珠玑人集体记忆的载体，引发寻根者的共鸣。

“这个妃子塔(即贵妃塔)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胡妃故事)说的是一个妃子带着一群从中原逃难的人到珠玑巷，有许多跟着妃子一起来的不同姓氏的人就在这里定居……可以说是珠玑巷作为寻根地的一个标志。”(受访者F)

“我们小时候就住在这个胡妃塔旁边，对这里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从小就是在这个胡妃塔的旁边抓石子、玩纸牌长大的。”(受访者A)

舞龙舞狮，仪式隆重、热闹非凡，是极具特色的民间风俗，是与童年记忆和地方特色有关的文化烙印。寻根者对习俗的亲身体验往往能强化其对寻根地文化的认识。

“舞龙舞狮它代表了南雄市的一个地方特色，是珠玑古巷的一个地方风俗。看到‘装故事’、九十九节龙，就能够想到珠玑古巷。”(受访者D)

祠堂作为一种能充分表达姓氏、宗族、房系等群体归属的实体符号，直观地展示了祖辈赖以生存的根基，象征着祖先与宗族组织^[27]。它是寻根者与宗族的精神纽带，为其情感表达提供实体场所。寻根者在看到自己姓氏的祠堂时，都有经历独特的情感体验：

“看到自己姓氏的祠堂的时候，(我)还是非常开心的。刚刚还看到了一个李氏的祠堂，整个祠堂特别大，特别宏伟，觉得挺壮观的。”(受访者B)

“当然，(我)在找到自己的祠堂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感动。在我们卢氏祠堂的门口有两位老人家，可以说是一直守护在这个地方。我走进去的时候，两位老人家会主动走上前来询问我是什么姓氏的，来自哪里。”(受访者E)

2. 共识二：珠玑巷的历史文化是寻根者的重要认知

以胡妃故事为代表的南迁历史及传说是珠玑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游览珠玑巷的过程中，寻根者往往会联想到珠玑巷南迁历史及传说，尤其是流传较广的胡妃故事。并且，他们大多将珠玑巷的历史与本家姓氏祖先的叙事相结合，从而建构自身认知。

“胡妃故事其实就是南迁历史的一个缩影，讲了胡妃跳井保护珠玑人免遭迫害(的故事)，其实就是在讲述曾经的一段艰苦历史。我们都是那一段历史中走出来的人，更应该感激当年祖先的逃难，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受访者I)

“南门楼是珠玑古巷中较有代表性的建筑，见证了当年珠玑巷人南迁的历史，其实也象征着我们广府人的开拓精神。”(受访者A)

“当年许多姓氏从中原南迁下来都经过了梅关古道，它连接了岭南南北，是古代一条重要的驿道，包括我们姓氏也是从这条路走出来的。”(受访者C)

珠玑巷地域色彩浓厚，在建筑风格、习俗活动等方面都体现出岭南特色。寻根者在构建自身身份过程中，会借助珠玑巷历史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联系，形成对于自身身份的新认识。

“喜庆的红墙与六角庙是岭南建筑的一种特色，也是一个标志吧，(是)我们广府文化的特征和体现。”(受访者E)

“其实珠玑巷的这些祠堂的建筑风格都还是很突出的，祠堂顶部是圆弧状的，城门楼的屋檐高高翘起，很有岭南风格、很好看。”(受访者C)

3. 共识三：感激、亲切和震撼是寻根者的主要情感

寻根旅游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因人而异，但震撼、亲切和感激作为共通的情感特征词成为寻根者的共识。“震撼”主要是寻根者对于珠玑巷习俗活动的欣赏与触动；亲切，是寻根者回到故土、认祖归宗的熟悉与温情；“感激”一方面是对于祖先南迁珠玑巷、造福后人的感激，另一方面是对今天富足生活的感恩。

“舞狮舞龙的表演真的很震撼、很新鲜，满大街都是人，非常热闹。”(受访者D)

“回来的话会觉得很熟悉、很亲切，会到处走走，有时间再去找一下祖上的故居、族谱什么的。(来到珠玑巷)就让我觉得我是这里的人，是有一个源头在这里。”(受访者A)

“珠玑古街(巷)整体是比较朴素的，尤其是旧区，更能够反映祖先当时的居住环境以及艰苦……看到这些自己也是会觉得很感激，(先人们)非常不容易，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受访者G)

“新祠堂其实象征着祖先的后代过上了幸福小康的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富裕，才能将新区修建得如此漂亮。同时，这也说明我们后人是有感恩的情结在的，感恩当年祖先逃难，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受访者I)

4. 共识四：认知或情感激发寻根者的个人参与

一方面，感性情绪的表达会诱发寻根者的个人参与，寻根者会在情感共鸣下进行一些寻根类的行为活动，如祭拜、上香或翻阅族谱等；另一方面，理性认识的深化与再构建，也会影响寻根者的价值认知，从认识层面激发寻根者的寻根意向与行为活动。

