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对“地方文化”相关话题的探讨方兴未艾，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地方文化符号建设对抵御全球化资本积累与扩张导致的城市同质化产生的重要作用。先有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亨利·列斐伏尔、让·鲍德里亚、大卫·哈维、多琳·马西等人提出“从空间(space) 到地方(place) ”，后有人本主义学者雷尔夫、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表达出对来自全球化时代地方“本真性”消逝的深深忧虑。国内方面，以周尚意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者就“地方性知识”展开“地方”与城市风貌建设问题研究；以朱军为代表的空间哲学研究者，基于全球地方感缺失问题展开对“地方”是否真正终结进行追问。总体而言，国内外关于地方理论的相关研究，基本上尚未脱离在全球化地方审美趋同背景下如何重塑地方性的研究趋势，少有学者察觉城市地方文化构建过程中产生的“地方文化符号化现象”，即由于世界性与地方性的对立、资本的无序扩张及大众文化导致了非理性、肤浅符号化的地理景观和空间美学。时至今日，虽然地方“贬值”所表征的“无地方”与“非地方”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争鸣，但是地方文化符号化产生的负面影响尚未作为现代性困境的延伸问题得到普遍关注。因此，厘清地方文化符号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及改进措施，具有强烈的现实与纠偏意义。

“空间”与“地方”是人类归属感的源泉，也是空间哲学研究的研究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段义孚、雷尔夫等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家重新将“地方”引入人文地理学研究中^[1]：“地方”“地方性知识”“地方主义”一时间成为人文地理学、空间哲学范畴内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学者开始认识到，“地方”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是地方内涵中一个重要方面^[2]。现代交通、媒介、大众文化乃至城市的主题公园化，助长了“无地方性”美学的扩散^[3]，从而形成一种强烈的“地方感”和地方认同的需求感。于是，备受讨论的重回“地方”又诞生了新型理论热点——现代性引发的地方同质化、地方文化多元性缺失等问题，尤其是地方文化多元性缺失问题。诚如蒂姆·科瑞斯威尔所述：世界上丰富多彩的地方在无意义的建筑模式，单调的、无秩序的环境下被迅速抹去^[4]1。而那些似乎与当地环境脱节的空间，因为人们无法从中获知有关其所在特殊地域的任何事情，它所提供的地方依附感的意义也就变得非常淡薄，虽然身处不同的地理空间，体验、感受却愈加类似，似乎象征着地方文化差异性在都市化进程中逐步消失。就此，寻回“地方”、地方同质化形势严峻、地方归属感缺失等问题促使“地方”问题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时代课题。

在人文地理学范畴内，文化符号被赋予地方文化的内涵，这一表现颇为丰富，如提及北京时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四合院，形容浙江绍兴时总会提及绵绵阴雨下的乌篷船。当然地方文化符号构建不是无源之泉，符号是一种表示成分(能指)和一种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混合物。表示成分(能指)方面组成了表达方面，而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组成了内容方面。基于符号的范畴，地方文化符号化则是指为地方文化对象其内涵赋予符号形式，目的是使地方文化形式具象化，便于文化交流传播、传承发展。

地方文化构建的前在问题是全球化时代“地方本真性”的消逝，本质即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涵化^[5]464问题。若不探讨作为“镜子”的全球化的世界性，地方性则毫无意义。现代人为全球化带来的“无地方性”所缠绕，普遍沦为存在的“圈外人”。现代交通、媒体、大众文化及其制造的“流动性”，驱使地方壁垒逐步营造出“无地方性”，看似是文化交流畅通无阻，实则导致了人们身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直观经验却异常雷同的体验。在前在问题的映衬下，地方文化符号构建成为人类对于特有的地方情节也就是“亲切经验”^[6]137所作出的必要回应。

艺术符号具有意象性、不可言说性、情感性、非推理性^[7]21，两者之间看似无必然关联，为何要将地方文化构建与符号手段联系？一是基于符号的社会本性。物的操持构建了符码^[8]16，当下的符号不再是纯粹的抽象性语言记号，除了文化内涵外，符号所承载的还有耐人寻味的“知识即权利”意蕴。二是符号作为快速消费的文化载体，能将地方文化纳入媒介物，形成便于人们消费的文化符号，如此增加地方文化知名度、影响力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地方文化“扩展扩散”^[9]27。三是符号作为中性手段，既可以塑造同质化的都市风貌、“迪士尼化”^[10]9的场所，也能够基于地方文化来构建独特的象征符号系统，以抵御地方性的城市个性、历史文脉所受到的现代性、全球化冲击。以上三点决定了地方文化符号系统建设是巩固地方文化持存的必经之路。

