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的首届院士选举，是当时完成国家学术体制化建设的关键一步，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学界对这场选举从方方面面进行了研究，其内容涉及选举的来龙去脉、当选群体的结构分析、当选过程中体现的民主自主精神、特殊人物的当选、选举的不足等。但也还有不少内容有待进一步探究，如各学科院士选举的具体过程与内在逻辑等。首届当选的81名院士整体上代表着当时国家的最高学术水平，其中社会学当选院士为陶孟和、陈达，这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意外。因为与今日社会学界流行研究的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孙本文、陈序经等人相比，这二人多少显得有些冷清。在当今学界对民国时期社会学的流派分类中，似乎也看不到陶孟和、陈达二人的突出位置^①。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第一代社会学家中，孙本文、潘光旦的学术成果最多，孙本文更是对学科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结果孙本文连正式候选人资格都没有获得，潘光旦在正式选举的五轮投票中，也始终未得一票。为何出现如此状况？这里面有人为的因素还是有时代的客观标准或其他特殊原因？细细考究社会学院士的评选产生过程，不但有助于加深对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学术成就、学术倾向、学科地位的认识，也可从侧面体味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情怀。

① 如李培林、渠敬东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学有五大阵营：唯物史观社会学、乡村建设与社会调查运动、社会学的“中国学派”、中国社会学的“学院派”、社会史研究。参见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周晓虹认为民国时期赋予社会学以学术灵魂的当属三大派：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学派”、唯物史观社会学、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参见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J]. 社会学研究，2012(3)：1-22，242。

一、社会学院士的产生过程

抗战结束后，中研院代院长朱家骅震惊于“二战”中原子弹的威力与世界科学的日新月异，更加感受到学术发展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故极力谋求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缩小中外差距，以求中国的学术自立。在朱家骅看来，战后一年来，全国学术工作已逐渐恢复常态，学风渐趋浓厚，当下“我国学术界人才辈出，已非昔比。若干部门及个人在科学上的成就，且已颇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与赞誉”，因此健全中研院的组织机构，整合全国学术资源，亦为战后学术重建刻不容缓的工作。这一观念也得到当时诸多学术精英的认可，因此在1946年10月举行的中研院第二届第三次会议上，“特别重大的决议就是设置院士”^[1]。也就是在中研院评议会的基础上，成立汇集全国各学术领域权威人物的正式组织，完成中研院这一国家科学院的学术体制化建设。

中研院对选举院士这一首倡之举十分慎重。从1947年3月15日京沪评议员开会商讨院士选举法草案，到1948年3月27日81名院士的正式产生，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多方参与、内外兼听、反复斟酌、不断调整的复杂过程。

先是由中研院评议会于1947年4月选出第一次院士选举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筹委会”)，由18人组成，其中，人文组成员为胡适、傅斯年、王世杰、陶孟和、李济。同年5月初，筹委会依据相关规程，请全国各地学人、机构提名院士候选人。依据《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第五条，评选院士的资格有两条：“一、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者。二、对于所专习学术之机关，领导或主持在五年以上，成绩卓著。”^①在专业成就与领导成绩方面，二者居其一，即具备候选资格。

① 《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1947年3月13日修正公布)，见中央研究院1948年编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

为慎重起见，中研院内部先做了一番摸底工作。先是推举24名评议员负责草拟各学科院士候选人推荐名单，并召集相关学科评议员讨论并草拟名单，筹委会据此确定各学科的分配名额。人文社科方面由胡适、傅斯年、李济负责哲学、中国文学、历史、语言学、考古学及艺术史、民族学、人文地理等学科，陶孟和负责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及社会学。筹委会最后收到20多份名单，涉及20个学科，被推荐者共220人。其中，人文组提供了7份名单，共提名22人，“社会科学”学科(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名单3份，涉及社会学的有法学家王世杰的名单4人：孙本文、陈达、吴景超、陶孟和；社会学家陶孟和的名单6人：孙本文、陈达、潘光旦、费孝通、许烺光、吴景超；剩下那份提名者名单含14人：孙本文、陈达、吴景超、陶孟和、潘光旦、许烺光、林耀华、许德珩、李安宅、何联奎、言心哲、吴泽霖、费孝通、戴世光。值得注意的是，从排序来看，这三份名单都是将孙本文、陈达排在前面。1947年6月，筹委会在摸底名单基础上，缩小范围，确定各组各科名额分配，拟定候选人参考名单181人。其中，人文组51人(社会科学25人)，社会学拟分配额3人，拟提名5人，按名次排列依次为陈达、陶孟和、孙本文、吴景超、潘光旦^②。尽管这只相当于中研院评议会内部的一个民意测验，但名单既然是由掌握话语权的筹委会成员商讨的结果，那它在后来确定候选人名单中的导向作用自不待言。

② 胡适、罗宗洛等拟提院士候选人名单案[G].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615。

至8月20日，面向社会开放的院士提名结束，在筹委会审查通过的近60个提名机构中，设有社会学系的大学的提名情况是：清华大学(134)、中央大学(37)、中山大学(5)、复旦大学(5)、齐鲁大学(3)、辅仁大学(5)、燕京大学(3)、岭南大学(8)、金陵大学(27)^③。这几所大学正是当时大学中社会学的主要分布之地，因此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份名单较为全面。但9所学校中5所学校提名在5人以下，这就很难保证会提出社会学候选人。中研院11个研究所均参与了提名，院内社会研究所提29人：政治7人，法律5人，社会6人，经济11人。社会学6人依次为陶孟和、陈达、吴景超、潘光旦、费孝通、许烺光^④。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名单排除了中研院内部摸底提名中各名单都有的孙本文。这明显代表了社会所所长陶孟和对孙本文的新态度，因为社会研究所的提名人均为陶孟和^①。8月27、28日，筹委会开会进行学科调整，将民族学归入社会学，同时修正各组各学科院士人数，在“社会科学”中，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的院士数的“原拟人数”“拟修正人数”“再修正人数”均在3~4人浮动，而社会学在将民族学添入后，人数却最终由原来的3人降为2人。可见在筹委会心中，社会学在社会科学中还是一个较为弱势的学科。