“我满大街找自己姓氏的祠堂在哪里，当我找到李氏祠堂的时候，哇的一声，非常的开心, 上去给祖先磕了个头，然后上了一炷香。”(受访者D)

“小时候听老人说，实际上我们都不是南方的人，我们的祖先都是从中原过来的。一说起寻根问祖就肯定是来珠玑巷寻根。我丈夫姓黄，从他那里了解到，姓黄的祖先带了九个儿子来珠玑巷，他们留下了一首诗，以诗为证，作为是姓黄人的身份象征，一直流传到了现在。我来珠玑巷就也是想来找找，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受访者I)

5. 共识五：个人参与增强寻根者对于地方或宗族的认同感

从自我效能的理论视角来看，个人参与能够影响寻根者的积极自我构建，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从而为自身营造一种支持性的心理氛围，进而激发自我认可与归属^[28]，这种归属可以是对于地方文化的认同，也可以是对于宗族身份的认同。

“过节舞龙舞狮很有意思啊。不同地方但是一个姓(氏)的人都聚在一起，相互认识、熟悉一下。这样以后大家想起自己姓什么、想起珠玑巷，会觉得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在这里。”(受访者E)

“当我找到自己的祠堂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最起码我在广东找到了自己的源头。而且我本身也是岭南人，来到南雄，这里的建筑风格各方面都(与家乡)很相似，也算是寻到了自己的根了。”(受访者F)

“祠堂就是一个凝聚力，它是一个让所有同姓的后人聚在一起见面的地方，让我们有一个牵挂在这里。我回到祠堂、上一炷香，也就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根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受访者I)

四、寻根者文化认同假设模型建构与验证 (一) 寻根者文化认同假设模型建构 1. 情感体验、价值认知与个人参与

ZMET研究结果表明，旅游者在寻根过程中会被唤起亲切、熟悉等积极心理生理反应和情绪。受到这类情感体验的驱使，旅游者出现进一步深入参与寻根旅游的行为意向，典型表现为对于本姓祠堂、族谱等身份标志物的寻觅行为。在知青怀旧旅游^[29]、影视旅游^[30]、城市旅游^[31]等旅游情境下的研究证明了情感体验能影响旅游者的行为意向，且不同的情感体验对旅游者个人参与的影响会有所不同。例如，Otoo等^[17]的研究发现，愉悦和爱与个人参与正相关，但不愉快和惊喜则对个人参与没有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假设模型中的情感体验变量进一步细分为积极情感体验和消极情感体验两个子域。

旅游认知的过程是旅游者形成对旅游地相关事物的总体认识和评价的过程^[32]。价值认知是寻根旅游中的重要体验，旅游者在寻根地接触到贵妃塔、城门楼、舞龙舞狮等景观或民俗时，通常会认识到该对象在文化等方面的价值。已有研究结果表明，旅游认知、旅游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会出现差异^[33]。但在具体的旅游情景下，仇梦嫄等^[34]证实游客声景认知过程对其环保行为有影响作用。结合ZMET研究结果，当旅游者在寻根过程中对寻根地的景观或民俗价值有更深刻的认知时，会以主动(如拍照)或被动(如联想南迁历史)的方式加深个人参与的程度。基于此，提出假设H1—H3：

H1：在寻根旅游过程中获得的积极情感体验对旅游者的个人参与有正向作用。

H2：在寻根旅游过程中获得的消极情感体验对旅游者的个人参与有负向作用。

H3：在寻根旅游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认知对旅游者的个人参与有正向作用。

2. 个人参与和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的建构需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旅游者体验若只停留在情感体验和价值认知的阶段，缺乏主动的参与行为或参与程度不高，则有可能“感触有余而认同不足”。旅游者通过寻找祠堂、牌位以及磕头上香等行为参与寻根的过程也是确认归属的过程，完成确认仪式的旅游者更容易产生“认祖归宗”的真实感，从而建立起认同。

目前，已有研究讨论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对国家认同的影响^[35]以及游后的分享行为对国家认同的促成作用^[9]53-54，本文则聚焦于具体的旅游情景，探究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个人参与对于文化认同的影响，根据ZMET的共识结论将文化认同进一步细分为地方认同和宗族认同，提出假设H4、H5：