地方文化符号化对于构建地方文化而言是完全可行且必要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地方文化符号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如出现地方文化记忆陷阱、地方文化审美单一、地方身份认同偏差等现象，这类现象说明了地方文化符号化实际存在现实隐患——地方文化符号化作为促进文化共享的有效手段，只是过度地利用符号归纳地方文化。

过去每当人们提及某个地方时所产生的文化记忆往往基于对生存世界的经验与意识，但是现代化技术与革命带来的超时空经验感知，致使人们不用真实地抵达某处，便可通过符号获取当地的文化记忆。这是因为文化符号具备特定的诱导作用，在英语当中同类单词的词根、词缀往往相同，这一现象即属于符号诱导的类推作用。将符号的这一特质纳入地方文化符号语境当中来看，一旦地方文化被某一文化符号固化，所属某地的其他地方文化也会被特定的符号“诱导”，形成一系列相关的文化符号图样，表面上看似地方文化符号得到系统性构建，实则是滥用文化符号，此类文化符号可称为“伪忆”^[11]，对地方文化的完整性以及地方社区的生活质量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夜郎文化作为贵州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从历史角度上看并不存在极大争议，但其蕴含的历史意义及其历史典故——“夜郎自大”，难以成为恰当的文化符号作为表示成分(能指)以表示贵州文化(所指)。然而，实际上正因夜郎文化在经济层面上为当地的旅游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多地随之效仿，纷纷张冠李戴利用起夜郎文化符号以营造地方旅游景点文化氛围。“与其说事件的重要性更直接地与它的广泛性相关，倒不如说与它的强度相关”^[12]55，反复强调同一地方文化符号，潜移默化间会达到一定强度的记忆点再加上集体认知，“落后贵州却夜郎自大”的刻板印象就此产生，恰如雷尔夫所言：“如果人们对一个地方的深深依恋演变为一种排外的态度，将这个地方置于隔离或宗族清洗的极端暴行之中，那么，家就更不能算是美好的地方了。”^[10]5

现代人时常会陷入一种迷茫状态，明明置身于不同的地方，感觉上却很雷同。如高速公路、铁路、机场横越并强加于地景之上，它们“从每个地方出发，却不通往任何地方”^[10]90，仅仅促成人群大量移动，搬家变得家常便饭，家园不再有归属感。地方文化构建的符号同质化，以大卫·哈维、詹姆逊、让·鲍德里亚、雷尔夫、柏林特等人的论述而言被称为“迪士尼化”。“迪士尼化”的场所是指特定空间内的构建素材与空间本身的地理人文环境并无关联，正如迪士尼乐园一般，无论设址是巴黎还是上海，迪士尼乐园中的文化符号都是基于文化符号的拼接、复制，呈现出“主题化”的符号景观美学，其中似乎表达出对地方性及其过往的依恋，甚至流露出一种感伤的现代主义情调，却是超真实的“仿真图像”，本质上架空了地方性，或者说体现了一种没有归属感、虚伪的地方性美学，如现代旅游名城疏离了家乡和归属地，成为赤裸透明的符号^[13]，它们是外地人或“他者”的创作，并不是本土文化真实的表现，其象征意义也是面向“他者”的。“迪士尼化”的地方文化符号系统既不是扎根于本土文化资源进行的文化再创造，也并非基于全球性文化与地方特征相结合的“全球化在地化”，统一却又虚无的现代化地方文化导致了地方文化审美趋同。