③ 括号内数字指该学校提名的总人数，涉及各个学科。

④ 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机关提名院士候选人案[G].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614。

① 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提名表(二)[G].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605。

经筹委会反复讨论全国性提名名单后，最终拟定了一份510人的候选人初步名单。在这份名单中，社会科学共62人，其中社会学13人，他们是：吴景超(2)^②、吴泽霖、柯象峰、孙本文(4)、高达观、许烺光、陈达(2)、陈文仙、陈序经、陶孟和(3)、费孝通、潘光旦(2)、凌纯声^③。

② 括号内数字指被提名次数。

③ 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提名表(二)[G].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605。

这份社会学名单中人数不少，包括老中青三代，候选人来自清华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和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社会学实力较强的大学中，只有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缺席。以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份名单似乎还缺杨开道(时供职《新世纪》月刊社)、言心哲(复旦大学)、黄文山(中山大学)、吴文藻(时在日本，著述有限且集中于介绍西方学说)、李景汉(清华大学)、许仕廉(抗战前已赴美定居)等名家。不过，从中国社会学社前八届(至1947年)的领导成员来看，正理事中国有孙本文、陈达、吴景超、许仕廉、柯象峰，副理事有许仕廉、杨开道、吴景超、黄文山、柯象峰、陈达等人，即在中国社会学社的学术研究核心圈中，只有许仕廉、杨开道、黄文山未进上述名单，因此这13人名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全国社会学的总体实力。因为吴景超、孙本文、陈达、陶孟和、潘光旦5人均获2次以上提名，所以在这次提名中被中研院社会研究所排除的孙本文还是出现在候选人初步名单中。这5人与6月筹委会所拟提名人高度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5人相对较高的学术声望。

这份510人的名单显然人数太多，筹委会先是在第六次会议中对照提名表删除108人，其中社会学删除高达观、许烺光、陈文仙3人。这三人中，高达观、陈文仙学术声望有限，许烺光虽是学界青年菁英，但当时已前往美国求职。这样，社会学候选人名单共含10人。10月，评议会通过数日多次开会，“郑重审查，纯以学术之造诣为衡量”^④，最终确定了包括150名院士候选人的正式名单。其中人文组55人，包括社会科学24人，其中社会学5人：陈达、陶孟和、潘光旦、凌纯声、吴景超。即最终淘汰了吴泽霖(清华大学)、费孝通(清华大学)、柯象峰(金陵大学)、陈序经(南开大学)、孙本文(中央大学)。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比较稳定、在多个名单中都出现过的社会学5人中，还是淘汰了一度排名靠前的孙本文，增加了并入社会学的民族学代表凌纯声。

④ 中央研究院办理第一次院士选举情形节略[G].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085。

1948年3月25日至28日，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年会，正式投票选举第一届院士。先是评议会开始分组审查，人文组由胡适担任召集人，因评议员人数偏少，未采取即席投票方式，而是参考通信评议投票，通过讨论产生候选推荐名单。在11份通信投票中，人文组中社会学学科的得票情况为：陶孟和11票、陈达8票、潘光旦5票、吴景超2票，凌纯声0票。人文组最后提出33名院士候选人推荐名单，其中社会科学10人(法学2人、政治学3人、经济学3人、社会学2人)。社会学两位候选人为陈达、陶孟和，成为评议员即席投票的主要参考依据。

这次分组审查十分关键，11份通信投票分量较重，在这份名单中得票0~3者均未列入候选人推荐名单的考虑范围，潘光旦虽得5票，但也未过半数，更因有傅斯年的公开点名反对，在隔行评议员心中形象一落千丈。因为在即席投票环节，评议员隔行投票时基本都尊重内行评议员的意见^[2]。

3月27日，出席会议的25名评议员，以无记名的方式即席投票，正式选举院士。选举共经过五轮投票(一次普选，四次补选)。第一轮即席投票产生了67名(数理24名、生物21名、人文22名)院士，其中社会学当选者为陶孟和(24票)与陈达(21票)^⑤。另外三位候选人的得票情况是：吴景超3票、凌纯声2票、潘光旦0票。在随后的4轮补选中，除凌纯声第二轮得过一票外，吴景超、潘光旦皆为0票^①。这样，在1948年首届院士选举最终产生的81名院士中，社会学由陶孟和、陈达二位当选。

⑤ 据选举规程第14条，候选人得出席评议员五分之四投票同意者为当选。

① 整个选举的通信投票与即席投票的详细名单、得票情况详见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名单及选举票[G].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620；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G].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494(5)。

综上可见，在为时一年多的复杂选举过程中，社会学候选人基本在评议会的预期与掌控中，在不断地推举、审查过程中，院士人选目标逐渐明晰，最终由陶、陈两人顺利摘冠。

二、主持的成绩与走向：陶孟和的当选与孙本文的候选出局

无论是资历、声望还是学术贡献、领导成绩，陶孟和都具有当选院士的显著优势。在“首届院士候选人名单公告”中，陶孟和当选候选人的资格依据是“研究中国都市及乡村社会；主持社会调查研究机关”^②。即当选院士资格的两项条件他都具备，这在其他几位社会学正式候选人中是唯一的。

② 国立中央研究院公告[J]. 教育部公报.1947(11)：31.