H4：寻根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个人参与对宗族认同起正向作用。

H5：寻根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个人参与对地方认同起正向作用。

3. 宗族认同与地方认同

以珠玑巷的南迁历史为典型，宗族的迁徙、定居叙事中一定会留下地方的印记，宗族与地方的联系在于强调宗族会定居于某地，迁徙过程中的重要地方节点也通常会被族谱中记录下来，构成宗族历史叙事的一部分。这也解释了为何珠玑巷这类“迁徙驿站”虽然并非最逻辑真实、最本源的“根”，但也可以成为重要的寻根地。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宗族仍然能作为精神家园给人以归属感，而一个具体的地方则是承载精神家园的物质环境基础。地方文化是宗族文化形成的“大文化背景场”，宗族则同样形塑着地方文化，两者相互交融。比如，ZMET研究的受访者在接触到祠堂时，既会因它是宗族的重要标志而感到亲切，也会注意到祠堂的建筑风格具有岭南的地方特色。

现有研究关注寻根旅游与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16-17]，前面ZMET研究结果则显现出寻根旅游与宗族认同的建构有更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假设宗族认同会移情扩大至对宗族所在地方的认同，视旅游者个体的差异性，“地方”的范围所指不尽相同，如可指向广府、岭南以至整个国家，提出假设H6：

H6：宗族认同对地方认同起正向作用。

综上所述，构建理论假设模型，如图 4所示。

(二) 寻根者文化认同假设模型验证 1. 问卷设计

本研究调查问卷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结合ZMET研究结果进行调整以更适合中国寻根旅游情景，共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受访者的社会人口特征。二是情感体验和价值认知量表，基于Otoo等人^[17]的量表和ZMET研究结果调整而来。三是个人参与量表，主要通过ZMET研究结果构建。四是文化认同量表，地方认同部分参考Zou等^[16]所使用的量表，结合前面结论调整并构建宗族认同量表。

综上，问卷由积极情感体验、消极情感体验、价值认知、个人参与、宗族认同和地方认同6个变量，共计25个题项组成。上述所有量表均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进行测量，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

问卷编写完整后，研究者在小范围内随机发放了50份调查问卷进行预调研，根据反馈意见对语句表述、题项顺序等进行修改，最终形成正式问卷大范围发放。

2. 数据搜集和样本说明

本次问卷通过在线问卷平台“问卷星”发放，调查时间为2022年6月10日—7月19日。问卷中首先提出一个筛选问题，以确保调查对象进行过至少一次寻根旅游。问卷共发放272份，通过测谎项对回收问卷进行筛选并剔除填写不完整的问卷后，最终可用于数据分析的问卷有253份，有效率93%。

数据显示，大部分受访者为女性(59%)，以中青年群体为主(26~55岁的受访者占比73%)，且61%的受访者受过高等教育。在居住地上，近一半的受访者来自广东(42%)，其次为甘肃(31%)、山东(16%)、河北(7%)和其他省级行政区，表明问卷调查范围兼具与研究主题的契合性和良好的覆盖性。旅游频次方面，有49%的游客仅进行过一次寻根旅游，28%的游客每1~3年进行一次寻根旅游、14%的游客每10年及以上进行一次寻根旅游、9%的游客每4~9年进行一次寻根旅游。

3. 数据分析方法和数据预处理

采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对测量模型结构进行评估，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评估测量模型的信效度和模型拟合度，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假设进行验证。

为确保统计的一致性，对积极情感体验、价值认同、个人参与等正向指标进行归一化，指标数据越大对旅游者认同的贡献度越大；对消极情感体验进行反向归一化，指标数据越大对旅游者认同的贡献度越小。

4.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为了提取情感体验变量的潜在域，使用方差最大化旋转方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所有共同度均大于0.5，表明该变量至少与一组题有中度的相关性。同时数据通过KMO(0.847)和Bartlett球状检验(χ²=3 776.779，p=0.000)，表明问卷具有结构效度，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分析通过7个题来测量受访者的情感体验，生成域特征值大于1.0的双因子测量模型，因子载荷超过0.89，大于0.5。两个域分别为积极情感体验和消极情感体验，且Cronbach's α系数在0.9到1.0之间，高于0.7，证明每个域内部具有一致性。数据归一化后，总平均值为0.833 2和0.474 0。

另外，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价值认知、个人参与、宗族认同和地方认同4个变量所对应的题项进行进一步识别，生成了四个特征值为3.344、3.381、4.339和4.408的单因子测量模型。共同度区间分别为(0.700, 0.898)、(0.728, 0.901)、(0.812, 0.892)、(0.792, 0.828)，表明每个变量至少与一组题项有中度的相关性。因子载荷介于0.837~0.949之间，均大于0.5。方差解释率分别为83.606%、84.533%、86.790%、80.967%。Crobach's α系数均高于0.9，说明四个测量模型都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5.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拟合验证所提出的测量模型是否成立，该测量模型由6个变量和25个题项组成。

所有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680到0.962之间，均大于0.5；组合信度(CR)均超过0.7，说明内部一致性水平良好。平均方差抽取量(AVE)范围在0.731~0.833，均大于0.5，说明收敛效度良好。基于Fornell-Larcker标准^[36]的区分效度检验表明，所有AVE值均高于最大共享平方方差(MSV)，变量之间的平方相关性大于MSV，说明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区分性。模型整体信度和效度检验良好。