地方浮于形式的文化景观会导致人们在功能、意义和情感上产生对符号景观的认同障碍，如各地的地方文化古镇虽有着形式上的差异，商业本质却惊人地趋于统一，直接结果便是人们难以产生地方认同。地方的认同感源于人们长时间依附的生存空间与人本身相互构建的记忆空间，“地方”是包含有人的地方，人的存在需立足于有人的“地方”，“我们越是内在于一个地方，即归属并认同于它，越深入内在，地方认同感就会越强烈。我们想知道我们所处的位置，想知道我们是谁”^[14]3，人与空间的情感关系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地方所具有的独特意象、特征、文化影响着我们对地方、对个人的感知及认同，而这种认同感造就了充满精神栖息意味的人地关系，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栖居”(dwelling)。然而，在时代社会转型阶段，“地方”的内涵随之变化重构，为便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前往同一地方减少陌生体验，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界限被削弱，甚至丧失，表面上看似是营造异乡异客场所归属感的应有之义，但实际上场所归属感的匮乏大多是由于处于场所中的个体与其他共同体缺乏联系^[15]，外来者即使在同质化的空间体验，缺乏共同体感受，也难以构建起新的地方感。再者，在一个由符号和文本构成的“超真实”的世界里，越来越难以分清真实与虚拟，甚至可以认为现实世界是对虚拟世界的仿真，“在这样眼花缭乱和效率极高的地方……生活会似乎显得不真实，是过眼云烟或梦境，人必定会从中醒悟”^[16]。可以说无论是在此处或是别处，真实或虚幻，人们都难以对空间刻意营造出的“地方感”感到归属与认同。

文化符号用于凝结地方特点的过程引发起悖论，即地方文化被局限于符号之中，甚至落入地方文化符号同一化的符号陷阱。关于符号的两面性并非于地方理论语境下才被人们知晓的，如人类学家奥吉就曾精辟指出，“非地方”代指那些为各种文本、屏幕与符号等所充斥的地点。那地方文化符号化悖论又是如何一步步产生的？其中缘由离不开历史的不断深入、资本的无序扩张，最根本的是现代性语境下的“地方”限于地方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两难境地之中。

为应对世界历史的不断深入而造成的“地方”消失境遇，人们并未任凭“地方感”逐渐消失，而是针对构建地方美学形成了一系列为寻回“地方”的具体措施，归纳起来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再出场，重构文化主体间性；二是重构当代混杂空间中的“地方感”，依托于记忆的地理遗迹再造“地方感”；三是充分利用网络文化与新型虚拟地方关系，构建虚拟“地方空间”。从应对措施的角度来看以上几点并无争议，都是针对具体症结提出的改良措施，但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逻辑矛盾，问题在于“矫枉过正”。

首先，倡导构建文化主体间性的多元文化主义中内涵存在的逻辑矛盾。多元文化主义的核心观点在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然而过度地强调文化各为主体，却可能将文化阻隔。多元文化主体间性存在一个逻辑矛盾——既然文化可以实现“各美其美”，为何一定要“美美与共”？或者说，文化交流的目的本是不同底色的文化和谐交融生成新兴文化，但是文化主体间性在文化交流的初端便无形斩断了文化融合的可能性，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看，即否定了文化的“涵化”^[17]。在主体间性当中不同文化都已经被规定了其作为主体不会受到客体对象化作用的固有形态，在此便彻底否定了文化千姿百态、瞬息万变的根本性质。将文化主体间性的观念纳入重构地方文化也存在同等的陷阱，地方文化重建的关键在于“重”，意味着地方文化的再构建始终基于“全球化在地化”的大背景当中，因此地方文化不是僵死的物件，不是将封存于历史当中的“老物件”放上新舞台，更不是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所谓“主体”。

其次，在当代混杂空间中的依靠地理遗迹再造“地方感”。这类举措本质上而言属于地方文化缺失之后的顺势而为，“缺失—寻回”是合理的逻辑闭环，因此问题只能存在于回溯(régressif)的过程之中。将地方文化联结地理遗迹创造记忆点是运用地方文化符号的典型手段，关键点在于凝结、概括地理遗迹形成文化记忆并非易事。人们容易忽略“地方”与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区别，正如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一般，大型地方博物馆中陈列的展物，如果没有特别的历史事件作为文化基础，展品会显得单薄，只是这般单薄并不代表着文化内涵的缺席。如湖南省博物馆众多展台中最受人们关注的永远是马王堆汉墓帛画。由此得知，依靠地方遗迹再造“地方感”需要能够起到刺激文化记忆点的文化符号作为支撑，广泛地搜集地理遗迹简单拼凑难以营造“地方感”，甚至可能会引致一叶障目的负面效果。