陶孟和(1888—1960)是第一代社会学家中为数甚少的19世纪80年代生人。留英回国后任教北京大学14年，曾协助蔡元培改组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时期，更是与陈独秀、胡适等一起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员。1926年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1929年改为社会调查所)，领导并指导研究人员全面展开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并主持创办专业学术期刊《社会科学》杂志(1930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1933年)。社会调查所的工作“蜚声海外”，被誉为“开创我国社会经济研究的园地”^[3]。1934年，社会调查所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实则只是换上了“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招牌(原社会科学研究所仅存部分人员并入历史语言研究所)，陶孟和主持工作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得到进一步发展。抗战期间，社会科学研究所在“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我国国民收入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等方面的研究受到有关方面重视。当时总结国内社会学研究现状的孙本文就对陶孟和的主持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所从事的社会调查研究，种类极多，成绩卓著。”^[4]

陶孟和本人也积极从事社会调查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工作，撰写专著和系列论文，突出的学术贡献是在国内首创以记账法研究生活费。在“院士选举人著作目录”中，陶孟和提供的著述达13部^③。陶孟和对自己的研究工作也颇为自负，认为自己“为研究中国都市与乡村劳工生活之最好而最有贡献者”^④。

③ 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院士候选人著作目录[G]. 南京: 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622。

④ 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提名表(二)[G].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605。

除了自身的研究与主持工作成绩外，陶孟和也是中研院的元老级人物。自1935年中研院成立评议会以来，陶孟和一直是评议会的核心成员。从院士候选人的推举、甄选、确定到最后院士的正式选举，陶孟和是始终拥有社会学话语权的关键人物。在全国性的提名活动中，陶孟和被提名3次，除他自提外，另外两名提名人朱家骅、胡适也是院士选举的核心人物^⑤。这就不难理解，在院士选举的各个环节中，陶孟和为何始终是社会学学科内得票最高的候选人了。

⑤ 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提名表(二)[G].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605。

不过，与陈达纯以学术贡献当选相比，陶孟和的当选恐怕更在于其多年来主持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成绩与在社会学界元老级的声望。因为自20世纪20年代末《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出版以后，陶孟和本人侧重主持领导工作，既无专著，发表论文也较少，学术研究的影响有限。提名人胡适看重的也正是陶孟和的主持机构成绩，提名理由是：“合于第二项之规定，提倡社会科学研究，主持社会调查及研究前后二十余年，成绩卓著。”而对陶孟和的学术研究则不着一字^⑥。那么，就学术机构的主持成绩而言，陶孟和的工作是否真正推动了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⑥ 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提名表(二)[G].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605。

以社会学学科背景出身，注重社会调查，先后主持社会调查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本应该成为推动年轻的社会学学科全面发展的核心人物，然而事实上陶孟和的主持贡献与社会学学科主流却是渐行渐远。陶孟和始终侧重民生经济问题，其主持的研究机构“渐自社会学扩展到经济学方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显著侧重于经济学方面。举凡工业经济、农业经济、金融、贸易以及中国近代经济史等，都有专人或小组从事研究”^[5]。有学者干脆指出，1934年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改组“实际上是把它改组成为经济学科的单一性体制”^[6]。1947年7月社会研究所的提名名单就颇能说明问题，在这份29人的名单中，社会学学科6人中社会研究所仅所长陶孟和1人，而经济学科11人中却有3人(巫宝三、杨西孟、梁方仲)为社会研究所成员，且他们均为经济学背景出身。此外，吴半农、千家驹、严仁赓、严中平(皆是经济学背景)、樊弘(政治学背景)、罗尔纲(史学背景)等一批著名学者均一度是社会研究所的重要成员，很少看见从社会研究所培养出来的社会学家。而陶孟和本人也很少参加社会学圈的活动，如孙本文主导的中国社会学社，陶孟和虽有参与发起的名义，但他从未出现在学社领导机构的九届正副理事名单之中，仅仅在最初两届列名理事；在前后九届年会中，也只参加过第二届年会。

陶孟和及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学科转向早在抗战时期就引起中研院某些学术领导人物的注意。1943年，时任中研院代理总干事的傅斯年起草《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其中第6条为中研院拟设立的21个研究所，其中人文社会科学5所：哲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法律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显然是将社会科学研究所改名为经济研究所。在代表中研院答复立法院法制委员会的信中，傅斯年陈述设立经济研究所的理由是“现在本院之社会科学研究所即最注重此科”^[7]1101。名称的改易充分说明该所与社会学的实际疏离。尽管社会科学研究所在1945年更名为社会研究所，但其侧重经济研究的性质始终未变^①。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接管原中央研究院，1952年，社会研究所正式更名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77年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实际上，民国时期，若就输入、整理西方社会学理论，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国内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而言，贡献最大的首推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本文。

1928年孙本文首倡组织成立“东南社会学会”，1929年冬又将东南社会学会扩展为全国性的“中国社会学社”，这是1949年前中国社会学界“唯一的学社”。孙本文被推选为第一届正理事兼社长，此后担任了三届学社理事长。在1949年前中国社会学社召开的九次社会学年会中，他参加了七次，年会主题涉及社会调查、农村、人口、家庭、社会计划、战后社会建设、学科发展等多方面。他还长期主编学社机关刊物《社会学刊》，这是当时全国社会学界学术发表的核心阵地。1944年，中国社会学社与社会部合办《社会建设》月刊，亦由孙本文担任主编。此外，孙本文一直关注并撰写系列论文介绍欧美国家新的社会学理论学说，及时总结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现状，思考中国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于1947年出版总结国内社会学发展的集大成之作《当代中国社会学》。孙本文因此被当代学者誉为在社会学界“充当了‘首席评论人’的角色”^[8]。

