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共产主义不仅遭受“失败论”“渺茫论”“乌托邦论”等所谓共产主义虚无缥缈论的冲击，而且不断遭遇自由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终结论、普世价值等社会思潮的解构，共产主义虚无论、妖魔论等错误思想认知正不断吞噬并消解着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价值信仰和理想信念。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深刻认识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被淡化、弱化、边缘化的严峻性，有学者对共产主义价值观科学性进行了确证，对共产主义信仰弱化、淡化的相关原因和破解思路等进行了探析。例如，吴永刚^[1]从价值目标的崇高性、价值取向的为民性、价值主体的广泛性和价值实践的可行性四个方面对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科学性进行了论证。王培洲^[2]探析了共产主义遭遇各种错误思潮解构的背后原因——共产主义话语体系的缺失导致共产主义高扬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遭到遮蔽，并提出从价值话语、实践话语和“世界历史”话语三重维度进行共产主义话语建构。郭东奇等^[3]认为，纠正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偏见和认识误区，深入分析和研究共产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做好新时代共产主义话语的建构和传播工作，对于提升共产主义话语权，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认为要破解共产主义价值观虚无论的迷局，跳出共产主义妖魔论的魔咒，在继往开来的共产主义实践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实践中重塑并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价值信仰，还需追本溯源，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源头厘清并呈现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本真意蕴，建构并彰显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就是对共产主义价值观思想内涵的言说、表达和叙事能力，以及对共产主义价值观吸引力、感召力、公信力、引导力和影响力的塑造与生产能力。前者是对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的理论建构，后者是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的生成实践，两者共同构筑并彰显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话语权威。

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是资本主义全新发展的历史时期，以生产资料私有、劳动力和资本根本对立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广泛确立，世界市场得以开拓，产业革命相继完成，两次工业革命又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切奠定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基础，也确立了以“自由、平等、人权”为主导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然而，这种私有制下的自由、平等和人权不过是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群体的专享和特权，并非普遍适用于市民社会之外的每个阶级中每一个现实个体。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虚假共同体内，“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4]493，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和人格尊严都无法保障，更何谈“自由”“平等”“人权”！正是看清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伪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对价值和价值观问题的探究，而且在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伪善价值观和投身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实践中，明晰了无产阶级价值观的价值主体、价值立场和价值目标，并在推进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价值实践过程中生成了共产主义价值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价值观本质上也是无产阶级价值观——它立足于广大劳动人民的价值立场，以无产阶级为价值主体、以“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价值取向、以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以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为价值实践途径，旨在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通常从科学理论、社会制度和现实运动三个维度来理解共产主义的意蕴。通过对共产主义价值观形成历程的观察，同样可以借用三种维度来理解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的本真意蕴。一是社会形态的话语维度。共产主义价值观是人们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和发展图景的总体认识和基本看法，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形态的美好愿景和价值追求，描绘了以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社会公平公正且高度和谐为主要特征的未来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就是人人自我管理、社会高度和谐的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53。二是科学理论的话语维度。共产主义价值观不是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僵化的虚幻的价值预设，而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探索与实践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条件的科学价值理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人类必然获得全面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不同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价值观，共产主义价值观映射的是对一切不平等社会关系的否定，是对一切异化关系的扬弃，是对人的本质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三是现实运动的话语维度。“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4]539科学理论源于现实的运动，反过来又指导现实的运动。共产主义价值观生成于现实社会中现实的人为改变受奴役、受压迫状态和消除不公平不公正社会形态而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时，它又以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国家等一切导致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条件的方式，推进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和探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价值理想的社会实践运动，并在一个个现实运动中得以确证和发展。

总之，共产主义价值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批判资本主义伪善价值观、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现实运动，以及各国劳动人民在探索共产主义的实践场域中生成的，折射了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追求共产主义价值理想所进行的理论思考、艰辛探索，也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对人类的解放和未来理想社会发展形态的美好愿望与价值追求。

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的理论建构，体现为对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目标、话语主体、话语评价等内在结构要素的理论表述和精准表达的能力。