最后，构建虚拟地方关系与“地方空间”。海德格尔认为只要一回到“地方”，“在那小屋里‘存在’的几个小时里，以前追问思索的整个世界就会以我离去时的原样向我涌来”^[18]83；段义孚将“人类对地方之爱”称作“恋地情节(topophilia)”^[19]136。想必海德格尔绝不会看着画报中的“小屋”便感到身临其境，可见“地方”有着独特的现实特质，这与“虚拟”本身相悖。虚拟地方关系与虚拟“地方空间”都只能作为构建地方文化的辅助性手段，将其用于营造氛围、烘托文化主体能够积极助力地方文化构建，反之则会喧宾夺主。乡愁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远离”^[20], 一般而言，往往渴望寻回“地方感”的人，生在田间地头、溪流潺潺，后来却被城市拥挤逐渐冲散乡愁。即便如此也不能代表自小便出生成长于都市，惯于拥挤人潮的人丝毫没有关于“地方”的怀念。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渴望的都是唾手可得、身临其境的“地方感”，而不是生发于各个孤立观念，塑造成“地方”乌托邦的地方文化“博物馆”。

倘若地方文化符号化的问题症结所在仅限于“矫枉过正”，那针对性地适度而为即可，然而“矫枉过正”只能称得上是形式上的问题所在并非内核。归根结底，“空间的矛盾并不是来自它的理性形式……这些矛盾来自于实践的、社会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内容”^[21]33。现代空间的生产作为资本的新型生产方式，由于资本的根本逐利性，在试图构建文化图样协助保卫“地方感”的同时会生成以供消费的文化符号，才是真正违背地方文化重塑初衷之处。

在地理学层面，对资本空间生产格局的全球性景观进行宏观的政治哲学批判^[22]，构成大卫·哈维反思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重要切入点。实际上，地方文化符号化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难以脱离资本逻辑的时代框架，属于资本逻辑下承载地方文化的消费产品，是空间再生产的直接产物。正因同质化城市建设的现代性问题——“无地方”“非地方”现象的前提之下，重回“地方”的必要性应运而生。要利用文化符号将地方文化概括本无异议，但无论如何，符号都只能是文化表达的途径，而不是文化本身。只是恰好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符号是十分合格的消费产品，也能作为资本的代言人。

我们可以这样推断，人们最初所使用的词，比语言已经形成后人们所使用的词，在他们的心灵中意义要广泛得多^[23]92，文化所指向的内涵远远广泛于符号的外延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文化符号所指与能指之间的根本矛盾，符号与内涵总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立于两难境地，也就是常言道的词不达意。在地方文化领域中上演的符号解义现象并不是首次出场，在其他文化领域涌现得更为频繁。21世纪以来，全球化将国族身份认同凸显为核心议题，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符号被不断复制再生产，进而再现于中国电影银幕之上，这既是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果，也传达出跨文化结构中的主体化诉求^[24]。例如，在文艺作品中常见的“孙悟空”形象，经由数之不尽的艺术创作与再创作，基于原本的形象又衍生出了各式各样的形象。批判老酒装新瓶的新兴艺术作品并不代表着抨击多元文化主义，而是应在审视作品过程中增加一个环节——分辨出符号与承载文化之间联系能否贴切。如果文化符号坠入符码逻辑运作^[8]11，就像某文艺作品中“孙悟空与凡人女子坠落情网”，看似作品主旨是对人妖之情何以可能的追问，实则剧情中的孙悟空换成其他任何一个男主角，是人是妖都不会影响作品向观众传达的感情与信息，这其中的“孙悟空”便只是一个空壳符号，只是资本博取消费者关注的噱头，与文化内涵无关。这个例子恰似当下的地方文化符号化过程中产生的陷阱，看似是人们期盼寻回“地方感”的盛典，遵循的是“地方”从悄然逝去转而走向回归的历史规律，实则是资本的狂想曲，正如詹姆逊所言：“在今天的商品消费时代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只有商品消费，而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25]23如果任其发展，地方文化被纯粹地符号化，则象征着人们真正地失去“地方”，地方空间沦为纯粹资本符号营造资本的空间，再到那时地方文化符号与只懂谈情说爱的孙悟空一般，只留存于形式不得人心，终究会被世人遗忘。