孙本文在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材建设中亦贡献突出。早在1929—1930年，孙本文便邀集社会学各领域专家撰写了“社会学丛书”15种，后汇编为《社会学大纲》，其既为社会学群体风貌的首次展示，也解决了各大学社会学系教材建设的燃眉之急。1935年，孙本文出版专著《社会学原理》，该书自出版之后多年被广泛用作社会学系的标准教科书，前后版次达11次之多。1942年孙本文以教学与研究的特殊贡献，当选为首届教育部的30名“部聘教授”之一，为社会学科唯一当选者^{② [9]}。

② 入选“部聘教授”的条件有三，“一、在国立大学或独立学院任教授十年以上。二、教学确有成绩，声誉卓著者。三、对于所任学科有专门著作且具有特殊贡献者”。首届“部聘教授”社会学科候选人有二，孙本文胜出。

因此，无论在评议会筹委会确定的内部提名，还是全国性的候选人提名名单中，孙本文都是呼声最高的社会学5位候选人之一。但在最终确定的150人候选人名单中，其为何成为候选人中社会学唯一落选者？

是谁剥夺了孙本文正式候选人资格？在这次决定排除孙本文为正式候选人的审查会中，人文组召集人为胡适，出席人员为社会学家陶孟和、考古学家李济、政治学家周鲠生、史学家陈垣以及代表所长列席会议的经济学家巫宝三、史学家夏鼐。从这个阵容来看，提出淘汰孙本文的，只能是负责“社会科学”类提名的陶孟和，因为如前所述，在社会研究所参与全国性的候选提名活动的名单中，陶孟和就明确排除了孙本文。但令人疑惑的是，在最初中研院内部的摸底提名名单中，陶孟和的提名却是把孙本文放在首位。其前后反应为何如此截然不同？

若细加分析，可以说院士入选资格的两项条件孙本文都不占明显优势。因为若论主持学术机构成绩，已有陶孟和自己主持的社会研究所成绩俱在，孙本文虽然于“中国社会学社”贡献殊多，但那毕竟只是民间联谊性学术社团，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一体制内的正式学术机构不可同日而语。在全国性的提名中，确实有三份孙本文的提名表强调孙本文的主持成绩，但他们强调的是孙本文主持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工作的成绩，且这三位提名人吴百思、毛起鵕、朱约庵均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①，显然，这一主持理由并没有说服力，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乃至金陵大学的社会学系比，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很难算是出类拔萃，更没法与陶孟和主持的专门科研机构相提并论。

① 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提名表(二)[G].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605。

因此，总的来看，陶孟和虽以主持研究机构的成绩在社会学学科内当选，可谓名不副实。尽管在我们今天看来，民国时期社会学学科建设的推动与发展，实得力于以孙本文为代表的“综合学派”、吴文藻为代表的“燕京学派”等方面的不懈努力。但从以专业学术机构推动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正如费孝通所说，民国时期在社会学界内尚缺乏真正“在这门学科内起带头、协调、交流的作用”的“专业学术机构”^[10]。

150人候选名单的确定，主要是以学术造诣来衡量。孙本文追求学科本身的引进、传播与发展，很少做实证调查研究，研究社会行为取综合因素的观点，在注重实地调查、切实探讨中国城乡民众生活的陶孟和看来，孙本文学术专精的程度很难与其他候选人相提并论，因此陶孟和本人在全国性公开提名阶段，果断放弃了孙本文。也就是说，随着院士推选工作的深入与标准的明晰化，陶孟和对孙本文当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有意思的是，在正式候选人名单中取代孙本文的凌纯声，也未得到陶孟和的认可，陶孟和曾多次与他人论及“凌所做不是真正的学术工作”“凌不行”“凌非真正学问”^[7]1043，明明认为“凌不行”，还以凌纯声取代(至少是同意)呼声较高的孙本文，可能是学科平衡、意见协调考虑下的妥协，因为傅斯年极赏识凌纯声的学养，且为凌纯声的提名人。

三、求专精还是博通：陈达的当选及其他

1948年3月9日，正在美国治病的傅斯年致一封长函与评议会，针对即将到来的正式选举，在选举程序、选举原则、数科候选人名单等方面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意见或建议，最后还专就社会学的具体人选发表意见：“社会学一项，有潘光旦君。潘君自是聪明人，然其治谱牒学之结论，实不能成立。彼以科举之名，证明苏州人天资优越，然此说实不足以成立之，盖科举之业亦有风气，且可揣摩，主考与入选者每为一调，忽略此历史事实，仍潘君之说，故潘君之工夫似乎未可与陈达君同列也。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下，此学在中国既不发达，如求其次，则孙本文君似应列入。此君之书，甚有理解，其工夫非做二三小文之比，故敢提议将其列入候选名单。”^[7]1342

短短200余字，信息量却不少：一是明确指出，在社会学领域，论学术成绩，潘光旦不及陈达，陈达之下当推孙本文。二是报纸文字实即政论文章不能作为院士评选依据。三是社会学学科在当时还是“并不发达”的弱势学科，推选工作较为困难。四是只字不提另外三位候选人陶孟和、吴景超、凌纯声。