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而探索和不懈奋斗。他们通过对异化理论、拜物教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透析，洞穿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主客体价值关系的颠倒以及价值目标和价值手段的异化，揭露了以“自由、平等、人权”为主导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抽象性和虚伪性。同时，从社会生产和人的生活的实践需要出发，归结出人的类本质和“人类本性”的解放在于“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并且“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内，个人才能获得充分且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其一，人的解放是人的价值本质的回归。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人的自我异化，即人根据人类自身创造出宗教并为它披上神圣的光环，使其成为高高在上的“虚幻幸福”聊以慰藉人民受苦受难的现世心灵；另一种是人的劳动异化，即私有制下资本无限膨胀的欲望使资产阶级不择手段地疯狂剥削和压榨工人阶级，使本应体现人的创造性类本质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活动异化为人的异己力量的存在。生产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需要，而仅仅是为了资本增值的需要，生产得越多，工人就越贫穷，其劳动力越廉价，以致“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4]156。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这种异化，不但抽离了人的类本质和类属性，而且使社会严重分化为两个极端不平等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马克思认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4]46。所以，要扶正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这个使人外化和异化的颠倒世界，使人就是人的世界，必须同时打破束缚在人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枷锁，“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4]11，使人同时获得精神的解放与政治的解放。精神的解放就是解除和打破宗教神学对人的精神麻痹，“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使“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4]3，而是回归人的世界，从彼岸回到此岸、从天国降到人间，真正享有世俗社会的现实和现世的幸福。然而，虚假共同体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又使世俗社会的成员呈现出异己的存在，国家机关异化为资产阶级维护和保障自身私有财产合法性的手段和工具。就这样，市民社会的人变成“被政治国家夺去了自己的类本质、共同性和普遍性而沦为利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孤立的人，因而，索回人的类本质成了人的解放的任务”^[6]167。因此，“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4]4。而无论是对宗教虚幻世界的批判，还是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批判，最后都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以及人的解放这样一种价值的回归。

其二，自由人联合体是无产阶级奋斗的价值目标。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就是工人不断同自身相异化的过程。“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这些手段……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743-744针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以牺牲工人阶级的劳动、自由、人权为代价的单向度文明和严重分化的阶级对立矛盾，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来社会的发展形态和社会发展的价值本质进行了破解，提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未来社会的发展形态，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生产发展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消除一切对人产生束缚的各种关系，使每一个人都能自由自觉地享受不同劳动且充分全面发展的社会——任何人都可以根据社会需要、按照自己兴趣调整生产劳动和活动范围，而不至于被束缚和限制在某个固定领域或部门，只能从事某种机械和片面的劳动。显然，这个未来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683，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价值原则，以所有人能够共同劳动、共同发展、共同享受为价值目标的自由人联合体。

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学说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斗争服务的，是引领他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实践未来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行动指南。同时，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更是共产主义价值观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显然，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共同构成了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话语主体。

其一，共产党人是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的引领主体。共产党人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鲜明代表，而且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能够作为整个无产阶级的代表是由共产党人本身的无私性、革命性和先进性决定的。首先，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和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5]44，他们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党。其次，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中最坚定的中流砥柱。他们不仅确立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争得无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的近期目标，而且坚定了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目标。他们不仅目标明确，而且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的长远目标自我牺牲。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社会。最后，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力量。“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5]44。可见，他们不仅拥有自己的先进理论，而且擅于运用先进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走向，并且能够预见和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的未来方向。他们不仅能够为工人阶级争取最近的现实利益，还能够看到和代表工人阶级的未来长远利益。因此，共产党人自身的先进性、革命性和无私性，决定了共产党人能够担任无产阶级价值观话语的引领主体。

其二，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是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的创造和实践主体。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的确立和建构过程，不仅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资产阶级和各种反动阶级相斗争的过程，也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反抗一切剥削阶级残酷压迫的革命实践过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下，工人被贬为机器的附属品，不仅整个阶级沦落为纯粹的劳动工具，跌入被残酷压榨的深渊，而且“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所达到的非人性的顶点”，无产阶级身上“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已完全被剥夺，甚至连属于人的东西的外观也已被剥夺”^[4]262。这种非人性的遭遇将无产阶级无情地抛至社会的最底层，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持，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剥削和受压迫最严重的阶级。随着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无产阶级的力量也不断壮大，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对被深度奴役、剥削的屈辱生活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和反抗，加之现实斗争实践的需要共同催生了无产阶级对自身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必须自己解放自己”^[4]262。而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联合整个无产阶级进行最坚决的革命斗争，彻底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肯定了无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5]41。因此，无产阶级不仅被看作人类解放的“心脏”和“物质武器”，而且被视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承担者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创造者。可见，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过程就是实践共产主义价值观的过程，所以无产阶级不仅是创造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的主体担当，而且是践行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主体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力标准视作共产主义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是从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的，因为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是人类一代代的不断实践能力的结果，且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以前代人已取得的生产力为既定基础和前提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和物质手段，人类自身的价值追求才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动力。所以，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又被界定为共产主义价值评价的最高标准。