地方文化符号在资本入侵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受商品经济的影响，部分沦为符号产品。这一趋势直接导致的并非地方文化符号的全盘皆输，辩证来看，既然资本逻辑或言之全球化是难以抵御、逆转的趋势，那地方文化符号成为产品也只能称之“顺势而为”。顺势并不代表资本逻辑即普世的历史的终结，反之，要破除资本逻辑在此局势中才能成为真正的时代课题。

世界历史是以地方性抵御“无地方”的时代背景，资本逻辑是地方文化符号成为商品而非“地方”本身的前提条件，而地方文化与世界文化则是地方文化符号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因为将地方文化符号的塑造抽离于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体制与文化传统的差异，等价于架空构建纯粹现代性的“地方”，人们常言之北上广相似的冰冷的钢筋水泥便是这一困境的主要表现。自近代以来，世界各地为紧跟经济、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进程，无论是以国家为单位，还是以民族为单位，纷纷以“现代”二字为发展规划的主要目的，进而导致以“现代”二字为核心要素的世界文化逐步形成。如果说世界文化象征着全球性的文化产物，则会不断导致地方—国家—“地方”三者间的界限模糊。换言之，一个国家步入现代化的进程，“地方”则会伴随现代化的进程而呈现以现代为主要标识的符号，这也是近代以来取得工业化发展卓越成果从而导致都市形象趋同的主要原因。

在地方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两难境地这一图景中，国家文化的角色显得尤为特殊。“地方”象征着地方本真、传统的“栖居”一面，呈现出朴素与人性的表征，因而才会使人产生回归原始平静的氛围感受。从资本扩张而来的现代世界文化则象征着统一的审美理性、普遍性，正如高楼大厦的拔地而起是为了尽可能地以空间的压缩换取时间的压缩，而国家文化恰处于地方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为使民族根本的传统特征与各民族现代化水准不断提高两者得以平衡，国家文化不仅需由代表着本真的传统“地方”中抽象出特定符号，与其他文明形成差异对比进而塑造其本身，还需打开具备普遍性的窗口，平衡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可能。由此可见，地方文化符号化这一进路看似确为顺势的缘由是在全球性背景下国家与民族不得已而为之的合理路径，而背后另存悖论是由于“地方”只能被抽象为某些便于与世界文化对接的固定符号，在此过程中“地方”(能指)被此类普遍意义的符号(所指)所局限。

地方文化符号的构建遵循着过程辩证规律，文化自身的辩证发展，历经长时间必然会实现地方文化的本质回归，只不过彼时的地方文化会被刻上“过程”的烙印，成为承载着时代特色的地方文化。恰如劳伦斯·德雷尔在对环境决定论的严肃讽刺中说道，人类是其景观的表达，人类的文化产物总是铭刻着显而易见的地方特质：“在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时，不出两代人，你就会惊讶地发现，原有的民族特性又回来了。”

以“地方”及其社会过程时空动态的辩证思考为轴心，以空间正义为核心的差异地理学，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与文化理论开拓了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对当下“审美主义”作为主要表现的地方文化符号化倾向有纠偏作用。符号只是承载文化内涵的中介，地方文化符号系统完善的重点在于文化内涵本身。文化作为社会重要的上层建筑部分，虽然其发展轨迹可能暂时滞后或超前于当下的社会存在，但总体来看二者仍然是“唇齿相依”的关系。若当下的社会存在、关系是碎片的、凌乱的，与之相匹配的文化如同一般，也会呈现出多样形式但内涵同质；若当下的社会存在已存在于新时空语境，地方文化也会依存于全球尺度再度回归。文化伴随社会存在辩证发展的根本逻辑意味着从全球视域落脚于地方再回归空间周而复始的现象学循环，这一意向性体验过程不再单纯赋予特殊地方寻根式的怀旧。实际上，在此过程中地方文化符号的泛化、异化现象仅被作为寻求地方历程中无所适从的阶段。最终，地方文化的本质复归将会从根源追溯连接不同地方的社会关系，进而探寻地方文化如何被建构为合乎时空重构、“生态”的符号系统，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当然，被动地等待文化伴随社会存在、关系的变化辩证发展，不能完全发挥人的主体性。因此，人们在遵循当前时空美学趋势的同时，需把握厚植地方与开放包容的美学重构原则，逐步完善地方文化符号系统的构建之路。