众所周知，傅斯年(1896—1950)在中研院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创办并一直主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成绩突出；他学术视野开阔，方法先进，代表作《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辩证》均获学界高度赞誉。他不但始终是中研院的当然评议员，还一度兼任中研院总干事，也是院士选举工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院士”名称的确立就是出自他的建议，选举规程也主要是在其拟定的草案的基础上讨论而成。本次院士选举，傅斯年也是以两项资格参选并最终以24票的高票当选。以傅斯年在中研院的声望、地位及其公认的人文社科的学术境界与眼光，他的建议自不可忽视。

如前述，傅斯年的来信对潘光旦、吴景超等人的投票产生了显著影响^①。尽管即便没有傅斯年的来信，也不可能改变选举结果，但这里可以借傅斯年的来信，从侧面检视那一代学术精英评判学术的标准与趋向。

① 见《各方对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当选院士候选人之批评意见(1947.1—1948.1)》，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646。档案记录显示，傅斯年还通过传真要求将这封信油印传阅，因涉及对刘文典、林可胜、潘光旦等人有微词，“或可不付油印，即‘……表之’”，具体请时任总干事萨本栋定夺。果然，在档案中，抄稿做了技术处理：“社会学一项……此学在中国既不发达，如求其次，则孙本文君似应列入。此君之书，甚有理解，其工夫非作二三小文之比，故敢提议将其列入候选名单。”虽未点名，但意思很明显。

先来看陈达(1892—1975)。从前述正式选举前的各个环节来看，陈达始终是各提名、推荐名单中的唯一必选人物。在提供给筹委会的著作目录中，陈达是“劳工、人口问题等。6部，23篇英文” ^②，英文论文的数量引人注目。陈达的提名人分别为陶孟和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陶孟和推荐评语是：“对于中国劳工、人口、华侨诸问题之研究，贡献甚巨，作育人才甚多。”这是陶孟和在五份提名表(包括他自己)中给出的最高评价，对吴景超、费孝通、许烺光的评语是“多所贡献”“贡献甚多”。梅贻琦对陈达的提名表内容殊多，尤为醒目。在满满的标准篇幅外，又补充了一页，详述陈达的学术与领导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的成绩。梅贻琦认为陈达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主持机构工作成绩上“均有卓著之成绩”，因此也以两项资格都具备的理由强烈推荐。对比明显的是，在社会学领域，梅贻琦还提名推荐了陈序经、潘光旦，但填表简略，对潘光旦的学术没有评价，对陈序经只是指出“对于研究文化要义颇有研究”^③。综观社会学科13人的21份提名表，对提名人成绩的肯定，无一人能达到对陈达的肯定的高度，陈达最终以学术专精当选可谓实至名归。

② 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院士候选人著作目录[G]. 南京: 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622。

③ 中央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提名表(二)[G].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605。

陈达作为正式候选人资格的依据是“调查并研究中国劳工、人口、移民”。这三个研究领域，核心是人口问题。他在人口问题上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了‘人口竞争’理论”^[11]50。

陈达始终强调“靠资料立论，用数字说话”，其著作均体现扎实、深入的沉稳特色。如在《中国劳工问题》中，各种统计表共计77个，英文著作《现代中国人口》共有详细表格65个，《人口问题》一书涉及中外古今相关问题表格共91个。又如，中国历史上人口资料零散而极不完整，研究非易，而陈达为摸清历史人口情形，花费大量功夫收集史料，苦心探索。他为了解历史上旱灾、水灾对人口的影响，“凡自有记载以来，至民国二十二年终，重要的旱灾与水灾大致都被采入”, 系首次自有记载以来对水旱灾害的“系统研究”^[12]240。

陈达的著述态度虚心、严谨，立论多建立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之上，如《人口问题》一书曾请陈长蘅、孙本文、许仕廉、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吴景超等共14位当时著名社会学者及相关专家审阅。其著述有理有据，有国际视野，也有主见，颇获时誉，如潘光旦就称赞“陈达先生这本《人口问题》无疑的是中文人口问题中最圆满的一本了”^[13]225。孙本文指出：“陈氏尤素以国内劳工问题权威著称。”^[4]355

陈达的亮点还在于其不同凡响的国际学术影响。当时他的学生和同事全慰天指出：“他在国内的名望远不及在国外高。”^[14]从前述可知，他的论文主要是用英文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上。他的《现代中国人口》一书先是“曾应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杂志之约，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内，用专题报告的形式发表。随即由芝加哥大学印成专书在美国与欧洲流通，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欧美学术界的重视”^[15]3。竞选院士期间，陈达的国际社会兼职包括国际人口学会会员(1947—1949兼副会长)、国际统计学会会员、太平洋学会会员兼东南亚部负责人等。梅贻琦的提名表也在其他资格说明中特别提到他在海外调查研究、考察、学术交流的种种经历。

朱家骅强调，院士选举“这是纯以学术的造诣为衡量的，务期全国学术界所公认之各该学科权威得以膺选”^[1]90。陈达的当选正体现了这一点。

而傅斯年在信中批评的潘光旦，在学术旨趣上与陈达截然不同：陈达学术贵“专”，研究集中在人口问题；而潘光旦(1899—1967)则尚“通”，研究领域广。潘光旦学养丰厚，兴趣广泛，研究涉及优生学、遗传学、家庭、教育、谱牒、中国社会思想等多方面，并将生物学、遗传学、社会学与中国传统思想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条博通的研究路径。他著述丰富，提供给评议会的著作目录共23种^①。