其一，生产力标准是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评价的根本标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标准是一切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提。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交往方式，也就会形成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形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4]533，“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602。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关系的建立，相应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形态也随之不断变革，最终推动共产主义社会从理想变成现实。其次，生产力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生产力发展的高度决定着人的发展的宽度和深度。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无论何时何地从事何种活动都必须以是否符合生产力标准为依据，只有符合生产力标准才能顺利开展实践活动并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反之则会阻碍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4]524-525无论是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新社会的确立，还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538因此，只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才能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使人从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能够自由自觉地劳动，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二，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评价的最高标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里，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现实根基，但不可否认整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都是人的活动实践和发展过程，世界上万事万物的价值及其等级次序无不是由作为主体的人按照自己需要的尺度选择和创造的，而人们的历史创造活动目的就是发展人类自身。所以，人才是历史发展的最终推动力量，人及其需要的满足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才是一切价值评价标准的最高尺度。首先，作为主体的存在，人本身的活动具有主体性和目的性。人作为价值的主体，既是价值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也是价值的享有者和评判者。价值作为一种主客体关系，人是价值关系中唯一具有能动意识的主体力量，人的现实需要的满足是客体是否具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的评判尺度。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4]163。人在需要的推动下能够自觉能动地从事各种生产实践和创造性活动，把外在于自身之物的客观存在确立为自己活动和改造的客体对象，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内在需要改变和创造客体对象，并根据自身不同的需要来调节和选择客体在多大程度以什么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从而使客体的属性能够变成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最终实现客体使用价值的变现和主体需要的满足的有机统一。人的这种活动的主体性和目的性使人能够成为“人的最高本质”，从而成为评判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的最高尺度。其次，作为能动的存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程度决定着价值实现的高度。“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不是一种自然的现成的关系，也不是主体需要与客体属性随机形成的关系，而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确立的一种创造性的关系。”^[8]客体能否实现价值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的需要，取决于主体实践能力和实践水平的高低。而主体的实践能力和实践水平的高低又取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主体的发展程度越高，主体人的实践能力就越强，则其创造价值的水平也就越高，实现的价值也就越大。反之亦然。可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程度决定了主体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以及在什么水平上创造价值，即决定着价值最终可能实现的高度，也就决定了其作为衡量价值的内在尺度和最高标准。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伪善价值观的现实批判，对无产阶级及其解放运动的教育引导，对社会主义建设与实践的探索，都是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生成的现实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在资产阶级掌控着政治领导权和国家暴力机器的资本主义社会，缺乏组织领导的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众多、受苦最深，但容易被资产阶级虚伪价值观诱导和荼毒，不是幻想“彼岸世界”就是被麻痹为“待宰羔羊”，而要唤起整个无产阶级的觉醒和斗争意识，必须充分利用书报、刊物等各种交往媒介，向工人队伍传播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共产主义价值观，教育并引导他们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拼搏奋斗的理想信念，以及通过自身力量争取整个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伟大胜利。

其一，用革命政治理论和阶级意识教育引导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众多，但力量涣散，缺乏组织和领导，没有斗争意识和战斗力。而教育则是引导工人阶级摆脱一切腐朽价值思想束缚的最主要方式，也是提高工人阶级政治斗争意识和传播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最有力手段。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两位伟人特别注重教育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引导作用，强调无产阶级和政党的任务是，“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5]66，以期通过教育提高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阶级性，从而引导他们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革命斗争，争取自身阶级的解放和真正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权益，而不是纯粹依靠捣毁机器和消极罢工等盲目自发的方式对抗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常常将教育和物质生产与实践结合起来，适时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觉悟和远大理想教育，为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他们认为，把教育贯穿到生产实践过程中，可以使工人“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4]689。这样可以使工人摆脱因分工造成的片面性，并且能够引导工人阶级树立远大理想和长远目标，争取更长远的利益。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深刻认识到教育对提高工人阶级思想觉悟的重要性，而且善于运用教育手段引导工人群体树立共产主义价值观，自觉追求共产主义价值理想。