“‘过去’本身在任何记忆中都不能被完全保留，留存下来的只是其中为‘社会在每一个时期中，借助这个时期的参照框架所能重构的’部分。”^[26]33虽然当下既成的地方文化符号呈现碎片、肤浅、僵化的趋势，但是并不代表地方文化符号系统重构的必然性、可能性已荡然无存。针对地方文化符号化负面影响的症结，地方文化符号化的重构进路应贯穿厚植地方个性，兼顾世界性，开放包容塑造文化符号的本土性、原真性与世界性原则，重塑基于本土性构成的地方历史文化符号系统，唤醒人文性的地方文化审美思考，最终链接地方文化与世界性的良性互动。

重构历史记忆符号的对象应源于当地文化资源。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城市空间的变迁中复杂地交织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各种因素，历史资源与全球化言说范式往往在重建过程中结合在一起。但在将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为消费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摘取自当地的文化应被作为构建地方文化符号系统的主要动力，因为“地理特色数百年来给人民提供了一种不可缺少的记忆之柱……景观中的地方永恒性，加上描述它们的历史叙事，提供了使文化身份永恒化的工具”^[27]351。此般举措在当下全球化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特殊的实践价值，尽管“全球化在地化”为地方文化增添了经济层面的发展机会，但是重构历史记忆符号的根本目的并非将历史记忆符号“包装”为炙手可热的商品，营造历史记忆空间的根本对象也并非仅限于外来文化对于“地方”的体验入口。无论是地方文化符号系统的基本素材还是对象，始终应围绕保持地方的原真性，以丰富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为首要原则。

重构地方历史记忆符号需营造地方历史记忆时空感。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E.帕克将大都市的吸引力归根于每一个城市个体总能在城市生活的繁复多样中找到某个地方来充分发展自我，并有一种自在之感^[28]53，这样的“自在之感”源于城市当中的地方历史记忆碎片。简单摘取地方历史记忆碎片加以利用，难以使之形成身临其境的时空感。记忆碎片作为文化符号而言是文化具象，在城市生活中它是具体存在的，但是纯粹地让文化标志“孤立无援”存在于某些充满现代元素的都市景观之中，只会适得其反。因为建设地方文化符号系统，需要营造具象化的文化符号与文化氛围良性互动的景象，地方文化氛围不仅要以本土性为基本前提，还要将文化符号的时空语境融入其中。例如，位于长沙海信广场中的“超级文和友”，其因重塑20世纪90年代长沙市井风貌而吸引无数游客前往“打卡”，就是规划者在商场中完整复刻了几十年前长沙大街小巷的真实场景。人们往往认为能唤醒“地方感”的是某几种单一的文化符号，如小学旁的街边小吃、中学时代最常乘坐的7路中巴车，实则不然，真正能够唤醒人们地方记忆的是属于某一历史背景下贯穿“小吃”“中巴”等历史记忆符号作为“部分”所归属的“整体”。

从地方文化构建的出发点来看，地方文化符号体系构建本身就是基于社会与人文纬度的。“千面一城”“边缘地带”^[29]14现象是很多国家在高速城市化过程中要面对的问题之一，然而正如麦高登所言：“香港人或许觉得重庆大厦是一个连地狱都不如的危险之地，一些来此住宿的游客说不定也这么想，但是对于许多工作生活在大厦里的人来说，‘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是他们的希望之光。”^[29]67也就是说，现代人选择的住所之所以可以无关“地方”只关生存，是因为都市尺度的失控，都市在基于商业本性的基础之上拔地而起，只要都市能为人们提供商业价值，人们愿意栖身于“鸽子笼”以生存。

既然都市无限度蔓延导致了居住空间缺失人性特征，空间失去人之属性，那么，有意提升空间的人文尺度，构建具备人文旨趣的地方文化系统是十分必要的。例如，巴尔的摩内港、波士顿的法纳尔大厅、曼哈顿的南街海港等都可以说是具有人文尺度的工程^[30]。安东尼·M.奥罗姆主张城市建设应立足于其独特的历史时代环境，他所研究的美国城市建筑形态变迁历史凸显了地方性知识对于地方原住民的特殊意义^[31]58-60。佛罗伦萨这座城市常年被人文地理学家们讨论，被众多城市争先模仿的主要原因正是其拥有独特、强烈、回归人文尺度审美旨趣的地方风格——“狭窄的石砌甬道，大块石材和灰泥粉饰的暗黄色房屋，百叶窗和铁花栏杆，深凹的入口，以及顶部深挑的佛罗伦萨式独有的房檐，城市中心区的这些地方特色具有几乎压倒一切的力量”^[32]71。