① 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院士候选人著作目录[G]. 南京: 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卷号1622。

潘光旦尤以提倡优生学知名，注重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遗传因素，“研究如何提高民族品质”^[16]44。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新人文思想”，强调“社会学必须要从人的自然本性即人性出发，而对人性的认识，则必须综合生物、遗传、生理、心理、病理等学问，同时依据哲学、历史、宗教、文艺的人文传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才能成为一种总体的学问”^[11]57-58。这是典型的博通理路。

傅斯年所批评的潘光旦关于苏州人才的研究，是潘光旦将优生学理论应用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几项著名成果之一^②。就事论事，傅斯年的批评并不到位。因为该文讨论的苏州人才不限于科举人才，而是包括科举、政治、朴学、文艺、绘画、戏剧6类，每一类依据、综合不同史料，归纳苏州人才所占地位，进而寻求归因。结论是苏州人才之兴的“原因之一是有选择的向心移植”，“原因之二是良好的血缘遗传”。即归因于地理移民与生物遗传两因素。傅斯年批评潘光旦忽视文化因素，实际上潘光旦说“不是因为它不重要，乃是因为它是一向受人注重的一个因素”，所以潘光旦略而不论^[17]。论文本身扎实厚重，是对梁启超、朱君毅等关于人才研究的推进，而对遗传因素的重视也正是对当时过于重视文化、经济因素潮流的一种纠偏。

② 另外两项为《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和《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

不过从当时国际学术的主导倾向来看，傅斯年的批评也并非无因。正如潘光旦的学生李树青所言，潘光旦求学时继承的是19世纪中叶的学术主流社会达尔文主义，到其回国后，学术趋势“开始向环境决定论方面摆动”。潘光旦的优生学虽然造诣精深，但“在社会学领域中，颇有如旷野的呼声，特别是经过德国政治狂徒纳粹党想用种族优秀论为重建第三帝国的基础以后”^[18]。在《当代中国社会学》中，孙本文纵论国内注重文化、心理、经济因素等七大流派，各派均有一批代表学者，注重生物因素者国内“唯潘光旦氏一人”，可谓形单影只。而且孙本文也是潘光旦优生论的明确反对者^[4]341-343。傅斯年、孙本文均不满意潘光旦的学术思想，颇能说明时代学术的趋向。

令傅斯年不满的，还有潘光旦的政治态度与行动，即所谓“治学不可以报纸文字定其高下”。这里的“报纸文字”既可能指潘光旦的文字多发表在公共报刊上而非专业学术期刊(其诸多论文集多由报刊文章汇成)，也可能指潘光旦的政论文字。潘光旦热心参与政党工作，1941年秋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任第一、二届中央常委。傅斯年等人对此深为不满^③。

③ 化学家曾昭轮也是民盟的重要人物，他当选院士既有专业成绩的突出，也与曾国藩后人这一显赫家世背景下的特殊人脉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也当选为院士，评选过程中虽有争议，但终因其明确在体制外、学术成就又得公认而当选。而潘光旦既在体制内反对国民政府，学术成就又有争议，故遭傅斯年的含蓄批评。

傅斯年既然不满意潘光旦，在信中便提议以孙本文取而代之，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150人正式候选人名单早已确定。前文已指出孙本文在学科传播、推广上的工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对孙本文学术成绩的肯定，认为“此君之书，甚有理解”。

在评选院士前，孙本文个人出版的著作有十六七种之多，其中最有名者为《社会学原理》(1935/1944)、《现代中国社会问题》(1942—1943)、《社会心理学》(1946)。特别是《社会学原理》，为当时最为流行的社会学通论。该书对欧美学术界相关研究的全面把握，结合中国历史与现实展开论述的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可以说至今“后无来者”。当时就被吴景超誉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部空前的著作”^[19]。在基础理论上，孙本文主张以社会行为为研究对象，并提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学研究体系^[20]。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上，他始终强调“今后中国社会学者应致力于中国化的社会学之建立”，要在建立中国理论社会学、中国应用社会学两方面努力，而中国理论社会学首先要整理社会学说、社会理想、社会运动、一般社会行为等“中国固有的社会史料”^[21]。这与一味借鉴西方理论、只关注现实现象的研究者相比，显出了境界的高低。这可能正是傅斯年所谓孙本文的书“甚有理解”处。

不过，孙本文的这几部著述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当时吴景超就批评《社会学原理》在概念运用上有“太广”与“太仄”的毛病等^[19]，史国衡批评《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在取材、论断等方面的问题^[22]。费孝通后来直言不讳地批评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基本上可说还是‘土包装的洋货’”^[10]247。后人指出，他的文章引证资料虽多，但未能深刻分析其短长，就显得烦琐杂陈，令人“理不出一个明确概念，得不出一个简要的印象”^[23]。他对文化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区别与关系，始终没有厘清。他的“社会心理学”只是“个人社会学”，“与倡导群体和互动研究的‘社会学的心理学’基本上还是南辕北辙”。他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正是费孝通后来所批评的“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已有的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8]。

孙本文著述的局限性，社会学元老陶孟和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在傅斯年这里，提名孙本文也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应该说从研究院追求精深研究的高标准来看，孙本文确非理想人选。