其二，利用报纸、刊物等宣传载体传播共产主义价值观。在当时资产阶级统治和垄断一切传播媒体的黑暗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党人不得不靠自己想方设法地创办工人阶级自己的机关党报和刊物来传播共产主义的价值理论，以占领和夺取无产阶级的思想阵地。在马克思协助下创办的《莱茵报》，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就是顶着当权政府书报检查令的政治压力，成为宣传共产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喉舌。《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被迫迁到巴黎并就地创办了《德法年鉴》，正是在该刊物上他和恩格斯相继发表代表着两人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转向的一些重要论述，不仅有力抨击和触及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根基，而且阐释和传播了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与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迁往布鲁塞尔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德意志共产主义工人协会，同时创办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也自此开始了对工人运动的实际鼓动工作，使“共产主义者同盟”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正式组织。之后，马克思迁往科隆并创办了《新莱茵报》，该报成为当时欧洲民族革命运动中始终“高举遭到镇压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9]10。《新莱茵报》虽然创刊仅一周年就被迫停刊，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成为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的战斗堡垒，而且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的利益，起到了教育和鼓舞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为了广泛传播《资本论》所揭示的价值意义，恩格斯专门在德国工人报纸《民主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书评予以宣传。1890年9月，恩格斯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上，再次强调了党的报纸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擅长运用工人阶级的机关党报与刊物大力宣传和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理论和价值观，还灵活借用其他报刊驳斥资产阶级的伪善价值观。如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报》上，表达了“既反对当时涂上自由主义色彩、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也反对当时普鲁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浑水摸鱼的政策”^[10]455，还通过反击卡尔·福格特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人的虚伪面目。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时期都非常注重创建并充分运用机关党报和各类刊物，不仅有力地开展了共产主义革命实践，捍卫了工人阶级的思想阵地，而且卓有成效地向世界传播了共产主义价值观。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刻意着手构建自己的价值观学说，其共产主义价值观主要是在与形形色色的伪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等价值学说的斗争中生成发展的，也是在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完善的。所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错误思潮与资产阶级价值学说的理论和实践批判，以及毕生献身于其中的革命斗争实践是其价值观话语生成的最有力武器。

其一，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是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生成的主力武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阶级社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以“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体现，是资产阶级为了联合可以利用的无产阶级力量以共同对抗封建主义而鼓吹的一种所谓“超阶级的永恒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一旦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相矛盾，就会立刻暴露出其阶级本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根基，对资产阶级和伪社会主义价值观都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角进行了层层剥析和批判，以彻底暴露各种伪善价值观的相对性和虚假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任何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4]552，资产阶级同样参透并充分利用了这一精义。在最初同封建主义作斗争时，为了迷惑和利用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10]525，并打出了“人人享有”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旗号。当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地确立了其统治地位之后，资本家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的本性便暴露无遗，在反封建主义过程中所承诺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等价值观瞬间就变成了空洞的说辞和虚假的口号。自由变成了资本的自由，而不是劳动者人身和劳动权利的自由；平等变成了资本和劳动“交换”的平等，而不是权利和义务的平等。所谓“人人享有的自由、平等”不过是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力“自由、平等”地剥削和压榨。“博爱”变成了阶级对立的掩饰，而不是对所有人同等的宽大仁慈；“人权”变成了资产者的特权，而没有超出市民社会的成员。马克思、恩格斯颇具讽刺地一语道破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实质，那就是，一旦无产阶级要求兑现当初承诺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时，资产阶级便会撕下伪善的面具，“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5]509。显然，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不可能超越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成为超阶级的、永恒的“普世价值”观。综上，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阐述无产阶级价值观的具体内涵，但是依然可以透过其对资产阶级伪善价值观的批判话语，洞悉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精髓。