模型整体拟合度方面，卡方自由度比结果介于1~3之间(χ²/df = 2.428)，拟合度指数(GFI)为0.842，近似方差均方根(RMSEA)为0.044，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05，增量拟合指数(IFI)为0.913，相对拟合指数(TLI)为0.891，标准化拟合指数(NFI)为0.836，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良好。

6. 模型检验

运用SPSS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模型整体拟合度良好(χ²/df=2.428，RMSEA=0.044，GFI=0.842，NFI=0.836，IFI=0.913，CFI=0.905，TLI=0.891)。

为验证结构模型中的假设关系，本文将显著性水平设置在0.001，即当结构模型路径上的p值小于0.001时，表示支持假设。分析结果如表 9所示，结果表明，模型中的5条假设路径通过检验，假设H3被拒绝。

假设H1、H2通过检验，表明积极情感体验(γ=0.379，t=4.726，p＜0.001)和消极情感体验(γ=0.139, t=5.994, p＜0.001)都会对旅游者的个人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3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价值认知则对旅游者的个人参与无显著正向影响，原因可能如下：

第一，珠玑巷对于吸引物价值的解说系统建立不完善，无法满足旅游者的认知需求。从前面定性研究中可以发现，能触发旅游者价值认知的通常为民俗活动(姓氏文化节、舞龙舞狮等)和标志性建筑景观(姓氏宗祠、张昌故居、古道等)，而珠玑巷目前缺乏相关的专业解说人员、设施设备等，使得游客对其价值的认知停留在表层，因此参与程度不高、体验不足。在已有的关于价值认知与个人参与关系的研究中，无论是节庆体验^[37]还是体育活动，参与者都需要在深度了解活动内涵与价值后，才能真正地融入当地，沉浸在活动体验中。第二，从价值认知到个人参与之间有行为意向作为中介变量^[38]，而受逗留时间、旅游动机、旅游产品质量等因素制约，三者之间的转换递进会存在落差。例如，即使游客认知到寻根旅游地某吸引物的价值，但因在珠玑巷的计划停留时间较短，或目的地对有关资源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不提供相应的体验活动，这些均可能导致游客无法进一步更深入地参与体验。

假设H4、H5成立，说明旅游者的个人参与对宗族认同(β=0.385，t=6.230，p＜0.001)和地方认同(β=0.912，t=6.300，p＜0.001)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地方认同的影响更为明显，即旅游者的个人参与更能提升地方认同。

最后，假设H6证明了宗族认同和地方认同之间的正相关关系(β=0.152，t=6.220，p＜0.001)，旅游者的宗族认同对地方认同有直接影响。

结构模型的总路径系数结果如图 5所示。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旨在研究旅游者在寻根旅游中的文化认同建构机制。通过隐喻抽取法发现，旅游者的寻根旅游体验主要有价值认知和情感体验，两者推动旅游者的个人参与，文化认同可以分为宗族认同和地方认同。定量研究结果证明寻根旅游者的文化认同遵循着情感、参与、认同三者的关联逻辑进行建构，旅游者对于宗族的认同通过映射地方历史文化、建筑特色和民风民俗等，在建构的过程中进一步内化为地方认同。

(二) 讨论

首先，通过质性研究发现, 寻根旅游者的价值认知对个人参与有影响，从而影响文化认同；但定量研究结果不支持该假设。关于价值认知与个人参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挑选新的研究案例、变量，收集更全面广泛的数据资料，以加深对于寻根旅游情境下文化认同建构机制的认知。

其次，本文建构的文化认同模型中仅选取宗族认同和地方认同作为文化认同的维度。但实际上，国家认同也构成文化认同的重要层次。国家是宗族和地方的融合体。一方面，地方处于国家的地理界限中，从空间范围上来说是国家的子类。另一方面，在国家认同和宗族认同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强调“家国同构”，东欧和亚洲模式下的“民族(国家)模式”表现出对血统、谱系、本土文化的重视^[39]，因此国家认同能够构成宗族认同的延伸。未来对于宗族、地方和国家认同三者，在旅游尤其是寻根旅游情境下的交互关系可以展开更为深入地研究。

“在这个寻根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在寻找自己家族的根脉，也是在寻找这个国家、我们汉民族的根。”(受访者C)寻根旅游是旅游者出于追根溯源动机的独特体验过程，是回应人类对于自我本质和归属的向往的过程。在实践层面，寻根旅游目的地应当考虑如何运用姓氏文化等精神符号、宗祠牌坊等文化载体打造高质量寻根旅游产品，充分融合中华根文化的寻根旅游体验唤醒旅游者的宗族与家国记忆，满足旅游者的受教育需求和情绪价值，促发沉浸式深度参与，以共同的文化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塑造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