此外，保护地方历史文化遗产，也能够唤醒人文性地方文化符号审美思考。历史记忆空间化的目的往往是提升周边房地产价格和吸引消费，而不是延续城市的历史记忆与完善地方文化符号体系，因而人们时常会感到某些历史文化遗产经造景之后有生搬硬套的倾向，因旧城改造失去社会文化传承的案例也不占少数，如成都“东华门遗址”被简化为“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33]，看似地方政府提出了“重现辉煌历史并创造品质空间”的话语，但实质上依然是商业利润的追逐，看似高调地保护了一个小尺度的文化遗址，却毁坏着更大尺度的、依然有活力的传统文化历史街区。传承与创新历史文化遗产并非易事，传统历史文化内涵是复杂且丰富的，其特质相悖于符号简洁明了的根本特征，还需顾虑资本与城市规划的紧密勾连，无声蚕食地方历史文化遗产无价的文化价值。但无论如何，地方文化符号化是地方文化建构的必经之路，越过文化符号保护地方历史文化遗产无疑等同于“传承——创新”两端只把握住了“传承”一端，将文化遗产简易加工浓缩为冰冷的文化符号，等同于主动剥去文化遗产的内核，只为世人留下躯壳。只有在准确把握地方文化遗址文化核心内涵的前提下，将之凝练成既能映衬于地方文化范围之下融合自洽，又能为地方文化带来审美旨趣的文化符号，地方文化符号才能真正展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工作中的工具力量，完成“传承”与“创新”的统一。

根本而言，地方文化符号的构建机缘便是全球化视野对“地方”对话提出的新兴要求。作为符号而言，地方文化符号需双向兼备地方文化系统与世界文化系统当中的解码可能性。地方与全球同样具有动态性、无边界的特征，其内部也是在暗潮涌动中充满矛盾冲突而凸显出丰富多彩的，可以说“全球的地方感”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使全球和地方更广泛地结合在一起^[34]。多琳·马西的观点在当下地方文化符号化过程遭遇部分困境的背景下显得颇具意义，地方文化符号系统的构建与完善能否驱离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关键在于能否把握世界性与地方性两者之间的良性平衡。

全球化的实现并不是简单地追求全球性知识的一致性，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全面包容地方性知识的全球性知识框架。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就是一个不断与之对抗和斗争的过程。如果说地方感被消弭的世界缺乏家园感，那么拒绝全球化也无法回归自我封闭。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张力关系构成理解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关键维度。正如有学者所阐述的那样, “全球化需要全球性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只有充分包容地方性知识的体系才能成为全球性知识，没有地方性知识的充分张扬，也就没有全球性知识体系的真实存在”^[35]。

尽管全球化的现象已经超越了特定的地域，但其所代表的价值符号始终以本土的方式被感知或理解。在不同地域里，人们对自己文化身份认同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就是这种差异与多样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普遍而重要的意义。即便是那些极具国际化的城市社区，也无法否认那些未曾受到全球化冲击的乡村地区，它们都具有异域性和地方性。地方化的全球性和全球化的地方性，实际上是两个相互依存的过程，而非简单的二元对立。所谓全球化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与影响的趋势。因此，人类的生活并非完全全球化或完全本土化，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本土化，呈现出一种既具有地方性又具有世界性互动的全球地方性和一种“全球化的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