其二，阶级斗争是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生成的有力武器。“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4]550-551早期无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实践的失败，正是没有深刻认识到这一点，而一味地妥协和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拒绝一切革命行动的结果。相反，资产阶级却非常擅长利用国家暴力机器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资产阶级为工人考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资产阶级对工人只有一种教育手段，那就是皮鞭，就是残忍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威吓人的暴力”^[4]428。正如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言，共产党人当然是最不反对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然而他们很清楚，资产阶级不可能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会歇斯底里地使用一切暴力镇压工人革命。因此，在总结1848—1849年法兰西革命时，马克思特别阐释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强调只有通过阶级革命，才能消灭由阶级对立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的价值关系。可见，无论是要实现自身解放还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无产阶级都必须通过阶级革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权，将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真正实现和保障无产阶级的现实利益，生产和创造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

“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4]231-232共产主义行动即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实践，以及各国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不懈奋斗，都是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构成和体现。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内涵是在共产主义现实运动中生成和深化的，话语权威也是在共产主义现实运动中不断确立和提升的。不同时期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现实运动，为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的生成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实践场域。

其一，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是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生成的历史场域。作为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组成部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走过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历程。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忽视了现实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群众，以致关于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社会平等等美好愿景归于空想。19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第一次使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生成积蓄了主体力量，但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政党和科学价值观的指导而归于失败。空想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使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价值观的重要性。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和指导无产阶级解放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诞生，《共产党宣言》从价值目标、价值主体、价值立场、实践路径等维度，构筑了反映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价值观。19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掀起了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第一国际的成立，国际领导下的各国工人联合行动提升并扩大了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觉悟越来越高，开始意识到只有夺取政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实现整个阶级的利益。1871年，法国工人阶级打破了旧制度下的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建立了巴黎公社政权，第一次探索了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虽然巴黎公社政权被扼杀，但它实现了共产主义从理论到现实形态的转变，彰显了工人劳动阶级的首创精神和实践主体地位，为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的生成积累了历史经验，提供了实践的历史场域。

其二，苏联社会主义探索与建设是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生成的实践接续。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集中垄断的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依据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规律，结合俄国复杂的社会矛盾，作出“俄国可以突破帝国主义发展链条上的薄弱环节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判断，并于1917年10月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在各方面条件都比较落后的俄国开展了实践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政治上，建立了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先决条件和制度保障。经济上，通过废除土地私有制，剥夺剥夺者(无偿地剥夺大土地所有者等)权力，实施国家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国有化，将所有财产收归全民所有，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经济基础。社会建设上，呼吁劳动人民以主人翁精神主动投入国家管理和建设，教育群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构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新型社会关系。“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通过调动劳动人民积极性实现向社会主义顺利过渡的一种创举，见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共同劳动、共同生产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体现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11]13。苏维埃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虽然经历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再到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不断调整与转变，但通过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改进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等举措，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初步实现了建设新社会的目标任务，并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形成了列宁主义，生成了苏联社会主义价值观话语权。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生成的新时代场域。中国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所进行的现实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开始了，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今天我们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征程，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展的伟大斗争，都是共产主义运动在当今时代的赓续和深化。在中国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进程中，我们推进了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深化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相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价值观、共同富裕价值观、和谐社会价值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等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为国际社会贡献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等引领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价值观话语。作为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新时代见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在继续深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将把共产主义现实运动推向新阶段，铸牢共产主义价值信仰，彰显共产主义价值观话语权威。

共产主义能否实现是一百多年来一直困扰人们的疑问。从共产主义话语的三个维度来看：共产主义形成于人类的社会劳动实践，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共产主义是对过去一切剥削关系的摒弃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指向；共产主义实现了跨时空赓续，并将继续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轨道不断向前推进。当然，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更需要凝聚共产主义价值信仰的精神动力和树立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精神引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12]142，更不能因为价值观虚无主义和历史终结论等错误社会思潮的虚化与歪曲，而动摇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并强调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只有科学认识共产主义价值真理，不断强化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构筑共产主义话语体系，提升共产主义话语传播能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才能破除共产主义虚无论和妖魔论的迷障，使共产主义价值真理为人民所认同和拥有，并转化为指导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历史潮流奔腾向前，相信“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13]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