傅斯年的信没有提到另外三位候选人：陶孟和、吴景超与凌纯声。陶孟和的当选毋庸置疑(并不意味着傅斯年对陶孟和的成就没有看法)。吴景超(1901—1968)以提倡走工业化道路而知名，代表作为《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其学术工作还涉及一些社会学视角的历史研究。只是吴景超多年在政府部门工作，注重国家的经济政策，于学院派的专深研究不免有所疏远，而一些相关的历史研究如对两汉地方制度的认识，并不被身为史家的傅斯年认可^[7]956-957。加上年龄、资历均在上述数人之下，有前述数人，故他无讨论的必要。至于凌纯声(1902—1981)，尽管傅斯年对这位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极为赏识，对其提名表的内容填写也极其翔实，并称其《松花江下游之赫哲族》“体大思精，允称现代中国民族学之巨著”^①。但当时民族学地位尴尬，学科归宿尚成问题，且其学术研究又一向不为陶孟和所认可，竞选院士的可能性实在渺茫。

① 中共研究院人文组候选人提名表(二)[G].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93，案宗号1605。

四、本土追求与学术独立：学术专精的原则与标准

尽管上述只是从傅斯年的个人观点出发，对相关社会学家的贡献展开一些比较性分析，但傅斯年作为评选过程的核心人物，其品评人物的观点，多少也体现了评选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立场。扩而言之，具体到如何拟定与确定院士人选，也当有一番经讨论形成的基本共识。这里要讨论的是，就社会学而言，当选社会学候选人、院士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标准是什么？

单看入选院士资格的两个条件，其实都是较为模糊的定性语言，尤其第一条：“对于所专习之学术，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者。”社会科学的“特殊”发明或“贡献”伸缩性极强，若泛泛而论，则当时任何一位稍有成绩的社会学家都当得起这一评价，这就难怪在提名过程中，有的提名单提名人数甚多，给人以漫无边际之感。这就只能由评议会的相关关键人物反复讨论，逐渐形成更具体的基本原则加以裁断了。在人文社科组，话语权的主导者为胡适、傅斯年、陶孟和等资深评议员，到社会学组这里，作为评议会中唯一社会学家，陶孟和话语权的分量之重不言而喻。

我们现在已无法知道当时确定候选人的具体过程，但从陶孟和素来的主张与行动中可见倾向。社会学是一门面向现实社会、了解并分析现实社会问题以求社会改良或改造的应用学科，在缺乏社会调查传统的中国，陶孟和“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24]。在“五四”以来科学主义思想广泛流行的中国，调查自然是“主张用科学的精密的方法，研究我们自己的现实社会”^[25]。到20世纪40年代，其社会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更为明确，即“要研究中国社会，当然是研究我们目前的，现时的社会。此项研究，首先需要对于社会做系统的观察，就是应用社会调查的技术”。此外，“人类是有历史的，他的现状主要的是历史的产物。……所以要研究今日的中国社会，必须对于过去的中国社会予以探讨”^[26]。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注重现实社会调查，另一方面要追溯社会的历史渊源。现实研究要与历史探讨结合。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当初社会研究所提供的候选人推荐名单为陶孟和、陈达、吴景超、潘光旦、费孝通、许烺光。上述数人都有兼顾现实调查与历史研究的特点。如吴景超一方面长于现实工业调查研究并密切关注欧美国家社会相关最新统计数据，另一方面侧重汉代历史的研究；潘光旦的诸多研究也是从现实问题出发，以十分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用现代科学理论、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新人文生物学研究。费孝通的社区研究，以人类学结构—功能理论从事社会学调查而声闻一时。在最后确定正式候选人时，陶孟和虽然删去了费孝通，但应该并不是因为费“社会学调查”与自己的“社会调查”旨趣不一，而是因为名额有限，只好暂时不考虑年轻人^①。

① 在当选院士中，数学科目的许宝騄(38岁)、陈省身(37岁)、华罗庚(38岁)三人与费孝通(38岁)基本同龄，这与数理成就高低、国际影响相对容易判断有关，在人文社会科学，因为涉及范围广，评判高低标准相对复杂，人才积累亦多，故一般不考虑年轻人，当选者中年龄最小的为梁思永(45岁)。

从候选人到正式选举的胜出，那就是谁更“精深”、谁“最权威”，或者用傅斯年的话来说谁更有“工夫”了。显然，就个人学术的专精程度而言，陈达更胜一筹。不但在其更翔实的占据了现实与历史的材料，也在于其提出了鲜明的理论和主张，还在于其专精于人口问题。人口问题是研究各种社会问题的根基，也是当时社会学最为集中的热门话题，作为公认的人口问题的研究权威，陈达在社会学乃至人文社科领域的口碑与地位自不待言。

如前所述，陈达的胜出，不但胜在国内学者同行之间的专精比较，也胜在其学术的国际影响上，这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追求学术自立、学术救国的重要目标。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所之初就宣示了追求“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的雄心壮志。就在1947年9月，胡适发表了有名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希望国内高校在十年内树立起中国学术独立的基础。所谓学术独立，并不意味着“中国今后的学术可以脱离现代世界的学术而自己寻出一条孤立的途径”，而是既可以帮助社会、国家寻求解决种种问题的方案，又能与世界学人“共同担负人类学术进展的责任”^[27]805。

因此，从“五四”以来国内知识界主动追求学术救国、国际学术独立的情怀与努力来看，在社会学院士选举的过程中，以陶孟和为首的评议员最终认可的具体标准可以说是：是否用现代科学方法深入进行现实社会调查，同时结合中国历史进行本土化研究，并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这也是当时社会学界以科学方法调查中国、“知中国”以“服务中国”的时代精神要求的体现。具体来说，陈达毫无争议地胜出，正是因为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那一代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放眼世界、扎根本土的切实成绩，体现了那代学人与国际学术对话的追赶意识与比拼意识。虽然从理论上说，博亦可以精，但作为一个正在发展中或“不发达”(傅斯年语)的学科，潘光旦的优生学既有非国际学术主流的时代因素，也确有给人剑走偏锋的印象；而孙本文虽然在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上“甚有理解”，但其实际研究却给人套用西方社会学理论之感。而且光就扎根现实来说，多在书斋中讨生活的潘光旦、孙本文就难占竞选优势^②。