尽管现代都市是最能展现全球化文明的场域之一，但在各大中心城市中广泛分布的同乡会组织依旧强调着一种源自小地方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因此，如何将这种民族传统、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结构等要素融入现代化过程，就成了一个世界性课题。随着人口流动和移民的不断增加，跨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已经到来，但同时也在塑造着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与“远距离的民族主义”(long-distance nationalism)。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将世界各民族、各国以及每个人都置于同一个空间中进行交流、互动与融合。在研究东南亚民族主义问题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西方殖民运动有意将东南亚诸国领土与相邻地区隔离开来，导致其对宗主国文化的理解超越了地缘障碍，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共同体意识，甚至超越了他们对自己祖先和周边国家历史文化的认同^[36]6。因此，西方殖民者将原本属于他国内部的民族传统视为他国的一部分，以同化或扩张为目的去改造他国的民族性，从而造成了其对自身文化的忽视和排斥。在原殖民地形成的国家，西方文化的分布区域与周围环境形成明显的差异，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本土文化记忆”和强烈的地域特色，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国家都开始出现了所谓的“边缘社会”或“族群社会”。华人移民文化如唐人街和温州城，外来移民文化如广州的非洲城，都展现出了地方性和全球性的错综复杂，仿佛一个漂移的地方融入另一个更广阔的地方中。文明一体化的最终景象似乎更像是一场和而不同的“拼图”，而不是一场天下大同的“大熔炉”。出现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世界地图上的色彩拼合和国家数量并未减少，反而呈现增加的趋势，这是多元地方性和全球地方感顽强而鲜明的例证，彰显了“在差异性中保持特殊性”的重要性。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文化符号应兼顾地方性与世界性。随着全球文明的不断演进，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知也日益深入，全球一体化与本土化、普遍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相互交融，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使人们有机会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以及这些差别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影响。只有当人们意识到地方性的多样性，才能在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从而显著促进人类自由和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地方”概念不断地被强化、泛化，而这恰恰反映出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说，随着地域的不同，世界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而忽视、轻视，甚至抹杀那些处处可见的地域差异，这种做法既缺乏智慧，也不切实际。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个性。文明一体化的最终成果或许并非同质化，而是在保留更多地方差异性的混合性方面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果。这种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传统，把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置于全球视野下予以审视，并以此来重新思考和评价各种文明形式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在当代社会中，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自由观念、商品社会等现代性思潮的传播以及历史文化的交汇，地方性知识的影响力愈发显著，因为现代性不断调整变异以适应地方感，从而呈现出多元、在地的不同面貌和深层次的多样性。这种差异性既体现为对现代性认识上的差别，又反映出各民族或国家间现代性变迁的复杂性。印度所面对的现代性呈现出英国式的特征，而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则更多地呈现出法国式的特征，而在20世纪中后期，美国式的现代性对其影响更为广泛。西方的现代性通过各种途径对我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地方性知识作为“他者”的存在方式，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传统，它以其独特的符号体系对现代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于规划者而言，兼顾地方性与世界性，关系着象征“地方”的诗性与代表世界性的普适二者矛盾地和解，因此建设地方性知识必须与世界产生联系。象征着“地方”的文化往往是传统的、复古的，如果在规划过程中地方文化符号与当下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差异巨大，可能会造成地方建设风貌落后于时代背景的不良影响，给人们留下城乡建设良券不齐的刻板印象。因此，在设计地方文化符号的过程中要注重联系传统与现代元素的紧密结合，既不脱离地方文化内涵的主旨，也要兼顾现代化的形式。地方与世界作为一组范畴看似是本体与他者的对立关系.但文化的“他者”犹如一面镜子，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参照和冲击，人们通常觉察不到自己与他者之间存在的地方性差异，会误以为自己的文化就是唯一且自然的样式，很难摆脱我族中心主义的局限^[37]。即使是远在异乡的游子渴望故土因而呼唤“地方”，也不应将“地方”与世界这一“他者”彻底决断，即使“世界和大地的对立是一场斗争”，也需在沉重地立足于大地的同时积极拥抱属于世界的天空。

全球性的视野当中，地方文化符号既要能让人们回归到本真的生命空间，又要兼备与世界对话的可能，这便是寻回“地方”的意义所在。在此境遇下，资本逻辑得以乘虚而入，导致了地方文化符号化的一系列负面影响。然而，文化之所以能作为人类文明之瑰宝传世于历史长河之中，是因为其本性上善若水绝不随波逐流，文化总能在艰难境遇下辩证发展与现实切合。同样，“地方”将经历多番历练锻造为更为珍贵的文明宝藏。在把握文化辩证发展的科学规律同时，还需谨记包容并蓄文明对话的时代主题。一方面，使“地方”回归地方返璞归真，重建具备生命天性的地方文化美学; 另一方面，使“地方”能够与世界对话的普遍性美学相适应，不断地综合普遍性、形成普遍性、参与普遍性和贡献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