② 孙本文在当时就以不同一般的评价说：“陶(孟和)氏贡献在工人生活费研究，陈(达)氏在户口普查研究，李(景汉)氏在社会概况调查。这是我们社会学的光荣。”见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63。

正因为在评选过程中，学术精英们基于学术独立而形成了评判学术高低的具体准则，社会学院士的选举过程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选举的民主性与公正性。尽管从形式上看，评选的话语权主要掌握在社会学元老、资深评议员陶孟和手中，各个环节的候选人的推举与确定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个人学术旨趣倾向性乃至学术之外的考量因素；但从前期进入推荐候选人的名单来看，基本上可以说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学水平的总体面貌，最后确定的5位社会学候选人也的确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学、民族学研究的最高水准。陶孟和对孙本文候选资格前后不同的态度，也经得起客观原因的剖析。潘光旦虽得陶孟和、梅贻琦提名，但也因傅斯年的公开反对而在正式选举中始终无人支持。凌纯声虽极得傅斯年欣赏，但也无法改变最后选票零落的结果。这说明，在社会学院士选举过程中，也并未出现权势人物操控选举的局面。

首届中研院院士选举，社会学2名院士毫无争议地顺利当选，这对于当时年轻而弱势的社会学来说，甚为不易。

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历程中，社会科学都是清末民初自日本、欧美国家传来的新兴学科，比起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在国内的发展更晚，发展过程也较为坎坷。“五四”以来，“社会学那一门新进的科学，却在不同的偏见中被冷落地挤在荒芜的田园里，在文史的主流里因为社会学和社会主义的瓜葛而不愿加以接受……”。社会学“时常附属于其他的学系里”，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社会学应当属于文学院还是法学院依旧是各大学随意自行取决的”，“社会学在10多年前常被视着教会学校的特色。当然，直到现在著名的国立大学中如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还是没有社会学系的”^[28]。因此，在有社会学系的大学里，社会学的地位、声望、规模都远不及法学、经济学乃至政治学。在占主导地位的文史学权威人物眼里，社会学还是“不发达”的学科，所以在筹委会的第三、四次会议拟定各科当选院士人数中，社会学的名额始终只是2名，而其他三科的名额则是3或4名。在正式候选人名单中，社会科学中社会学人数也自然最少(政治学、法学均6人，经济学高达11人，而社会学5名中还包括1名民族学)，然而最终结果是陶孟和、陈达在首轮选举中就高票当选为院士，法学也只产生了2名院士，政治学是在通过第一轮补选后才产生了第三名院士，而规模最大、候选人最多的经济学最终却只产生了1名院士，这说明在民国时期，社会学虽然总体“不发达”，但取得的学术成就毫不逊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五、结语

通过上述对中研院首届社会学院士的产生过程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认识。

第一，首届院士选举中高票当选的社会学院士陶孟和、陈达，一位在主持学术机构上“成绩卓著”，另一位在专业学术上有特殊贡献，他们分别符合当选院士资格的两项要求之一，说明民国时期学院派社会学在主持与专精方面均获得了学界的充分认可，这在当时的社会科学界是难能可贵的成绩。

第二，从社会学院士评选的全过程来看，说明当时评价社会学成就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即：是否就种种现实社会问题展开扎实、科学的社会调查并结合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产生国际影响。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体现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努力，更好完成社会学改造现实社会的时代使命。社会学院士的产生过程，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追求学术救国、追求学术自立的风范展示。

第三，真正推动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专门学术机构缺失。陶孟和所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虽然在经济研究、调查、人才培养方面成绩突出，但并未推动社会学本身的建设与发展。而人口研究后来又因特殊的时代因素，走上人口学单独发展的道路。这也是今天社会学家逐渐淡忘了代表民国时期最高学术水平的二位社会学院士的重要原因。

第四，社会学院士的选举过程，也从侧面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评选过程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尽管陶孟和在形式上掌握着社会学评选的话语权，但评选高层的意见并不统一，且随着评选工作的深入，评选院士的原则越来越明晰，候选人被逐渐淘汰的过程也是一个较有说服力的公平过程，并未出现以权势人物的个人好恶、政见之异而干扰、控制评选结果的现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未当选院士的候选人乃至未得到提名的社会学家的学术贡献应有理性的认识。从表面上看，院士的选拔过程是一个逐渐严苛的淘汰过程，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可以说是在全国范围内评估社会学成绩、推举社会学人才的开始。首届院士选举因名额的限制、时代标准、评议人员的跨学科性，加上个人治学理念、情感等因素，评选过程对各社会学家成就的认识或不同态度提醒我们应进一步理性考察、分析那一代中西兼通的社会学家的努力，不能完全以是否获得提名、候选资格及选举得票多少来简单评判高低优劣。如若论其兼顾中西的深厚的人文社会思想，以今日后见之明来看，潘光旦学术成就也不能说在陶孟和、陈达之下，傅斯年以史家眼光对潘光旦的批评未必合理。最终未进入正式候选人名单的陈序经亦擅实证调查与历史探究，其文化学的学科探索实为当时国际学界的首倡。傅斯年、陶孟和两人对凌纯声成就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涉及如何进一步客观、理性地判断、评价学者的学术成就的问题。